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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藏家孫一瓊:瓷渡—高麗青瓷的前世今生

導讀:骨董時光,本名劉越,著名瓷器鑒定專家、作家。20世紀90年代就讀於北京大學,獲考古學碩士學位,2002年-2016年就職於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歷任瓷器工藝品部總經理和陶瓷部總經理。現為獨立學者、自由撰稿人、古玩元素網特邀嘉賓。作為古董界聲名顯赫的鑒定專家,他十餘年間走遍世界各地尋訪古董珍玩,策劃組織各類拍賣上百場,在業內有著重要影響。同時出版有暢銷小說集《骨董時光》和長篇小說《龍缸》,以及在多家媒體和雜誌開設專欄,發表陶瓷類研究文章。 2015年創辦骨董時光微講堂(線上),組織、講授古董鑒定、古董市場點評等課程,彙集海內名家,累計學員數千人;2016年創立「骨董時光之旅」考察旅行團,以陶瓷史為主題,開展出土遺址考察、瓷器標本採集、鑒定知識講授、博物館專題展出講解等項目,足跡遍布河南、山東、景德鎮、南京、杭州多地。

大家好,很高興又和大家在骨董時光微講堂中見面。之前呢,我也粗粗和大家有略微地談了我的家鄉特產——越窯,相信大家一定還有印象。那麼今天呢,我們就來聊聊帶有異國血統的另一位青瓷王子——高麗青瓷。

瓷渡—高麗青瓷的前世今生

主講人:孫一瓊

時間:2016年12月20日

孫一瓊,骨董時光微講堂講師,85年金牛座女漢子。08年畢業於英國諾丁漢大學,愛各種充滿古舊氣息的美物。受家中「老骨董」父親影響頗深,從小耳濡目染與瓶罐碗盤金石玉銅為伍,逐漸對高古瓷、銅鏡產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05年暑假歸國,於紹興古玩市場中淘到第一件由自己掌眼的青銅雜件,自此一發不可收拾,一有時間便奔赴各大拍場為自己喜歡的拍品而奮戰。學成歸國后,繼承父親衣缽,接管紹興越國文化博物館,做過講解員,翻譯過館藏書籍,在庫房打過雜,亦擔過器物部門的重任。現任紹興越國文化博物館館長,「玩物養志」是一直貫穿始終的座右銘。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打破收藏圈中的地域限制,使精美細膩的越文化能被更多愛好者所熟知。

在高麗王朝統治的歷史上,也就是公園918年——1392年之間,青瓷作為高麗文化的精髓,應該說擁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高麗青瓷是高麗時期繼承新羅時期陶瓷工藝傳承生產的,它結合了外來文化,同時又極具韓國本土特色,遍佈於社會經濟的各個角落。

現今我們所見的高麗青瓷,高雅、美麗、清新,大多呈青翠的青綠色,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二器皿條曰「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故而,它又被稱為「翡翠色瓷器」。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當時的高麗青瓷工匠們,又從大自然中尋找素材,結合了自身的審美情趣,在這些翡色瓷器的器身上,加以陰刻、陽刻、透刻、鑲嵌等工藝技法,將這些瓷器優雅而端莊的樣式、清新而柔和的色彩、纖細靈巧的花樣很好地結合了起來,創造出了在那個時代中十分新穎的藝術品。

高麗青瓷器陰刻草花紋瓜形水注

高麗青瓷陽刻牡丹紋花口碗

高麗青瓷鑲嵌蓮花紋瓜形注子

尤其是高麗青瓷獨創的鑲嵌法,更有效地突出了瓷器的工藝之美,提高了紋飾的裝飾效果。應該說鑲嵌工藝為高麗青瓷開闢了新的發展境界,使高麗青瓷不僅成為高麗時代的代表性文化遺產,同時也對陶瓷文化在後代社會底層的推廣起了非常有效地推動作用。

13世紀 高麗窯青瓷鑲嵌菊花紋盞托一套

浙江與福建、江西交界的古百越地區是瓷器的發源地,自3000年前的夏商之際開始,我們的百越先民就在這裡發明並生產出最早的原始青瓷。

原始青瓷太陽紋工瓿

到了東漢時期,地處上虞曹娥江中游的上虞窯場,在當時就成為了全國青瓷先進位瓷技術的傳播源,並且輻射到寧波、溫州、江西、江蘇等地,帶動了各地區的制瓷業的發展。

而「越窯青瓷」的實質意義,經過各地推進與南北普及,也已經演變成為遍布各地的「越窯系青瓷」。經六朝及隋朝的發展,到唐、五代時越窯青瓷達到了頂峰,而北宋以後更是成為了青瓷的母本。

三國小猴嬉桃香薰

五代秘色瓷瓜形執壺

北宋秘色瓷浮雕龍紋片

越窯系青瓷歷經幾千年的演變,經歷了從文化的直接傳播、到雙方國家文化的交流、再到窯場的對外加工,最終形成了今天隸屬全世界範圍的瓷器文化圈。

雖說各個地區、各個國家的瓷器生產技術受不同的社會背景影響在當地演進變化的程度不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它們的直系源頭或間接的技術源頭都和浙江與福建、江西交界的古百越地區息息相關。高麗青瓷自然也不例外。

開頭也說了,高麗青瓷不但在韓國陶瓷史上地位顯著,而且在世界陶瓷史上也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固然有著新羅時代遺留下的基因,但從本質上來看,它並非朝鮮半島的「土著」,身上繼承更多的,是的青瓷的「血液」。

13世紀 高麗窯纏枝花卉長頸瓶

13世紀 高麗窯刻劃纏枝花卉雲頭紋青瓷罐

13世紀 高麗窯刻劃雲氣紋玉壺春

12世紀 高麗窯刻劃花卉紋青瓷盤

12世紀 高麗窯青瓷線刻牡丹紋出筋花口盞

12世紀 高麗窯青瓷竹筍形注子

12世紀高麗時期青瓷獅子鈕蓋香爐

12世紀青瓷透雕七寶香爐

12世紀青瓷透雕唐草紋盒

12世紀青瓷鴨形硯滴

14世紀龍罐

為什麼說被命名為高麗青瓷的李氏王朝翡翠色「國瓷」是由直接引入的「外來物種」?那麼我是有以下理由的。

雖然說朝鮮半島確實是有著非常悠久的制陶歷史,但是他們的制瓷技術卻是在9世紀末10世紀初自越窯傳入。考古資料顯示,當時分佈在半島西南海岸一帶的窯址就多達十餘個,比如京畿道揚州郡長興面釜谷里窯址、全羅北道鎮安郡聖壽麵道通里窯址、黃海道松禾郡雲遊面周村窯址等。

公元9世紀,新羅王朝由於爭奪王位的鬥爭和隨之帶來的政治上的混亂不堪,直接導致了慶州中央政府的勢力削弱,而與此同時,地方豪強的勢力卻大為增強。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的青海鎮大使張保皋,他以全羅南道莞島為中心據點形成了強大的勢力,成為了東北亞海上霸主。

同時強盛起來的還有南海岸及其北部的地方豪強。而西南海岸一帶基本為平原地帶,加之島嶼眾多、海岸線長,在當時與的海上交通相當便利,各種交流十分活躍。因此這個地方具有了比其它地方更有利於積蓄財富和首先接觸到先進文化的良好的自然條件。

從陶器文化過渡到瓷器文化是一個革命性的轉變。雖然說9世紀的新羅首都慶州地區仍停留在陶器時代,西南海岸一帶卻因受瓷器文化的影響,已具備了制瓷的先決條件和經濟基礎。通過張保皋等人從浙江地區引進以青瓷為主的瓷器及技術,最晚也應是在9世紀後期新羅就開始少量生產瓷器。

9世紀末10世紀初也正是高麗王朝的興建之始,故而當時將這一類新興青瓷命名為「高麗青瓷」。而且由於這種最初期的高麗青瓷與我們晚唐至五代時期的越窯青瓷及其相似,在韓國學術界也常常以「唐式青瓷」來表述。

唐代越窯青瓷玉璧底碗

唐代越窯青瓷玉璧底碗

據考古資料顯示,在西南海岸一帶發現的青瓷窯址大致分為兩類:一是造價昂貴、生產數量受到限制、只能滿足上層社會需求的、以全羅南道康津郡大口面龍雲里生產的為代表的優質青瓷,其中也包括了部分白瓷;二是以被大量投入生產、用於一般市民生活起居的、以京畿道仁川市景西洞等處為代表的綠青瓷。

優質的初期青瓷因還原燒造得好而顯得釉色非常靚麗,胎質極為緻密、瓷化好,甚至有些好的已經十分接近高麗青瓷鼎盛時期的翡翠色。而綠青瓷的胎土卻因含有雜物及砂礫,顯得不夠緻密,釉色也類似於灰釉,或因還原燒造不好的原因呈現褐色或者表面不均勻的情況。

那麼越窯制瓷技術東傳高麗,在整個世界陶瓷史上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這可以說是為制瓷技術走向世界拉開了序幕。那麼這裡就有兩點值得我們來思考和探索:首先,的制瓷技術為何最早在朝鮮半島落地生根?其次,為何朝鮮半島引進的是越窯青瓷技術,而不是在當時同樣名滿天下的邢窯白瓷技術?

從現有的考古資料看,合葬有朝鮮半島百濟國第二十五代國王及其王妃的武寧王陵出土的兩晉時期的浙江瓷器,是現今已知的在境外出土的最早的瓷器的例證之一。根據中韓兩國學者研究,這些瓷器是當時的南朝政府與百濟王室交好的物證之一,它們既說明了浙江瓷器外傳古而有之的歷史,也說明了早在南朝時期中央政府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就有採用瓷器作為外交禮品的先例。

越窯青瓷歷經南朝的發展,到了唐代,越窯青瓷便步入了繁榮、興旺的飛速發展階段。當時,在浙江的慈溪、上虞等地,越窯窯場林立,從出土的實物資料來看,無論是從質量上還是從數量上,無論是從裝飾技法上或是從生產規模與生產技術發展水平上來論,浙江越窯青瓷的發展已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與此同時,憑藉當時唐王朝對外的邦交日益增多,與其他交好各國間的文化商貿來往頻繁,以及浙江窯場本就處於東南沿海交通便利之處,越窯青瓷的外銷規模日漸擴大,當時的瓷器可遠銷至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各國。

僅在新羅時期的太子宮廢墟雁鴨池一處,就曾出土過大量的敞口、腹壁斜直、圈足底呈玉璧狀的越窯玉璧底甌殘片。那麼類似於這些越窯玉璧底甌最早被發現是在唐代中晚期的上虞、慈溪等處的窯址中,就是屬於當時越窯青瓷的大宗產品。

而對於當時由朝鮮半島自主燒造的玉璧底系的青瓷,根據現有出土資料與學者們的分析考量,高麗青瓷的玉璧底初期優質青瓷的生產從9世紀後期一直延續到了11世紀前半葉,而粗質的綠青瓷則是從10世紀一直延續到12世紀前期。

其中,高麗青瓷的優質青瓷逐漸與官窯銜接,而且在當時受南北方的影響很深,尤其是在最初的時候,受越窯青瓷的影響最大最直接。接著,也受到臨汝窯、耀州窯的影響。

青瓷鑲嵌花紋花型盞及盞托

青瓷陰刻鸚鵡紋盒

正是由於唐代時期越窯瓷器的大量輸出,以及越窯在朝鮮半島長期以來的影響,能否獲取更大量的這類瓷器並從這些瓷器本身獲取更大的利益,便成為了當時半島統治者和商業利益集團的渴望。

此外,當時的朝鮮半島屬於東北亞國際商貿路線上的中轉站,若是能過在半島上生產瓷器或者直接壟斷瓷器生產,那麼這必將決定了半島能從對日本列島的貿易中攫取巨大的商業利潤。種種的這些誘惑與影響,成了當時盤踞在濟州島上並壟斷了海上貿易的張保皋集團開始了獲取越窯瓷器生產技術的巨大動力。

那麼據傳說呢,越窯青瓷的制瓷技術東傳朝鮮半島,是張保皋集團動用了武力,從越窯窯場搶掠了窯工的結果,那麼無獨有偶,後來歷史上的壬辰倭亂時日本人又從朝鮮半島抓走了以李三平為代表的一堆朝鮮窯工去日本,並開創了日本瓷器的新紀元,這個事件與張保皋抓越窯窯工的事件的對於他們本國的意義是一樣的。

而且根據對最早期的高麗青瓷的考察研究,其實不難發現它們都有大量模仿同時期越窯青瓷窯場產品的痕迹,剛才也說了,韓國學術界用「唐式青瓷」來稱呼這個時期的高麗青瓷,主要也是要表述這個模仿越窯的特徵。

同時,在10世紀朝鮮半島康津一帶最早的高麗青瓷窯場中,它們的窯爐形態和越窯窯爐形態十分相同,在裝燒技藝上,也有泥點疊燒、M形匣缽裝燒、支釘墊燒等多種裝燒方式並存,在這一點上也和越窯青瓷十分相似。

浙江上林湖后司嶴越窯青瓷窯址出土

康津高麗青瓷窯址出土玉璧底碗

在眾多窯址中考古發現的窯燒技法也都一一證明著越窯青瓷在高麗青瓷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中起的作用:在京畿道楊州郡長興面釜谷里出土的玉璧底青瓷甌採用的是簡陋的泥點疊燒法,在窯址現場發現的甌碎片的內底和圈足部位都留有泥點的痕迹;京畿道龍仁郡二東面西里的青白瓷窯中,就發現被大量採用的M形匣缽和支燒窯具;在龍西里瓷窯址中,除了發現匣缽和其它支燒窯具外,甚至還發現了當時窯工經常使用的火標。

除此之外,上述這些龍窯與越窯窯場一樣,普遍都在窯床的底部鋪了一層泥沙,用來防止瓷器與窯床粘連。而且這種高水平高智慧的相同技法絕不可能是不同技術人群之間的模仿學習,應該就是越窯窯工曾經就到過全羅南道的康津郡大口面掛栗里窯場指導並參與了整個龍窯砌造過程和青瓷生產過程的事實證據。

當然了,這些證據雖然不能證明越窯窯場工人的東渡和張保皋集團攫取瓷器匠人直接有關,但是卻足以說明康津地區最早期的高麗青瓷窯場和浙江地區的越窯窯場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在不同時期製作出的青瓷,由於胎釉組成及裝燒方法不同,燒制完成後的釉色也會存在很大差異。那麼這主要是取決於混雜在胎土和釉中的以鐵分為主的微量礦物質的含量不同和所採用的的還原焰程度的強弱。

在眾多的高麗瓷器中,青瓷是尤為精緻,產量也最多。直至統一新羅中期為止,韓國只使用了陶器,到了統一新羅末期才開始使用瓷器。從陶器發展到瓷器,可謂是人類文化和文明發展的自然推進,而高麗青瓷由於受自然和時代背景的影響,它的產量要比陶器類要大得多。

我們把青瓷和高麗青瓷拿來作比較會發現,青瓷的釉色偏青灰,造型莊重,釉層感較厚,透明度弱;而高麗青瓷的釉色淡且清亮,透明感強,形態更生活化。同時,在高麗青瓷的製作工藝上採用了全世界最早的還原燒造銅紅色,堪稱一絕。

13世紀 高麗窯青瓷鑲嵌菊花紋盞托一套1

高麗青瓷一般都要經過兩次燒造,在充分晾乾了摻入少量鐵粉的白土坯后,第一次是在700℃—800℃的溫度中燒制,然後再在器物表面上施以含1%—3%鐵分的石灰質釉,再用還原焰在1250℃—1300℃的高溫下進行瓷化。

這樣燒制出的高麗青瓷,胎土呈現出暗灰色,釉色類似於翡翠綠,若是還原焰強度給得恰到好處,整體的釉色會呈現出非常高的透明度。

高麗青瓷陽刻竹形水注

高麗青瓷方形台

高麗青瓷陽刻牡丹唐草紋大碗

越窯制瓷技術在朝鮮半島上生根發芽,開創了半島制瓷業先河。隨著越窯青瓷的高麗化,那麼我們把高麗青瓷的發展過程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高麗青瓷的成長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

剛才我們也提到了,9世紀末至10世紀前半葉,是高麗青瓷的產生及成長期,這個時期中,玉璧底青瓷,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唐式青瓷」開始出現。那麼這一類的青瓷,無論是在器型設計上還是在釉色上,無論是在匣缽窯具採用上還是裝燒技術上都與越窯極其相似,不能不說它們就是直接模仿越窯的產物。

這個時期的高麗「唐式青瓷」,多是以碗、盤為主的各種生活用具,窯址多分佈在韓國西南海岸一帶,尤其是康津。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全羅南道康津郡大口面龍雲里和七良面。

在這些勢力強大的張保皋管轄的地區,無論文化、經濟、社會都要比韓國其它地區要領先一步,開化得要早很多。當張保皋引進了青瓷及燒造技術,加上有適合製造青瓷的條件,比如瓷土、水、木材等豐富的物產資源,又有便捷的海運條件將產品運送至慶州等其他地區,這為高麗青瓷的產生和發展、銷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0世紀後半葉到12世紀,是高麗青瓷的技術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相對應這一時期的,是的唐末、五代、北宋時期。

在上一階段中,高麗青瓷無論是釉色、造型、裝飾及燒造工藝等,在繼承了越窯的基礎上,對景德鎮窯、汝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的特點及生產技術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借鑒。尤其是在器物表面的裝飾手法上,除了繼承越窯的刻、划技藝外,還融合了長沙窯、耀州窯的工藝手法,比如彩繪、鐵彩畫、印模、雕塑等等,逐漸開始具備自己的個性。

11世紀前半期,高麗遭受了契丹頻繁的侵略,舉國上下都處於十分艱難的環境當中。不過高麗王室仍致力於教育和人才培養,興辦了國子監,編撰國史、雕版大藏經等,為振興國家的文化藝術做出了十分巨大的努力。同時,高麗王朝還與制瓷藝術進入黃金時代的宋朝進行了十分頻繁的文化交流,為高麗青瓷的騰飛提供了重要契機。

自古以來,韓國人的十分喜愛繪畫,並且他們講這一藝術形式與自然緊密結合起來。古代的韓國人認為所有一切都屬於大自然,包括神在內。他們認為任何錶面的粉飾和虛化都將在大自然的樸實面前黯然失色。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才是至高無上的美。

所以在12世紀前葉,高麗青瓷在釉色、器物造型與紋飾上融入了高麗人的獨特審美觀並進行了改進,崇尚翡翠色,釉質半透明,胎質緻密且幾乎不帶開片。這也是高麗青瓷最典雅完美,且特立獨行的風格。

12世紀後半期,古代韓國人將獨創的鑲嵌法運用在高麗青瓷紋飾上,非常符合當時人們的審美情趣,故而,在那一時期,鑲嵌瓷成為了高麗青瓷的主流產品。所謂的鑲嵌瓷就是指在青瓷胎土上刻出紋樣,然後用赭土或者白土將刻紋填平,先素燒,再施釉燒的特種工藝瓷。

高麗青瓷雕刻龍頭筆架

高麗青瓷鑲嵌楊柳水禽紋水注

這種鑲嵌工藝最初是用來作鑲嵌銘文,後來隨著銅彩、鐵彩、堆花、填金等裝飾手法在高麗青瓷上的成功運用,鑲嵌逐漸成為了高麗青瓷中的嶄新風格,是青瓷裝飾的一次創新。而從鑲嵌青瓷的圖案紋飾來看,在構圖和布局上非常明顯地使用了朝鮮的傳統繪畫風格——朝鮮繪。這也是越窯青瓷技術高麗化后與當時的朝鮮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產物。

從12世紀末開始,高麗青瓷開始走下坡路。具體表現在器物上的變化就是整體施釉變厚、色澤變深、紋樣密集、樣式風格散漫。同時,純青瓷的數量也不斷減少。

《高麗史》卷十八《世家》毅宗十一年(1157年)四月條中就有說到,國王命令拆除五十戶民宅建宮殿樓閣,同時用高麗青瓷瓦覆蓋了整個觀瀾亭北面的養怡亭屋頂。後來根據開城滿月台皇宮舊址中出土的高麗青瓷瓦的碎片來推證,全羅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沙塘里應該就是當時燒制養怡亭所用的青瓷瓦的窯址。在這個窯址中不但出土了青瓷瓦,同一地層中還發現了許多純青瓷和少數的鑲嵌青瓷碎片。

1230年始至元宗中葉為止,高麗青瓷和它獨特的鑲嵌技術,雖然在紋樣和器型上多多少少仍繼承了原先的樣子,但已不可抗拒地開始走上了一去不復返的下坡路。

隨著蒙古軍鐵蹄入侵而造成的高麗王朝數十年的社會動蕩和經濟混亂,徹底打亂了高麗青瓷精粹至美的風格。就算到了元宗最後臣服於蒙古軍,高麗青瓷整個產業也仍如日落西山,再也無法挽回當初的輝煌局面。衰退的陰影可謂遍及青瓷的器型、胎土、釉、燒制方法、裝飾紋樣、創意風格等等各個方面。

高麗青瓷原先所擁有過的所有的美,都隨著時代的推移越往後越糟糕。我們總說,藝術品的發展程度永遠是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程度成正比的。漫長的160年的動蕩,成了高麗青瓷的衰退期,就像高麗的政治、社會意義,高麗的瓷器藝術也經歷了十分相似於國運的歷程,最後變得與優雅和美麗毫不相關,低劣的質地、笨重的形態、簡略而粗糙的紋樣,令人不可謂不嗟嘆。

自此,高麗青瓷走向衰落,並逐步被粉青砂器和白瓷所替代。

回過頭再來看,其實除了高麗青瓷對瓷器本身的模仿以外,高麗王朝的整個瓷器生產管理制度也基本學習的宋元時期的制度。在唐代生產秘色瓷器的慈溪上林湖、上虞窯寺前等等越窯窯場,就有很多出土有「官」、「官樣」銘的瓷器殘片和匣缽。

吳越王建國后,設置了燒造秘色瓷的官窯,並配有官員監製,造有「官院」。而這個「官院」在陸遊著《嘉泰會稽志》一書時還能見其故址。

而到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太宗趙光義又派「殿前承旨趙仁濟監理越州窯務」,這些記述非常明確吳越國建有燒造「秘色瓷」的「官窯」,而且從五代吳越國時期延續到北宋的宋太宗時期,而宋太宗時期的這些吳越國官窯屬「越州窯務」,應該可以理解為宋越州地方政權接管和掌管了吳越國遺存的「官窯」。

這也就表明了從唐到五代到北宋,越窯場與當朝政府的關係是從官搭民燒的土貢、到專門燒制秘色瓷器、再到設官員監燒。

而高麗在自行設置窯場燒造青瓷之時,在窯業的體制上同樣也繼承了越窯的這一做法。9~10世紀,在西南海岸的全羅道、京畿道等窯場,也都是由官府直接監管。參與監督燒造官府用瓷的人員被稱之為「窯直」,他們的工作就是專門從事有關窯務的管理。

在全羅道高興郡立原面雲垡里等窯場也有類似越窯窯址中出現的粗精兩類產品同窯合燒的現象出現,同時,與越窯貢瓷上書寫「官」字款、定窯瓷器刻寫「尚食局」和「尚藥局」、鞏縣宋陵有「定陵」銘一樣,高麗青瓷也在器物表面書刻「內」、「御件」、「正陵」、「尚藥局」等銘文,清晰地表明了器物的專供專用。

由於越窯秘色瓷的地位以及它與宮廷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在整個古代瓷器生產史上一直佔有非常超脫且十分神秘的地位。後世人也用「秘色」來稱呼後來那些燒造得十分出色的青瓷,來凸顯其工藝美術價值。比如南宋時期陸遊所著的《老學庵筆記》第二卷中就曾稱以仿越窯青瓷出名的耀州窯青瓷為秘色瓷,明代徐應秋的《玉之堂談薈》中也有用「南越秘色」來稱呼廣東出產的仿越窯的青瓷。

相較之下,我們就可以得知,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稱高麗青瓷為「高麗翡色」,其實是表明了早在北宋晚期時文人階層已經對認同了高麗青瓷的品質。這既是徐兢自己在高麗時的所見所聞和感受,並且他還把自己的感受和評價留給後人,也是人第一次把高麗青瓷與我們歷史上水平最高的秘色來比肩。

到了南宋,高麗青瓷同時也進入了南宋宮廷。在對南宋臨安宮殿、城址的發掘過程中,在宮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出土有14件高麗青瓷,這說明高麗青瓷已經進入了貴族們的生活。在2010年出版的《清雅——南宋瓷器精品》一書中可以見到,一件高麗青瓷蓋子上刻有「貴妃」銘文,那麼根據南宋時期宮廷用瓷的銘文規律,我們可以斷定這件器物必然是某位貴妃所有,這也是高麗青瓷進入南宋宮廷的重要物證。

杭州鋼鐵廠宋墓出土高麗青瓷碗

杭州出土高麗青瓷「貴妃」銘器物蓋

誠如浙江省博物館的沈瓊華女士說的,「研究陶瓷史,不能不研究高麗青瓷,研究浙江越窯史更應把高麗瓷作為組成部分」。高麗青瓷的出現是浙江地區越窯技術東傳和結合了異地文化后燒造而成的產物,如果打破國界來說的話,高麗青瓷同樣可以被看做是眾多越窯系的窯場之一。

同時,在高麗青瓷不斷形成自身特點的過程中,不斷從各個名窯瓷器中學習,汲取精華,才使得高麗青瓷的品質得到不斷飛速地提升。正是這樣,原本是模仿浙江越要的高麗青瓷,最後才能走進南宋宮廷,並大量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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