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回憶——高考恢復四十年

編者按：1977年在發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過於12月，全國聯考在中斷12年後恢復舉行。在那個冬天，有大約570萬人走進聯考考場，27萬人被錄取。

聯考的恢復給當時的一代青年帶來了希望和不同未來的可能性，許多人的命運就此發生了轉折——這其中有被錄取的勵志人生，也有落榜失意后的不同際遇。恢復聯考，其實只是回到常識與傳統，但在當時卻是從瘋狂走向正常、從禁錮走向開放、從停滯走向流動的關鍵一步。今年是恢復聯考四十周年，此時再回望那一年，時代的意義與烙印似乎更加清晰。如果您正好是在那年參考聯考，又或者您知道關於那年聯考的故事，也歡迎您來信告訴我們。我們的電郵是：[email protected]

一

1977年在發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過於12月，全國聯考在中斷12年後恢復舉行。當年參加聯考的考生，年長者如「老三屆」的老高三，如今已經是古稀之年；最年輕的南方應屆高中畢業生，如今也已奔六。我雖然要到1980年才上大學，卻也是因為恢復聯考而改變了人生軌跡。

那一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8月初，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與會者紛紛主張立即恢復聯考，建議如果時間來不及，就推遲當年招生時間，得到鄧小平的明確支持。從8月中旬開到9月中旬的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最終達成共識，改變文革時期「推薦上大學」的招生方法，恢復聯考。10月，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恢復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的制度。

恢復聯考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過就和他的復出一樣，是當時在人們期待與意料之中的事。事實上，前一年十月逮捕「四人幫」之後，在北京關注時局的人群里，很快就開始半公開議論鄧小平何時復出；恢復聯考的議論不那麼多，但是一說起來，也好像是大勢所趨，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而已。

大約是1977年初的一個晚上，父親去曾在抗戰時同事，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琦家，回來後有些興奮地說，估計聯考不久就會恢復了。後來事態的發展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順利與樂觀，反對的聲音頗多，教育部最初的報告並沒有打算馬上恢復聯考。然而小道消息開始在民間流傳，從春天起，各種中學課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學教科書突然緊俏起來。先是我家裡不多的幾本數理化被別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沒有還回來；后是想要找兩冊原來沒有的，卻哪兒都借不到了。

和出生在1980年代末的年輕朋友聊天，她痛說的悲慘經歷，就是怎樣從國小一年級參加各種考試，一直考到博士畢業。我告訴她，曾經有4年大學完全停辦、10年全國沒有聯考；中國小雖然從1967年10月的「複課鬧革命」恢復運行，也基本不讀書，考試就算有，不過是聊勝於無。她說：「你們那時候多幸運啊！」我說：「你父母恐怕沒有覺得那時候幸運吧？」她說：「我覺得他們比我幸運啊！」話說到誰比誰幸運，就沒法往下說了。我告訴她，「文革」里的教科書一本比一本薄，不僅內容少，而且幾乎沒有習題。為了向工農兵學習，取消物理、化學和生物課，以所謂「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替代，內容可想而知，更沒有她熟悉的一本本厚厚的考試輔導材料、複習題集。我還告訴她，由於「文革」，我從國小一年級到1977年，8年多一直輟學在家。她瞪大了眼睛：「叔叔，您太幸福了！」

那時我幸福嗎？在知天命后回憶，少年是很美好的，時間會給往事塗上一層發黃老照片的柔和。雖然很多已經找不到，我還保存著一部分少年時的日記，如今看來，寫得有些強詞說愁、莫知所云，倒也折射出當時內心的糾結與困惑。我感覺前途渺茫：我自覺已經長大，卻不知道能做什麼、要做什麼。想要逃避像兄長那樣去農村的命運，似乎只有唱歌考文工團。

恢復聯考的希望在遙遠的天邊升起時，許多人一夜之間忽然都成了高玉寶。「我要上學」的念頭是如此普遍、如此強烈，我也受了影響，在我的日記里記載如下：

二月十一日，星期五，雲

今天下午正在寫字，忽提起上學，於是有些動念。去一個新環境，過過集體生活，嘗嘗學生時代的滋味，還是我所願意的。

晚上，我乃來去找Z老師，托他辦辦此事，他和我詳細討論了一番，我十點鐘走，他送我上車。

有時，一個很突然而來的念頭就會變成事實，不知道這一回是否會如此。我對自己是有點估計的，我以為我是有必要去適應社會，受一點社會的限制，這或許對以後有好處。

一清醒的認識了一些自己，也就能大致地衡量自己的斤兩了。哈！我就是這樣，我時常攻擊的往往就是我自己所具有的。

16歲時的日記，一看便是民國文學和翻譯小說讀多了的文字。在文化沙漠的時期，寫一筆繁體字，大概也算奇葩，難怪後來我在學校里經常被視為五四青年。從這段日記可知，當時我已經有獨立辦事的能力，也有突然起一個念頭就去做的習慣。此後的40年裡，基本上一直如此。個人生涯某種意義上與歷史是有相似與呼應的，往往在一念之間發生改變。

我去找的是家兄的一位同學，他去農村插隊病退回來以後，在中學當老師。那時他是偶爾教我一點數學的老師，也是經常和我聊天的大朋友。1977年2月11日晚上，他在學校值班，我是去學校找的他。那天晚上聊得非常開心，還打了一會兒乒乓球。從學校出來走回家，月光很明亮，我感覺似乎看見了未來。

二

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即後來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密集之處。學部子弟自然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靈，倒是還有不少愛讀書的。他們由於出身問題，多數境遇不佳，很多還在農村插隊未歸，能夠在大型國企里當工人就算是不錯的了。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雞血一樣開始複習數理化。不過除了老高中生以外，沒有誰心裡有底，所以大多數都是不聲不響，各自備戰。「文革」雖已經結束，但真正的改革開放還在孕育過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論的題目是《學好文件抓好綱》，那一年報紙上的關鍵詞是「英明領袖」、「抓綱治國」，這個綱仍然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在詞語之下，對於變化的渴望以及變化本身暗暗積累、流動。私下裡，人們對於聯考恢復的期待值與日俱增，不僅僅是因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在潛意識裡從來不曾消滅，還因為上大學被普遍認為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

從15歲到31歲，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至少有幾千萬人，他們中間的多數，強烈希望改變自己的處境。考大學最直接最迅速地點燃許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註定聯考是一條嚴酷的羊腸小徑。大多數沒怎麼讀書、沒有希望或信心的人，早早就放棄了。據目前官方數字，1977年有570萬人參加聯考，27萬人被錄取。從有資格參加聯考的人數看，百里挑一都不止，從實際參加聯考的人數看，錄取率也只有4.8%。

我後來讀歷史，才明白從宋朝以後，科舉考試不僅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記憶的一部分。這一記憶在反文化的十年後復甦，又因為恢復統一考試后的第一次聯考之難而格外凸顯。我至今記得聯考發榜后，學部大院幾家歡樂幾家愁：八號樓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呂叔湘先生的外孫考上北大西語系英語專業、家兄也從插隊所在地考上清華。

不管時代怎樣變化，清華北大始終是人們心中的夢想。家兄一高中同學，平素沉穩內斂，那年悄沒聲地上了北大，來我家報喜時兩眼放光、雙腮漲紅，聲音都變了。30年後，我去附近的超市買菜，那裡免費送顧客一份世界日報，回到家坐在沙發上翻報紙，看到紐約州巴法羅附近飛機失事的消息，死難者里有一個華人，看到他的名字，我的手一抖，咖啡溢了出來……

不久后，我在阿拉巴馬出差，小城裡一住就十天。住久了，不免想吃一頓中餐。美國南方是華人最少的地方，中餐館也少，網上搜索了半天，才在十英裡外發現一家似乎還有點規模的中餐館。去了一次，感覺味道還好，隔了一天下班后又去了。這一次碰上老闆，他看了我一眼，用很正宗的京腔說：「我瞅您是大陸的吧？」當他聽到我已經不那麼純正的北京話時，竟是相當欣喜，一定要請我喝一杯。有了第一杯，就會有第二杯，三杯下肚訴平生，是北京人常見的風景之一。閻老闆在北京的地段離我兒時故居只隔了幾條衚衕，我問：「您住哪條衚衕？」閻老闆說：「我住在北剪子巷，挨著大興衚衕，您哪塊兒熟嗎？」我聽說過這條和我同名的衚衕，卻不清楚它原來就在鐵獅子衚衕北邊幾條街。如此說起來，不由得更多了一分親近感。

閻老闆微胖無髭，面白皮細，典型衚衕里和氣生財的老北京相貌。這樣的人，我童年記憶里很多，如今卻很少見到了。早年的戾氣、中年的焦慮，足以改變曾經遛鳥人的容顏；鋼筋水泥的都市化、人群的膨脹，給古都帶來現代化與活力，但也抹去了往昔的安詳。

閻老闆告訴我，他祖上幾代都是在戶部做事的，到了爺爺這輩，大清改了民國，就改當銀行職員，然後傳他父親。他家雖不是大富大貴，在北剪子巷這條狹小的衚衕里的一個小院，倒也住得很踏實。

他沒有仔細講，我也就不多問，反正到了1966年，家道已經中落到只剩下兩間北屋了。那年他上高三，就盼著能考上大學，然而大學不招生了。和許多人一樣，他去農村勞動了幾年，然後費了很多力氣回到北京，進一家街道工廠當工人，結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許多人一樣，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務后，熬夜複習聯考，可是就在聯考前夕，由於勞累過度得了一場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參加聯考的那一瞬間，他忍不住淚流滿面。

他沒有說具體是什麼病，總之，大學夢就這樣破滅了。改革開放以後，一個長輩親戚從美國回來探親，看到他的境況，幫他辦了個自費留學。那時候來美國的人還很少，有親戚的經濟擔保書，再有一份社區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就拿到了簽證。到了美國，親戚自然不會真的在經濟上資助，要靠自己勤工儉學。但是他在國內沒有上過大學，不像那些有文憑的人，打一段時間工就能夠聯繫讀博，找到獎學金。再說他已經快四十歲，語言又不通，向學之心很快就顯得不切實際。於是勤工繼續，儉學就夭折了。

萍水相逢是人生樂事之一，我和閻老闆一直聊到打烊。中間還見到他的兒子，已經當了醫生，表情和手勢都很美國。他不會講中文，英語裡帶一點南方口音。閻老闆看著兒子的目光很慈祥，兒子和我們說了幾句話就匆匆離去。

我和閻老闆在停車場道別，我注意到他的背已經有點駝了，緩緩鑽進一輛黑色老賓士轎車裡。

閻老闆的故事其實是多年來常聽說或讀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還是讓我感嘆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難忘，在寒冷冬日裡，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長我幾歲的朋友落榜后失聲痛哭的情景。也許我們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勢利的一面吧，也許歷史絕大多數時候都是成功者的記載吧，我們平常讀到的，大多是七七級大學生這個群體中的勵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還有很多人處於各種原因沒能參加聯考。前年回國，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好像已經是祖母了，勤快能幹、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訴我，她當年聯考離錄取線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運也就因此轉變。

三

當我們回望往事，敘述比價值判斷遠為重要。在追求現實利益的過程中，遺忘與遮蔽時有發生，更何況許多人心中價值混亂、人云亦云，何來判斷可言？其實敘述本身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自以為是的真實多半是可疑的，尋找歷史和追求真理一樣，需要常存虔敬戒懼、反躬自省之心，而不是指點評價、氣壯山河的狂妄。

恢復聯考在當時的社會、心理衝擊，如今人們已很難想象與理解。從事件本身看，考試古已有之，而且行之有效，雖然有其無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卻一直是相對最不壞的取士之道。恢復聯考，其實只是回到常識與傳統，但在當時卻是從瘋狂走向正常、從禁錮走向開放、從停滯走向流動的關鍵一步。聯考不僅給青年一代帶來了希望與實際意義上的未來，而且改變或者說恢復了固有的社會價值觀，終結了一個公然反智的時期。

這一切，是當事件已經成為相對遙遠的歷史之後才能看清的。在1977年，人們依舊在不安與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別的時候似乎無大不同，也許這才是歲月的真實狀態。

我想從日記中尋找我的1977年，卻發現日記里有寫得很含糊或者根本沒有提起的部分，記憶與日記並不完全相符。是的，時光越深，日記越有獲得史料的意義，然而日記是有主觀選擇性的。尤其是在嚴酷的時代，日記寫得有保留，幾乎成為自我保護的本能。母親的日記中，人名多用字母代替，許多年以後，她往往想不起是誰，別人也讀不懂。我沒有那麼高的警惕性，卻也習慣在日記里省略內心深處的某一隻八音盒。1977年初的日記里，有抒情、有議論、有幾首舊體詩，卻沒有提到我在做夢、寫小說，更沒有提到我自己像小說中人一樣，晚上走到一家中學的樓下，站在樹影里，望著某一扇窗的白色燈光。我並不知道那個女孩此時此刻是否在教室里晚自習，也並不想去見她，只是走一個小時到這裡，安靜的望一會兒，然後就回去了。

我在讀《戰爭與和平》、《第三帝國的興亡》，雖然更讓我心動的或許是屠格涅夫的《阿霞》、《初戀》。我似乎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並不真正關注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的巨變。不過我並不是一無感覺，在潛意識裡我感到改變自己、步入社會的願望與必要性。

回到學校最大的困難是，我雖然有戶口，卻沒有學籍，在戶口本上「職業」那一欄的記載是「無業」。想要改變，必須在區教育局辦理手續。學籍從無到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虧當時有父親一位老友的女兒在那裡工作，幫助解決。我一直感念我的老師和她。

復學的事情辦得出奇順利，不到一個月後，我就從無業遊民轉變為中學生的身份。四十年前的三月七日，我重返學校，這一天也標誌著我進入社會的軌道。北京是春季開始新學年，按年齡我應該上高一，可是我除了會寫繁體字、背誦詩詞，別的什麼都不會。在八九歲時，我花了一天功夫學會加減乘，此後很多年沒有長進。在十五歲時才被輔導學了從除法到一元二次方程，至於物理、化學，則是一點概念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學校對功課要求不高，我還是很有自知之明地降級去了初三。

我的日記寫到這一天嘎然而止。由於上學，生活驟然忙碌起來，再也沒有時間寫長長的日記了。

三月七日，星期一

從今天起我成為124中三年級七班的一個學生，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幾天來，心情總不免有著興奮的感覺，無疑，這就是那未知的新環境引起的刺激。

我應當說是高興的，雖然即將來到的這一環境並無什麼吸引人的地方，也不會有多少令人愉快的遭遇，但由於我確實需要換一換環境了，所以，新環境，這本身就是我受到刺激，產生了愉快的情緒。

早晨七點多，我到了學校，先看見了Z老師，然後見到了陳，她帶我見了我的班導，一個二十一、二歲，身材不高，略胖的姑娘，交了學費，即赴教室，坐下后，聆聽了強調紀律的一方講話，又聽王老師（即班導）訓話一遍，至八點半正式上課。

從這一天起，我每日從永安里出發，穿過大雅寶衚衕，步行五里地去學校。放學后，我經常出外交部街西口，南行到東單菜市場買菜，然後乘大一路回家。在這條路上我認識了許多人，後來又在別處不經意間相遇、告別，繼續各自的旅程。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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