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7國語言的潘吉星和他的《中國火藥史》

潘吉星著《火藥史》全面、系統梳理了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的發明發展史，併兼及火器、火箭的歷史，確鑿地論證了火藥發明於，國際上的火藥發明權紛爭由此獲得「徹底解決」。該書是國家十二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是繼潘吉星《造紙史》、張秀民《印刷史》之後又一部關於四大發明的權威專著。

近日，《中華讀書報》約請科技史、文獻學方面的專家對《火藥史》的貢獻予以評析，並刊發潘先生的自述和出版方關於編輯過程的說明，供讀者了解該書研究、寫作、出版的情況。

《火藥史》（插圖珍藏版），潘吉星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中西書局2016年5月第一版，680.00元

潘吉星：32年磨一劍，86萬言澄清火藥史

■潘吉星先生

火藥是四大發明之一，是人對世界文明進步的偉大貢獻。

1960 年，我是理工科大學的一個講師，當時我在講有機合成。後來調到科學史研究所，分配做化學史研究，這正好跟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大學學化學工程這個專業對口。當時在考慮主攻方向的時候，我選擇的是造紙和火藥，因為這兩項發明是在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發明，又正好與化學有關。

當時首先是造紙技術史研究上馬，從1960 開始，經過20 年的研究，到1979 年的時候，這個專題結束了，我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做《造紙技術史稿》。書出版以後，在國際上受到重視，第二年譯成日文，後來又譯成韓文、英文、義大利文出版。

之後，我受英美兩國老一輩學者的鼓動，在1980—1981 年正式開始研究火藥。當時英國李約瑟博士正在寫他的大書《科學技術史·火藥卷》，他在研究火箭起源的時候，遇到了困難。他發現古書里術語混亂，文辭不清。他曾經講他上過當，犯過錯。以後，他就特別注意火箭問題，這也是他研究火藥史的一個薄弱環節。我當時和他已經認識十多年了，經常討論學術問題，我們的友誼達到了無話不說的地步。他對我說：「我希望你在這方面下點兒功夫，提出看法。」

這時，美國老一輩火箭學家杜朗博士正在為第十五版《不列顛百科全書》執筆「火箭」條。《不列顛百科全書》，咱們過去翻譯成《大英百科全書》，是世界上有權威性的百科全書，裡面有些觀點被一般人認為是定論而加以引用。他發現從第十一版（1911）到十四版（1929），每版都特彆強調火箭和火藥是歐洲人發明的。西方學者還經常改口，一會兒說是拜占庭的發明，所謂「希臘火」就是火箭；一會兒說德國的施瓦爾茲是火藥的發明者，實際上，施瓦爾茲是一個虛構人物，歷史上根本沒有這麼個人；一會兒又說火藥是英國的羅傑爾·培根發明的。後來證明，有人在羅傑爾·培根的著作里動了手腳，拼湊出了火藥方。當時杜朗對比較友好，他不同意這些觀點，他認定火藥是人的發明。但是的早期史料在有些地方寫得不夠清晰，他希望由人出面來澄清這個問題。

當時，我和他（杜朗博士）也有了學術上的聯繫。這兩位老先生（李約瑟和杜朗）都比我大二十多歲。還有一位美國學者席文也是我的朋友，與我同歲。幾個人商量，邀請我到英、美兩個國家做一年的訪問研究，專攻火藥、火箭史。我在得知這個研究項目后，非常激動！人的發明權為什麼要讓外國人搶走？！所以，我就下了決心：一定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誓不罷休！

經過 4 年的研究，成果出來了。我用英文和中文聯合發表文章，由李約瑟老先生推薦，在荷蘭的一個漢學刊物《通報》上發表。此後，又把研究面擴大，對火箭的起源、發展和外傳做了研究，在 1987年出版了一部書，叫《火箭技術史稿》。很榮幸，由當時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為我這部書題寫了書名。

後來，我又在火箭以外，繼續擴大研究面，擴大到所有的火器。經過幾年的努力，在2011 到2012 年間寫成了《火藥史》，就是現在這本書的初稿。從開始研究到成書，一共有32 年的時間，查閱了中外文獻468 種，包括10 個語種。

我從小就對語言特別感興趣，學過多種語言——英、德、法、俄、日，這些語言的文獻都能看，拉丁文、義大利文也行。學習義大利文還有一段故事：我在上世紀50 年代追求一個女孩子。她是女高音，經常用義大利語唱歌。我就學了義大利語，幫她矯正發音。當時沒有義大利語語法，我就買了一本用英文寫的義大利語文法、一本英文和義大利文對照的雙語字典。《火藥史》這部書里，有從不同語種文字翻譯過來的引文，那不是靠別人，都是我自己乾的。翻譯錯了，我自己負責。我覺得科技史這門學問是國際性的學問，你不懂外語，玩不了這個，只懂中文不行。外國人到底怎麼說的，我們都不知道，這就要吃虧！

這部書在徐忠良先生和上海遠東出版社、中西書局的共同努力下，於2016 年5 月正式出版，上下兩冊，總計86 萬字，插圖224 幅。其中有些插圖是國內見不到的，有些是國家圖書館的一級文物。所以這個書叫做「插圖珍藏版」，名實相符。

比如，14 世紀「希臘火」很重要。「希臘火」被歐洲人說得神乎其神，到底什麼樣？其實很簡單，是個石油噴火器，當時一個懂希臘文的人把這個火器繪成圖了。這個圖我弄到了，「希臘火」的神秘面紗徹底揭開。一幅圖就把過去的謊言駁倒了。所以，圖的作用非常大。

我這本書錯誤在所難免，歡迎批評指正。有疑問，我願意作答。

從《火藥史》看古籍保護的使命

■張志清（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了解《火藥史》的研究、寫作、出版過程，深感《火藥史》的誕生有三個不易：一是積32 年潛心研究而成，這幾乎就是一般人從工作到退休的大部分時間；二是徹底解決了火藥發明權問題，駁倒了西方對火藥發明權的竊據；三是研究、翻譯中外 10 個語種的文獻 468 種。《火藥史》的體量達到86 萬字、插圖224 幅，都是精心爬梳文獻的結果。談到研究所利用的文獻，潘先生說：「有些是國內找不到的稀見本，有些是國家圖書館的一級文物。」從這個意義上看，《火藥史》也是一部文獻巨著。

潘先生和我談到國家圖書館時，特彆強調：「國圖是我的恩人。我是國圖的學生。沒有國圖，就沒有我的著作。」聽了這話，很為國圖能發揮作用感到欣慰；但同時也令我警醒，《火藥史》的研究質量，是基於圖書館古籍之上的。如果圖書館不能很好地保護古籍或是提供古籍不到位，那要扼殺多少部類似《火藥史》這樣的巨著，圖書館、古籍保護之責也大矣！

據潘先生回憶，李約瑟撰寫《科學技術史·火藥史卷》，曾被古籍中記載的錯亂所迷惑。撰寫《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十五版「火箭」詞條的美國火箭學家布朗也是如此，雖然認識到是人發明了火藥，但因缺乏清晰明澈的典籍記載和研究依據而舉筆維艱。他們希望人出面來澄清這個問題。「正名」是科學研究史料的基礎。古籍中火藥名稱記載錯亂導致世界科技史家對事物本質的錯誤認識，不全面掌握相關古籍中的文獻資料是不可能了解清楚的。潘吉星先生查閱的古籍資料多達數百種，提出從組分、性能和用途三個層面將縱火物和火藥分開，修正帕廷頓的等級評定（分為緩燃、速燃、爆燃、爆炸、爆震五等），又將古籍記載中的火矢、火箭、砲、礮、火炮等名字做了全面分析和分類，避免了名稱錯亂對研究的影響。這項工作在近千頁的《火藥史》中只佔少少的幾頁，但查閱和研究的功夫則是巨大的。

對西方人吹得神乎其神的十四世紀「火藥」武器「希臘火」的研究是奪回火藥發明權的關鍵。潘先生著重研究了西文文獻，發現了一幅當時的圖畫，一舉揭開了「希臘火」的神秘面紗。從這幅圖上看，拜占庭抵抗阿拉伯人所用「希臘火」其實是一種「石油噴火器」，不是火藥武器。這類武器在也早有應用，根據明弘治十七年重刊的宋紹定四年本《武經總要·前集》（1044），潘先生論述了五代的石油噴火筒「火油機」和北宋初期威力更大的「猛火油機」。至於古代燃燒最猛烈的縱火物質「石油」的軍事應用，最早曾見於唐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稱為「黑脂」。該書記載了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抵禦突厥進犯時「取其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愈明，酒泉賴以獲濟」的戰例。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1088）則明確把此物定名為「石油」；《元一統志》（1303）也有「鑿開石油一井」的記載，是乃至世界有關鑽井採油的較早記載。

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硝石，記載在馬王堆漢墓（前 168）帛書《五十二病方·治諸傷》中。漢代對硝石和硫黃的提純已經達到較高水平。關於火藥配方的最早記載，針對隋唐之際煉丹家兼醫藥學家孫思邈發明的成說，潘先生支持陳國符意見，辨析了已故史家馮家昇《火藥的發明和西傳》中不慎將無名氏之作誤為孫思邈之作的錯誤，分析了明《正統道藏》中收錄的《真元妙道要略》《諸家神品丹法》《孫真人丹經》《太虛子丹經》等記載晉唐諸煉丹家的伏火法、伏硫磺法、黃三官人伏硫黃法、無名氏伏火硫黃法和內伏雄黃法等情況，以及各書成書時間，判定是唐人托孫思邈之名而編纂的，可能產生在唐中後期，與美國學者席文（Nathan Sivin）見解相似，堅持了對歷史史料的科學判定。

潘先生進一步認為古代火藥燃繞理論的形成得益於傳統醫藥學的君臣佐使和配伍之說，最早見於漢代《本草經》《內經·素問》等書。「古代製造火藥的技術家在本草學著作中發現，各藥物的配伍情況與火藥各成份的配製有著驚人的相似」（《火藥史》第二章），這對火藥為什麼會產生在給出了理論依據。由於宋元兵書大多失傳，遺存下來的早期火攻兵書就特別重要，成書於元後期的《火龍神器圖法》解說了早期火藥利器，反映了南宋金元以來兩百多年的火攻技術水平。這部書的祖本已經不存，經潘先生廣泛調查，各抄本中，自然史所圖書館和國圖收藏的善本就有劉基序和焦玉序兩個版本系統，國圖本錯字、漏字最少。由此衍生的著作還有科學史所圖書館收藏的《火龍經》、首都圖書館收藏的《海外火攻神器圖說》、日本防衛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五備火龍經》、國圖收藏的《火龍經全集》等多種，從而將元、明、清三朝火攻書連接成為完整的鏈條。尤為重要的是浙江圖書館藏明藍格抄本《克敵武略熒惑神機》，這部書是明朝建立前，劉基從無名氏之作中轉錄出來的，估計是最古老的《火龍神器圖法》。這個抄本，長期躺在浙圖善本庫中無人問津，20 世紀70 年代末，由謝國楨先生赴江浙訪書時發現。書上鈐有「呂晚村家藏圖書」長方篆文朱印，應該是清朝呂家被滿門抄斬、嚴厲禁毀中僥倖得余的禁書，一盞孤燈，傳至今日，成為火藥史研究的重要依據，實在難能可貴。

國圖收藏了明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明崇禎七年刻本，是該書最早刊刻的孤本。以後江西省圖書館又發現了宋應星的其他論著四種，被視為近年來珍貴古籍的新發現。潘先生對《天工開物》涉及火藥的《佳兵》一章專門譯註，又對論述爆炸理論的宋應星《論氣·氣聲》進行潛心研究，揭示了古代對火藥燃燒、爆炸起因及威力的系統理論論述。而當時西方對火藥研究僅局限在配方、燃素學說上。宋應星的燃燒理論在當時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

潘先生研究火藥的深入，還得益於他對外語這個工具的掌握。他可以熟練閱讀英、法、德、俄、日、拉丁、義大利文文獻，出入中外學術領域和各種著作，重要文獻都是親自翻譯。《火藥史》對火藥的印度發明說、拜占庭發明說和歐洲發明說都進行了周全細緻的史料分析，對火藥的西傳進行了系統研究，參考西文著述達191 種，有力批駁了各種海外發明說的謬誤，奪回了火藥的發明權。

以上僅舉數例，完全不能概括潘先生在火藥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但卻足以說明古籍在潘先生研究火藥史上的巨大作用。可以說，圖書館古籍保護得好，提供得好，利用得好，傳統文化和學術研究就傳承得好，發展得好，創新得好；另一方面，也只有像潘吉星先生這樣潛心數十年的學術研究，才能在關鍵領域取得標誌性的研究成果，使古籍保護具備現代意義，使這些重要古籍文獻顯現出應有的價值，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讓古籍中的文字真正活起來，為創新發展提供源泉、動力和支撐。

火藥火器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馮立昇（清華大學科學技術史暨古文獻研究所所長）

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先生撰著的《火藥史》一書，對火藥、火器的起源與演進和傳播的歷史進行了系統梳理和深入研究，不僅是科技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比較科學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我認為該書突出的貢獻和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史料豐富，發掘充分。作者不僅搜集了歷代的相關文獻資料，而且查考了10多種外語文獻，發掘了不少新史料。在文獻研究之外，還大量利用文物資料和遺存實物開展相關研究，論說和觀點都有可靠的實證基礎，做到了論而有理，評而有據。書中對所用資料來源都有清楚標註，尤其是實物遺存大多均經過現場考察，增加了分析論證的可靠性。如該書通過詳實的史料分析，論證了火藥和火器為什麼起源於，而不是其他國家和地區，可使火藥發明權之爭獲得徹底解決。

二是注重綜合運用多學科方法，特別是新方法、新手段。該書擺脫了單純依靠文獻考證的傳統研究模式，採取新的綜合研究方法開展工作，使研究得到深化。如將古今中外多種語文文獻考證與中外考古發掘實踐結合，中外博物館藏品實物研究與現代技術檢測結合，還對手工生產遺址或現場進行考察等等。此外，對中外火器形制、構造進行了系列復原和比較研究，同時輔以相關歷史背景及中外交流情況的分析。綜合研究方法的運用，對解決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促成了新觀點形成。

三是系統性、綜合性強，使其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對火藥、火器的歷史發展提出了新的分期方案。具體包括七個階段：（1）早期醞釀階段（公元前2世紀—公元8世紀），發生於西漢至唐代中期，為期達千年。（2）原始火藥混合物發現階段（8—9世紀），發生於唐代中晚期。（3）火藥的早期應用和初級火藥問世階段（9—11世紀），發生於唐末五代之際至北宋。（4）固體火藥和火器的早期發展階段（12—13世紀），發生於南宋及元初。（5）火藥、火器全面發展階段（13—16世紀），發生在元明時期。（6）傳統火藥、火器後期發展階段（1500—1700），發生於明代後期至清代初期。（7）近代階段（1700—1850），發生於清代中晚期。全書共 11章47節，篇幅達八十餘萬字，對各個階段火藥和各種火器技術發展情況結合社會歷史背景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對於火藥火器技術在世界各地傳播以及火藥、火器使用后產生的世界影響，該書也有全面的考察。可以說，《火藥史》一書的出版，使火藥、火器史的研究在整體上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該書配有文獻，潘先生說：「有些是國內找224幅精美插圖，並與文字說明有機結合，起到了以圖釋文的效果。特別是，不少插圖取自珍貴的中外孤本圖書，尤為難得。圖文並茂，與文字相得益彰，是該書的突出特色，這也是出版方和作者都特意稱其為「插圖珍藏版」的原因。

精益求精，打造學術精品

——《火藥史》編輯工作簡述

《火藥史》是第一部系統全面的火藥史研究專著。全書資料翔實，論述充分，論證嚴謹，形成了自己關於火藥發展史的理論，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貢獻巨大。

作為出版者，上海遠東出版社和中西書局對這部學術巨著非常重視，集中精兵強將花了8 年時間才編輯出版了這部書。編輯工作非常艱辛，校讎文獻，核對資料，審閱文字，查漏補缺，美術設計，使書稿的整體質量得到進一步提升。我們主要做了以下編輯加工：

一是書稿中個別人物的生卒年有疑問。如「南越王趙佗（前257-前137）」，據此說法，趙佗活了121 歲，不太可能，故依據《辭海》將其生卒年改為「趙佗（？-前137）」。

二是人名張冠李戴。書稿稱「宋太宗趙恆為晉王時」，此處「趙恆」當為「趙光義」，趙光義在即帝位前為晉王，而「趙恆」則是宋真宗。

三是個別人物姓名在書中出現兩次以上，但姓名寫法卻不一致，有的括弧內標註的生卒年也不一致。如 P54「王齡（字靜寧，1919-1994）」，P231「王鈴（字靜寧，1917-1994）」，P265「王鈴（字靜寧，1918-1994）」，這三處提到的是同一個人，第一處姓名和生辰年份都有誤，第三處生辰年份錯了，惟有第二處正確。

四是少量歷史紀年與公元紀年換算錯誤。如「 洪武七年（1377）」，當為「洪武七年（1374）」；「永樂四年（1371）」，當為「永樂四年（1406）」；「萬曆十五年（1582）」，當為「萬曆十五年（1587）」；「崇禎四年（1634）」，當為「崇禎四年（1631）」；「道光二十二年（1841）」，當為「道光二十二年（1842）」；「 光緒五年（1899）」，當為「光緒五年（1879）」。

五是部分書名有誤。如「《四庫叢刊》」，當為「《四部叢刊》」；「《宋會要輯編》」，當為「《宋會要輯稿》」；「《群書拾遺初編》」，當為「《群書拾補初編》」；「《老庵學筆記》」，當為「《老學庵筆記》」；「《記錄堂編》」，當為「《紀錄彙編》」；「《玄覽量叢書》」，當為「《玄覽堂叢書》」；「《建炎德安守城錄》」，當為「《建炎德安守御錄》」。

六是關於計量標準的問題。古今計量標準不同，在火藥的配比中有充分的反映。書稿所述清虛子的「伏硫黃法」，其中談到「硫二兩，硝二兩，馬兜鈴三錢半」的配比，隨後是作者以明代的計量方法進行換算解說。但清虛子是唐代煉丹家，他所撰《太上聖祖金丹秘訣》在宋代被編入《鉛汞甲庚至寶集成》一書，作者潘吉星先生用「明代 1 兩=37.3 克，1 錢=3.73克，則2 兩=74.6 克」作了換算。唐朝的清虛子怎麼會預知明代「1 兩=37.3克」嗎？這裡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唐代一兩相當於現在多少克？關於這個問題，《舊唐書·志第二十八·食貨上》有記載：「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余公私用大升大兩。」這段文字明確指出了唐代中藥湯藥等採用的度量衡「兩」是小兩，而小兩為大兩的三分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根據出土文物對唐代大斤（16 兩）做過精確的測定，得知唐代一兩（大兩）平均數值為 42.798 克。又結合《舊唐書·志第二十八·食貨上》的記載，中藥湯藥等採用的度量衡「兩」是小兩，而小兩為大兩的三分之一，故唐代一小兩當為14.266 克。

七是腳註參考文獻的著錄格式不統一、不規範。比如書稿中多次引用《道藏》，但腳註可謂五花八門。編輯在審稿過程中，將有關《道藏》的著錄格式做了規範、統一，包括了下列要素：叢書名（包含二級、三級分類）、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冊數、頁碼。如「《道藏·洞神部·眾術類》，明正統十年（1445）刊本影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第596冊，第3頁。」

八是其他一些錯誤。如「一家軍」，當為「戚家軍」；「天垣二十八宿」，當為「三垣二十八宿」；「寬文十四年（1664）」，「寬文」是日本古代年號，一共只有十三年，公元 1664 年當為寬文四年；「洪武五月八日吉日寶源局造」，應為「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寶源局造」，洪武共三十一年，是哪一年五月？「五月」當為「五年」，「八日」當為「八月」，因「吉日」就是「一日」。

作者在寫作中總會出現一些疏忽和筆誤，這是常有的情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於潘老已經八十多歲，不會使用電腦，他的書稿是請人打字錄入電腦的，在此過程中難免出現錄入差錯。編輯工作就是為人作嫁，修正原稿疏漏，錦上添花，保證圖書整體質量，做好設計、印刷、裝訂，是我們應該竭盡全力做好的，這是對作者負責，也是對讀者負責，更是我們編輯出版工作者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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