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行儉德」：開啟「聖人」模式

「精行儉德」茶德說是唐代茶文化的精華

v「精行儉德」是陸羽茶道的起點，它是對茶人精神的要求。那麼陸羽茶道的內涵是什麼呢？「精行儉德」到底是最早的茶德，還是茶道精神？

v「精行儉德」在陸羽茶道中佔有何種地位呢？它是在什麼樣的時代氛圍下提出來的？對於中華茶文化有何意義？

v唐代並不像很多人說的，是三教充分融合的時代，儒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並不顯著。陸羽的「精行儉德」提法開啟了通向「聖人之門」的通道，是陸羽「聖心」的流露，也是茶人向聖問道之旅的開始。為什麼後世卻鮮有跟步者？

茶：中唐的新時尚

盛唐很像文化的少年時代，有著開放進取、豪邁自信、汲取功名、放浪形骸的性格，展示出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與創造力，而安史之亂后開始的中唐則像是「后少年時代」。

大概只有五四運動與盛唐氣象在精神氣質、才賦稟性上最為契合相近，它們都像文化的「青春期」。即使是先秦諸子百家也只是像「老年智慧」，而兩宋則像「中年心態」，都沒有秉承魏晉風度「人的自覺」而來的盛唐氣象那樣令人可親可感。

可是少年的性格是不穩定的，特別是與傳統的「君子」人格還有相當的出入，如何讓風華正茂的「少年行」不至於像孫悟空問世之後上天入地沒有遮攔，於是上天給了他一副「緊箍咒」。這其實也是安史之亂后社會生活的寫照與新時代的應時之思。

唐代的飲茶風尚從寺院到宮廷，再到市井民間，陸羽的觀察是到了「滂時浸俗」（成為時尚與日常之需）的地步，而且在「兩都並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家家戶戶喝茶）。

有趣的是，在當時的現場，飲茶風氣的興起與普及（這要得益於禪宗的興起，京杭大運河的疏浚等），在世俗生活的層面上，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時尚道德，這個道德與茶性的認識有關，並影響到人性的建樹與詩文的性格。而且這個過程似乎終極整個中晚唐，實際上兩宋的茶風也由此開啟。

茶的興起，拉開了唐代「后少年時代」的序幕。

從茶性到人品：中唐社會生活的深層心態

隨著安史之亂造成的糧食緊缺而實施的禁酒令，使得茶成為新時尚的代用品。經過西漢以來八百多年飲茶文化的習染，茶的功用與飲茶的形態獲得了長足的進展。

唐代，茶的益思提神功能獲得了空前的文化品格，文人雅士們在茶事圈裡揮霍自己的才賦稟性，抒發安身立命的出處情懷，或尋找施展報負的機會。

中唐的詩文受到茶性的熏染，也是新的時代的沉澱、安史之亂后痛定思痛的氛圍使然，呈現出與盛唐不一樣的尚「清」尚「新」的特點。詩的形態、措辭與意境都是沖淡清和的，茶一樣的韻味與遞升體驗，這種審美方向實際上是宋詩的源頭。不同的是，唐詩尚味，宋詩論理。確實與飲茶帶來的社會生活有關。

文人的才情秉性蜂擁到茶的領域，構成了最重要的茶人群體。從茶性到詩性，到人品，茶，置換著中唐人社會生活的深層心態。

正是在這種養生文化與文人生態中，產生了對茶德的看重。禪宗認為茶有去睡、化食、入定「三德」；劉貞亮列出茶有「十德」：散鬱氣、驅睡氣、養生氣、除病氣、利禮仁、表敬意、嘗滋味、養身體、可雅志、可行道。都是從茶性、茶的功效以及它所能比附的助益君子之德修成的角度來說的。

陸羽則提出了茶人之德的倡議，這是另一種茶德。

要知道，陸羽所說的茶人，並不包括茶農、茶商，而是能兼修茶事之道的文化人。他的茶德表述，是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被誤認為是茶道精神代表的「精行儉德」。而事實可能是，「精行儉德」是茶德，而不是茶道精神。

「精行儉德」作為一種從道教養生觀、禪宗倫理生髮出來的茶德，被陸羽引入到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士」階層中，並確立了自己的「茶聖」的地位。

陸羽的《茶經》看重茶德，甚過茶道

陸羽的茶道，攤開在他的《茶經》里。入門是「精行儉德」的茶德要求。《茶經》問世不久，「茶道大行」。

陸羽在《茶經》里講述的茶道是煎茶道，是包括造茶、烤茶、碾茶、羅茶、賞茶、備器、用火、選水、烹茶、分茶、論道、覓境、茶禮在內的完整程式，像一個茶藝展示說明書。無疑，這個在時間裡展開的觀賞藝術，從中能看到煎茶的過程，琳琅滿目的茶器以及行茶的布景（如《茶經》挂圖在座位邊的陳設），體味到某種精神的洗禮。如看到鼎形風爐的圖紋與鑄字，我們會感受到「和平、和諧、和合、方正與厚重」。二十四器的形態是素凈雅緻的，三沸候湯是靜穆精謹的，茶事環境是幽靜怡樂的。但陸羽沒有隻言片語說破他的茶道思想或茶道精神。他只是說喝茶要與自己的生命為伴，做一個精行儉德、淡泊適志的人。

這一提法分開了陸羽的茶德與茶道。茶德是通向茶道的起點，是行茶之人的素養準備。而茶道在《茶經》里則主要指茶禮。茶道並沒有走向「形而上」的准宗教層面，沒有成為精神信仰的「茶教」。這和日本茶道是不一樣的軌跡。而這恰恰是「中華茶道」在奠基期就形成的獨特風格，即唐代茶文化重視的是茶德和茶禮，而不是近似「茶教」的茶道。

《毀茶論》風波：「精行儉德」的試金石

大約在永泰二年（766年）的時候，御史大夫李季卿在江南視察，途徑臨淮縣館時聽到有人推薦說常伯熊很善於烹茶，就請他來。常伯熊穿著黃披衫，戴著烏紗帽，擺開茶器，開始逐件演示，還隨時解說，對茶很在行，頭頭是道。旁邊圍觀的人都刮目相看。茶烹好后，李季卿品了兩杯才放下。

過了不久，李季卿到揚州，又聽說陸羽精通茶藝，就把他也請來煎茶。陸羽穿著平常的衣服，帶著茶器就來了。入座之後，開始表演。套式與說的內容跟常伯熊也差不多。李季卿就打心眼裡不喜歡，等他把茶煎完，隨隨便便給他三十文錢打發了他。

陸羽在江南交遊甚廣的名流，這時候就窩不住了，羞愧之餘，寫了《毀茶論》。

《封氏聞見記·飲茶》見證了「精行儉德」在《茶經》問世后「茶道大行」的現場所遇到的尷尬，有趣的事，在另外一個版本的「南泠評水」故事中，李季卿與陸羽講和了。那個故事中，卻只有「辨水」的茶道，沒有茶德。

這就是著名的「《毀茶論》風波」，從這裡我們看到了「精行儉德」茶德所遇到的社會反彈。常伯熊所代表的是王公貴族們所樂見的講究排場的茶道形式，而陸羽認為違背了自然之道、「精行儉德」的茶德要求。

陸羽反對流俗的飲茶方式與競奢的茶道形式，是從新時代倫理的角度，提出茶人應該具備「精行儉德」的素養。這對茶文化有何意義呢？

「精行儉德」茶德的提出：通向「聖人之門」

有人拿陸羽與孔子作比，說明「聖」的相似。

其實，真正的相似點是，孔子以春秋筆法圈點中華文脈，靠規範國人的言行舉止「禮」來達到「仁」的境界；陸羽則是以神農氏統系中華茶脈，靠在社會上推廣一種新的茶道（重心是「茶禮」）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達到儒家君子修成的境界。「精行儉德」是很重要的起點。不同的是，孔子身後進入到廟堂；陸羽止步於江湖。

有趣的是，兩人都是從倫理的角度開始「聖」的歷程，這其實是找到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命門。因為人其實更關注倫理，甚於關心「形而上」的宗教與信仰。或者說，文化更關注茶人應該具有什麼德行或品性，而不關心行茶要達到的那個道的體驗到底是什麼。因為茶道思想是見仁見智的，帶有宗教性的教義性的東西，而土壤中並沒有產生這種東西，連禪宗、道教都沒有這種道的東西，就更不要說茶道了；如果有，它就會變成茶的宗教或「茶教」。顯然中華文化的語境里沒有這個，不關心茶要將人帶到何種精神領域，而關心怎樣成為一個茶人。

從倫理的約束入手，恰是陸羽日後走向「聖人之門」的關鍵。

「精行儉德」茶德說來自文化傳統，也借鑒了禪宗倫理

同時，用飲茶這種新時尚來規約人的性格，這其實是帶有宗教性質的嘗試，既有傳統的影響，也與禪宗密切相關。

文化歷來有以物性來比附君子人格，自況修行的傳統，如水德、玉德、芳草美人等，但都沒有像茶德這樣，成為人為的新貴。以茶行道，具有可操作性，可觀摩性。換句話說，它實際上具有了一種類似宗教的儀式感。陸羽對這個儀式感定的基調是「茶性儉」，提出的茶德是「精行儉德」。

「精行儉德」說可能是從禪宗的經濟倫理（「節儉」與「勤勞」）來的。禪宗的興起與此有關，飲茶也與這個有關。後來這一倫理被延入《百丈清規》得以制度化下來。

「精行儉德」說可能是從禪宗來的。我們知道，佛教徒在印度一般是乞討為生，靠施捨過活，自己是不勞動的。這種情況在就行不通，南北朝的時候就有人跟梁武帝說佛教徒越來越多呀，這麼多人不耕作，有了飢荒怎麼辦呀？打這兒起，的佛教徒基本上是靠自食其力了。寺院經濟因為不交稅，又佔有地勢之宜，甚至到了「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眾人競利」的地步。禪宗是本土化的佛教，在它不斷俗世化、化的過程中，伴隨著一種新的經濟倫理，這就是「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普請法（也就是大家一起勞動的意思），示上下均力也。」也就是「節儉」與「勤勞」。禪宗的興起與此有關，飲茶也與這個有關。後來這一倫理被延入《百丈清規》得以制度化下來。

這兩個詞聽起來是不是很像「精行儉德」呢？所以說，「精行儉德」的茶德說是唐代茶文化的精華。

「精行儉德」是儒家倫理的回歸，陸羽開啟「聖人」模式

葛兆光先生在《思想史》中把唐代看成是思想平庸的時期，除了禪宗幾乎沒有提到其他的思想事件。但是如果從倫理學的角度，放到唐代中期的語境中去，隨著飲茶時尚興起的茶德說，也綻放出鮮活的生態。

「精行儉德」的茶德說是道教養生文化與禪宗經濟倫理都有的茶人品德，是不是陸羽的茶道思想就是道教或禪宗的呢？

不是的。陸羽的「精行儉德」是儒家倫理的回歸，並且由此開啟了「聖人」模式。

今天很多人說唐代是三教充分融合的時代，為的是把《茶經》簡約化為儒釋道三者的大雜燴。但這不是事實。真正三教融合是宋明之際的事。

中華文化雖然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但唐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卻是崇尚道教與佛教的，儒家的影響來得弱，僅限於實際政治和貴族的門第禮法方面。而且佛教也遠遠超過道教，其影響甚至是世界性的。

就唐代人的思想、性格而言，帶有很強的可塑性，因為這個時代太開放了，對人的三觀的衝擊力是很大的。特別是胡風盛行，外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衝擊著漢文化的根基。安史之亂是「少年時代」沒有羈絆的象徵，衝擊著整個唐代的信心。這是一次「禮」制缺失帶來的巨大災難。安史之亂后，文化的性格進入了活躍的自適性調整期。

「古文運動」所倡導的文以載道、「道統說」就是儒家逐漸回歸的前奏。

對陸羽而言，在他的幼年，就曾經因為私淑孔子之道而與師父扞格。《茶經》中處處流露出的積極入世，經時濟世的思想是其以茶設教的茶道本心所在。與出世的禪宗、避世的道教是不同的路徑。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精行儉德」是對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指向的儒家倫理的回歸。這一提法開啟了陸羽通向「聖人之門」的通道，是陸羽「聖心」的流露，也是茶人向聖問道之旅的開始。

在這裡見證茶歷史

茶經樓里說《茶經》

茶經樓博物館出品·二零一七

文 / 夏日濃蔭

導語

某種程度上，「精行儉德」就是唐代中期的「八榮八恥」，是在說茶德，不是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