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毅堅卓 | 近代中國一座不朽的豐碑

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訓

01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一個平常的日子，卻因為一封公函而成了教育史上的一個特別日子。這一天，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接到了來自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一個多月前，「七七事變」爆發，硝煙瀰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開學。但課桌未穩，部分教授和學生還沒到來，長沙的天空就響起了空襲警報。淞滬會戰失敗，上海淪陷，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軍進逼武漢，長沙立成危卵。「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為了保住文化血脈，臨時大學決定西遷。「兵分三路，水陸兼進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嶺3600里才能抵達昆明。

「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西南聯大師生在「長征」路上

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的父親，是著名的愛國詩人陳三立。日軍打進北平后，陳三立絕食而亡。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喪事，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邀請陳寅恪到憲兵司令部做客。於是，父親喪事還沒有辦完，陳寅恪就含著悲憤悄然離開了北平，彙集到「聯大長征」的南遷隊伍之中。

學者聞一多拿著幾本書，帶著孩子就加入了長征。當時，日本人公開承諾：「留下來教學，照樣保證豐厚年金。」作為教授，聞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夫，還可配兩個文書，生活舒適又體面，但他只「呸」了一聲就拂袖而去。

物理學家趙忠堯，為把50毫克鐳帶到昆明，冒著殺頭危險，化裝成難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單騎。」把裝鐳的鉛筒，貼身緊抱在懷裡，坐火車時，數天數夜不敢合眼。抵達昆明時，胸膛已烙上兩道血印，但趙忠堯卻為此雀躍不已，因為他保全了高能物理的全部家當。

1937年，北平淪陷時，北大教授鄧以蟄的兒子鄧稼先正讀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會上，鄧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國旗。當晚，志成中學校長趕到鄧以蟄家，「開始追查了，趕快把孩子送走。」臨別之際，鄧以蟄對鄧稼先說：「兒啊，你要學科學，學科學為國家。」鄧稼先逃出北平，輾轉跋涉來到昆明。「我隨後考入了西南聯大物理系。」後來，鄧稼先成為「兩彈一星」元勛。李政道幾乎和鄧稼先有著相同經歷：高中一畢業就遇上日軍入侵，經歷九死一生，才從淪陷區逃到雲南，進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師從吳大猷，195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1938年2月，「聯大長征」隊伍抵達湖南常德

1938年4月28日，經過數月跋涉，「聯大長征」隊伍終於抵達昆明。這段艱苦卓絕的長途遷徙，在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後人將其稱為「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這一場曠世的文人長征，不僅保存了文化的精英血脈，更開啟了教育史上的「壯麗探險」。六天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西南聯大」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02

到昆明后，西南聯大沒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學、會館上課。為了恢復正常的教學功能，學校把大部分經費用來購買了圖書和設備。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到昆明后，校長梅貽琦請兩人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兩人欣然受命，一個月後，一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但這個一流設計方案立馬被否，因為學校拿不出這麼多經費。此後兩月，梁思成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平房，磚牆變成土牆。

梁思成先生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後一稿時，聯大建設長黃鈺生滿臉無奈地說：「除了圖書館屋頂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實驗室可以使用鐵皮之外，其他建築的屋頂一律覆蓋茅草，磚頭木料再減一半，麻煩您再作一次調整。」

梁思成忍無可忍，衝進校長辦公室，把設計圖狠狠砸在梅貽琦辦公桌上。「改！改！改！你還要我怎麼改？茅草房？每個農民都會蓋，要我梁思成幹什麼？」

梅貽琦把圖紙一張張收好，歉疚地說：「思成，以你的大度，請再諒解我們一次。」

梁思成接過圖紙，喉嚨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喉結上下滾動，聲音顫抖：「思成，等抗戰勝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來建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半年後，一幢幢茅草房鋪滿了西南聯大校園。

梁思成先生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梅貽琦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為了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以賺取外快貼補教師們的困苦生活，他幾乎賣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

1940年後，梅家常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偶爾吃一頓菠菜豆腐湯就是過節。為了回請雲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韓詠華變賣了自己所有的首飾。為維持一家生計，她只好上街擺攤賣米糕。有次大雨，賣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湯雞。梅貽琦接過籃子，把泡爛了的糕舀到碗里，一邊吃，一邊抹淚：「詠華，我對不起你。」

梅貽琦先生（1889-1962）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給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裝成乞丐，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後來，夫婦倆小茅屋遭日機轟炸，瓦缸里的麵粉摻滿了碎瓦片和泥沙，吳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麵粉捧起來，用洗麵筋的方法把泥沙與澱粉洗掉，把僅剩的麵筋留下來作為半月口糧。

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女兒是在凌晨寒風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飛機埋葬了他所有的家產。身無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裝裹著孩子，從農民家裡乞來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長大的。」後來，費孝通女兒讀大學時選擇了農業，費孝通自己也成了農民的代言人。

華羅庚先生一家

數學大師華羅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把牛圈上頭堆草的樓棚租下來。牛住下頭，華羅庚一家住上頭。每天很早，華羅庚就拖著瘸腿，步行十幾里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伏案於牛棚潛心研究學術。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樓棚地動山搖，人坐樓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華羅庚充饑。但就是在這樣的牛棚里，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知識分子素來清高，以談錢財為恥。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為維持一家生計，聞一多不得不掛牌治印，其內心之糾結和痛苦，可想而知。有一次，兒子聞立鶴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沖沖地責問：「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沉思好半晌，末了說了一句：「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淡淡一句話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聞一多先生在治印

不少學生從淪陷區兩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幾乎一貧如洗，只靠學校發放的一二十元補助金維生。學生潘琰總是最後一個去食堂，因為可用飯費一半價格買到鍋巴，那鍋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連倒泔水的農民都不要，豬都害怕。潘琰把鍋巴買回去，用開水淘一遍，然後再用鹽巴水泡著吃。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著乞討，朱自清被糾纏得無可奈何，說了一句：「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便走。連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里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劉文典說：「我寧願被日機炸死，也不能缺課。」孔祥熙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條件，但聯大師生全體投票，一致同意：「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兼行政職務的名教授，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但25位名教授聯名致函拒絕：「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台，故雖啼飢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這就是剛毅堅卓，這就是文人風骨。

西南聯合大學校門

03

戰亂年代，執掌一所大學，都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痛的事。要執掌三所名校組成的聯合大學，更是難上加難。聯合大學，究竟該怎麼管？一開始，三校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三人輪任主席。但三個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個和尚。聯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開始顯現。

最大的矛盾，就是職位配置。各校教授為此爭得面紅耳赤。情況嚴重時，甚至「群議分校，爭主獨立」。這時，北大歷史系教授錢穆站出來，說了一句：「此乃何時？」一聽這話，教授們立即安靜下來。北大校長蔣夢麟接著站起來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從此，再沒有教授出來爭搶職位。

前排左三蔣夢麟先生，左五梅貽琦先生

西南聯大校徽不久，南開校長張伯苓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戴）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後，他去重慶開辦了南開中學。不久，蔣夢麟對清華校長梅貽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月涵先生多負責。」然後，他也去重慶另兼他職。就這樣，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張蔣兩人把權力「讓」給了梅貽琦。後來，傅斯年責怪蔣夢麟不管聯大事。蔣夢麟說：「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長，好比一條褲子三人穿，如果三個人都去搶這條褲子，來回拉扯，什麼都幹不了，所以只能讓一個人穿褲子。」

「蔣夢麟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曾想組建東南、西北、西南三所聯合大學，但東南聯大胎死腹中，西北聯大先合後分，只有西南聯大成功堅持了下來，這既得益於蔣夢麟、張伯苓的讓，也得益於梅貽琦的「公」。「自從聯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聯大，沒有清華。」清華有庚子賠款作後盾，設備經費遠勝其它兩校，但三校共用之。清華工學院建立了學生服務社，對外承包工程、建設房屋、開辦工廠。當時三校在財務上各有各的「房頭」，這筆錢本算是清華的「私房」收入，但梅貽琦卻拿出來補貼其他兩校。

左起：朱自清、羅鏞、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課程設計上，為了公平，聯大開放性地放寬了口徑，同一門課程，大家可以同時講授，清華聞一多和北大羅庸都研究《楚辭》，觀點截然不同，但兩人都可講《楚辭》。有一年，聞一多、游國恩和羅庸開講《楚辭》，青年教師唐蘭和彭忠鐸也開了這門課，老師之間有如「擺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絕活，吸引學生去聽。這樣的安排，不但體現了公平，而且促進了良性競爭，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思考。

不僅是課程設計開放，思想把關也開放，「校方從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進步的、保守的，還是中間的，不管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派，雖各有所執，但都能以大局為重，互相包容。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聯大師生間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為「兼容」，各方大師才紛紛投奔聯大。因為她「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

西南聯大畢業證書

04

1946年1月29日，文學院教授聞一多，為研究所王瑤畢業事宜致函梅貽琦：

「月涵校長、光旦教務長先生大鑒：文學部研究所王瑤申請舉行畢業初試。茲定於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起在辦事處舉行該項初試。謹將有關事項開陳於後，即乞核定。囑文書科辦通知，並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至紉公誼，敬頌，道安。」

這封短箋，讓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如今感慨萬端：「從『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一語，可以想見當時教授的氣派。」

梅貽琦接到公函，批示：照辦，琦。「照辦兩字，可見教授地位之高。」謝泳說。這地位，就是聯大倡導的「教授治校」。

西南聯大教授會

1952年，艾森豪威爾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他在致詞中稱教授們為「僱員」，後來的諾獎得主物理學教授拉比說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倫比亞的僱員，教授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梅貽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說得更經典：「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那時，大學教授可以自由流動，只要有才有實力，不必害怕校長，覺得這所學校不爽，換一所同樣教。梅貽琦很清楚：「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所以，他極其推崇教授治校。

潘光旦先生（1899-1967）

尊重教授，是辦好大學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聯大成立了教授會。教授會是聯大最高學術機構，由教授和副教授選舉產生，處理學術事務。教授會每年選出11名代表，參加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還包括校長、學院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和總務長，大家一起商討學校大事，制定各項規章。

校委會秘書長是文學教授楊振聲，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校務委員會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當年聯大每決定大事，都要先考慮教授們的反應，看看能不能過了他們這一關。」謝泳說。教授治校，不僅體現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發了他們對教育事業的參與。

聯大學校里流傳著一首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這首詩說的就是校長梅貽琦。

梅貽琦在種種事情上從不斷然決定，而喜歡用這些詞語來謹慎表達意見。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梅貽琦發表意見通常只說三個字：「吾從眾。」但每一個「吾從眾」后，處事卻極其堅定。所以梅貽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號。正因為梅貽琦的無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為西南聯大的標誌。

陳寅恪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沈從文先生（1902-1988）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作了一個震驚全校的決定：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為教授。當時，西南聯大的教員，大多都是留學歐美名校歸來的名師，再差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並已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

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國小沒畢業；論學術研究，他是作家，沒任何學術著作。但梅貽琦根本不看重這些，「我看的是才華」。

唯才是舉，這就是西南聯大的用人標準。

「1939年，我在西南聯大入學那年，學校又幹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聘請錢鍾書、華羅庚、許寶騄當了正教授。那一年，這三位先生都只有28歲。」西南聯大畢業生何兆武先生說。

何兆武先生（1921- ）

就因為唯才是舉和尊重教授，西南聯大才成為大師們的「嚮往之所」。北大哲學系教授黃楠森，曾撰文回憶他在聯大讀書期間的課表，「國文老師是沈從文，英語老師是李賦寧，物理老師是吳有訓，通史老師是吳晗，公共倫理學老師是馮友蘭。我還選修了數論和《莊子》，老師分別是華羅庚和聞一多。」這陣容，簡直太豪華太奢侈了。

「教授中的教授」陳寅恪，能用13種文字閱讀，學問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譽為「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寅恪教歷史，上課第一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陳寅恪的課，旁徵博引，指點中西，內容涉及歷史、宗教、語言等多方面，能完全聽懂他的課的學生鳳毛麟角，但卻吸引了馮友蘭、吳宓等教授去旁聽。著名學者許淵沖說：「哈佛大學也找不到陳寅恪這樣的『四不講』教授。」大師們極重創新，素以照本宣科為恥。正因如此，才創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

陳寅恪寫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湯用彤寫下《佛教史》

錢穆寫下《國史大綱》

馮友蘭寫下《貞元六書》

金岳霖寫下《知識論》、《論道》

陳序經寫下《文化學系統》

潘光旦寫下《優生原理》、《性心理學》

王力寫下《現代語法》、《語法理論》

華羅庚寫下《堆壘素數論》

吳大猷寫下《多原子分子的機構及其振動光譜》

周培源寫下《湍流理論》

趙九章寫下《大氣之渦旋運動》

孫雲鑄寫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

這些論著，后都成為各學科的代表作

唱京戲，「王帽」不是主角，大學，亦同此理，校長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師。「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凳子的。」這是梅貽琦說的另一句名言。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正因如此，這所很窮很破的大學，匯聚了300多位最負盛名的老師。

西南聯大簡陋的教室

05

1939年，陳立夫做教育部長后，以戰爭為由，要管制西南聯大，「做院長的人，一定要加入國民黨。」對此，西南聯大不以為然。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公然抵制：「如果讓我加入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教育部對梅貽琦一再示意，「要開除聞一多等進步教授。」但是梅校長一直拖延不理。聯大教授會因此撰文說：「對於大學，國家社會要持不干涉的態度，要予他們研究的自由、選擇人才的自由。」

哲學家、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當年在聯大寫過一篇《學術與政治》：「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她有她的大經大法，她有她神聖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

晚年賀麟先生（1902-1992）

針對當時把宣傳灌輸與教育混為一談的情況，社會學系教授潘光旦批評說：「教育者的職責是指導學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麼。」

沒有拒絕與權勢苟合的信念，就沒有學術與思想的獨立與進步。所以西南聯大始終堅守「思想之獨立」。

1941年，教育部強制要求：「西南聯大必須開設三民主義課。」此舉遭到聯大師生的強烈抵制。學生馬燦華撰文說：「即便三民主義是正確無誤的思想，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場上自我證明。」

1942年，陳立夫三度訓令西南聯大，要求聯大務必遵守其核定的應設課程，統一全國院校教材，統一考試等新規定。聯大教授會對其規定逐條予以批駁：「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從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尚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最終，聯大沒有採用統一教材，保住了教育的獨立、自主與尊嚴。

晚年傅斯年先生（1896-1950）

蔣介石想拉攏傅斯年做國府委員，但被傅斯年斷然拒絕。於是，蔣介石轉而想拉胡適。傅斯年便寫信給胡適，勸其保持名節：

「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西南聯大教員不做官，但不表示不議政。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有4位：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錢端升。而這四位，都是西南聯大的教員。張奚若常常當著蔣介石的面，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一次，蔣坐不住了，插了一句：「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年，當局寄來路費，邀他再去重慶，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有一個著名主張：「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這個主張在西南聯大得到很好繼承。後來，不少專家這樣總結：「西南聯大學術之所以能彪炳史冊，就在於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外界的干預和控制，保證了思想之獨立、學術之自由。」雲南師範大學教授、西南聯大研究者楊立德，寫過一本《西南聯大的斯芬克斯之謎》。他在解謎時這樣說：「聯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點是她就是大學本來的樣子，而不是衙門。」

西南聯大地質系學生在考察中

06

1980年代，沈從文出國訪問，研究聯大的外國漢學家問他：「抗戰條件那麼苦，為何西南聯大八年培養的人才，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人才的總和？」

沈從文只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1940年就讀聯大的學生心田這樣說：「你想知道什麼是聯大嗎？這裡沒有升旗早操，更沒有紀念周訓話，也不像別的大學，進去有一個月新生訓練，灌輸你什麼校史和總裁言論。」

西南聯大做學術有多自由？教師在講授內容、教學方法和學業考評方面，幾乎擁有全部的主動權和決定權。聯大學生、小說家汪曾祺回憶說：「老師講課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們極重創新，「都以開創性見解為榮，以照本宣科為恥。」教授之間，觀點爭奇斗絕，蔚成風氣。

馮友蘭先生（1895-1990）

如賀麟欣賞王陽明「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很受學生尊重。旁聽，更是在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可隨意旁聽老師的課，老師之間也互相旁聽。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聯大學生、后成為清華教授的何兆武，這樣評說聯大「學術自由」對他的影響，「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不然每人發本標準教科書，自己看就行了。老師照本宣讀成了播音員，學生也不會得到真正的啟發。比如學習歷史，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麼周遊列國等，教科書上都有，根本用不著老師講。老師的作用在於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聯大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比死盯一個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開闊，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

西南聯大圖書館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聯大，學生轉系相當容易，「我從外語系轉到哲學系就填了一張表格，其他什麼要求都沒有。好多人入學后發現不喜歡原來所報考的專業，於是紛紛轉入自己喜歡的專業。」

詩人鄭敏說。在課程設計上，聯大也放得很寬，讓每個學生都能自由選擇。「但學校也有一項硬性規定，文法學院學生至少必修一門自然科學，可以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中任選。而不論文理工，所有學生都必修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鄭敏說。為何強調自由選擇又作出硬性規定？因為西南聯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貽琦說：「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

著名翻譯家趙瑞蕻先生回憶——1939年的一天，我在教室靜靜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嚷著推門進來，一看，竟是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學生。他們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驗算起來，寫了許多方程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又一個人站起來大叫：「你錯了，看我的！」他走上前去，在黑板上飛快書寫。跟著，華先生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諸位，這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幾個人越爭越烈、越吵越有勁，大約吵了半個多時辰，聽見華先生說：「十二點了，先去吃點東西，我請客！」這樣的「師生爭論與打擂」在聯大隨處可見。

楊振寧當年准考證

1943年，課堂休息期間，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

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對面答道：「看了，你覺得怎麼樣？」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新。」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而自負的，但當時周圍的學生聽了，毫不覺得刺耳。

這兩位年輕人，後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個成為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聯大學生就這般養成了「自由」的習慣，獨立思考在學校蔚然成風，熏陶滋養著聯大學子。

「一個好的體制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西南聯大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切。」楊振寧說。

清華教授鄭林慶，當年在聯大讀書時的筆記

但自由並不意味著散漫。自由只是聯大精神的一個方面，與之對應的是考試製度的嚴格，學校、教師一點都不會容情。

聯大學生張鳳鳴回憶說：「1941年我入學時，班裡有40多名同學，畢業時僅有20多人。每學期應修學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級，1/2不及格就要退學。」一個學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務長求情。被教務長拒絕，學生憤憤地說：「59.5分跟60分有什麼區別？」教務長回答：「如果沒有區別，59.5分和59分也就沒有區別，以此類推，60分和0分又有什麼區別？」

聯大辦學8年，8000餘名學生通過入學考試，但最後只有3882人畢業，可見考試之嚴格。

聯大師生慶祝抗戰勝利

07

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舉行常委會。梅貽琦宣布：「西南聯合大學到此結束。」隨後，三校回遷，各自複員。

在西南聯大存在的8年多時間裡，畢業的大學部生和研究所共計3882名。這些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各自領域的大師。西南聯大之奇迹，不在於他擁有大師，更在於他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大師。

西南聯大紀念碑

西南聯大原教室聯大之所以能培養這麼多大師，不僅僅在於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更在於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西南聯大舊址，如今還豎著幾塊石碑，其中一塊寫著：育才先育人。「

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梅貽琦說。這個做人就是：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做人，在於教授的言傳身教。當年聯大後面文林街的茶館里，經常可看到哲學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點杯茶，然後坐下來看書。有時，也會點一碟瓜子或花生，那是他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的時候。他喜歡說一句話：「你們在聯大這幾年，不要只知道悶頭讀書，也要抬頭學做人。」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睞的學生想吃瓜子時，他就伸出手緊緊護住碟子：「不給你吃。」那神情，就像咸亨酒店裡的孔乙己。聯大老師，就這樣從小事中將「士」之精神傳遞給學生。

西南聯大紀念碑

1946年，有三個女孩報考清華落榜。她們叫梁再冰、馮鍾璞、梅祖芬。

梁再冰父親是梁思成，清華建築系主任；馮鍾璞父親是馮友蘭，清華文學院院長；梅祖芬父親是梅貽琦，清華校長。

校長、院長、系主任的女兒，報考本校竟得不到絲毫照顧。當時，梅祖芬距離清華分數線只差了2分，同學們都叫梅祖芬去找父親幫忙。梅祖芬說：「正因為我父親是校長，所以決無可能。」身教勝於言教，這些先賢令後來者汗顏。

在校長官員化、行政官僚化、擴張盲目化、文憑貶值化、授課形式化、學術邊緣化、科研虛偽化、設科短視化、學者江湖化的今天要實現大學的「雙一流」目標，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聯大取取經。為什麼要取經於西南聯大？1946年，馮友蘭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美國弗尼吉亞大學教授伊瑟雷爾說：「這所大學的遺產屬於全人類。」

西南聯大校歌

轉自群學書院合作夥伴：拾遺

《西南聯大與現代知識分子》

謝泳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

《西南聯大與現代知識分子》是國內較早從學術角度研究西南聯大的著述。作者努力從問題出發，在豐富的西南聯大史料中發現有研究價值的視角並做出分析。《西南聯大與現代知識分子》在有關西南聯大的研究中具有獨特風格，曾在相關專業領域產生過一定影響，對今天的西南聯大研究仍具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