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平等和階層固化中，誰都有可能成為底層

大家都知道，我們寫過幾篇關於社會階層、中產的文章。

也許是這類話題比較頻繁，我們也收到讀者留言，建議我們少寫階層，多寫其他更有意思的教育話題。這樣的建議很中肯，不過我依舊認為，有必要和大家解釋一下我們的用意。

事實上，我們寫此類文章的目的，並非以「社會階層即將固化」的論調，來單純博得點擊率，或者在渲染恐慌氣氛后，什麼實際性的方案都不提。

相反，我們希望用數據陳述「社會分化」的事實，點明「未來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可能會越來越重要」的趨勢，在這種事實短期內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儘可能尋找辦法，力爭在社會流動的大門關閉之前，幫助普通家庭和中產家庭，找到更好的教育路徑。

以前的文章，都沒怎麼提過這樣做的原因。所以，今天索性專門寫一篇文章，說明一下，我們究竟為什麼要關注階層話題，以及背後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

好了，文章開始。

記得大概是去年，教育界的論調，還是「相對於貧困階層和工人階層，中產父母有財富、地位、學歷、資源和價值觀方面的種種優勢，而貧困家庭造成的壓力、糟糕環境，和底層父母不正確的教育方式，往往會從根本上傷害孩子的認知發展，讓這些階層的孩子，從人生的起跑點就落後於中產和上層的孩子」。

這些被我們用數據和研究論證的事實，總能讓中產家長們，在無邊無際的焦慮中，暗暗舒上一口氣。

似乎再怎麼樣，都有工人階層和貧困階層的人墊底，而且中產父母，被證明可以為孩子建造一個「玻璃屏障」，讓底層的競爭者無法上來。

不過，也好像是僅僅幾個月的時間，社會上輿論的口風又悄悄變了。

他們焦慮自己的職業天花板，擔心後代無法在一線城市立足，仰望著上層哀嘆自己的不上不下。

如今，又在越來越誇張的房價，和沒有上限的教育軍備競賽面前，中產們擁有的那一點學識、收入和品味，脆弱得如同白紙一般。

從這樣的輿論轉變中，我們都見證了，昔日在教育理論上尚還佔據優勢地位的中產家長，居然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變成了財富縮水、地位不保、後代堪憂的尷尬階層。

「中產隕落」的現象，讓我猛然開始意識到，階層固化話題的熱炒背後，實則就是社會不平等擴張背後的人生百態。

過去說起社會不平等，我們可能只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同情不平等的受害者——窮人，也就是那些吃不飽、穿不暖，日夜勤勞工作卻依舊朝不保夕，且沒有一技之長和一紙文憑，未來看不見任何發財可能性的人。

而且，我們可能還會鄙夷地認為，窮是原罪，一個人窮，要麼因為他懶惰不上進，要麼源於他笨拙不聰明。

因此，人們可能會認為，社會不平等與自己甚遠，這只是窮人應該關心的事。

可我們似乎很少想過，也許正是因為一個社會整體凸顯的不平等，才讓一些人被迫失去良好的教育機會和上升通道。

所以，有些貧窮，已經不再應該是一個人的錯，這明顯是他們自身無法扭轉的時代弊病。

在嘲笑窮人的窮時，我們是否該開始警惕，時代的弊病，會不會在我們自己身上撒下詛咒？

事實也證明，社會不平等，其實已經波及到了昔日地位穩定的中產。

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有房有車，生了二孩或一場大病，就瞬間返貧」和「手握五百萬，還是無法在北京安家」的人們了。

那些曾經認為「社會不平等不關我事」的人們，都可能成為不平等的受害者。

事不關己的態度，已經漸漸過時。

除了社會不平等已經逐漸傷害到社會中層，還有一個原因，讓我們有理由、有責任去關心社會底層和窮人。

因為前期的研究顯示，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從幼稚園之前就在認知能力上出現落後，且即使考入大學，也會因為家庭背景不佳，而在整個職業生涯收入、職場上升空間和個人能力方面，不能夠匹敵背景好、能力強的孩子。

那麼在教育實現逆襲這一環，這些孩子的路，就從兒童期到青年期，幾乎被完全堵死。

雖然我並非貧困階層其中一員，但大學時期在貧困地區支教的經歷，讓我非常想弄明白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條件既然教育的提升作用日漸微弱，還有什麼途徑，可以讓這樣的孩子，擁有更多讓生活變美好的機會。

這種困惑，算作關心也好，社會責任感也好，亦或是他人眼中的「聖母情結」也好，都一度讓我有些偏執地尋找答案。

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也找到了些許途徑。比如有了高質量的早期教育干預，或者系統性的家長培訓，很多貧困孩子的人生，其實是可以得到改變的。

然而同時，我身邊也有一個老友好心提醒，「我們和底層毫無瓜葛，你為什麼要總是執著於研究窮人呢？好好享受我們的生活，就已經很好了啊」。

他說得沒錯，但正如那個「來自北大的既得利益者」的自述，我對於現在擁有的一切，既感到心有慚愧，也因為中產的愈發脆弱，而焦慮叢生。

底層人群的今天，都有可能成為你我的明天。

所以，在慚愧、自危、同情和社會責任感驅使下，我做了一些研究，想試圖探查，無論我們自身是否會成為社會不平等的受害者，一個人去關心與自身毫無瓜葛的底層階級，去積極了解社會不平等對整個社會的福利損害，而不是事不關己地享受社會不平等帶來的相對虛榮感，到底是否有必要。

我找到的資料都說明，雖然作為一個小小公民，尚且無法影響國家經濟趨勢和貧富差距，但哪怕是發自內心的關心，結果也會有所不同。

接下來，就先與大家做些許分享。

不過，依然需要事先聲明，我只是幾年前出身於經濟學專業的大學部小弱，讀資料、想問題尚可，但「社會不平等」這個宏大高深的話題，我連皮毛都不算懂，所以只能從每個人的生活出發，做些淺薄分析。如有失誤，請大家積極指出。

另外，推薦一本書《不平等的代價》，作者約瑟夫·E. 斯蒂格利茨，對於這個問題分析很透徹，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讀讀。

社會不平等，僅僅是窮人的事嗎？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則Ted演講，叫做《經濟不平等，如何危害社會》（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以看到）。演講者是Richard G.Wilkinson，他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榮譽教授。

在演講中，他利用統計研究和直觀數據，列出一系列事實，告訴人們，當一個社會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它會在各個系統、各個方面表現得更差。

在他的研究中，國家之間的平等程度，通過「最富的20%比最窮的20%富多少」來排序的（下圖）。

其中，美國和新加坡的不平等程度最低，而日本、芬蘭、挪威、瑞士、丹麥等國家相對更平等。

Wilkinson教授的研究發現，每個國家國民的平均壽命，與一國的GDP並沒有什麼關係。但如果去了解社會內部，就會發現，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有很大的健康狀況差異，富人就要比窮人更健康、更長壽。

而除了健康狀況和人均壽命，在兒童的數學&閱讀成績、嬰兒死亡率、謀殺案發生率、犯罪率、青少年早孕率、人之間信任程度、肥胖率、精神疾病發生率、毒品&酒精依賴等問題上，人們表現的好與壞，依然與GDP毫無關聯，反而與不平等程度高度相關。（下圖，收入越不平等，社會問題越多）

這就說明，社會的平均福利，再也不取決於國內收入和經濟增長，而是更大程度上依賴於人與人之間的相對社會地位，也就是社會的不平等程度。

除了社會不平等與人均壽命的關係，Wilkinson教授團隊的研究還得出：

• 越不平等的國家，孩子的閱讀和數學表現就越差；

• 越不平等的社會，人們越不願意信任他人。

  在不平等社會，15% 人表現相信他人，而較為平等的國家，這個比例是60-65%。相應的，社會參與度也是相同的趨勢，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人們更加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願意參與社會活動，而更平等的國家，人們的社會責任感更強，社會參與度更高；

• 越不平等的社會，人們的心理疾病比例更多，比如平等程度較高的日本就是8%，而不平等明顯的美國，就是25%；

• 越不平等的國家，犯罪率越高、罪犯越多，審判也越嚴格，越傾向於保留死刑；

• 越不平等的社會，兒童的高中輟學率越高；

• 越不平等的社會，嬰兒死亡率在階層間差異越大，底層的嬰兒死亡率最高；

• 越不平等的社會，社會流動性越差，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就會在孩子的未來中越發起到決定作用，窮爸爸的兒子，就更可能繼續做個窮人。

總之，社會不平等，已經不僅僅是收入和財富上的不平等，更是表現在健康、壽命、教育、誠信、犯罪等，衡量社會和經濟的每一項標準上。

一個不平等化嚴重的國家，人們上升的機會渺茫、信任缺失、凝聚力低、人情冷漠，社會動蕩、犯罪高發，這是我們想要的社會嗎？

哪怕富人與窮人，住在完全不同的社區、孩子讀著完全分隔的學校，從事著天壤之別的工作，但有些上層的財富，是通過攫取底層、中層基本收入來實現的。

那麼就勢必引發下部階層的不滿與不公，於是社會動蕩加劇、犯罪活動高發，富人還能安享高高在上的生活嗎？

即使是安心待在父母營造的「玻璃屏障」中的孩子，只要還不屬於社會頂層1%的人群，誰又能確保，這個玻璃屏障永遠不被憤怒的底層，和隕落的中產打破呢？

就好比，男女不平等，並非女性（弱勢方）一方的事，它也與男性的福利息息相關。

比如，大量數據表明，那些男女地位更平等的國家，人們幸福度就越高。

一個性別平等的公司，員工滿意度越高、離職率更低、忠誠度更高，生產率也就自然提高，因此運營成本越少、運轉更高效。

而一個性別平等的家庭，更是一場雙贏博弈。

因為婚姻關係越平等，夫妻幸福度就越高。當丈夫分擔育兒和家務時，孩子的成績會提高、缺勤率減少、在校表現更好，患上ADHD和精神疾病的幾率更低，免疫力也會更強。而且，性別平等還可以讓夫妻雙方身心更健康。

所以，當我們談論平等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

和性別平等一樣，社會各方面的不平等，不只是窮人和底層的事，這是一個社會的事。

減少兩方之間的不平等，只會對雙方都有好處，而不僅僅是增加弱勢方的福利。

如果人人都覺得貧富差距和社會底層與己無關，那麼等到不平等日益嚴重，中產與底層的分界線越來越高，自己都成為了社會不平等的炮灰，我們還會有其他辦法嗎？

不平等的社會，人們會付出什麼代價？

衝動性消費多了

前段日子對北京房價的討論中，買不起房的依然買不起，買得起房的，很多都已經坐擁數套房產。

而巨大的財富差距，很有可能會激發人的虛榮購物慾。原因在於，人作為社會動物，時刻都處於與他人的暗暗比較中。

失落感來自於比較，憤憤然也是來自於不平等。

當富者更富，我們可能會更願意購買奢侈品，好讓自己跟上更高階層的腳步、拉開與更low人群的距離，增加自己的社會價值感和自尊感。

有一位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Robert Frank，曾就做過一番調查，當人們被詢問，是願意在6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旁邊，有個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還是願意在2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旁邊，擁有一座3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時，很多人選擇後者。

雖然4000平方英尺實際面積大，但是相比於6000平方英尺的鄰居，依然輸了。而3000平方英尺縱然面積小，卻能比鄰居的房屋面積更大，從心理上獲得的滿足感和虛榮心，似乎就能把1000平方英尺的差額給補齊了。

所以，社會不平等的加重，實際也催生了更多衝動性、炫耀性消費。如果暫時買不起幾百萬的房子，買買幾萬塊的包和表，也足以填補被他人碾壓的挫敗感了。

下一代上升空間小了

我們知道，上層人群有大把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傳遞給下一代，讓下一代的地位更加穩固。

而不平等的社會，只會讓流動性更差，不僅底層難逆襲，中產也更加難保地位，倘若沒有一夜暴富的機會，進入上層更是難上加難。

這個結論，可以用「蓋茨比曲線」來呈現（下圖）。

所謂「蓋茨比曲線」（The Gatsby Curve），是由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提出的，它是一根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用以說明，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具有較低的社會流動性。

也就是說，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由其父母地位決定，子女依舊與父母同一階層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圖像的橫軸是以各國基尼係數表示的社會不公平程度，其中基尼係數越大，表示社會越不公平（2016年基尼係數為0.465）。

縱軸為「代際收入彈性」，即父輩的收入水平對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響，該數值越大，表示收入的代際流動性越低，子女處於父輩的經濟階層的可能性就越高。

圖中可知，北歐各國依然處於左下角，社會流動性更高，更加平等，而美國與，則處於中部偏右。

兩者雖然基尼係數相似，而的代際收入彈性更高，也就是收入的代際流動性更低。（關於這個圖，學術界爭論較大，因此不作更深解讀，有異議歡迎討論）

還是那句話，也許你現在是小富，但如果背景不像王思聰那麼硬，你敢保證，自己和下一代，未來就一定不會受到社會固化的影響嗎？

心理壓力更大了

這裡的心理壓力，不僅僅是因為房價越來越貴而導致的，還有在日復一日的社會地位比較中，人們承受了很多比較壓力和不安全感。

Wilkinson教授的研究就發現，身份地位的競爭和比較，在促使消費經濟的同時，更容易導致地位的不確保性。

我們會更加擔心別人如何評價和看待我們，也更在意自己是否在他人面前有吸引力、足夠聰明。因此，當人們的社會價值被財富、地位和學歷等標籤佔滿，每個人都會存在越來越大的心理壓力。

曾經就有一個實驗發現，當人們執行關於社會評價的任務，並且他人有權利對你進行負面評價時，僅僅是感受到自己的自尊和地位受到威脅，就可以提高人體內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

而我們已經在《體罰如何傷害孩子的大腦》一文中知道，長期的皮質醇，對人的身心健康並無好處，它會損害人的免疫力和心腦血管健康。

而根據對不同社會地位人群的皮質醇水平研究，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即使有工作、有福利、有收入，依然會比高地位的人，擁有更高水平的皮質醇，也就是更加焦慮。

除了皮質醇的增加，頻繁的社會地位比較，還會讓人們越來越敏感，尤其是感到自己被瞧不起的時候。因為皮質醇的分泌，本身就容易讓人有這樣一種認知，那就是感覺別人對自己做了負面消極的評價。

因此，這種敏感也有可能促發人們的暴力行為，小到影響人際關係和個人形象，大到誘發心理變態，本著自己的一時不得志，就做出報復社會的事情來。

高度不平等社會的犯罪頻發，也是有這個原因的。

幸福感下降了

可見，社會不平等造成的以上種種影響，其實都會挫傷人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

在不斷被他人刺激的過程中，人們對成就的鈍感力就會增強，最終不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而是「想要別人得到了的」，永不滿足、永遠焦慮。

當我們越來越著眼於得不到的物質，就會忽視自己已有的東西，比如愛情、親情和友情。

在物質慾望的浸淫中，我們被金錢蒙蔽了雙眼，更加努力工作，也更加努力花錢，在焦慮的惡性循環中，做著如同末日的狂歡。

公正感被消磨了

不平等嚴重的社會，人們便會越來越意識到，努力終究是徒勞，最大的蛋糕已經被上層瓜分殆盡，自己不過是在苟延殘喘中做著小螻蟻。

昔日，人們秉承的信念，還是「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努力學習、勤奮工作，就可以實現夢想、獲得提升」，這也是美國夢的核心理念。

現在，很多美國人已經意識到，這樣的美國夢可能只會成為一場夢，而倘若的不平等程度步入美國後塵，我們的積極性會被消磨乾淨，公正感也會隨之泯滅。

在這裡舉個例子。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當每個人都拿到1000塊錢，那麼每個人都會受益，沒有人福利受損，這是一個happy ending。

而倘若一個人拿到兩萬塊，其他人只拿到20-100塊，雖然每個人都拿到了錢，單純福利增加，但結果就會很不同。

不平等會讓有人歡喜、有人憤怒，哪怕依然拿到了錢，那些拿了20塊的人，不但不會感覺自己賺了，反而會認為自己虧了，從而讓他們的公正感被侵犯。

所以，一個人的資源、收入，不僅僅是實在的錢和物，更是社會如何評價和衡量每個人的價值。

如果收入的差距過大，大多數人都會倍感挫敗、上進心消退，認為自己價值低不說，還沒有得到社會和他人尊重。

有了比較，才有了傷害。

只有兩個毫無關聯、沒有互動的個體，才會毫不關注對方的價值和財富，也就沒有了不平等。

然而，我們的社會並非真空，我們每個人都在和他人發生了聯繫，所以不平等，會實實在在影響每一個人的福利。

即使不影響實際財富，也會因為公正感被破壞，而挫傷人們的三觀和積極性。

結語

一個完全平均的社會，自然缺乏激勵與活力。

而適度的不平等，能夠讓人在收入差距的刺激之下，更加蓄力創新、努力進步，實現能者多得。而且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適當水平的不平等。

不過，只有將不平等，保持在一個限度內，它才是有效的。

那本在經濟學界很火的書《為什麼國家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中就說，經濟不平等，往往伴隨著機會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

而政治權力大的人，會利用權力優勢攫取更大的經濟優勢，繼而持續加劇經濟不平等，惡性循環、生生不息。

經濟繁榮依賴創新，而倘若因為階層屏障和教育門檻，而讓家庭背景不具優勢的人失去發揮聰明才智的機會，那麼人們的創新能力就會被浪費，我們永遠不知道下一個偉大的企業來自何處。

拋卻國家層面，從個人角度來說，在高度的不平等面前，中產和底層，其實是一樣脆弱。

當然，縮小國家內部、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讓社會變得更公平，更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政策。

但今天寫這篇文章，其實就是為了告訴大家，從個人層面上，收入不平等，直接導致各方面的不平等，還包括社會地位的懸殊。

每個人都會在與更高層次的比較中受傷，這就是一種福利的受損，所以不平等，肯定是會影響到每個人的。

如此，我們成年人自己，和我們的孩子，就不應做旁觀不平等、享受不平等的冷眼者。

是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我們在享受自己地位高於他人、財富碾壓底層的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愉悅感，但長遠來看，不平等會傷害到每一個人，讓整個社會失序、低效，且高成本運轉。

兜兜轉轉，曾經享受不平等的人，也終究會因為不平等而付出成本。

所以，從我們個人做起的話，可以讓自己和孩子，適度有些悲憫心和社會責任感，對底層、窮人和弱勢群體，付出一些關注和關心，而不是在「與我無關」的態度中，做一個殺死社會公正感的幫凶。

畢竟，人人冷漠、底層絕望的社會，絕不是一個安全，也不會是一個足夠尊重才能的社會。

陷於貧困、囿於悲慘的人，值得有人為他說話。

最後分享一段話：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