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MA館長高文：把好萊塢引入藝術界

麥克•高文（Michael Govan）自2006年起擔任美國西部最大的美術館、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ACMA-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的館長兼CEO。任職十年中，美術館的年度觀眾參訪人數增長逾100%、展廳面積和藝術項目翻番。

麥克•高文參與策劃過一批在美國重要的藝術展，包括 「畢加索與里維拉：跨越時間的對談（Picasso and Rivera: Conversations Across Time）」、「詹姆斯•特瑞爾回顧展（James

Turrell: A Retrospective）」和「丹•弗萊文回顧展（Dan Flavin: A Retrospective）」等。

麥克•高文還擔任過紐約市迪亞藝術基金會（Dia Art Foundation）的總裁和古根海姆美術館副館長。目前擔任華盛頓國立博物館和馬塞諸塞州克拉克藝術學院董事會成員、並曾經擔任匹茲堡安迪•沃霍美術館和馬塞諸塞州當代藝術美術館的董事會成員。

吳可佳：感謝您接收FT中文網談藝錄的採訪。過去幾十年中，您給紐約及洛杉磯的視覺藝術圈帶來了很多新的變化。而您在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ACMA）擔任館長兼CEO也近十年。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我們一起談談您過去十年為美術館帶來的各項改變也是非常有意義的。首先我們聊一下貴館最近舉辦的「畢加索-里維拉（Picasso and Rivera）」的展覽。這個展覽舉辦的初衷和策展思路是怎樣的呢？

麥克•高文：我職業生涯中策的第一個展覽就是關於畢加索——畢加索和倫勃朗的版畫。策展時我發現畢加索花了大量精力研究西方古典藝術。我本人是藝術家出身，之後轉為藝術史學家。我知道藝術家往往比收藏家花更多時間研究古典藝術，因此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對這個話題特別感興趣。

我曾與墨西哥城人類學博物館館長站在一幅LACMA所收藏的里維拉（Diego Rivera）繪畫前：Flower Day (鮮花日)——里維拉所創作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她說：當里維拉創作這幅油畫時，他將古代印第安人雕像的主題複製到了這幅油畫中。我說，這個很有意思，我對畢加索的創作也有類似的研究，我們應該做一個展覽，因為畢加索和里維拉有著非常緊密的合作。她後來搬到美國，到LACMA工作，我們花了多年籌備這個展覽，講述兩位藝術大師在歐洲特別是巴黎，在先鋒藝術（Avant Garde）潮流中緊密合作，進一步發展立體畫派。在上個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又回到具象繪畫，從古典藝術中獲得靈感。對於畢加索而言，他是基於伊比利亞、希臘和羅馬的古典藝術，並審視自己的創作內容。對於里維拉而言，他則從中美洲的古典文化當中，重塑了墨西哥的形象。

里維拉（Diego Rivera):Flower Day (鮮花日)

在歷史上類似這樣的展覽並不多見，特別是將古代中美洲藝術與希臘及羅馬的古典藝術相對照也是富有創新的。某種程度上這是我們美術館一個富有實驗性的展覽，跨越時間地考察藝術，並呈現未來的美術館是怎樣的。

吳可佳：特別是許多人對於畢加索和里維拉如何合作也並不熟悉：畢加索是最重要的西方現代藝術大師；而里維拉是拉丁美洲藝術的代表人物，他們之間藝術的對話也是很有意思的。

麥克•高文：當你看這個展覽的時候，你會感到某些時候有著非常美麗的混淆（beautifully confusing moments），不僅是里維拉複製畢加索；畢加索也複製里維拉的作品。當人們更多地了解歷史的上下文，會發現他們之間的藝術對話更有趣。

吳可佳：您於2006年擔任LACMA的館長兼CEO，迄今已經十年。您如何看待自己過去十年的工作？特別是給美術館帶來了哪些重要的改變？

麥克•高文：我很享受過去十年在洛杉磯的生活。我之前大部分時間在紐約度過，也非常喜歡紐約，那時主要專註於現當代藝術領域。但是今天的洛杉磯是一個迅速變化的大都市：它是美國第二大城市，或許今後會成為美國最大的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位於環太平洋帶（Pacific Rim），與亞洲、拉丁美洲近鄰，而亞洲和拉丁美洲引領了當今全球的新秩序。洛杉磯是環太平洋帶中最富有多元文化的城市。當你在洛杉磯，你能感受到整個世界，你能感受到、韓國、日本、拉丁美洲和歐洲。LACMA作為美國西部最大的美術館——比紐約的MoMA更大，同時又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美術館——比MoMA更年輕。

因此我想，這個美術館如此年輕，仍處於一個轉型期，我們能為這個美術館帶來改變，將它發展為真正意義上的21世紀大型綜合性美術館。因為它的館藏不僅僅有現代藝術，還有古代藝術和當代藝術。我覺得這在洛杉磯如此多元文化的城市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非常享受過去十年在LACMA的工作。

我們美術館這十年的訪客量翻番，美術館的展覽內容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十年前，美術館70-80%的展覽是其他藝術機構巡展過來的，現在70-80%的展覽是自己獨立策展的，並向外出借展覽。我們向外界建立了一個新的形象，從洛杉磯的角度告訴公眾我們對什麼樣的藝術話題感興趣：其中即包括與洛杉磯本身相關的藝術，也包括全球性的藝術。

如果你十年前來過LACMA，今天再次來訪，你將無法辨認這裡。我們有好幾棟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設計的新展館，並開闢了一個公共廣場。廣場上有藝術家克里斯•波頓（Chris Burden）創作的公共藝術裝置「城市燈光」（ Urban Light）。這個裝置坐落在美術館前，包含202個洛杉磯市1920-30年的街燈。現在這個裝置可能是公眾在洛杉磯拍照最頻繁的城市標誌，比好萊塢山上」Hollywood」的標誌更受歡迎。

當我們搭建大地藝術家邁克爾•海澤（Michael Heizer）的大型戶外裝置「懸浮質量」（Levitated Mass）時，我們將一個350噸的巨石用一個擁有202個輪子的大型運輸車從郊區拉到洛杉磯市區，當時成了洛杉磯市的一道風景線：人們紛紛涌到街頭爭相觀看，就像19世紀時古埃及的方尖碑在紐約樹立時的場景。這也是我們與歷史展開的小遊戲：這塊由當代藝術家移到美術館的加州巨石、具有古埃及巨石的尺度——它是一個紀念碑，但又是一種不同意義上的紀念碑，不同於向古埃及法老或王后致敬的方尖碑，這塊邁克爾•海澤的巨石裝置具有往內走的一致性，它是關於每個觀眾的自身體驗，而與外在的事物無關。因此具有非常現代性的觀念。

我覺得像這種為紀念碑式的作品帶來嶄新並富有當代性的視角是很有趣的，是在嬉戲博物館的歷史。因為博物館的概念是不斷變化的。

麥克•高文和好萊塢明星

吳可佳：不同的美術館給予自己不同的定位。大都會美術館稱自己為「收藏家的美術館」和「百科全書式的美術館」、惠特尼美術館稱自己為「藝術家的美術館」、MoMA稱自己為「現代藝術最重要的美術館」。當您2006年擔任LACMA的館長兼CEO並展開長遠規劃時，是如何給LACMA一個新的詮釋呢？

麥克•高文：我可能無法用一個詞來進行概括。當你看這些大型的、百科全書式的美術館——從歷史的相關性而言，它們像百科全書，你在時間這條線上填空，直到填滿為止。這種方法是錯誤的：你永遠不可能填滿所有的空點，因為這個世界太大、太複雜了。

在這間美術館，什麼都是可以發生的，我們不僅有繪畫、雕塑、刀叉勺子、筷子，還有電影、影像和其他媒介的藝術。因此我希望以開放的形式來拓展美術館的可能性。而我常常說將藝術史上下倒置，或者從后往前倒轉。我們生活在現在，而不是過去，因此美術館不應當從過去開始：美術館應該從現在開始，講述當今的藝術，當我們每天醒來時能夠感覺到我們是誰，然後找回我們自己的方式來構建歷史，時間是有延展性的，美術館總是在不斷變化的。

我對於美術館的理想是，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富有穿透力的，可以容納多種藝術項目，有點像古代哲學中「流動、變化的概念」，不斷地流動、變化。事實上，我們對於未來的規劃是，不斷地輪換展覽我們的永久館藏，因為講述藝術史的方式多種多樣，我們不應當僅用一種方式來講述藝術史。我希望LACMA能夠成為一個流動、變化的美術館，並不斷地發展。

吳可佳：我看到貴館的長遠規劃中，其中一個戰略目標是建立最好的館藏。目前洛杉磯的當代藝術領域非常活躍，而您也有很強的當代藝術工作背景，您計劃如何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同時又保持貴館當代藝術及其他藝術的平衡性？

麥克•高文：你不能什麼都做，我們會精心挑選在哪些領域中做到最好，有的時候你需要創造一個新的領域。比方說，十年前，在我們做「加利福尼亞設計」大展之前，沒人知道什麼是「加利福尼亞設計」。這個展覽後來廣泛借展到歐洲和亞洲多個地區。現在二十世紀中頁的「加利福尼亞設計」已經成為區別現代藝術的一個新領域。

我們一直都是一個當代藝術的美術館。我們只有五十年的歷史：美術館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建立，在喧鬧不安的六十年代，大量的當代藝術作品被創作出來，那時我們是洛杉磯唯一的大型美術館，從創立的第一天起，美術館就持續地展示當代藝術。

因此美術館包含了現在、未來與藝術家三個概念的融合——洛杉磯藝術家約翰•巴爾代薩里（John Baldessari）設計了LACMA的標識和我的名片。我並不覺得這三個概念之間的平衡是矛盾的，因為我認為藝術和藝術家應該是美術館的一部分。例如像約翰•巴爾代薩里這樣的當代藝術家為雷尼•瑪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展覽設計了我們現在坐在上面的、有藍天白雲圖案的裝置——這中間也有藝術史的上下文。我還邀請了另一位著名當代藝術家霍黑•帕爾多（Jorge Pardo）設計了美術館古代美洲暨前哥倫比亞時期藝術的展廳。

我想擺脫「當代藝術」這個詞，因為這個領域是不斷變化的——從哪裡開始，又在哪裡結束？——而只想討論藝術和藝術家。因為你如果想到藝術家在歷史上創作藝術品，他們在某個時點上都是「當代的」，那麼你就為所有的藝術史創造了新鮮感。我想讓古老的藝術重新酷起來，讓人們感受到，古代瑪雅文化創作的巨石與當今洛杉磯藝術家創作的藝術品同樣充滿活力、富有人性和創造力。

在我們的文化中，將不同的事物混合在一起是快樂的，我們也習慣如此。如果你想到互聯網和它給人們帶來的大量信息，年輕人對於時間和空間的順序並沒有嚴格分類。在數字時代，時間和空間的概念被進一步打亂，全然不同於19世紀人們對於時間和空間走向的傳統認知。如果你再看許多其他的文化，例如古代瑪雅文化、或者古代亞洲文化，時間不是一個箭頭，並不一定從開始到結束線性地發展，好比阿茲特克歷（Aztec Calendar）就是一個圓圈，不斷重複，這是時間的另一個模型，或許和現代物理學告訴我們關於時間的韌性更為接近。

將不同的藝術品混合在一起，將藝術品的門類打亂，是我們能夠在美術館所進行的有趣的嘗試。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平衡的問題，如果付諸良好的實施，將會像音樂那樣和諧地呈現。

吳可佳：也是在富有創造性地改寫藝術史。

麥克•高文：對，並提出新的問題。因為藝術史不是固定的，甚至任何歷史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斷的變化當中。這當然不容易向人們解釋。我常常說，作為人類我們創作藝術的歷史有三萬五千年，而美術館的存在只有幾百年，當然美術館會持續變化，因為它們是人類新的發明。

吳可佳：這些年當代藝術的價格不斷攀升，給您的工作又帶來怎樣的挑戰呢？

麥克•高文：全球藝術品市場呈現大幅增長，藝術品收藏變成了一件主流的事情，藝術品價格越來越昂貴。我們美術館館藏的建立與擴張完全依靠捐贈，我們並沒有購藏基金的預算，美術館內的每一件藝術品都是某位人士捐贈的結果。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我們是一個體現藝術界慷慨捐助的公器。我們依靠那些有實力購買藝術品的人士、並希望他們能夠有機會將藝術品捐贈給我們。作為美術館，我們無法主動參與今天的藝術市場。

與此同時，藝術品市場也在不斷地變化。現在你能以比數年前更少的資金購買一幅歐洲古典油畫，而當代藝術品的價格則持續攀升。

最近我們收入了一幅日本18世紀晚期的屏風，可能是由圓山應舉創作的，非常精美，比當今洛杉磯藝術家的作品價格要低得多。當然我不是在批評洛杉磯的藝術家——由於市場偏好的變化，我們能夠發現那些價值被低估的藝術品，並較為容易地將它們納入館藏。

吳可佳：現在我們來談談洛杉磯。您之前提到了這個城市的活力，以及美術館與洛杉磯市的緊密關係。您認為好萊塢對這個城市有主導性的影響嗎？

麥克•高文：由於一個世紀以來的宣傳與營銷，人們往往將洛杉磯的形象與好萊塢聯繫在一起，這無可厚非。事實上，大量創意產業的人士居住在洛杉磯，因為這裡的電影行業。而許多藝術也在電影創作中產生，因此洛杉磯是一個創意產業中心。早在90年代初期和2000年左右，眾多當代藝術家就喜歡生活在這裡，因為電影剪輯工作室和最好的設備都在洛杉磯，現在大量的當代藝術都集中在影像領域。

人們往往不知道的是，洛杉磯周邊也聚集了諸多重要的藝術院校，包括藝術中心設計學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加利福尼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等，都培養了好幾代生活在洛杉磯的藝術家。

好萊塢現在已經變得全球化，很多製片公司在其他城市也有分部，而許多視覺藝術家選擇搬到洛杉磯居住。此外這個城市的音樂產業也很發達。這裡創意產業的不同領域發展平衡：藝術、建築、設計、電影、音樂。我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是我猜測，如果你把這些創意產業的從業人員都包括進來，目前生活在洛杉磯的藝術家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多。

整個洛杉磯社區富有巨大的活力，我非常享受這裡的生活，因為我喜歡生活在藝術家中間，這種「創意湯」（creative soup）帶來無盡的能量，而這能量也使我們這家美術館更為自由、更富有創造力。

吳可佳：我猜這也是貴館的展覽往往與其他美術館展覽不同的原因，比方說，你們舉辦的、備受歡迎的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電影作品展。

麥克•高文：十年前當我來到LACMA的時候，藝術與電影的重疊是很少的：美術館在這裡，電影博物館在那邊。美術館董事會成員與電影行業毫無關聯。作為一個外來的新人，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也許那時我對於洛杉磯有一個浪漫的想法，以為藝術家和電影人成天泡在一起。當我意識到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的時候，就將美術館的一部分宗旨做了調整，希望把藝術界和電影界連接到一起。

我們做了各種努力：我和馬丁•西克塞斯（Martin Scorsese）進行了一個公開的交流。我在美術館首先做的就是取消那時館里規模很小的電影項目，當時員工們都不滿意。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重塑這個項目。那會兒，電影項目在LACMA微不足道，沒有資金支持。我想：我們必須對此改頭換面。我們就從頭開始，與其他的機構合作，聯絡好萊塢各大製片公司的負責人，邀請他們加入美術館的董事會，例如華納兄弟公司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特里•塞梅爾（Terry Semel）。我們還創立了一個年度活動，叫做「藝術與電影」，每年表彰一位電影人和一名藝術家。第一位接受此榮譽的電影人是柯林頓•伊斯坦伍德（Clint Eastwood）、藝術家是約翰•巴爾代薩里。最近一次我們表彰的是電影導演兼製作人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和藝術家羅伯特•歐文（Robert Irwin）。這個活動將電影與藝術結合在一起，為LACMA籌款，而時裝作為創意產業的重要元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們還策劃了一系列與電影有關的展覽。我們將MoMA提姆•波頓（Tim Burton）的展覽帶到了LACMA，因為提姆•波頓在洛杉磯讀的高中，他的高中藝術老師出席了展覽的開幕儀式。之後我們舉辦了斯坦利•庫布里克的展覽、著名墨西哥電影攝影師加布里埃爾•費格羅阿（Gabriel Figueroa）的展覽，我們又於近期舉辦了知名墨西哥和美籍電影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Guillermo del Toro）的個展。

這一系列的改變為美術館帶來了新的活力，並將藝術圈與電影界聯繫到一起，我們已經成為藝術與電影話題的中心。兩年後，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奧斯卡主辦方）將在LACMA旁邊建立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博物館。那時，藝術與電影將真正地結合在一起，全球各地的人們來到洛杉磯，會在這裡看到電影、新媒體、藝術與劇場。而新媒體也是當今藝術的重要表現形式。

吳可佳：特別是當代藝術的創作富有很強的跨學科性。

麥克•高文：的確如此，並且不同領域的邊界都在逐漸瓦解。居住在洛杉磯的英國藝術家塔其塔•迪恩（Tacita Dean）在她的職業生涯中花了大量的時間保護真正的電影膠片，因為它們是非常珍貴的歷史作品。

數字世界將藝術、電影和音樂的邊界瓦解。我們生活在一個激動人心的、跨學科的藝術時代，我們的美術館也試圖創建這樣一個平台來呈現豐富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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