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二月二龍抬頭

二月二龍抬頭

文/戴望雲

蒼龍七宿。

二月二，龍抬頭。

這個「龍」，是古代天文學中組成了一個完整龍形的「蒼龍七宿」。每年二月春風吹過之後，黃昏時分，代表龍角的「角宿」從東方地平線上開始顯現；之後升起代表龍頸的「亢宿」；直到接近子夜，代表龍胸和前爪的「氐宿」也出現了。這便是「龍抬頭」。就好比從「潛龍勿用」轉換到「見龍在田」，它象徵著春回大地、萬物復甦、春耕開始。

和所有的節日一樣，人們會在特殊的時間節點從事一些有特殊意義的活動來納吉迎祥。而對應著龍抬頭，在二月二之日，俗民行剃頭之事，並稱之為「剃龍頭」。

那麼，二月初二東方蒼龍抬頭之時，為何會成為一年之中最有名的剃頭日？

在古代，「剃頭」原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的頭是不能隨便剃的。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大人曰髡，謂有罪者。小兒曰鬀（剃）。」剃髮不是成年人的常態，剃去頭髮曰「髡」，是一種很重的刑罰。司馬遷《報任安書》中，在談及使人受辱的刑罰之時，就把「剔毛髮」的屈辱等級放在了打板子的笞刑之上。

人的頭髮何以如此重要？《說文解字》稱「發，根也」，頭髮如同草木的鬚根，承接惠澤，象徵著一個人蓬勃生髮的生命力。或許是因為它長在人的頭上，所以便獲得了「首」這個身體部位的神聖性，也獲得了與人的靈魂／精神的相關性。即便小兒剃頭，比如滿月頭，也要將正頭頂「天靈蓋」的那一塊兒留著，因為那是靈魂出入的地方，需格外小心。

民俗學家江紹原寫過一部著作《發須爪》，專門論述頭髮（以及鬍鬚、指甲）對於人的巫術意義——發須爪被認為與其本主有著同感的關係，它們可以被用為本人的替代品，所以，去發須爪甲，是有擇日的必要性的！江紹原在書中說：「人的神魂未免太柔脆或者太尊嚴，它同發爪等物的關係，也未免太密切！」

無獨有偶，頭髮在西方文化，也是靈魂/生命力的附著物。《聖經》中能徒手擊殺雄獅的力士參孫，其神力來自於頭髮，之後他被非利士的女子大利拉引誘，剪去了頭髮，也就失去了全部的力量。

「二月二」就這樣在民俗生活的自覺選擇中，成為了一個剃頭的吉日。

對現代社會來說，成年人剃頭已非禁忌，但剃頭時間的特殊性並未完全消失。如果考察整個新舊年更替期間的民間習俗，我們會發現關於「剃頭」，有著一個張弛錯落的內在節奏。

臘月末的幾天，在人們洒掃除塵、沐浴迎新的活動中，是包含了修整儀容的環節的，因此剃頭在年前就已經進行了一次。「正月不剃頭」，這是一項當下依然有人遵守的禁忌（尤其見於北方地區），一整個正月下來，吃喝娛樂、走親訪友、祈禱神靈的年算是徹底過完，人們重新回歸到日常的生活、生產之中。二月相當於新一年常態的開始，這是「頭」，一年吉利從頭始，於是正好趁著「龍抬頭」的吉日，從事與「頭」相關的行為，以表達對新年的美好祝願——剃一下正月里長長了的頭髮，正是再合適不過的事情。

當然「剃龍頭」首先還是給孩子理髮。二月二剃頭，便是取「龍抬頭」的吉意，扶助幼兒的生命力的生長，並且望子成龍，祈盼孩子長大以後有出息。

再仔細想想，正月不剃頭，還有生活實際情況的因素在其中。正月是人們「安身靜體」過節的非常態時間，剃頭師傅也是歇業的，沒有人提供理髮的服務。捱過了正月的禁忌，二月初始的這個剃頭吉日，就在民間俗信與生活實際的聯手製造之下產生了。

關於「正月不剃頭」，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叫「剃頭死舅舅」。可以理解，但凡禁忌，都需要預設一個有威懾力的後果，才能保證其得到謹慎的遵循。但是，此處的「舅舅」，是無緣無故地「躺槍」在了這條關於剃頭的咒怨之下了么？

當然不是。從社會演化的歷史來看，人類是從母權社會走入父權社會的，而「舅舅」作為重要的男性「娘家人」，在父權社會的親屬制度中處於權力等級的較高位置。

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娘親舅大」是一條普遍遵循的非正式規則。民間俗話說「見舅如見娘」，還有「天上雷公，地下舅公」等，說明在實際生活中，「舅舅」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對外甥而言，他能夠站在娘家的立場上維護自己母親在家庭中的利益，同時又因為身處另一個家庭經濟系統而可以兼顧公平。所以，舅舅常會主持一些外甥家庭的事務，比如分家時的仲裁；或者參與到外甥的一些人生儀式中，比如浙北地區，小外甥滿月時，需要舅舅抱著出去溜達一圈，以祝福孩子長大后「走得開」、有見識。

「舅舅」似乎是某些人生之事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證，所以「舅舅」的價值是值得重視的。因此，在此處探討的剃頭禁忌中，舅舅不是莫名中槍，而是象徵著權力和權威。正月不理髮，二月二剃龍頭，實際上是外甥/外甥女對舅舅表達尊重的一種有效方式。

還有一種說法，稱「死舅」並非真的關乎舅舅，而是暗指「思舊」，跟清軍入關后的「剃髮令」有關。民國二十四年版的《掖縣誌》中說：「聞諸鄉老談前清下剃髮之詔於順治四年正月實行，明朝體制一變，民間以剃髮之故思及舊君，故曰『思舊』。相沿既久，遂誤作『死舅』。」正月為一年之始，有如一日之晨，正月整整一個月不剃頭，乃漢人藉以思念故國。我們無從考證這一條目的真實性，但在民間文化之中，名字的訛改，大抵就是獲得合法性的一種手段。

「思舊」一說，清晰地呈現出了附加在頭髮之上的「身體政治」。清亡后，胡蘊玉著《發史》，其中寫到頭髮的意義已然超越了作為身體附屬物之本身：「入關之初，發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跡深山，甚且削髮披緇，其百折不回之氣，腕可折，頭可斷，肉可臠，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發，必不可剃，其意豈在一發哉！蓋不忍視上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

或許因為頭髮是人身上最可塑和可變的部分，它便成了意識形態爭奪最激烈的戰場。人們總喜歡在頭髮上做文章來區分人的歸屬，「披髮左衽」是非我族類的野蠻人，主動除去頭髮的僧尼是退出世俗社會，而滿人的政治征服是「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簡單粗暴但有效，上億漢人的屈服直接寫在頭上。可弔詭的是，近三百年後，剪辮和留辮，重新又是一次付出了血之代價的權力宣示。

為了保全頭髮，人們卻往往要獻出頭顱。西方人類學著作《金枝》中也有這樣的故事：法蘭克人的國王從來不剪短頭髮，因為剪髮等於否認國王的權力。所以當面對著一把剪刀和一支劍之時，高傲的皇太后選擇了讓自己的兩個孫子留著頭髮而死，而非剪去頭髮然後偷生。

這樣的悖論不禁叫人問：這到底是人類生存的荒謬，還是人性的高貴與文明呢？——但或許，歷史也是永無一個確切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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