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金融家 | 科技引領金融變革 開啟神奇的「監管沙箱」

作

者

張 銳 市場學會理事、廣東技術師範學院經濟學教授

本文刊登於《當代金融家》雜誌2017年7月刊(雜誌全球發行，每月8日出刊，定價：80元/本，全年960元)，原題為《FinTech與RegTech：科技引領金融變革》

由於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服務方式更加虛擬，業務邊界更趨模糊，使得風險的關聯聚變和交錯滲透更為複雜，傳染與複製功能也更為強大；同時，金融科技利用信息技術將業務流變成了信息流，在提升資金融通效率的同時也打破了風險傳導的時空限制，使得風險傳播的速度更快。不僅如此，金融科技創新產品過度包裝，其風險被其表面所掩蓋，難以識別和度量，風險的隱蔽性更大。金融監管必須突破傳統模式與手段，更多植入新型技術因素，監管科技由此走向前台。

作為一股持續的火熱力量，科技朝著金融肌體的強勢滲透正催發與激蕩出前所未有的壯麗景觀——傳統金融的商業模式與業務流程快速再造，全新金融業態與肢體加速架構，產品與服務迅疾迭代，金融科技噴薄而出。然而，在撕破產業邊界而引致金融重構與裂變的同時，「創造性破壞」所釀造的風險也在快速地積累與蔓延，從而倒逼金融監管不得不跟上變革的節拍，並敞開胸懷熱情擁抱科技的牽引與改造。

按照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的定義，由Finance與Technology合成的FinTech（金融科技）是指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其結果不僅重塑了傳統金融的業務運作模式與流程，也衍生與成長出許多時尚產品與服務，最終形成供給能力更充沛、經營成本更低廉、風控能力更強大、客戶獲得更便利、運轉效率更快捷的全新金融生態。

從外延上講，金融科技的圖譜至少展示出三根比較清晰的線條：一是傳統金融企業如高盛、摩根大通等通過移植與嫁接外部新技術（少量技術直接由自身開發）達到商業細胞再造與肢體重置；二是自身攜帶技術因子的互聯網企業如PayPal、螞蟻金服等通過獲取執照方式，在與傳統金融形成競爭的同時，更多地滿足長尾和普惠客戶的需求；三是從事純技術產品開發與輸出的初創企業如大數據、區塊鏈與徵信公司等，通過與持牌金融企業合作進入金融科技市場。

數據和技術是金融科技的兩大核心驅動力。作為具有高增長率的多樣化信息資產，大數據堪稱是金融科技的基礎設施，那些看似孤立的技術只要藉助於大數據支持，便可在金融領域長袖善舞。由於企業不僅可以自身開發數據資源，還可以購買第三方數據，大數據目前已經在金融行業得到普及性應用，金融企業都能比較熟稔地通過對大數據的挖掘進行客戶的行為分析，並繼而開展定製化理財、保險等服務，從而給客戶帶去個性化體驗；在雲計算方面，不少銀行等金融企業也基本能夠憑藉自身或通過第三方的比算能力在貸款發放等環節開發和設計出匹配科學的量化交易策略；另外，諸如指紋識別等生物技術也開始在金融行業得到推廣，從而有力地提升了服務商在KYC（know your customer）以及KYCC（know your customers』 customer）等方面的風險鑒別與防控能力。

相對於雲計算、生物技術而言，尚未落地的人工智慧與區塊鏈技術對金融領地的滲透變革作用無疑充滿更豐富的想象。未來不僅可利用機器學習的自適應技術，評估信貸風險和監測金融詐騙，還可以通過機器對語義的深入理解來簡化金融行業中各類信息的處理流程，外加智能投顧進行資產配置，金融行業被看作人工智慧應用前景最廣闊的領域。另外，作做為一種顛覆式技術，由於「去中心化」，區塊鏈技術將大大縮短金融資源的交互與匹配過程，同時因為所有痕迹被記錄下來且不能篡改，金融企業憑藉區塊鏈技術就可以隨時發現與追蹤騙貸、洗錢等犯罪行為，從而最大限度屏蔽經營風險。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金融科技」與「互聯網金融」雖然都體現了金融與科技的融合，但二者有嚴格的區分。互聯網金融應該說只是一種渠道的延伸，即將傳統金融企業的線下渠道搬到了線上，但內容上與後者並無根本性差異。而金融科技旨在強調新技術對金融業務的輔助、支持和優化作用，目的是用科技來重塑金融產品，而且這種重塑意味著金融底層結構的改變以及金融肌體質的飛躍，同時金融科技更加關注金融企業預警與風控能力的提升，與失去監管就必然野蠻生長的互聯網金融形成天壤之別。

作為又一個巨大「風口」，FinTech引起資本的追逐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所證實。綜合花旗銀行、麥肯錫等權威機構的數據，自2010年以來的6年時間中，全球有近7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了金融科技領域。

美國

憑藉著高度發達的金融業以及科技創新能力與充分的市場競爭優勢，美國無疑成為了全球金融科技的領先高地。除了誕生了第三方支付鼻祖PayPal之外，美國還有開創股權眾籌先河的AngelList，該公司已經成為服務於創業企業的集投融資、求職招聘以及社交功能於一體的巨大眾籌平台。此外，美國在線投資理財平台也是全球最早的機器人投顧WealthFront，通過技術創新，已經完全實現財富管理、投資理財的標準化與批量化。不僅如此，全球最大投資管理公司同時也是美國規模最大的上市投資管理公司——貝萊德，前不久收購了智能投顧初創公司FutureAdvisor，後者的人工智慧技術將置於貝萊德解決方案當中，為證券機構或經紀機構提供服務。資料顯示，美國金融科技在吸引資本方面無論是總量還是單筆構成目前都走在全球前列。

英國

與美國相比，雖然英國在金融科技商業層面活躍程度稍顯遜色，但政府作用力的引導卻大大超過前者，甚至可以說在鼓勵與支持金融科技創新方面，英國是做得最好的國家，其中最為重要的成果就是由公平競爭監管局（CMA）推廣的名為open API的項目，而且，據悉所有英國的銀行被要求在2018年上半年前開放API介面。不同於先前客戶必須登錄不同銀行才能看到自己在各行的賬戶信息，在open API情景下，銀行在客戶授權后對所有賬戶資料進行了整合，這樣隨便登錄任何一家銀行，客戶便可以看到自己在所有銀行的所有金融信息，而且還能實時查看與調整自身的金融活動。顯然，原有碎片化的客戶信息實現整合后，銀行也可以洞悉客戶在各大銀行的資產配置情況，全面而真實地了解和掌握客戶的信用與風險狀況，並作出針對性的決策。據悉，吸取英國的成功經驗，歐盟也準備在區內大面積地複製與推廣open API。

相對於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而言，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雖略欠火候，但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擴張卻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對此，渣打和《經濟學人》近期合作推出的金融科技的研究報告指出，從體量規模上看，是全球金融科技領域的絕對主導者，甚至的金融科技創新能力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並逐漸成為全球金融科技的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國內金融科技企業所獲得的投資筆數達到46筆，佔全球份額的5.5%；獲得投資總額接近46億美元，佔全球份額的36%，而且2016年亞洲地區所獲得投資數額最大的10家金融科技公司全部來自。另據畢馬威近期發布的《金融科技脈動》報告，風險資本支持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資交易活動雖然從2015年的40宗下降至2016年的25宗，但是交易金額卻同比上漲了42.5%，達67億美元，為歷史新高。

金融科技能量的快速聚集與迸發，無疑與阿里、騰訊、百度以及京東等互聯網巨頭在移動支付、網路借貸、眾籌以及徵信等領域所形成的技術支撐能力直接相關，而且這種勢能在未來開放協作之力的驅動之下將變得更加強大。據悉，阿里旗下的螞蟻金服目前可實現處理併發金融交易3萬筆/秒，且能在在30分鐘內完成億級賬戶清算，特別是在實時大數據風控方面，螞蟻金服已經實現毫秒級處理速度；而且在已經向銀行、友邦保險、陸金所等超過2000家金融機構提供服務的基礎上，螞蟻金服將把支付、大數據、雲計算能力全部開放給傳統的金融機構。同樣，集合了人工智慧、安全防護、智能獲客、大數據風控、IT系統、支付全套金融解決方案的百度「金融雲」也將正式向業界開放。而在徵信方面，已經獲得相應牌照的京東金融將為第三方金融企業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務和決策方案輸出，包括身份管理服務、欺詐保護、信貸監控、投資風險評估、信用動態監管、收益預測分析和財務狀況等。

分析發現，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互聯網企業在金融科技領域的率先邁步，實際構成了傳統金融主動跟進的催發之力，而且前者往往是從後者並不在意的業務端開始切入的。諸多業務威脅之下，銀行等金融機構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經營策略，或選擇自己研發Fintech技術，或者收購相關Fintech公司，抑或與Fintech公司合作。因此，按照埃森哲的統計報告，過去5年傳統金融機構在金融科技上的總投資規模不少於300億美元。

儘管金融科技在提高金融服務能力與效率，以及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等許多方面產生了革命性意義，同時也加快了傳統金融的升級轉型步伐，並不斷刷新著金融結構與組織業態，但與此同時，這種「創造性破壞」所製造出的外溢風險也給金融安全帶來了全新和嚴峻的挑戰，甚至風險組合最終也可能灼傷到實體經濟。

首先，FinTech可能助長金融「脫媒」風險。一方面，FinTech使資金供給能夠繞開現有的商業銀行體系，直接輸送給資金需求方和融資者，完成資金體外循環，金融交易脫離現有金融管制的情況愈發嚴重；另一方面，FinTech必然加強金融企業監管套利的技術賦能，即通過技術的創新與武裝有效規避監管，從而實現非法集資、非法經營等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金融「脫媒」風險具有金融風險與技術風險相疊加的特徵，一旦發生，勢必會擾亂整個金融秩序，進而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其次，FinTech極有可能釀造數據風險。在數據資源已然成為金融科技核心競爭力的前提下，金融機構對數據的採集與收存會近乎狂熱，部分優勢企業通過搶佔入口和渠道實現對數據的寡頭佔有，信息集中泄露風險大大提高，一旦出現問題，將對個人隱私、客戶權益甚至是金融安全構成威脅。另外，部分機構可能在開展業務的同時將客戶信息作為牟利籌碼，導致數據資源的隨意共享與肆意濫用。不僅如此，大數據主要應用於精準營銷、風控管理、金融決策，如果數據中混雜了虛假的信息，就有可能導致錯誤的分析措施、決策判斷，進而可能會引發金融市場的風險。

最後，FinTech必然提升金融網路安全風險。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除了驅動金融IT等物化基礎設施不斷壯大外，還使通信網路更加開放化，生產操作的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這必然導致金融網路安全隱患愈發突出，而且由於機構的規模和發展階段不一樣，安全防控水平也參差不齊，差異較大，風險的窪地效應就格外非常明顯。需要強調的是，由於金融科技背景下服務方式更加虛擬，業務邊界更趨模糊，使得風險的關聯聚變和交錯滲透更為複雜，傳染與複製功能也更為強大；同時，金融科技利用信息技術將業務流變成了信息流，在提升資金融通效率的同時也打破了風險傳導的時空限制，使得風險傳播的速度更快。不僅如此，金融科技創新產品過度包裝，其風險被其表面所掩蓋，難以識別和度量，風險的隱蔽性更大。在這種情況下，金融監管必須突破傳統模式與手段，更多植入新型技術因素，監管科技（regulation technology，RegTech）由此走向前台。

RegTech最初是金融機構用來更有效地解決監管合規問題，同時減少不斷上升的合規費用(如法定報告、反洗錢和欺詐措施、用戶風險等法律需求產生的費用)的一種技術手段，正是如此，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FCA）將RegTech描述為「運用新技術，促進達成監管要求」，而國際金融協會則將RegTech定義為有助於高效達成監管、合規要求的一類技術應用。質言之，RegTech就是一種「以科技應對監管」的顛覆性創新。鑒於當前金融機構大量採用RegTech，無疑強化了監管機構採用RegTech的倒逼力量，否則，必然形成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十分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更為高級、更加隱蔽的監管套利行為。而對於監管機構而言，運用RegTech，不僅能夠快捷地感知與發現金融風險，提升監管的實時性，同時能迅速而準確地識別與捕捉違規操作，繼而進行及時的警示與制止，在大大降低監管成本的同時提升風險防範的精準性與有效性。可以看出，在實現監管目標上，金融企業與監管機構完全可以通過RegTech達到一致與趨同，而且還能最大限度地保護消費者利益；尤其重要的是，藉助RegTech，監管機構可以力避因強勢或過度監管從而抑制金融創新的結果，從而在監管與市場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機制。顯然，RegTech是一種多贏的安排。因此，如果說FinTech只是局限於金融業自身變革力量的話，RegTech則是可以驅動金融業與監管層雙重創新的強大動能。

從全球範圍看，對於RegTech的關注與重視，已經突破了理論研究範疇而進入實操階段，國際證券委員會甚至成立了專門工作組對RegTech展開縱深調查，同時，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最近也發布了一份名為《RegTech在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的報告，該報告概括了RegTech專註的關鍵領域，並討論了如何應對該新興領域發展路上的障礙，同時強調法律需要更加包容新技術，從而為RegTech公司和監管者之間架起橋樑。

除了制定了《創業企業融資法案》、《美國Fintech框架》等專門性的法律與政策條文，同時將P2P業務和虛擬貨幣分別納入證監會監管與國稅局監管之外，美國金融監管當局目前正在評估與投資相匹配的人工智慧金融監管模式；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正在採取機器學習的方法來進行未來投資者行為預測，特別是在市場風險評估方面，希望通過人工智慧的技術應用，清晰而及時地發現潛在的欺詐和監管部門的瀆職。

已經在歐盟落地的DPM（data point model 數據點模型）可以被看作是於RegTech的一個重要嘗試。DPM其實是提取了被監管中的每個data point，成為一個共同的監管元素。據悉，DPM在西班牙、法國都做得相當不錯，甚至西班牙很多銀行已經開始嘗試使用DPM進行報送。

由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創造與推出的「監管沙箱」似乎更具推廣價值。所謂「監管沙箱」，就是通過提供一個「縮小版」的真實市場和「寬鬆版」的監管環境，在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鼓勵FinTech初創企業對創新的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和交付機制進行大膽操作。「監管沙箱」的操作辦法是，FCA首先提供一個標準化和安全化的商業環境，其中供測試的數據都來源於真實的生產數據，而沒有絲毫的虛擬成分；其次，FCA會和所有在沙箱內的公司保持著一個非常高頻度的交流，FCA可以隨時叫停沙箱項目，金融科技公司也可以隨時要求退出沙箱，同時FCA不會為沙箱所有的測試結果進行背書，金融企業也不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受測試者不因測試本身而喪失任何合法的權益；最後，FCA與沙箱內所有公司溝通的過程、結果以及文件都對外發布，除非公司特殊要求，否則整個沙箱過程都是透明的。

在FCA發起第一期「監管沙箱」的一個月後，新加坡也開始了「監管沙箱」的測試，而且該國金管局也提前發布了《FinTech監管沙箱指南(徵求意見稿)》，但與英國所不同的是，英國的監管沙箱適用於所有的科技類企業，而新加坡的監管沙箱僅適用於FinTech企業。繼新加坡之後，香港也開始了名為HKMA的「監管沙箱」測試。緊接著，澳大利亞、挪威、韓國等都紛紛加入到向FCA學習「監管沙箱」的陣營中。

一般而言，通過「沙箱」測試，不僅能夠讓監管機構十分清晰地看待監管制度與金融創新的辯證關係，及時發現市場過度行為以及因限制創新而有損消費者長遠利益的監管規定，並第一時間調整與引導，真正讓適度監管、包容監管等創新監管精神落地，進而找到一個創新與安全、變革與穩定的平衡點，而且測試結果在倒逼監管層修正相應的制度規定和激勵創新的同時，改變金融活動中監管與市場原有的「貓捉老鼠」關係，使二者能夠朝著協同而友好的方向行進。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場的活躍程度要遠遠超出技術的活躍程度，而且其中所嵌入的因素要複雜得多，很多的金融難題也並不能靠技術一蹴而就，同時技術產品的倉促投放與應用還可能引致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監管沙箱」測試就成為一種比較穩妥的做法。

對於而言，由於金融科技已經走在世界前列，無疑更急迫地呼喚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科技。為此，人民銀行日前專門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員會，並強調將通過此委員會強化監管科技的應用實踐，提升跨行業、跨市場交叉性金融風險的甄別、防範和化解能力。期待早日引進並創建自己的「監管沙箱」機制，為FinTech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監管保障。

《當代金融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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