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好學校並未給「小升初」擇校生帶來好成績

義務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之一。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國民教育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尤其是在義務教育階段，教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事關國民教育素質整體水平的提高，也直接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方式上，當前遵循的是免試就近入學的原則，反對學生家長放棄政府既定的入學安排而自行選擇其他學校就讀的擇校行為。

但是，歷史上較長時期的教育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的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問題，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徹底改變，而父母們又都想把子女送到儘可能好的學校就讀，所以儘管各地政府禁止擇校的各項政策與措施日益嚴厲，但擇校行為卻是屢禁不止。

「小升初」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擇校

「小升初」中各種擇校行為的發生率

從2014年開始由人民大學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組織實施的教育追蹤調查（CEPS）通過對全國20個省、112所國中、近2萬名國中生及其家長的調查結果顯示，為了讓孩子在「小升初」過程中進入所在的國中就讀，有13.8%的家長找親戚、朋友、熟人幫忙走關係，1.9%的家長給相關的領導送禮，2.9%的家長給學校交納額外的費用，5.5%的家長在學校所在的片區買房，3.7%的家長給自己和孩子一起遷了戶口，1.2%的家長想辦法把孩子的戶口掛到了親戚和朋友家，6.6%的家長讓孩子參加各種學業考試和特長考級以爭取「特長生」的入學名額。統合計算，有26.8%的學生是至少藉助了一種所列舉的擇校手段而進入所在國中就讀的。這意味著，當前的「小升初」過程中，有超過了四分之一的學生是擇校生。

「擇校熱」遍及社會各階層

社會各階層的綜合擇校率與購學區房擇校率

對於的廣大父母們來說，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維持他們現有的社會階層地位或者進一步向上流動的必要條件。由於優質的教育資源在各個教育階段都還處在供給不足的狀況，這場教育大競走開始的時間也就越來越早。在義務教育階段就要在儘可能好的國小與國中就讀，再力爭升入重點高中，這樣在聯考中考上重點大學才有保證。所以，當義務教育階段現有的入學安排不能提供優質的教育時，父母們就要千方百計地動用各種關係、資源以及手段來為子女擇校。從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出，擇校的方式有以關係和權力擇校、以錢擇校、以分擇校。父母們在這場擇校大賽中綜合運用各種手段來爭奪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並且社會各階層都積极參与其中。按照人們的想象，擇校只是那些中產及以上社會階層的事。較低階層的父母們並不是不想為子女擇校，而是缺乏擇校所需要的關係和資本。但教育追蹤調查（CEPS）的結果顯示，社會階層與擇校率之間呈現為「對勾」形關係。主觀自我認定所屬的社會階層為下層的父母們的綜合擇校率為27.1%，比中下層的23.6%和中層的26.7%都要高，而中上層為32.7%，上層則高達52.0%。實際上，這種模式在各種不同的擇校方式上基本一致，最下層的社會階層在各種擇校方式的發生率上都不是最低的。甚至連最需要花費金錢的購學區擇校這種方式上，下層的發生率也達到4.2%，高於中下層的4.0%；而中層為5.7%，中上層為7.9%，上層為8.0%。這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擇校行為背後是社會各階層的地位焦慮。較高的社會階層竭力想讓子女們保持現有的階層地位，而較低的社會階層則力爭讓子女向更高的階層地位流動。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最下層各種擇校行為的發生率較高，因為這個階層的父母們想讓子女向上流動的動力是最強的，所以不惜代價的擇校。

好學校並未給擇校生帶來好成績

父母們之所以熱衷於為子女擇校，最直接的原因是，人們認為在一個條件更好的學校會使得孩子的學業成績和包括智力在內的認知能力得到更好的發展。

但是，教育追蹤調查（CEPS）從初一到初三的數輪追蹤調查的結果顯示出這種想法並不正確。

教育追蹤調查（CEPS）的基線調查進行於國中一年級的上學期，這時候學校的效果還來不及在學生身上體現出來，第一次期中考試的成績可以作為國中階段學業成績的起點。數據顯示，那些擇校進來的學生第一次期中考試的成績平均在班上居於前50.8%的位置，而非擇校生在班上平均居於前47.5%位置，兩者相比相差百分之三點幾，差距還是非常明顯的。而在同時進行的包括數量與邏輯、圖形空間、語言辭彙三個維度的標準化認知能力測試的得分上，擇校生與非擇校生的平均標準分都為-0.19分，完全沒有差別。這說明在國中教育的起點階段，擇校生在學習成績上比非擇校生略差，在認知能力上則不存在差別。由於擇校生整體上處在更好學校環境中，經過一年的學校教育，他們在學業成績與認知能力上都應得到更好的發展。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將教育追蹤調查（CEPS）第二輪調查的期中考試的成績與前一年相比，擇校生們與前一年自己的成績相比在班內平均只前進了0.2%，非擇校生則平均退後了0.3%。變化十分微小，根本不具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這說明擇校並沒促進學業成績的提高。而認知能力的發展也是如此，擇校生與一年前的自己相比，測驗標準分平均提高了0.55分，非擇校生平均提高了0.53分，同樣也不存在統計上有意義的差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發現與50多年前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對全美4000多所學校60萬名學生的數據收集所得到的結果是類似的。科爾曼依據數據分析結果所提出的《教育公平報告》中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學校對學生的學業成績影響不大，家庭背景才是影響學生成績的最重要原因。而教育追蹤調查（CEPS）數據所揭示出來的是：父母們通過擇校讓子女進入更好的學校就讀，但優質的學校教育環境並不會使子女們在學業成績和認知能力上得到更好的發展。

擇校對教育公平與效率的破壞

正是因為擇校並不能有效提高學業成績，所以經過國中三年後，整體上處於更優質的學校教育中的擇校生在中考成績上並不佔優。擇校生的中考成績在他們所在的縣、區、市（縣級）內平均位於前49.6%的位置，而非擇校生平均位於前49.2%的位置，這兩者之間並不存在顯著的差別。

另一方面，教育追蹤調查（CEPS）數據也顯示儘管擇校生的中考成績並不突出，但他們在中考後進入優質高中就讀的比率為34.7%，而非擇校生則為32.5%，兩者相差2.2%，這個差異是非常明顯的。高中入學的政策不同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免試入學、反對擇校，其基本上是遵循的「以分擇校」的原則，擇校生在中考中與非擇校生成績相同卻能更多進入優質高中，推測其中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他們在「小升初」中父母們採用過的「以關係和權力擇校」和「以錢擇校」在這一階段繼續起作用。

究其本質，擇校是社會與經濟地位佔據優勢的社會階層持續性的維持其家庭既有地位的手段。現代社會中，社會階層地位主要由職業來決定，社會階層地位高的職業對教育也有著更高的要求。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其領先地位，在那些還沒有達到普及程度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上，社會地位越高的階層的子女獲得率也越高，從而表現為數量上的教育不平等。對於義務教育而言，由於社會各階層的獲得率基本一致，為了有效地維持其領先地位，社會地位高的階層轉而通過擇校為其子女爭取更優質的教育服務，以求建立起提高高等教育獲得率的途徑，從而表現為質量上的教育不平等。

擇校：效率低，損公平

之所以眾多學者大聲疾呼，反對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是因為擇校破壞了教育公平。而對作為一項基本公共服務的義務教育而言，公平和效率是統一而非對立的。如教育追蹤調查（CEPS）的結果所顯示的：擇校並不能達到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和認知能力的效果。如果對擇校採取放任的態度，優質的公共教育資源就會更多被經濟與社會地位上優勢階層的子女所享有，而對他們而言，優質教育資源的效用卻是更低的，從而在整體上降低了效率。只有更公平地分配教育資源，讓來自更廣泛階層的子女分享優質教育資源，優質的學校資源才會起到更大的作用，進而推動教育整體效率的提高。

要從根本上解決擇校問題，需要大大增加優質公共教育資源的供給，但這卻不是在較短的時間裡所能實現的。所以在當前，在義務教育階段，必須堅持機會公平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是一個和諧進步、人民群眾對發展的成果有獲得感的社會。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5月6日07版，圖片來自網路

策劃 | 嵇玲

設計 | 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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