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儒家之義

義是一個內容豐富的道德範疇，在倫理思想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管子倡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儒家倡導「仁義禮智信」，環繞「義」的概念作了交集。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範疇。朱熹指出：「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儒家之義強調主體性和實踐性，使義既內斂為行為主體的品格，在人們的心靈深處播種下道德文明的基因，又外化為主體行為的品格，把義由抽象的價值準則貫穿到日常生活和個人行為之中，拓展了倫理道德實踐的空間。在儒家看來，義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依據，也是個人道德修身的價值取向，更是具有現實操作性的倫理道德範疇。

義是人性的規定

孔子沒有對人性作出判斷，也沒有從形而上高度探索倫理道德的來源問題，弟子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強調後天的學習和實踐對人的品性有著重要影響。孟子則認為人性本善，將義規定為「羞惡之心」，與仁、禮、智共同構成人的本性。孟子言人性本善，雖然不無唯心傾向，卻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和激勵作用。這是告訴人們，所有道德行為都源自於人的本性，只要你願意，就能夠做到，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孟子以羞惡來界定義的內容，是對儒家之義的貢獻與發展。所謂羞惡之心，朱熹解釋：「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這說明羞惡之心是一種情感意識，是一種防範錯誤的意識，能夠促使主體控制自然慾望和負面感情，不去做那些不該做的事情。

同時，孟子希望人們能夠把人性的善端「擴而充之」，發揚光大。「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性之善擴而充之，包括對己和對人的內容。對己是彰顯人的本性，不斷完善人格，否則就是自暴自棄。「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義是君子的人格

在孔子看來，義是君子的本質規定。「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這說明一個真正的君子，是優秀道德品質的集合體，其中義是根本，表現在外面的行為是禮，有高度的文化修養；然後是態度，非常謙遜，不自滿，不驕傲；最後是誠信，對人對事，處之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他人。在孔子看來，義是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如果說君子是孔子崇尚的人格，那麼，小人則是孔子反對的人格，「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經常比較君子與小人的差別，最大的差別與義有關，這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在傳統社會，為官從政大概是君子實現理想抱負和人生價值的主要途徑。「學而優則仕」，孔子鼓勵君子為官從政，承擔社會責任，努力為大眾服務。孔子認為，入仕為官必須遵循義的原則，「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孔子認為，入仕為官要做大臣，也可做具臣，但決不能做佞臣。大臣具有堅定而又獨立的政治品格，能夠按照道義輔佐君主；具臣缺乏主見，而能夠堅決實施政令，堅守道德底線；佞臣只知道阿諛奉承，沒有任何道德原則。

義的主旨是敬長

儒家思想的最高範疇是仁，根基卻是孝悌。「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愛。「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愛不是兼愛、泛愛，而是差序之愛，即從血緣親情之愛開始，逐漸延伸拓展開來，形成親疏有別的仁愛關係，最終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會。義是從血緣關係推演出來的處理社會關係的倫理原則，其主旨是敬長。孟子指出：「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貴貴、尊賢，既是義的主要內容，又是義的具體措施。貴貴的重點是君臣關係，孟子用義來規範君臣關係，明確提出君臣有義的觀點，這與孔子有著些微的差別。在孔子那裡，君是臣服務的對象，臣是君的下屬，上下等級關係比較分明，孟子則注重君臣關係的對等性，他敢於「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一方面，孟子與孔子一樣，認為君臣有著不同的行為準則，要恪守其道。「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孟子把堯舜看作君臣的楷模。「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意思是，君臣都效法堯、舜就足夠了。不用舜服事堯的態度和方式服事君主，就是對君主不恭敬；不用堯統治百姓的態度和方式來統治百姓，就是殘害百姓。另一方面，孟子指出，君主是君臣關係的主要方面，其行為具有引導、統率作用。「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為此，孟子強調，為官從政者要做大人，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糾正君主的錯誤。尊賢還蘊含著一個重要思想，即人的尊卑高下，不僅決定於等級地位和年齡大小，而且決定於人的智慧知識和品德境界，尊賢就是要尊敬那些有學問、有道德的賢人。無怪乎朱熹註釋道：「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義的靈魂是適宜

在儒家的倫理道德範疇中，義的概念很有些特殊。如果從主體性與實踐性區分，仁、禮、智、信等概念都有鮮明的主體性品格，規定了明確而具體的內容，仁是愛人，禮是禮儀、規矩，智是知識、智慧，信是言而有信、信守承諾。唯獨義的概念，語義模糊，沒有具體的主體性品格。「義者宜也」，不是對主體品格的規定，而是對主體行為品格的規定，帶著明顯的實踐性特徵。歷代文人學者對此有著不同看法，認為以宜釋義過於寬泛，沒有實質性內容，容易失去聖賢的本意，導致人們不重視主體人格的修鍊。實際上，這正是義的生命力所在。義的最大理論價值就是妥善應對了經與權的矛盾，在社會倫理道德領域實現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絕對性與相對性的統一。

任何倫理道德準則，都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的內涵，屬於經的範疇。普遍性是對社會各種倫理道德現象背後共性內容和規律的把握，絕對性則是要求人們在相同的倫理道德領域遵守同一的價值和準則。然而，普遍性並不是孤立的實體，而是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沒有特殊性就沒有普遍性；絕對性也不可能沒有例外，只是相對之中的絕對，由此引出了權的概念。一般而言，經是指倫理道德的主體品格，強調道德原則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強調堅守道德原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權是道德價值的具體運用，可以靈活掌握、變通對待。權的變通並不能離開經的原則，而是更好地實踐經的原則。《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這說明權者與變通，表面似乎與經的原則不一致，甚至違反了經的要求，實質上卻是真正遵守了道德原則，完成了經的使命，達到了人性善的目的。

孔子、孟子都是正確處理經與權關係的大師。孔子很重視權的問題，甚至認為學習權比學習經重要，權變是最難學的。「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意思是，可以一同學習的人，未必可以與他一起認識把握道義；可以與其一起認識把握道義，未必可以與其一起踐行道義；可以一起踐行道義，未必可以與其一起通達權變。孟子與孔子一樣，對經與權的關係作出了重要論述，他在否定楊朱為我和墨子兼愛之後，主張在兩者之間「執中」，即採取中庸之道。同時，他認為執中而不能變通，就是有偏頗，違背了中庸之道。「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意思是，堅持中庸之道而缺乏變通，就是執著於一個極端。厭惡執著於一個極端的人，是因為它損害道義，抓住一點就不管其他了。

儒家之義，既是主體品格又是行為品格，能夠在任何情況下把道德的價值原則與行為實踐統一起來，從而使得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歷久彌新，成為影響人道德修養和性格品質的主導力量，塑造了一批批「憂國憂民」的忠臣、「事親敬長」的孝子和「文質彬彬」的君子。人們的社會倫理道德實踐雖然豐富多彩，但萬變不離其宗，這就是要做一名有情有義有道德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