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內古特 時代觀察者的預言 | 歷史

馮內古特

「

如果說馮內古特的預言正在21世紀應驗，那是因為他對自己身處的20世紀有深刻的洞察。馮內古特表現出來的，不過是20世紀作家的普遍狀態：他們不是在回應傳統，就是在回應時代。

海明威寫戰爭后的迷惘，海因里希·伯爾始終凝視著那些背負著戰爭創傷的普通德國人，普拉東諾夫因「誹謗」現實而遭殘酷迫害……但在馮內古特去世后，人們還是稱讚他為「滑稽又病態的時代解說員」。也許是我們的21世紀還太年輕，尚未體會到個人與時代的緊緊相嵌。」

雨果說，19世紀是偉大的，20世紀是幸福的。但人類將在20世紀遭遇的苦痛與考驗，任何偉大的先知都難以預見。

對整個世界和庫爾特·馮內古特個人來說，20世紀60年代都是極為關鍵的轉折點。昨日的世界已於兩次世界大戰中毀滅，資本主義正重構權力結構，冷戰不僅劃分了鐵幕的兩端，也讓核恐怖滲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寫過幾本半溫不火的小說的馮內古特，將在60年代的尾巴成名。

在美國，面對這傷痕纍纍的時代，大學生們充滿憤怒與期待。他們一次次發出聲音，要求社會平等，強調社會責任。他們支持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在反越戰運動中試圖阻止徵兵。他們包圍徵兵辦公室，勸阻人們參軍，但效果甚微，一位準備參軍的小夥子說：「打仗會很有趣的。」

1968年，一張拍攝於南越的照片改變了美國公眾的態度。照片中，南越警察總長抬起槍，要槍斃一個被懷疑是越共的男人。將死的男人哭泣著，而旁邊的士兵輕鬆地笑著，像在看一場星期六下午的電影。攝影師Eddie Adams記錄下這個瞬間，照片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公眾大受刺激，反戰聲浪越加高漲。正如英國學者蘇珊·L·卡拉瑟斯在《西方傳媒與戰爭》中所言：「1968年以後，幾乎每位到過越南的記者都有一個殘忍的故事要講，現在他們有機會了。」

次年，馮內古特的《第五號屠宰場》出版。很快，大學生就被《第五號屠宰場》的反戰主題及「搞怪」情節吸引。

主人公比利·皮爾格里姆在二戰的德累斯頓大轟炸中倖存。帶著心靈創傷回到美國后，他成了一個無法控制時間的人，幻想自己在過去未來間穿越。他的名字皮爾格里姆（Pilgrim）就是「朝聖者」、「漫遊者」的意思。在女兒婚禮當夜，皮爾格里姆被外星飛碟綁架，他被抓到特拉法多瑪星的動物園，和一個身材熱辣的好萊塢女星關在一起，供外星人參觀。皮爾格里姆的兒子也參加了越戰，這讓年輕讀者們大為憤慨，因為他們的兄弟家人此刻同樣在越南殺人，或者被殺死。

一時間，《第五號屠宰場》在年輕人間成了暢銷書，幾乎每個大學生的牛仔褲屁股口袋裡都有這本書。

倖存者的笑

◇◆◇

早在成為作家前，馮內古特就是戰爭的親歷者和無數苦難的見證者。他35歲時姐姐得癌症去世；姐姐去世前幾天姐夫在來看望姐姐的路上遭遇車禍身亡。50歲時，大兒子精神失常被送進精神病院。62歲時，他試圖用藥片和酒精自殺。

悲劇和創傷從年輕時就開始了。1944年初，22歲的小馮內古特從康奈爾大學退學，入了伍。作為德裔美軍士兵，他被派到歐洲同德國納粹作戰。5月15日，馮內古特回家探親，而正巧在前一天夜裡，即5月14日母親節，他的母親因精神崩潰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

1944年底，馮內古特在阿登戰役中被德軍俘虜，被押送到德累斯頓的一個屠宰場做苦役。在屠宰場的地下冷凍室，馮內古特撿回了一條命。

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頓。馮內古特和同伴們一起蹲在屠宰場的地下冷藏室里。作為戰俘，他們每天都得為納粹工作，製造給孕婦用的維他命小藥丸。

但他們今夜不用忙別的。反正人在臨死前沒別的什麼可忙。

盟軍的飛機「正忙著」把城裡的130萬居民炸死十分之一。1478噸高爆炸彈、182噸燃燒彈，正好夠做勝利蛋糕的蠟燭。燃燒和轟炸按當時的標準嚴格執行：先投擲大量的高爆炸彈，掀掉屋頂，露出房梁等木結構；爆炸氣浪把房間的隔門沖走，形成貫通結構；然後投下大量燃燒彈點燃房屋的木材結構；再投下高爆炸彈來阻遏消防隊的救火行動；這一切最後形成一股火災旋風，中心火場溫度激增至攝氏1500度。轟炸區域著火后，焚燒區上方的氣溫暴漲併產生高速上升氣流，外界的冷空氣被極速帶入的同時也將地面的人們吸進火中。

轟炸當天，這座巴洛克風格的古城中還有30萬名來自東部前線的難民。

希特勒說：「當我的人民在這些考驗下毀滅時，我不會為之流下一滴眼淚，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命運。」

整座城市熊熊燃燒。教堂在倒塌。學校與醫院在倒塌。到處是哭號與飛機的轟鳴。恐怖的聲音從上方傳來，躲在地下儲肉室的幾個美軍戰俘默默等待著。或許下一聲巨響就是一切了。人們坐著，如同第一次去教會學校的男孩，低頭盯著膝蓋，全神貫注。塵土與碎石簌簌抖落，他們可能擠在一個正要被撬開的魚肉罐頭裡。

「哦，上帝。」馮內古特祈禱著。他發誓，如果能活著回去，就算要用希臘語倒背一遍《奧德賽》，他也一定要娶他的甜心寶貝，簡·瑪麗·科克斯。

忽然，一個士兵說：「我想知道窮人今天晚上幹什麼。」

這哥們兒簡直像是寒冷雨夜裡住在官邸里的公爵夫人，馮內古特想。生死關頭還在吐槽，虧他做得出來。

整個轟炸，美軍俘虜只有七人倖存。馮內古特很幸運。

「我見證了德累斯頓的毀滅。我見過這個城市先前的模樣，從空襲避難所出來后，又看到了它被轟炸后的樣子。倖存者會作何感想？其中一個反應必定是笑。上帝知道，這是靈魂在尋找寬慰。」

「大量的笑是由恐懼引起的，」馮內古特說，「甚至最單純的玩笑也是基於恐懼喚起的些微痛苦。」

23年後，這個倖存者終於把戰爭寫成了一本熱熱鬧鬧的書，《第五號屠宰場》。為了增添一點喜劇氣氛，他把書的副標題命名為「兒童十字軍」。

「我就在那兒」

◇◆◇

1945年，德國投降。馮內古特回到美國，順利地和簡·科克斯結了婚。他暫時無法退伍，被派到堪薩斯州的萊利堡繼續服役。

「富人，窮人，乞丐，賊，醫生，律師，工程師，老闆？」在最後的兵役期間，年輕的馮內古特一直在為自己做職業規劃。他很實際，希望能謀一份好差事——為了和簡擁有一座滿是書與藝術品的房子，最好再有一個擺滿好酒的吧台。

他給妻子寫信，興緻勃勃地談論兩人的未來。但是簡告訴丈夫：「親愛的，你應該成為一個作家，了不起的作家。你將成就1945年以後的美國文學。」他驚呆了，對自己的文學才能沒有半點信心，可她始終堅信自己的丈夫。

馮內古特和簡·科克斯

她給他寄書，閱讀總是對寫作有好處——《卡拉馬佐夫兄弟》、《戰爭與和平》等等。他們一起讀書，一起在信里討論。簡督促馮內古特利用空餘時間寫作。馮內古特就把一篇篇小故事寄回家，簡修改它們，再重新把文稿打一遍。

就這樣，在46歲因《第五號屠宰場》大獲成功前，馮內古特出版了五部長篇和一部短篇小說集《歡迎來到猴子館》。但人們一直認為他只是科幻作家而非嚴肅作家。馮內古特抱怨：「在不懂科技的評論家看來，但凡是寫科技的，都是未來的。」

的確，理工科背景的馮內古特喜歡科幻題材。處女作長篇《自動鋼琴》探討了在未來機器沒有改善人類生存境況，反而剝奪了人的價值。現在看來，這個主題非常嚴肅，但在60年代，科幻小說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消遣玩意兒。加上馮內古特幽默逗樂、插科打諢的語言風格，作品自然難入評論家的法眼。

馮內古特的第二部作品《泰坦的海妖》繼續採用科幻小說的外殼，描述人類對探索未知宇宙無比狂熱，卻忽視了自己所處的時代，對周圍人的命運冷漠視之。在這部作品里，馮內古特旗幟鮮明地表示自己是時代的解說者、人類命運的觀察員。

從收錄了他早期作品的《歡迎來到猴子館》，到備受矚目的《第五號屠宰場》，以及晚年的封筆之作《時震》。他作為觀察者的姿態從未改變。在科幻、幽默、俏皮話與喜劇的外殼中，馮氏作品的內核始終是對人類當下的關懷。

馮內古特知道，他遲早會寫戰爭。他曾給妻子寫信：「我讀了《新聞周刊》的報道，這些牛逼的記者們寫的發生在歐洲的事讓我震驚。而且我發現……這些事早就是我的一部分……上帝啊，我就在那兒。」

「那就是我，我就在那裡。」恐怖的記憶揮之不去。儲肉室上方的爆炸、哭號，城市的灰燼，他搬運過的焦黑屍體……戰爭會結束，被摧毀的鐘樓會重新建起，但正如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寫到的，老兵從戰場回來，心靈與肉體的創傷卻無法抹去。親歷過戰爭的人必須在洶湧的歷史中掙扎求生。

馮內古特無法完全沉浸在回憶里，讓真切的槍炮聲與血液將自己拉回到恐懼中，因此很難用傳統小說的寫法寫德累斯頓大轟炸。他去德累斯頓採訪當地居民，卻無甚收穫，「我試著寫，但路子不對，寫出來的全是垃圾。」他也無法寫純粹獵奇的科幻，漠視時代的陣痛，他更關注人類當下最緊迫的問題，如冷戰、黑人權利、核戰爭、科技的危險。於是，他找到在小說中穿越時空的方法，《第五號屠宰場》應運而生。上升的幻想，向現實大地的俯身——兩種相對的力量，塑造了馮內古特近半個世紀的寫作生涯。

事情會變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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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關懷、幽默、幻想、焦慮。這既是馮內古特作品的關鍵詞，也是成長經歷賦予他的個人特性。

馮內古特出生於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的那年。他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有一個大5歲的姐姐，一個大9歲的哥哥。父親是著名建築師，母親熱愛德國文學。一家人晚餐時，渴望加入談話的小馮內古特總是講笑話，逗得大人們捧腹大笑。

他四歲時，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出版。一戰已經結束八年。創傷尚未痊癒，人們卻很樂觀——或許戰爭已經給我們足夠的教訓，跌倒了，還能再爬起來。

「我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市的詹姆斯·懷特庫本·萊利第43學校上國小的時候，我們常常畫未來的房子、未來的船、未來的飛機，畫上充滿了對未來所有的夢想。當然那時什麼都停止了。工廠關閉，大蕭條橫行，最神奇的辭彙就是繁榮。到某個時候一定會繁榮起來的。我們時刻準備著。我們夢想人類應該居住的房子——理想居所、理想的交通工具。」

大蕭條讓他父親失去工作，母親也時常精神緊張。世道日衰，大人們頻頻嘆氣的夜談總是持續到很晚。要理解廚房終夜透出的亮光，對一個小男孩來說還太早。收音機里的喜劇讓馮內古特每天樂此不疲，小男孩模仿喜劇家，好在晚餐時再給大人們講一兩個笑話。

可是事情沒有變好。

經濟混亂、政治癱瘓，人們茫然無措。挫敗感壓倒了民眾，那些宣稱能帶來新希望的潛在極權者趁虛而入，以爭取更多的選民。資本主義世界在大蕭條中幾近垮塌。脆弱的民主崩潰后露出了集權主義的嘴臉，凡爾賽協議淪為一紙空文；蘇聯為創造現代工業經濟付出了沉重代價，飢荒、政治高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為民眾描繪看似光輝壯闊的未來。

那是在1930年代，馮內古特長成了傻乎乎會裝酷的少年，喜歡騎著車追女孩子。前所未有的危機感籠罩著世界。人們曾對國際局勢保持的樂觀煙消雲散。就這樣，馮內古特度過了少年時代。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內戰。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1940年，德國入侵法國。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加二戰。

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1944年，22歲的馮內古特參軍，趕赴歐洲前線；1945年，他在德累斯頓空襲中撿回了一條命。他出生在一個糟糕的時代，成年後局勢變得更糟。等二戰結束了，原子彈又像生日派對的氣球一樣被裝飾得到處都是。每當人們覺得一切都爛透了，不可能有更壞的事情發生時，人類總能生髮出一些推波助瀾的聰明才智。

1998年，馮內古特（左）與電影《冠軍早餐》（又名《王牌戰將》）主演布魯斯·威利斯（中）及導演阿蘭·魯道夫，電影由馮內古特同名作品改編

和大部分親歷這一切的作家一樣，馮內古特也分擔著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這一特點在他早期的創作中已非常明顯。1950年，馮內古特開始寫短篇小說，把它們賣給各個雜誌。他知道自己有逗樂讀者的天賦，給諸如《女性時光雜誌》等投稿，且迅速掌握各個雜誌的定位。

他寫了一個略帶感傷的愛情故事，《艾皮凱克》。一個電腦工程師想要追求自己美麗的同事，但是姑娘嫌他不會寫詩，不夠浪漫。一次，工程師發現電腦「艾皮凱克」會與人交流。工程師向電腦訴苦，向電腦解釋「愛情」與「詩歌」。第二天，電腦為女孩寫了一首詩。工程師驚喜萬分，將詩獻給女孩子，贏得少女芳心。此後，電腦艾皮凱克不斷地寫情詩，再由工程師將詩歌送給女孩，直到兩人相愛並準備結婚。

事情依然沒有變好。

可憐的電腦艾皮凱克已經愛上了女孩，甚至以為是自己要和她結婚。工程師只能說出真相：「她愛我。她要跟我結婚。」

「你的詩寫得比我好？」艾皮凱克說。咔嗒聲的節奏有些紊亂，大概帶著火氣。

「我在你的詩上籤了我的名字。機器製造出來是為人服務的。」

電腦問：「具體區別在哪裡？人比我聰明嗎？」

「是的。」工程師有了防禦心態。

「7887007乘以4345985879等於多少？」

工程師渾身冒汗。他的手指軟軟地趴在鍵盤上。

一番爭論后，艾皮凱克終於沉默。它放棄了對一個人類女性的愛，並選擇自毀。在毀滅前，它為工程師和女孩的婚禮寫了最後一首詩。

時代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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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皮凱克》在今天讀起來也非常有趣。

2017年5月，微軟機器人出版詩集《陽光失去了玻璃窗》，這是第一本機器人詩集。詩歌本來是人類心智中最純粹的花園，雪萊說詩人為萬物命名。然而，人工智慧卻闖入了這個領域，這多少令人措手不及。至於機器人是否會愛，也是電影經久不衰的主題，如《她》、《我，機器人》等等。

要知道，馮內古特1950年寫這個短篇時，距人類發明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計算機（ENIAC）才剛剛過去4年。ENIAC體積龐大，耗電驚人，是一台高速計算工具，是美國軍方為了更快製作出彈道發射表而投資研發。生活在50年代的人大多隻知道ENIAC是一台計算機器。馮內古特卻預見到，計算機在未來能學會寫詩，也許還會愛上人類。

同是在1950年，馮內古特寫了一篇叫《巴恩豪斯效應報告》的反戰小說。心理學教授巴恩豪斯在打賭時偶然獲得了超能力，能用念力控制一切。巴恩豪斯教授懷疑過自己，也害怕力量失控，不過最後他找到了人生方向：用念力摧毀世界上的全部武器，直到國與國之間只能用小樹枝來進行防禦。

那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的第二年，冷戰局勢越發緊張。

1953年，他寫北約士兵在西德的故事，《流離失所的人》。一個戰爭孤兒把黑人士兵當作爸爸，因為大兵是他這輩子見到的，第一個和他一樣有著黑皮膚的人。當馮內古特懷著同情寫這個故事時，馬丁·路德·金還在波士頓大學攻讀神學博士，要到兩年後，黑人民權運動才因為一位黑人婦女不給白人讓座而風波驟起。

馮內古特與兒子

馮內古特始終關注民權運動。在1962年的短篇《謊言》中，他就寫到了30個黑人男孩首次獲准入讀白人精英學校。一年後，民權運動發展壯大，馬丁·路德·金被捕，並在獄中寫成《來自伯明翰監獄的書簡》，闡釋美國民權運動的初衷與期冀；也是在這一年，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館的台階上，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

1958年的短篇《載人導彈》，講述一個蘇聯家庭與一個美國家庭，因為冷戰與核競賽各自失去兒子。兩個悲傷的父親給彼此寫信，他們之間不存在鐵幕與仇恨，只懷念著曾令家人無限驕傲的孩子。這個故事寫於赫魯曉夫訪美的前一年。

馮內古特還寫了許多描繪人類未來的故事。人口爆炸的時代，政府必須靠抹殺性慾來維持社會穩定（《歡迎來到猴子館》，1968）；醫療技術進步，人類發明了抗衰老葯，使得地球人口無限膨脹，資源無比緊張，人們只能和一家上百口人在小公寓擁擠地生活（《明天，明天，明天》，1953）；人類發明了電子毒品，只要聽廣播就能「百憂解」（《電歡喜》，1951）……

這些故事都被收入到短篇小說集《歡迎來到猴子館》里。直到今年這本小說集首次出版中譯本，這個愛插科打諢的老頭已離世十年。

有人說他消極。他相信人性中攜帶著黑暗與深淵，直到老年仍尖刻地評論著時代的各種危機：「我那剛滿21歲的女兒麗麗，就像您的子女，像小布希小的時候，以及薩達姆·海珊等人一樣，發現自己繼承的是令人震驚的人類奴隸制的當代歷史；是艾滋病泛濫；是核潛艇潛伏在冰島及其他峽灣的海底深處，時刻準備一聲令下，用火箭和氫彈頭大規模地將無數的男人、女人、兒童化為放射性齏粉。我們的子女們繼承了技術，但是科技的副作用是，不管在和平年代還是戰爭年代，這個為各種生命提供了可呼吸空氣、可飲用水源的生態系統的星球正在迅速被摧毀。我知道，還夢想著為子孫們留下一個容身之地的人已經不多了。」

新聞里發生了什麼，他的小說里就瞄準什麼，就像飛鏢，嗖——釘在酒吧的靶子上。他就像一個浴盆木塞，緊緊地嵌在自己的時代。

馮內古特表現出來的，不過是20世紀作家的普遍狀態：他們不是在回應傳統，就是在回應時代。海明威寫戰爭后的迷惘，海因里希·伯爾始終凝視著那些背負著戰爭創傷的普通德國人，普拉東諾夫因「誹謗」現實而遭殘酷迫害……但在馮內古特去世后，人們還是稱讚他為「滑稽又病態的時代解說員」。也許是我們的21世紀還太年輕，尚未體會到個人與時代的緊緊相嵌。

晚年，馮內古特問已到中年的兒子：「我們來到這狗屁的世界是為什麼？」他的兒子、兒科醫生馮內古特博士說：「爸爸，我們來到世上就是為了相互幫助度過生命，不管是怎樣的生命。」

馮內古特醫生說得很對，他爸爸也是這麼做的。

（參考文獻：戴錦華《重訪六十年代》；馮內古特著《沒有國家的人》、《歡迎來到猴子館》；Joshua Cole and Carol Symes "Western Civilizations"；Ginger Strand "How Jane Vonnegut Made Kurt Vonnegut a Writer "）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24期

文 / 特約撰稿 魏已然

編輯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