鉤沉 | 劉鄧大軍的諜戰往事

劉鄧大軍，抗日戰爭時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又稱八路軍）第129師，劉伯承任師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之後，又擴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政治委員均為劉伯承和鄧小平，參謀長亦為李達。解放戰爭後期，與賀龍所部協同，解放了雲、貴、川、康、藏，建立了西南軍區。

劉鄧大軍的諜報工作，不但對保證作戰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為中央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情報。

抗日戰爭時期，劉鄧大軍所處環境和條件極為艱苦，情報工作所需技術器材，多是繳獲日、偽軍的。如太行軍區長達4000多公里的電話線電台（129師出征抗戰時只有3部，到1945年已有七八十部）、發電機和電池，都是戰利品。電燈泡，則是通過地下情報「關係」，從敵占區買來的。

情報處的參謀們把鹽泊裝在瓦罐內，製造出了土電池。他們還別出心裁，把舊電池裝在酸菜缸里，居然也可以繼續發電。

美軍駐延安的觀察組，於1944年冬派惠德賽上尉作為觀察員到129師參觀和了解情況。129師參謀長兼太行軍區司令員李達熱情接待，於1945年1月7日到9日，談了三次，詳細介紹部隊作戰的情況。

惠德賽說：「你們的情報搞得很好。我看到許多圖表，覺得都很好，這對於盟國海空軍作戰非常寶貴。你們的偵察工作太好了，敵人的秘密，對於你們都不是秘密。美國人如果知道你們是這樣，一定很驚訝！」接著，他問道：「這裡的情報搞得如此之好，請問是如何獲得的呢？」

李達回答說：「我們靠的是群眾路線。」

惠德賽疑惑不解地問：「群眾路線是怎麼回事？在其他國家搞情報、偵察工作，只能是極少數花高薪雇請的情報人員，還有一部分情報也是用金錢收買的，並且要有許多先進的諜報器材。你們在嚴密封鎖之下，從哪裡搞來這些諜報器材呢？」

李達說：「第一，是從敵占區搞來的。敵占區的偽組織、偽軍，以至公司、醫院和公路鐵路的工人、職員中，基本上都有我們的組織。甚至連許多偽軍中的高級軍官都有人和我們訂了一些協定。所以，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不管到哪裡，都可以找到廣泛的社會關係，只要日、偽軍一有行動，情報很快就會送到軍區司令部來。沿鐵路大小車站，也都有我們的人，因此，日軍運行的車輛，裝載的東西，次數，我們都知道。

「第二，是來自根據地廣大群眾的組織。全根據地到處都有情報通信組織，也就是情報網。日軍據點周圍,也都有我們的情報員。在山頭上，豎有標杆。日、偽軍一動，民兵就放倒標杆，這樣，從一個山頭傳到下一個山頭，很快就傳到我們司令部來。

「第三，是我們軍隊本身的情報偵察。除化裝偵察外，常用戰鬥手段取得情報。」

惠德賽聽了，驚訝不已，又說：「請問，你們是怎樣奪取文件的呢？」

李達說：「如打據點，或打敵人運輸隊，或截獲敵人的文件信件。比如，1942年5月，日軍二二三聯隊在掃蕩期間的全部命令計劃，都被我們截獲，對我們的反掃蕩作戰裨益不小。

「再有，就是專門偵察機關的偵察。偵察參謀的任務是整理研究廣大群眾供給我們的情報資料，判斷是非、真偽，從各方面詳細訂正，或翻譯成文，或製成圖表。」

惠德賽問「太行軍區的偵察部門共有幾個人做研究工作？」

李達：「四五個人」。

惠德賽聽了，又是驚訝不已！

惠德賽到太行軍區第2分區了解情況時，遭遇日軍大掃蕩，不幸犧牲。在此前後，延安美軍觀察組派出了駐129師的觀察小組，成員有戴丁中尉（後由霍克接替）、譯電員惠特上士（後由一名少校接替）。報務員是周恩來從延安棗園派來的。

李達在師部駐地涉縣赤岸村東南為美軍觀察小組找了一所寬敞的獨院：北面兩間；南屋較大，作為餐廳；西屋放置電台。警衛連把房子粉刷一新，搬來了辦公用具和生活用品，幫助架設天線；太行軍區情報聯絡處主任李棣華和黃宇田陪同觀察組，住北屋。

觀察小組使用的電台，是手搖發電的，由警衛連幫他們搖。

戴丁向李達介紹了在太行山設立觀察小組的原因：美軍的B29轟炸機從西南起飛，到日本領土上空偵察或轟炸，經過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上空，是安全的；如經過日佔區，危險性就很大。所以，美軍就要在八路軍的根據地設立觀察組，觀察氣候、地面情況，開闢新的航線。因此，希望129師提供氣象資料、飛機遇險時的迫降地點，協助營救失事的飛機和飛行員，提供有關日軍的情報。

於是，李達指示太行軍區情報處處長梁軍派參謀經常來到這所獨院，提供日偽軍動態、氣象資料和轟炸目標的情報，如日軍的軍火庫位置等。戴丁和霍克及時給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發電報。因為他們忙不過來，太行軍區司令部機要科科長林桂森就派了兩名報務員配合，其中有一名叫陳大義（解放後任總參通信部副參謀長）。觀察小組對他倆很信任，放心地教他們學習操縱機器，收發電報。他們很快就熟悉了這種新型的美製收發報機。

這種情報工作的合作，可以說是中美聯合抗日的範例。

129師領導將觀察組視同盟友，非常尊重，除了經常看望，解決他們所提要求之外，還請戴丁出席參議會，介紹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在赤岸村邊召開根據地群眾大會時，也請戴丁出席並作演講。每逢重大節日，部隊召開晚會、聯歡會，也請觀察組參加。

觀察組的伙食，李達交代按師首長的待遇——小灶，並從給首長做小灶的炊事員中抽出一名技術較好的，專門為觀察小組做飯。此外，還給他們派來一個勤務員，照顧起居。

逢年過節，師部都要款待這些盟國朋友。那時，129師設有生產部，部長張克威原是流落在美國的華工，依靠自學考上大學，專攻畜牧，並加入了美國共產黨。他領導的農場，從美國引進了乳牛、軟卜萊羊、美利奴羊、來亨雞等。張克威還託人搭乘便機，到西安買回黃油和做麵包用的高筋麵粉，自己做麵包、餅乾、奶粉等等。這樣，觀察小組就能經常吃上張克威親手製作的正宗西餐了。

張克威做好西餐之後，李達讓司令部各部門的頭頭們去看看西餐是什麼樣子，並說：這是叫你們看的，可不是叫你們吃的。

那時，太行山的生活非常艱苦，司令部人員，包括劉伯承、鄧小平，吃的是小米、窩窩頭、糠餅子。繳獲了日軍的大米、洋麵，就送給觀察小組。

觀察組沒想到山溝里的八路軍對他們這樣關照，非常感激。

太行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黃鎮，也在駐地王堡村熱情招待觀察小組，還由政治部的「先鋒」劇社為他們演出精彩節目。著名演員趙子岳，就是劇社的領導人兼演員。

30多年後，黃鎮出任駐美聯絡處主任時，戴丁等還專程到使館看望，對當年的熱情款待表示感謝。

美軍觀察小組在129師駐了不到一年，於1945年6月後撤走，其原因是美國轉而採取了「扶蔣」政策。儘管如此，由於觀察小組對129師的熱情關照和情報工作的配合，非常感動，臨走時，把電台和其他器材，連罐頭在內，都留給了129師。

林桂森說：「觀察組給我們留下8部美式收發報機。這種電台國民黨也是有的，和美軍觀察組留給我們的是同一類型。但蔣介石想不到我們也會有這種設備。以後，我們天天用這些電台偵聽國民黨的電報。」

對李達尊重和熱情款待美軍觀察組，當年有很多人是很不理解的，說：「對美國佬不需要這麼熱情！」但李達卻笑而不答。直到美軍留下的電台在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才不得不欽佩李達的深謀遠慮。

這種電台，無論是發射、接收距離，還是覆蓋的電波頻率，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通俗地說就是靈敏度很高。

美軍給劉鄧大軍留下電台，並未告知蔣介石。蔣和他的軍統頭目們，直至撤到台灣，也不知曉此事。所以，無論是國民黨中央還是各部隊，仍然沒有任何防範地拍發絕密電報。因為他們一直以為土八路的電台是老掉牙的，收不到他們的電波；有時，甚至把絕密電報用明碼拍發。

林桂森曾說：「我們利用國民黨的狂妄和麻痹大意，截聽了他們的大量絕密電報，並且也多次破譯了他們的密碼。國民黨部隊的番號、人數、主官姓名（一直到團營級）、駐紮地區、行動路線和時間，也就是說，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們的報務員可以聽出電台是哪支部隊的，發報手法是幾號報務員。只要國民黨軍隊一有重大行動，我們立刻報給劉、鄧、張（際春，二野副政委）、李首長。他們也經常讓機要室把重要電報以他們的名義發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涉及到兄弟部隊的，也及時發給他們。國民黨的核心機密都被我們掌握，還有不敗之理？」

情報處根據截獲的電報，和地下黨送過來的資料，將國民黨軍幾十個師的師級軍官材料搞得一清二楚，並鉛印成冊，根據敵情的變化，及時更改重印。劉、鄧和李達要求參謀人員必須背熟，經常親自檢查。

通過截聽國民黨的密電而取得勝利的著名戰役很多，僅舉例為證。

在平漢戰役中。1945年10月，上黨戰役勝利后，國共簽訂了「雙十協定」。然而，國民黨不但絲毫沒有執行「協定」的誠意，反而更加速了對解放區的進攻，以14個軍分3路沿平漢、同蒲、津浦3條鐵路向華北解放區進攻，企圖以現代化的美式裝備，控制鐵路，割裂中共各解放區的聯繫，逼迫中共的軍隊退入農村或山地，而便於各個殲滅之。

劉鄧大軍司令部根據各地情報網的情報和電台截獲的敵軍密電，搞清了北犯敵軍所有團以上部隊的番號、兵力、裝備、主官姓名、駐地、行軍路線和時間，以此為據，制定了先打平漢路之敵的作戰計劃。

在北犯敵軍的將領中，也有主張和平、反對內戰的愛國分子，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8軍軍長高樹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因此，劉伯承、鄧小平決定軍事、政治雙管齊下：一面集中優勢兵力，殲其一點，再及其餘，各個擊破；一面加緊對高樹勛將軍的爭取工作。對高樹勛部，則圍而不打，打而不痛，促其變化。

鄧小平直接領導地下黨做爭取高樹勛起義的工作，早在上黨戰役進行之中，曾派八路軍前方總部高級參議申伯純、晉冀魯豫中央局聯絡部副部長靖任秋等進行爭取工作。隨後，又派人到新鄉附近建立聯絡站，同高樹勛聯繫。經多次爭取，終於促使高樹勛定下脫離國民黨的決心。在劉鄧大軍發起總攻的10月28日9時，高樹勛的長官部派王定南向劉、鄧首長表示：高很願意談判，但由於幾項重大問題尚未解決，希望派代表同他面洽。

劉、鄧為表示誠意，決定提高會談的級別，派李達越過火線和高樹勛會晤。在兩軍交戰之際，派參謀長親越火線去談判，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但也正由於此，方說明我方的誠意。

鄧小平說：「李參謀長，你和高樹勛過去都是西北軍的，我看請你親自出馬去一趟，代表劉司令員和我去看望他。一方面鼓勵他堅定已下的決心，一方面看他還有什麼問題，好做最後的商榷。」

劉伯承當即寫了一封信，遞給李達，說:「這封信，當面交給高樹勛將軍。你對他說，我還要去拜訪他的。」

10月29日，李達同靖任秋一起，攜帶劉伯承的親筆信，化了裝，由一名負責往返聯絡的偵察員帶路。當他們三人步行到馬頭鎮，準備通過火線時，新8軍的哨兵突然朝他們開了槍，子彈從李達和靖任秋的身邊呼嘯而過。他倆立即躲進高粱稈後面，派偵察員先到鎮內聯繫。

不一會兒，在高部擔任團長的田樹青（曾為中共秘密黨員）在偵察員的陪同下，趕來接應，說:「誤會了，誤會了。不知道是李參謀長和靖副部長。因為原來聯繫是靖副部長一個人過火線。哨兵見是三個人，就開了槍。實在對不起！」

寧都起義時，高樹勛任馮玉祥舊部第26路軍27師師長，但因事在外，未參加起義。因此，李達和高見面后，就從26路軍談起：「當年，馮玉祥先生曾在五原誓師；董振堂、趙博生和季振同將軍發動寧都起義，在全國影響是很大的。當前，面臨內戰與和平、民主與獨裁這兩種前途的大搏鬥，在這個歷史關頭，如果您能高舉和平民主的義旗，將產生比五原誓師和寧都暴動更大的影響。」

靖任秋是中共秘密黨員，在孫殿英部當過副師長，和高樹勛有過交往，比較熟悉。他開誠布公地說：「蔣介石想打通平漢線，是把你們當作槍頭，叫你試探一下。成功了，得好處的是蔣介石。失敗了，被消滅的是你們雜牌部隊。八路軍和人民群眾在抗戰中用鮮血換來的解放區，豈能讓他人搶佔？前不久進行的上黨戰役，就是一個例證。」

李達坦率地說：「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包圍。對其他北犯之軍，已經發起攻擊。希望您早下決心，不失時機。有什麼具體問題，我可以向劉、鄧首長轉告。」高將軍說：「脫離蔣介石，同共產黨、八路軍再次合作，民主建國，這個決心，我是早已下定了的。但目前有一個實際困難，就是我們新8軍被夾在中間，一邊是40軍的李振清師，一邊是馬法五的40軍和30軍。如果我們有舉動，就會受到夾擊。」他還提出了起義后的部隊番號和部下的安置等實際問題，要求和劉、鄧面談一次。

李達表示：「如果能約定起義時間，我們可以同時加強對兩翼敵人的攻擊，讓他們自顧不暇，無力夾擊新8軍。劉、鄧首長一定會安排時間會晤高將軍的。」

高將軍當即決定，10月30日率新8軍及河北民軍等部約萬餘人起義，靖任秋留下同高將軍商談起義的具體事宜。

劉鄧大軍於10月28日九時向敵軍發起總攻擊。由於敵軍得不到高樹勛部的配合，越打越被動；劉鄧大軍則越戰越勇，至11月2日，全殲了拒不投降的國民黨第30和40兩個軍，俘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40軍軍長馬法五、第十一戰區參謀長宋肯堂等官兵1.7萬餘人。至此，平漢戰役大獲全勝。

11月2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給高樹勛將軍發來熱誠的賀電：

中共中央軍委任命高樹勛將軍為民主建國軍總司令，下轄3個軍。11月10日，高樹勛將軍在武安縣邑城鎮舉行大會，宣布成立「民主建國軍」。

平漢戰役的重大失敗，使蔣介石和軍統有所警覺：馬法五們的行動是否通過電台泄了密？蔣介石於1946年6月13日向部隊下達了一個命令，但他絕未料到，這個命令也被劉鄧大軍的電台截獲，電告了軍委：

然而，隨著戰局的發展，許多地區已被解放軍佔領，派人送作戰命令已不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的飛機可以用來專送作戰計劃，所以，在此後的作戰中，蔣介石和所屬各部隊，仍然是通過電台下達命令的。在淮海戰役前後，更是如此。

|編輯 王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