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撰文：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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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紀50、60年代以來，社會史和文化史交替引領美國史學的潮流，曾長期在史學界一統天下的政治史雄風不在。儘管有關政治史「衰落」、「消亡」的論斷不絕於耳，但時至今日，政治史仍然存在著，並表現出足夠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二十一世紀初，有學者甚至自信地宣稱：「我們正處在一個美國政治史走向興盛的時刻」。在美國政治史衰而不亡、「浴火重生」的歷程中，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理論發揮了重要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起，不少美國政治史家把國家構建理論引入歷史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考察美國國家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過程，研究美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變化，反思美國國家權力的強弱。這種新的研究路徑和研究取向為美國政治史研究增添了活力，也對整個美國史學界和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

「找回國家」與國家構建理論的出現

在美國學術界，國家構建理論並沒有與美國國家權力的擴張相伴而生。在二戰之後，美國的「國家的職能已經大大增強，幾乎被國民生活的所有領域都產生了極大影響」，但在很長時間內，國家在美國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研究卻被邊緣化了。在20世紀50、60年代，多元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在美國的政治科學和社會學中頗為盛行，二者的共同特徵是在考察政治和政府活動時，都採用了以社會中心的分析路徑。在這種視野內，國家被簡單地視為利益競爭的公共舞台、競爭性力量的裁判或支配階級的工具；國家成為一個過時的概念、一種缺乏自主性的因素，被社會科學的學者所忽視。在歷史學科中，則發生了社會史和文化史革命，歷史學者們開始自下而上地研究歷史，階級形成、性別關係和文化意識等問題成為他們的關注焦點，政治史開始呈現衰落之勢。在此情形下，歷史上國家的角色越來越受到歷史學者的輕忽，國家似乎從美國歷史研究中消失了。

然後，二戰後世界各國面臨的種種變化，使得對國家的關注變得不可避免。從二十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凱恩斯革命」使得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迅速在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的工業民主國家流行開來。二戰之後，伴隨著整個殖民體系的解體，誕生了很多新興的國家，它們發展歷程引發了政治學者的關注。七十年代以來，西方工業民主國家面臨著經濟滯漲、福利負擔過重等諸多問題。美國自身更是遭遇到嚴重的政治危機，越戰和水門危機激發了美國人對其政治體制的反感，也對美國的政治和制度安排的基礎造成了挑戰，這更加促使了國家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

在國家回歸學術領域的過程中，比較政治發展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居功至偉。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比較政治發展領域的早期著作主要關注第三世界國家，集中考察這些國家的民主化的政治發展與現代化之間的緊密的關係。60年代以來，國際關係的波動和很多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所發生的動蕩、後退和「失敗」，使得比較政治學家反思民主化與現代化的關係，重新思考國家權力在政治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政治學家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1979年出版了《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中提出了新的國家理論，認為國家不是社會經濟利益而展開衝突的舞台，國家具有獨立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偏好和行為方式來貫徹自己的意志，只有以國家為中心視角，才能充分理解社會革命。斯考切波的國家中心視角成為國家復歸學術研究的又一大推動力。

在歷史學家內部，也出現了對美國國家發展進行反思的潛流。出於對自由主義的、總統為中心的政治史的反對，有一批政治史家把其研究重點轉向美國政治的結構及其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形成了所謂的「組織綜論」（Organizational synthesis）。這批政治史家認為，美國在十九世紀80年代到二十世紀20年代之間所發生國家政治制度的加強，包括公司、專業行業（profession）、和管理型國家等大規模的全國性體制的出現，是美國現代史的最重要的發展；而美國管理型國家體制的出現，則是對現代化產生的新需求的回應。「組織綜論」激發歷史學家去考察政治體制的結構性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把歷史學家的眼光重新拉回到國家。

在上述的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國家再次成為美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其明顯標誌是《找回國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一書在1985年的出版。斯考切波在其著名論文《找回國家：當前研究中的分析策略》中指出，過去數十年，在比較社會科學領域中突然出現了研究國家的熱潮，主要學科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視角來研究國家。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學者考察了國家在進行廣泛的社會改革，幫助促進全國的經濟發展和與跨國公司談判中所起的作用；對歐洲、北美和日本這些工業民主國家感興趣的學者研究了國家在發展社會項目和處理國內國際經濟問題上所起的作用；比較歷史研究分析了民族國家的形成，國家在社會革命中的分裂和重建，以及國家對階級形成、種族關係、婦女權利和社會抗爭模式的影響；經濟史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把國家理論化為產權的制定者和市場的管理者與破壞者；文化人類學家則探究了「國家」在非西方語境中的含義和活動。

在「找回」國家思潮的種種推動力量中，對國家構建理論最有影響力的是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在比較政治研究中的興起。二戰之後，很多研究大規模政治發展的學者試圖擺脫「過去的專橫控制」（tyranny of the past），不再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政治變化，而使用調查研究、定量分析等新技術。6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對這種關注現在和未來的改變和發展的研究方法提出質疑，認為這種研究所考察的時間段太短，難以發現政治變遷的趨勢，且容易把從西方經驗中提出的錯誤的模型作為判斷政治發展的標準。這些學者試圖重新以歷史的視角來看待政治發展，使得歷史制度主義重新回歸到政治研究中。與傳統的以歷史個案進行廣泛的分析的方法和當時主流的政治學對政治進行自然科學式的微觀考察均有所不同，歷史制度主義認為政治在根本上是歷史性的，不能被理解為其他東西；政治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在此前存在的體制結構中運轉，新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舊體制上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國家構建，包括國家的形成、發展和變革，就成為歷史制度主義考察的關鍵。

1969年，美國比較政治研究協會邀請了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等七名傑出的政治學者，開展一項研究西歐國家的國家構建的項目，該項目的成果就是1975年出版的《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一書。蒂利等學者以馬克思·韋伯式的定義來界定國家，認為國家至少具有四項基本功能：在具有司法權的領土範圍內攻擊和遏制其權威的競爭者和挑戰者；在其領土之外發動針對敵人的戰爭；通過攻擊和遏制領土內外的敵人來保衛統治者的基本盟友；從社會汲取資源以確保之前三項活動能夠進行。資源汲取性和壓迫性是國家的最主要特徵。因此，國家構建就是構建保證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內部和外部環境的過程，具體的內容包括：保護領土的安全和主權的統一完整，在統治範圍內建立有效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建立有效的資源的汲取和分配機制，為公民提供基本的權利和福利等。從這個角度上看，國家構建或國家形成可以被概括為三個因素：增強軍事實力、增加資源汲取能力、集中權威。

《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一書成為以歷史制度主義研究國家構建的開山之作，它不僅率先把對國家構建的研究對象從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轉移到歐洲的發達工業國，也基本奠定了國家構建理論的基本範式，對政治學界和歷史學界影響頗深。這種國家構建理論的最大特徵是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對立，認為國家從社會汲取人力和財力資源的能力是國家構建得以進行的基礎和關鍵。

需要指出的是，蒂利等學者在此書中把國家形成（state-making, state-formation）與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視為同義詞並互換使用，實際上，他們所研究的主要是歐洲國家在近代早期以來的形成過程，既國家形成。與之相比，國家構建是一個更加長期、動態過程，在國家形成以後，國家構建仍在不斷進行。以蒂利為代表的這批歷史制度主義者，其實已經意識了二者的區別，在這本書中，他們主要使用的是國家形成（state-making）一詞。此後的很多學者在研究國家的形成過程時也大多使用了state-making或state-formation一詞。蒂利等人也意識到了國家構建與國族構建（nation-building）之間的區別與聯繫。他們沒有對國族構建進行清晰地界定，只是將其等同於建立國民對國家的責任感、忠誠、政治認同、在國家疆域內建立大眾政治身份和文化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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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構建理論與美國政治史研究

在《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出版后的數年中，國家構建逐漸成為比較政治學和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但是，這些研究大多聚焦於近代早期以來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和構建，對美國的國家構建歷程鮮有涉及。直到1982年，政治學家斯蒂芬·斯科夫羅內克（Stephen Skowronek）出版了《構建一個新的美利堅國家：美國國家行政能力的擴張，1877-1920》（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真正地把國家構建問題帶入對美國政治發展歷史的研究之中。

斯科夫羅內克指出，國家制度的構建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經由政治鬥爭而實現的國家變革或變革失敗都是此前已確立的制度設計所造成或協調的」；19世紀的美國是一個「法庭和政黨」國家，行政部門弱小，缺乏國家意識，政黨和法庭制度把全國政治聯繫起來，共同控制了政府的運行，組織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19世紀末，隨著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這種政府組織形式的不足和弊端愈發凸顯出來，進步主義者試圖建立一個管理型的國家；但國家構建並不是國家對現實需求的被動反應，國家也有自主性和自身的利益訴求，這使得美國在20紀之交的國家構建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77年到1900年，在此階段，「法庭和政黨」國家的能力擴展到極致，儘管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改革者試圖建立新的官僚機構，但遭到了舊體制的對抗；1900年至1920年是第二個階段，在此時期，管理型國家最終取得了巨大發展，也開啟了利用國家機構來重新定義權力關係的爭奪。總之，美國在20世紀之交的國家構建是「整個政府運行模式的系統變革」，由此誕生了一個強大的管理型國家，但是國家的權力依然受到了憲政體制的制約。

斯科夫羅內克此書雖然是政治學著作，但是他對歷史制度主義的應用和對美國政治發展歷史的深刻洞察，使得此書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政治學家界，成為在政治學、歷史學和社會學學科中可以「界定領域」的著作。斯科夫羅內克的最大貢獻是把國家構建理論真正納入到對美國自身政治的研究之中，激發學者們重新思考國家對美國人的意義，反思美國國家結構的變化和國家政策的變遷。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構建一個新的美利堅國家》一書有助於在對以歷史途徑考察美國的政治史家和社會科學家中，將國家構建的研究合法化。

對正在衰落中的政治史研究來說，斯科夫羅內克此書可謂是一種「福音」。這本書出版之際，如今在已經卓有成就的政治史學家布萊恩·巴洛格（Brian Balogh）還是一名年輕的博士生，剛剛步入政治史這個「垂死的領域」。但是當他看到斯科夫羅內克的著作時，頓時覺得有了希望，因為他從斯科夫羅內克那裡看到了「一種新的解釋美國歷史的方式」。斯科夫羅內克對國家構建歷程的開創性解釋不斷引發政治史學者的思考。此後二十年中，以國家構建理論來研究美國政治史的學者大多都在是回應他的兩個經典論點：19世紀的美國是「法庭和政黨」國家，鍍金時代和進步主義的美國建立了一種完全不同以往的國家結構——管理型國家。更為重要的是，與其它強調國家的發展是為了應對階級衝突、危機和選舉重組的學者不同，斯科夫羅內克從政府制度的角度出發，把美國的國家構建闡釋為在面對之前存在的制度結構時，創立新的政府機構；新機構為了確定其在制度中位置，必然與進的機構而進行的爭奪，這使得國家構建具有不確定性，而環境改變與治理設計之間的分裂，也加強了這種不確定性。這種解釋避免了進步主義史學和組織綜論的必然性，也使國家構建研究的視野變得更為開闊。

1986年，斯科夫羅內克與另一名政治學家凱倫·奧瑞恩（Karen Orren）共同創辦了《美國政治發展研究》（Studi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期刊，以推動歷史制度主義在政治科學領域的發展。該期刊聚集了一大批歷史制度主義的推崇者，當主流的政治科學都把政治視為一種不同的理性參與者之間的競爭時，這些學者卻認為政治在根本是一種歷史過程，國家政治制度的構建就路徑依賴的特徵，新的體制是建立在舊體制的基礎上。這在某種程度上把政治史帶入了政治學研究。

以斯科夫羅內克代表的一批政治學者對歷史制度主義大力推廣，使得對美國政治的歷史進程的研究成為政治學界的熱點，這在很大程度給正在邊緣化的政治史家以極大的信心。1986年，歷史學家威廉·E·洛克滕堡（William E. Lechtenburg）在美國歷史學家組織年會上發表了題為「政治史的適當性：論國家在美國的重要作用」的主席演講。在這次演講中，洛克滕堡宣稱：「政治史將成為下一個史學前沿，尤其是關於美國國家的歷史。可能有人認為，這一課題已經研究得盡善盡美了。然而，傳統史學家實際上從未對此作過系統研究，而不可思議的是，新政治史卻把它完全忽略了。」因此，他號召歷史學家們系統地研究美國國家的歷史，以了解如今的美國國家制度是如何被一步步構建起來的。

從短期來看，勒奇坦伯格的預言並沒有成為現實。在此後數十年中，歷史學科整體在經歷文化轉向，新文化史成為最前沿的研究領域。但是，關於國家構建的研究確實成為美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領域，並不斷改變人們對美國國家歷史的認識。

20世紀80年代，在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共同推動下，公共政策史這個跨學科的領域成為國家構建研究的重點。1989年，政治史家唐納德·克里奇洛（Donald Critchlow）與政治學家佩里·阿諾德（Peri Arnold）一起創辦了《政策史期刊》（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大力推動了政策史研究的發展。確切地說，國家構建並不是政策史研究的全部。因為政策史研究有多種路徑，文化史家試圖解釋政策背後的特殊文化內涵，社會史家試圖考察福利和教育等社會政策如何發揮影響以及這些政策的形成因素，政治學家則試圖從歷史中找到醫治當今問題的良方。但是這些研究都與國家構建有密切聯繫，因為在所有的政策史研究中，政策的歷史都以政策制定的過程為中心，包括議程制定、立法和實施。而政策的制定是國家行為，必然會受到國家體制的制約，重要的政策則會對國家的政治體制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政策史研究的發展對於有關國家構建的政治史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政策史研究直接推動了關於19世紀末，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美國國家構建的研究。正是在這段時期內，美國的國家權力得到了爆炸式的擴張，聯邦政府的管理機構日漸複雜，政治體制和治理理念也發生了很多變化，這些都成為國家構建研究的題中之義。從某種程度上說，關於20世紀以來美國的國家構建的研究實際上是在不斷回應斯科夫羅內克所提出那個重要問題：美國是如何從一個國家意識很弱的國家發展為一個全新的管理型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利維坦」。對此，學者們給出了不同的解釋。

有學者從福利政策的發展和福利制度建立的出發，分析了美國福利國家的起源，以及美國國家權力在此過程中的發展；有學者從戰爭塑造國家的理論出發，分析了一戰對於美國國家體制的影響，提出了「補償性國家建構」(compensatory state building )的理念——國家機構通過與私人部門合作來彌補自身管理能力的不足，這種合作所依靠的不是國家權力的強制性，而是通過市場的利益刺激；有學者分析了新政對國家構建理念的影響，指出從新政開始到二戰結束的這段時期內，補償性國家觀念取代了管理型國家觀念成為新政自由主義理念的核心，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被重新定位：它只需對經濟進行間接干預，彌補市場機制自身的不足，而無需深入經濟運行的核心對其進行直接干涉；有學者指出，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政府組織體制、國家管理理念，乃至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得美國成為「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國家權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張；還有學者對美國的財政、稅收、金融、貨幣和物價等政策進行分析，考察美國聯邦政府在相關領域中的管理性作用，以及相關的管理體制的發展。

總之，國家構建理論的引入，使得美國政治史家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思考20世紀以來美國國家權力的擴展、國家體制的變化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遷。儘管不同的學者對於美國在20世紀以來的不同時段的國家構建的方式、理念、環境和影響的解釋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基本都認為，這段時期內美國國家構建的最主要結果是，美國從一個沒有「國家意識」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強大的管理型國家、福利國家和國家安全國家，國家的權力得到了極大的擴張，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力、管理能力和資源汲取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毫無疑問，關於19世紀末以來的美國國家構建的研究，是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政治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潮流之一，且至今方興未艾。尤其是9·11事件之後，以保衛安全為名，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再次擴張，已然在某種程度上對公民的個人權利造成了威脅，促使學者們開始思考國家構建與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之間關係。 這些研究都表明，對歷史學者而言，國家構建理論的確具有特殊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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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弱國家權力」神話

毋庸置疑，在社會史和文化史領跑史學的時期，國家構建理論成為政治史得以繼續前行的最重要動力之一。對政治史學者而言，國家構建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觀察美國政治史的透鏡，他們可以不再研究意識形態，而是去考察憲法、政黨體系、司法體系和官僚體系的結構，思考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國家構建理論也為其他研究領域提供了解釋框架，性別史家開始研究社會政策對女性的影響，種族史學開始研究國家在決定公民身份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環境史家則開始考察國家機構和政策對美國環境的影響，而這些研究又在某種程度上把政治這個社會史家和文化史家所厭棄的研究對象重新拉回到學術研究之中。而且，在歷史研究碎片化越來越嚴重的情形下，國家構建為綜合性敘事提供了一種可能的途徑，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國家提供了講述歷史故事的某些邊界，為故事的推進提供了關鍵衝突，描繪了那些所有社會群體達成共識的領域，並把自己的發展融入到那些塑造或重塑了後人選擇的歷史因素之中」。

對美國史學界和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而言，國家構建理論的最重要意義是對美國「弱國家權力」神話的挑戰。「弱國家權力」是美國例外論作這種歷史悠久的意識形態傳統所產生的諸多認識論上的「神話」之一。所謂「弱國家」神話，是指在整個美國歷史中，一直存在一種認為美國中央政府權力弱小的傳統。這種神話強調個人主義、私人權利、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自由勞動和自由經濟在美國歷史中的所謂「自然」發展，低估那些更加歷史性和「人為」性因素在集體決策（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公共法律、政府和管理等美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的作用。在這種神話敘事中，「國家自身被視為一種危險的歐洲人的發明，它在自由、沒有管理、沒有國家的美洲從未真正找到容身之所」。

美國的「弱國家權力」神話源自一些十九世紀歐洲政治理論家的經典論述。他們把當時的美國政府與歐洲的傳統進行比較，認為美國沒有任何「國家意識」（sense of state）。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論述來自托克維爾和黑格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認為美國政府的政府像一部「看不見的機器」那樣運行，儘管有一個統一的法律秩序在運行，但美國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邊界是模糊不清的。他還預言「美國聯邦政府將不斷削弱下去。它將逐漸放棄一些義務，把自己的活動限制在一個越來越小的範圍之內」。黑格爾認為，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政府幾乎完全沒有公共負擔，也沒發展出歐洲式的政府形式和機構；美國人的公共生活是個人權利、安全和自由，國家只是外在之物。他甚至質疑美國是否是「現實的」國家，因為在他看來，「一個現實的國家和現實的政府成立前，必須要有階級的發生，必須要有貧富兩階級成為極端懸殊」，而美國則是普遍平等的狀況。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美國國家權力迅速膨脹的20世紀，美國弱國家權力神話卻得到大力發展。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冷戰的特殊語境下，很多學者把美國政府發展的歷史與蘇聯相比，強調美國國家發展的獨特性，認為消極自由、自願主義（Voluntarism）、基於自我利益的自由主義和基於自我管理的市場是美國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政府在美國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微。阿瑟· M· 施萊辛格（Authur M. Schlesinger）、丹尼爾·布爾斯廷（Sr., Daniel J. Boorstin）、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等「一致論」派學者則創造了一種很有影響力的美國歷史敘事，把美國歷史解釋為社會優先於政治、個人行為優先於集體行動、私人競爭優先和自願主義優先於公共決策和政府指導的產物。在這種意識形態色彩較厚的解釋範式中，美國聯邦政府的歷史消失了。冷戰後,美國人對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減少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著迷，是弱國家權力神話再次興起的強大動力。弱國家權力這一「美國例外論並沒有被20世紀的美國國家構建所超越，而是採取了新的形式出現」,在討論美國國家權力時，學者們從未像現在這樣經常使「弱」或「強」這種明顯的術語。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學術界逐漸出現了一股重新思考美國國家權力的思潮，引導這一潮流就是國家構建研究。新一代歷史學家對美國構建歷史的重新解釋，為這股思潮提供了最重要、最持續的動力。在這一代歷史學家成長的過程中，歐洲國家的權力正受到更多的遏制,危險性也越來越小；於此相反，美國式的法律和經濟秩序正在有侵略性地向全球擴張，美國國家權力的這種實際存在激發了他們思考美國這個國際利維坦崛起的歷史。國家構建理論為這種新的史學潮流提供了有效的解釋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構建理論也曾是美國「弱國家權力」神話的推動者。只不過在此前的研究中，學者們都從用源自歐洲經驗的國家構建理論模型來考察美國歷史，以集中化、理性化、行政化、官僚化作為現代國家的標準，從而得出美國國家權力弱小的結論。斯科夫羅內的19世紀美國史「政黨和法庭國家」的論點，正式源自這種馬克思·韋伯式的國家理論。而新一代學者們則盡量避開這種帶有「歐洲視野」的國家構建理論。一方面，國家理論的發展論為學者們理解美國國家權力提供了新思路，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理論影響尤其廣泛。曼把國家權力分為專制型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礎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前者是指傳統意義的國家權力，後者是指國家進入公民社會能力，以及其在既定的權力範圍內的實施政策的能力。在該理論的啟發下，學者們不再以傳統的「強」 「弱」兩分的觀點來界定國家權力，而是注重從法律能力、制定能力等方面重新看待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在歷史學中，學科的性質決定了歷史學家沒有把研究局限在理論模型的框架內，而是從具體的歷史語境出發，考察國家權力的演變。

關於國家構建的新研究表明，此前的歷史解釋因深受美國例外論的影響，聚焦於對美國國家權力的限制、弱點和落後特徵的分析，忽視了美國歷史的一個基本事實——美國在逐步擴張權力，成長為世界歷史上最強大法律—經濟和地緣政治霸主；實際上，美國政府的權力一直都比之前的歷史解釋更加強大、寬泛、牢固、更具干涉性和再分配性。

這些歷史解釋，大多集中討論了19世紀末以來美國國家權力擴展和國家構建的過程。那麼，20世紀之前的美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那個時期的美國真的是缺乏「國家意識」嗎？19世紀的美國真的是一個與當今美國完全不同的「法庭和政黨」國家嗎？近年來，有學者開始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試圖根源上破除美國弱國家權力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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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學者們普遍認為，從建國到19世紀，美國的政治體制就有一個鮮明特徵：一方面，公眾的政治參與度很高；另一方面，國家管理體制落後，政府權力極小，管理功能微弱。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為國家構建理論的引入，使得不少學者開始重新考察19世紀之前的美國政治體制和國家權力的發展，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變化，產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有不少學者開始重新考察政府機構美國早期歷史中的作用，其中理查德·約翰（Richard John）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約翰考察了從1755年到1844年間，美國郵政體系建立和發展的歷程及特點。其研究表明，美國聯邦政府在促進和管理通訊基礎設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聯邦郵局（General Post Office）身兼通訊流通、交通協調和金融管理等職權於一身，對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有重要影響；在美國郵政系統所傳遞的郵件中，由政府資助的介紹聯邦國會的進程和中央政府日常活動的報紙、雜誌和公共文件佔了相當多比例，這表明聯邦政府在塑造美國人的日常生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國郵政體系的建立，創建了供商業信息互通的全國性市場和討論全國性事物的公共領域，這進一步促進了美國自願團體和大眾政黨的建立，而在此過程中，聯邦政府不僅僅是各個社會集團相互爭奪的舞台，而是一個獨立的起到改變作用的因素。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早期政府機構的研究中出現所謂了「新制度主義」潮流。學者們不再研究獨立的政府機構，而是從法庭、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角度來考察政府對共和國早期（1787-1835）美國社會的影響。這種新潮流不僅研究政策制定者的目標取向的行為，也考察特定的政府機構背後的組織網路所造成的非計劃性的、預料之外的後果，認為政府機構在美國社會和文化轉變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傑瑞·L·瑪莎（Jerry L. Mashaw）的研究就頗具代表性。傳統上，美國學術界一般認為美國的行政法產生於1887年成立的洲際貿易委員會的成立；在此之前，聯邦政府的行政職能弱小，議會的法令要麼自動生效，要麼因太過繁複而阻礙行政判斷，而且聯邦行政機構受總統的全權控制，對其行政行為沒有司法審查，完全不符合現代國家的行政官僚體系標準。瑪莎則認為美國早期的行政法體系遠比這種解釋豐富和完備，從建國伊始，一些行政人員就被授予更廣泛的法律權威，他們的行為也得到了國會的監視，普通法的實踐提供了一種比我們當今所觀察到的更為健康和富於侵略性的司法審查。

從特納開始，歷代美國史學都把西部史看作一部個人奮鬥和地方發展的歷史，而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則把聯邦政府的權力放在西部史的中心地位。他認為在西部發展的過程中，個人和地方因素的所發揮的作用更小，聯邦政府所發揮的作用更大，西部的發展比美國的其他任何地區都更加依賴聯邦政府。在19世紀，除了內戰之外，聯邦政府對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影響甚微。在西部地區卻是個例外。對西部地區的美國人而言，聯邦政府就像一件粗糙的羊毛衫，既可以給他們溫暖，又會使他們感到不快。但西部人從未像南部人那樣試圖完全去除聯邦政府的刺激，而是愉快地加以抱怨。聯邦政府在塑造西部的同時，西部也成為了政府的「幼稚園」，培育了一些現代的政府機構，那些東部的地方性機構，在西部卻代表著聯邦政府。總之，西部為聯邦政府提供了擴張權力的平台，這些權力最初在美國的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在管理和開發西部的過程中，政府的權力和影響力得以擴大，一個強大政府開始在西部逐漸形成，在此過程中，州政府的權力也沒有被削弱。

在政府與經濟的關係方面，有學者挑戰了自由放任經濟是19世紀美國的基本原則的傳統解釋，重新發現了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作用。約翰·勞里茨·拉森（John Lauritz Larson）認為，自由放任並不是美國政治經濟的亘古不變的原則，而是在與積極自由積極政府的競爭中勝出的；在共和國初期，為促進公共福利而積極地運用政府權力，從來都沒有被排除美國共和主義之外，而是革命政府的合法權力的題中之義；革命一代的領導者們制定了詳細乃至精確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方案，以推進公共利益，這在內部改進運動中體現得尤其明顯；但是在市場發展和政治競爭等多種因素的合力下，市場的地位不斷上升，並在19世紀中期取代民主政府成為更合法的仲裁者，美國共和主義的支柱從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變成自由和私人財產權，到1870年代，隨著美國工業化的全面展開和聯繫緊密的現代國家的成型，美國完成了從大眾民主政府向自我管理的市場的轉變；但是，積極自由和積極政府這一建國時期的傳統並未消失，平民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在此後的改革並不是什麼創新行為，而是試圖復興「美國革命這一清晰、不證自明和激動人心的目標」。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則指出，即便在拉森所謂的自由放任原則節節勝利的時期——從內戰期間到19世紀末，橫跨大陸鐵路的建設與政府之間仍有著密切的關係。一方面，政府為鐵路建設提供資助，確保鐵路的修築權，對鐵路進行管理；早期的橫跨大陸鐵路公司都是公私合營，儘管它們在19世紀末都成為私營公司，但其公共根源（public root）仍然存在；19世紀末，當鐵路公司承擔著無所不在的政治壓力時，政府以保護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名義幫助鎮壓罷工的工人，維護公司的權利。另一方面，鐵路公司也充當了國家擴張的工具，幫助政府解決了印第安人問題，並刺激移民進入西部，使政府的權力範圍大大擴張。

有學者重新思考從美國獨立到內戰爆發期間奴隸制的發展與美國聯邦政府的關係。美國史家唐·愛德華·費倫巴赫（Don Edward. Fehrenbacher）認為，憲法在本意上既不是支持奴隸制，也不是反對奴隸制的，憲法制定者們希望把這個問題留給後人去解決，但是聯邦政府在此後的政治實踐使得憲法成為支持奴隸制的法律。在外交問題上，為了挑戰英國不斷發展的反對奴隸制事業，聯邦政府從一開始就將自己定義為奴隸制利益的代理人，支持聯邦製作為一種全國性的機制；在國際奴隸貿易方面，美國高漲的民族主義和南部對英國反奴進程的擔心，都促使美國政府在鎮壓國際性海洋奴隸貿易時的不作為；在聯邦領地的奴隸制發展、逃奴問題和哥倫比亞特區的奴隸制形成等問題，聯邦政府都間接支持了奴隸制發展。到19世紀50年代，多年的政策實踐、各種法令和法律已經將美國變成一個「蓄奴共和國」。正因如此，儘管以現代的標準來看，林肯的反對奴隸制措施似乎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但是在南方人看來，這是一場要終結「蓄奴共和國」的「共和革命」， 「那個在公海、在與外國政府打交道時、在哥倫比亞特區、都在聯邦領地上、甚至一定程度上在自由州都保護奴隸制利益的共和國即將終結」。

歷史學者布萊恩·巴洛格（Brian Balogh）則系統論述了聯邦政府在19世紀的美國所發揮的作用，挑戰了學術界長期盛行的美國政府在19世紀弱小、消極的神話。作者認為，在建國時期，盛行的共和主義理念強調政府進行積極的管理，以維護公民的共同利益；儘管在19世紀，美國經歷了從共和主義向自由主義的轉變，自由放任觀念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全國的政府體系並未解體，這些機構在19時間美國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全國政府推動了內部改進運動、徵稅、建設燈塔；為了實現國內目標而實現積極的對外政策（如路易斯安娜購買）；管理、發展並出售西部領地；與印第安人作戰並將他們遷走，對軍隊職業化。即便這些活動可能只是「小」政府的核心職權，但是對美國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全國政府試圖在不徵收直接稅和不建立全國性官僚機構的前提下，通過提供資助、制定規章、進行授權、委託代表等方式行使權力，這使得政府實際實施的權力比表面上擁有的權力要要多得多，並影響到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這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埃德林的觀點：聯邦邦主義者就試圖建立一個盡量不與人民發生直接接觸的、「輕便」的但是權力強大的政府。

瑞典學者馬克斯· M·埃德林（Max M. Edling）從國家構建的角度重新解釋了美國憲法的起源。埃德林認為，美國憲法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一個權力分割、制衡的政治體制，而是要構建一個歐洲式的強大的「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在他看來，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分歧主要在對新政府汲取社會資源的權力的接受程度，反聯邦主義者擔心一個強大的政府會通過其汲取資源的能力對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身和財產權產生威脅，聯邦主義者面臨著一個艱難的困境：如何即建立一個強大的「軍事—財政」國家，又尊重美國人的反政府傳統。聯邦主義者主要辦法是選擇正確的資源動員方式，盡量減少全國政府與人民的接觸，以建立一個既強大又「輕便」（light）的政府。最終，根據聯邦憲法憲法所創立的國家擁有歐洲的「軍事-財政國家」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權力。全國政府將被限定在特定的領域之內，但是在這些領域之中，它的權力不受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社會史和文化史家的研究表明，移民限制以及各種以種族、民族和性別為基礎的隔離和歧視行為，都不是完全是自由放任和人們自由選擇的結果，在每個領域中，國家權力的痕迹都清晰可見。

總之，在過去數十年中，對建國至19世紀中期的美國國家構建的研究，已經成為美國早期政治史研究的最具活力和創造力的領域。這些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顛覆我們對美國早期國家發展歷史的看法，使我們對美國早期的國家體制和國家權力有了全新的認識。從某種程度上看，在美國早期史領域內，「把國家找回來」這一斯考切波在三十年前的號召已經得到實現。

如今看來，洛克滕堡在1986年的預言似乎仍未實現，政治史並沒有重新成為史學研究的前沿。但是如果我們回顧此後三十年中有關國家構建的研究，仍不得不佩服他的學術眼光。洛克滕堡在當年指出，美國的國家權力已經大大擴展了，但是我們並不知道它是如何擴展的，這種擴展是如何合法化的，不知道戰爭、福利需求和其他原因在美國權力發展中的作用；我們不知道在美國的歷史中，國家與社會、經濟、戰爭、法律等領域的關係，我們甚至不知道美國是何時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的。前文所述的眾多研究成果，正是對這些問題的一一回應。而且，這一研究仍在進行之中，比如在美國早期的國家發展、美國與社會的關係演變等領域，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新成果也在持續湧現。

這些研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美國「弱國家權力」的神話，但是與美國例外論一樣，這個神話並沒有完全消失，而且還會長期存在。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正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國際「利維坦」，在國內國際事務上持續發揮著重要影響力。在這種學術和現實語境中，國家構建研究顯得更有意義。美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美國的國家權力是如何擴張的？這些擴張又是如何合法化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如何演變的？美國當前的國家形態與建國一代的構想有何不同？或許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仍將是美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問題。對需要深刻了解和認識美國的美國史學者而言，研究這些問題的需求也許更為迫切。

5月20日（周六）下午，東方歷史沙龍第127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學院與江湖之間的民國氣象」，嘉賓為王奇生、唐小兵。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