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是時候給當代作家編撰年譜了

梁啟超在《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中指出：「研究歷史的人在做歷史之先，想訓練自己做史的本領，最好是找一二古人的年譜來做。」他這裡所謂「古人」，同時也具有「過去」「以往」的含義。是說凡事經過一兩個年輪，一個甲子六十年最好，都可列入歷史研究的對象。他這個觀點對我們很有啟發。

作家莫言

再過兩年，當代文學就將進入70年的歷史軌道。當代文學史的歷史，長度由此超出現代文學史整整一倍。從一個作家的創作周期看，近70年已經可以容納三代作家。舉例來說，如果不算趙樹理、柳青這樣的跨時代作家，從創作的第一篇作品算起，例如李凖的《不能走那條路》，「20后」的李凖、公劉、李瑛等，已經是當代文學的「第一代作家」。之後再有「30后」的王蒙、從維熙、李國文、高曉聲、張賢亮和張潔等；「50后」的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韓少功、史鐵生等。現在看，「20后」的作家多數不在人世，「30后」的作家有一些也已故去，如高曉聲、張賢亮，健在的也都在八十歲上下。而「50后」作家雖然大多處在壯年期，但此年齡前後的作家路遙、陳忠實也已不在人間。因此，治當代文學史的人都有一種緊迫感，一是趕快搶救資料，二是趕緊找人做口述史，搜集和輯佚各種文獻，三是對還處在壯年期的作家，也應該把走訪納入議事日程，趁著他們年齡尚輕（只能是相比之下），記憶力清晰，拜訪不會受身體所礙的時候，抓緊做些年譜撰寫的準備工作，積累第一手資料。

首先是搶救資料的問題。我曾經計劃從「20后」作家開始，集中整理當代文學史史料。就在打算啟動這項工作時，才發現那麼多作家已不在人世。「搶救資料」的美好設想一下落空，因為傳主不在，只能去找親屬、故舊、學生、部下，泡圖書館，缺少了與他本人面對面交流的第一手鮮活資料。據我所知，20世紀80年代中期福建人民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過一部分現當代作家的《作家研究專輯》，內有李凖、馬烽、李瑛、楊沫、吳強、梁斌等。可能研究界覺得以革命戰爭題材和農村題材見長的作家都已「過氣」，沒人願意花費精力編選關於他們的「選集」「全集」，大量作品、個人資料散見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藝雜誌，系統的整理完全沒有開始。我們知道，「作家年譜」類似於作家小小的「傳記」，更詳備的年譜，真正做起來，甚至比寫一部作家傳記還要麻煩，因為年譜不僅記述作家大致的人生軌跡，而是一年一年甚至一月一月的活動事迹都不能拉下。如此煩瑣的工作，假如沒有一套「作家全集」做基礎，基本是不可能開展的。

作家李凖

其次，趕緊找人做作家「口述史」的問題。在我看來，無論是健在的「30后」作家還是活躍的「50后」作家，他們或沒精力或沒意識來寫文學回憶錄，組織專門人士對他們進行系統的「口述史」就顯得十分必要。「口述史」的優點是材料鮮活，生動的人與事猶在眼前；缺點恰恰也在這裡，可能會有不少編排、虛構成分。但也無關係，時間可以考驗這些「事實」是否確鑿，如果不把這些「口述史」留存下來，將來就會更為遺憾了。一定程度上，「口述史」是作家年譜的補充，可以把從公開報刊上搜集的材料進一步細化，彼此之間可以相互訂正。舉例來說，柳青女兒劉可風女士撰寫的《柳青傳》附錄部分，有不少柳青生前對社會和文學問題的看法，因為身患嚴重的肺心病，經常上氣不接下氣，需要不停地使用霧化器，傳主無法自己手寫下來，故讓女兒記錄在案。這種形式就是典型的作家「口述史」。我發現去年出版的邢小利先生的《柳青年譜》，有一些就採用了這些柳青「口述史」材料，令人讀來印象深刻。「口述史」也是對「年譜」的補充。因為一個作家生前的活動非常頻繁，記者報道和作家自述不可能詳盡記述這些活動，等到一定時候再看「口述史」材料，就會發現，報道和自述遺漏了很多豐富的內容。當然，對於專業文學史研究者來說，「口述史」的做法有一定之規，不能隨著作家隨心所欲的思想亂跑。採訪之前，應先閱讀相關材料，熟悉文學史的大致情況和作家本人事迹線索，然後擬定一個詳細的採訪提綱，組織一個問題系列，這樣「口述史」的價值就會得以凸顯，而不是雜亂無章。

再次，作家年譜一定要注重他的社會出身、人生道路、文學閱讀等重要環節。作家是什麼出身，一定會對他日後的人生道路、文學閱讀、創作風格產生重大影響。例如，賈平凹出身陝南農村，家鄉丹鳳縣地處陝西、湖北與河南三省交界處，受漢楚文化的交叉影響。19歲以前，在家鄉讀書、務農，1972年被推薦到西北大學中文繫念書，畢業后留在西安工作。他在農村生活19年，在城裡生活40多年，大部分寫的是鄉土題材小說，描寫西安的城市題材作品僅僅幾篇（部），可見他的思想觀念受到鄉村文化的極大影響。循著鄉土文化這條路子，他又接續上古代文化、古典文學的龐大脈系，終成傑出的帶有鄉村士大夫色彩的小說家。路遙也出身於陝北鄉村，因為人生坎坷，一直在為離開鄉村走向城市而努力，養成了個人奮鬥者的精神世界。這種人生道路，容易受19世紀文學尤其是俄國19世紀文學的影響。路遙與賈平凹的差異，還體現在人生奮鬥過程中，他與在陝北延川插隊的北京知青結緣，人生奮鬥的目標和文學創作的價值指向，跟賈平凹有著很大的不同。《人生》《平凡的世界》都是在這條線上結出的文學碩果。

作家路遙

王剛編著的《路遙年譜》就展示了路遙人生世界的情感方面。例如，1970年的部分，他寫道，當年3月，路遙與北京女知青林虹結識，遂發展成戀愛關係，「有一段時間，林虹返回插隊的樓河村辦事，她和路遙就鴻雁傳書。一個多月，林虹給路遙寫了8封長信，平均每4天一封，那些纏纏綿綿的情書給了路遙愛情的滋養」。後來，銅川某工廠招工，路遙和林虹同時報名，林虹身體檢查不合格失去機會，陷入愛情之中的路遙把自己的指標讓給林虹。林虹當工人一個月，第一次發工資除留下生活費，其餘全部買香煙寄給路遙。日子漸久，林虹感情發生動搖，寫信請在內蒙古的清華附中女同學拿主意。這位女同學直接以林虹名義給路遙寫了一封絕交信，令路遙大為痛苦。「那次，路遙哭了，哭得膽肝俱裂。」林虹嫁給了工廠的軍代表。路遙又與另一位北京女知青林達戀愛了。林達與林虹都是清華附中知青，在看望林虹時，「她與林虹躺在一張床上，同蓋一床被子，她把自己與路遙相愛的事告訴了林虹，林虹聽后哭了，整整一夜都不停地落淚」。兩位女知青都喜歡路遙，是因為他的文學才華。然而城鄉生活差異，最後仍然讓他們勞燕各飛。先是林虹與路遙分手，後來林達雖與路遙結婚生女，結果還是以離婚而告終。路遙的人生軌跡，雖有與賈平凹交叉的地方，但終究有很大不同。路遙與二林的愛情，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都有深切的反映。路遙小說至今仍然擁有廣大的讀者，與他將「人生」寫進「小說」，彼此不分，某種程度上小說就是他活生生的人生載體的鮮明創作風格有極大關係。

《路遙年譜》給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路遙的人生世界，然而當代文學一些重要作家的年譜仍未問世，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這對作家的深度研究，造成了障礙。這些年譜之所以尚未問世，說明作家年譜編撰是一個非常繁重的研究工作，不是一時所能完成的；另外，還跟當代文學研究界的觀念有關。大家都覺得這些作家尚在壯年，新作迭出，活動頻繁，怎麼分段，怎麼沉澱，都還是問題。當然也與作家本人的狀態有一些關係。由於他們的創作、活動過於頻繁，自己恐怕也找不出大塊完整時間留給研究者來採訪、問詢，查對掌握材料等。然而，不了解作家這個人，怎麼研究他們的創作？這已是一個普遍的文學史規則，為眾多研究者所遵循，無須迴避。

作家賈平凹

綜上所述，無論是搶救材料，進行「口述史」的工作，還是年譜反映的作家獨特的人生軌跡，都屬於「作家年譜」編寫的範圍，牽涉到年譜編撰的體例、方法和經驗，是做好這方面工作需要考慮的具體環節。

在我看來，還是要先做已故作家年譜，「30后」作家年譜，讓這些工作趕緊進入快車道。「50后」作家的年譜，則可暫放一時，從容籌劃。「30后」作家則應抓緊做「口述史」，然後收集、查找和豐富材料，為下一階段的工作打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