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告訴我，憑什麼讓家屬宰制一個產婦的命運？

文 | 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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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西榆林：產婦喊疼想剖腹產遭家屬多次拒絕 跳樓自殺身亡 #

這是今天被曝光的一起悲劇。

這世界每天都有無數起悲劇在發生。而資訊的發達，早就讓我們對悲劇的承受閾值，在聽多了看慣了之後不斷調高。悲劇承受閾值調高的代價就是，我們對非極端或不與自身利害相關聯的悲劇失去了起碼的敏感，或者說神經已經麻痹。

但每起悲劇對當事人來說，都是清晰的、絕對的。比如虛假醫療廣告之於魏則西，比如電信詐騙之於徐玉玉，比如傳銷組織的線上「招聘騙局」之於李文星，又比如「剖腹產」要求屢被拒絕之於產婦馬某。

為產婦馬某感到悲哀：她攤上了幾個將女人當繁殖工具的家屬——他們並不關心她的痛感，只關心孩子有沒有順產下來。而跳樓則是一次搏命的抗議。

這抗議很決絕，一屍兩命。

所以這悲劇愈發讓人憤怒：憑什麼幾個家屬能宰制一個產婦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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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產婦的家屬是基於怎樣的心理，在產婦喊疼和提出要求后，在醫院方面建議后，仍抱著「堅持順產」不放。

但在育兒圈裡關於產子上也有所謂的「鄙視鏈」：順產+難產>普通順產>無痛分娩>被動剖腹產>主動剖腹產。怎麼產，是跟女性為家庭的自我犧牲程度掛鉤的。你因為怕痛就選擇剖腹產，你這是自私。

有些落後地區，順產才等於吉利，而剖腹產或影響孩子健康的傳言，則強化了這種封建思維下的偏見。

若果真如此，那魯迅說的「禮教吃人」，大抵是被這家人給復辟了。

喪妻喪子，其家人還挺可憐的。但可憐可悲可嘆掩蓋不了其可恨：他們必須為那條葬送的性命負責。

到了「順產則可能危及產婦性命，剖腹產則可保母子性命」的緊要關頭，把一種執念凌駕在一個分娩劇痛承受者的生命之上，最終將其逼死，算不算殺人害命？

家屬當仁不仁，醫院當斷不斷。微博上，醫院方面也進行了責任澄清。說得挺在理，依照規定的確需要家屬也簽字才能動手術，不然扯起皮來或發生「醫鬧」，醫院還真承受不起。可從人道主義來看，產婦都痛得那麼厲害了，還聽家屬明顯錯誤的說法，這固然能規避風險，可它就沒有道義責任？

而更該痛斥的，則是《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中「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徵得患者同意，並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係人同意並簽字」的規定（注意，是「並」而非「或」）。

這若是其他情形下，我還能理解，可在產子問題上，怎麼就不能醫學的聽醫生，權利層面的聽當事產婦？為什麼還得讓家屬定奪？就憑怕他們不付醫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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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此前在狗血家庭倫理劇中常出現的場景：產婦難產，醫生問其丈夫「保大人還是保孩子？」

這在當下已無太多異議：很多醫院在實際操作中，都是秉持「母親安全，嬰兒優先」的原則，除非母親遇到其本身的生命已經無法挽救的情況，否則都會以母親的生命安全為第一位，不會讓家屬來作出「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艱難抉擇。

那種決定交給家人的做法，遵循的根本邏輯只有一條：那就是「夫為妻綱」。在「夫為妻綱」的倫常下，夫妻之間呈現出單向的代理關係：妻子的什麼都可以交給丈夫代理，包括生命權。

丈夫可以選擇「保孩子」，將妻子只是視作傳宗接代的一個母胎；也可以「深明大義」選擇「保妻子」，妻子因此而獲得「新生」，這樣其生命也成了丈夫恩賜的。

這本質上還是那套附屬觀念作祟。現在的女權主義早就不弔這套了。

在西方，在這問題上還有更過激的說法：出現這種情況，「保孩子」的選項不存在。

12世紀的猶太教神夫、醫生兼哲學家蒙尼德斯就對此祭出「侵犯論」：「如果胎兒的繼續存在威脅到母親的生命，胎兒就成了侵犯者。對侵犯者的打擊不應視為謀殺，因此人工流產對胎兒生命的剝奪也不是謀殺」；

17世紀天主教神甫桑切斯搬出「自衛論」：「儘管胎兒是無辜的，但如果他的存在威脅到母親的生命，終止他的生存就是一種合法的自衛。醫生類似於被雇傭的保鏢，可以合法地幫助母親消滅侵略者」。

這可能不被很多人認同，但醫學上的有些常識該被銘記：

當代醫學公認的標準，胎兒只是先期的生命形式，它在完全脫離母體、獨立生存、能夠自己呼吸之前，不具有生命權。基於生命至上的原則，保母親必然該是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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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這些，是為了突出基於人本的、生命至上的基礎常識。

如今，若丈夫在類似問題上選擇「保孩子」，那依照《母嬰保健法》第18條規定的暗含意思（「孕婦的生命安全是首位的」），他理應受到制裁。可這問題是沒疑問了，在產婦產子方式問題上，憑什麼還要給家屬這麼重的「拍板權重」？

把產子手術的同意權部分交給家屬，有時候也是把產婦關鍵時刻的生死交給其家屬定奪。

這樣的法律設計，跟把「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的選擇交給丈夫一樣，都有違基本倫理：沒有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的生命輕易定奪。

產婦的話語權才是最重要的，而其親緣核心層的家屬有為其決定埋單的義務。

所以，回到那個問題上：

沒有一條生命可以對另一條生命輕易摁下「kill」鍵，如果摁下了，就必須對其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