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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當下中國經濟最棘手的6大難題

經濟面臨的問題,可以被歸結為外部關係影響和經濟自身的問題。全球經濟低迷導致外需萎縮、川普對華貿易政策不利等外部關係的變化給經濟帶來一定風險。但風險更多是來自內部。最顯性的在金融、房地產、產業轉型上的問題,隱性在內需不足、體製成本上升、地方債務隱患等。

表面上看問題各在不同的領域發生,但解決這些問題似有同一味葯:強化內需,發揮企業家精神,靠市場來解決問題。用一個簡單的比方,天冷體質弱,感冒就沒處逃。體質強健,天兒是冷是熱都能扛。

島君分享來自6位經濟學家對經濟風險的看法,這些觀點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可能是同時並存,因此也就更加值得關注。

2017年值得關注的是金融風險,比如整個經濟的債務水平,像企業部門的債務,去產能過程中什麼時候可以打破(尤其是)國企的剛性兌付,在2017年仍然是我們希望發生的,這些是這幾年我們一直關注的。另外一個金融風險的防範,是跟今年可能召開的金融監管工作會議相關的。包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里提到的風險或者槓桿,嚴格來說並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房地產風險,或者是企業債務風險,也包括了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在金融領域內部加槓桿的現象,像影子銀行和表外的業務。

從最近幾個月來看,央行和監管部門開始著手處理金融部門的加槓桿,如央行採取更加嚴格的宏觀審慎金融監管,這也是2017年需要關注的。

從政策來看,今年財政政策會比較積極,財政赤字目標今年比去年會更高,去年是GDP的3%,今年預測是GDP的3.5%。貨幣政策可能會延續從2016年下半年以來相對比較中性的政策。對於中性的貨幣政策,我們目前的解讀是在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方面會非常謹慎,我們認為降息可能會有一次,但是也有可能不降,就是0到1次。降准可能沒有。信貸增速會比較穩定,2017年的信貸增速目標我們認為M2增長目標將從13%降到12%,這反映了比較中性的傳統貨幣政策。( 作者系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

通過去庫存的辦法把房價拉升以後,庫存是去掉了,但是房地產供給問題沒有根本解決。行政手段雖然能夠暫時緩解問題,但是一旦反彈,就會很驚人。只有真正解決供給問題才能真正令房地產熱降溫。

首先,要解救的土地制度。一個是小產權房,另一個是土地還有沒有開發餘地。解救的土地制度阻力常常不小。導致了20個大城市房價疾速上漲的原因到底是貨幣發多了,還是土地減少了,還是地方政府不想要地?至今未有定論。

第二,要解決房地產的投融資問題。房地產本身有其專門的融資制度,對其如何融資、向誰融資等做出了規範。而這個融資制度本身,是想為一些低收入群體解決融資問題,不是在居民家裡本來有房子的情況下,通過加槓桿,去鼓勵他買房、炒房。但在實際的操作中,我們的做法正是通過加槓桿,商業銀行直接放款出來。

第三,要解決房地產的稅收制度問題。這也是大家都在爭論的,土地出讓金與房地產稅到底怎樣解決的問題。

第四,要解決戶籍制度問題。至今,我們也沒有解決農民工的戶籍問題,通過農民進城來拉動需求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

第五,要解決行政資源配置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房價漲得最厲害的地段往往是學區房,或者是醫院房。其背後的邏輯是,只要公共服務不均等,個別地方的房價就會漲得很厲害。

我認為這些措施是房地產破局的關鍵,但從目前的實施情況來看,我們任重而道遠。(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首席經濟師)

我們今天碰到的經濟下行,不是簡單周期性和趨勢性的變化,而是需要產業升級換代,這是一個大的看法。我主要擔心下行壓力會有的原因,就是新舊產業更替沒有完成,新的產業都在興起,但是還不夠支持經濟增長。舊的很多產業將是企業過剩產能,還沒有真正退出。這個過程沒有完成,要說經濟增長平穩我覺得是比較難的。 從長期來看經濟能不能走出下行周期,關鍵不是看美國,關鍵是看我們自己,我們的產業能不能轉型,簡單來說就是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從長遠來看我其實是比較樂觀的,我覺得凡是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企業家精神比較活躍的地方,產業轉型沒有問題。從短期近年來看,有很多因素支持今年的增長會比較平穩,但是我自己覺得要密切關注下行壓力的風險。(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讓經濟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來窮,而是把原來導致窮的封閉變成開放,在開放當中允許組織創新,進行體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產到戶,農民就不可能解放出來,沒有生產積極性,依然還會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八億農民搞飯吃飯還不夠吃」。

有了體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環扣一環。勞動力解放出來去哪裡就業?這又逼出了民營企業。產能出來了,市場在哪裡?所以又逼出了WTO談判,1997年簽約,五年預備期,2002衝進去,把世界市場打開了,把原來的障礙打開了。進了WTO,一開始還是「獎出限進」,後來嘗到了甜頭,全部殺進去,這才衝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但是現在新問題來了。新問題是成本又上來了,原來的成本優勢消失了。現在我們一般講成本優勢消失講的都是勞動力、工資在漲,這個問題當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們的體製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長當中舉頭向上。

體製成本上升表現在什麼地方?比如,我們到今天也沒有達到稅收一定要法定,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我們現在很多的稅收是行政部門直接定的,抽稅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經過人大的審核。那這個就很容易一下子收過頭。

比如,這屆政府說簡政放權,但是很多後來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計劃時代而是高增長的時代加進去的,我們在這波下行就吃了這個虧。這些是體制性的問題。現在沒有什麼資本主義的大帽子,但是小繩索挺多的,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係數大了。高速長的時候加大摩擦沒有關係。問題是外需一收縮,這些變數就來了。(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許成鋼:內需不足,財政刺激難抵抗經濟下滑

現在內部面臨著比美國更嚴重的問題和挑戰。必須要認清楚自己的問題是什麼,而不是把問題推到川普和美國去。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美元的升值,而是市場對經濟的預期信心不足。也因為改革很長時間沒有顯著進步,一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基本上都是用財政刺激,來阻止經濟增速下滑太快,並不涉及真正的制度改革。

我認為目前最重要是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內需不足的根源是家庭總體收入過低,只有裁減官僚機構,減輕政府財政支出,同時大規模減稅,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間重新分配財富,讓老百姓多拿,政府少拿,經濟才能增長。當然,這可能需要長期改變的過程。(作者系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2017年國內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因素主要還是企業和政府債務問題。第一,企業層面,融資成本高,企業債務居高不下,還會出現一大批企業破產;第二,政府債務危機也在持續增大,目前還沒有解決的方法;第三,持續的通貨緊縮,將會有更多的煤炭、鋼鐵產業逼至破產。

企業債務解決起來比較簡單,只要降低存款準備金,企業融資成本就會降低,企業債務自然消失,而對於政府債務,則必須進行財稅改革才可以解決,現在必須走出財稅困境。

一個國家的財稅水平必須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才可以,而一個國家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其財政稅收一般要佔到這個國家GDP的40%左右,這也是目前應該達到的稅收水平。隨著人類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財政稅收必然會呈現不斷升高的趨勢,政府必須不斷改革這個國家的財稅制度、財稅種類與財政徵收方式來適應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財政支出的加大。

目前的稅收結構還是以企業增值稅為主,可以預測的是,在未來10年中,所得稅將會超越增值稅成為的第一大稅收,而在未來20年後,消費稅將會成為的第一大稅種。(作者系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世界經濟主管)

資料來源

搜狐財經,《黃益平:必須釋放風險 政府總有兜不住的一天》

英才,《10位經濟學家預測:經濟將迎來最大風險?》

第一財經日報,《周其仁:體製成本降經濟才能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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