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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我們被「平凡即偉大」的價值觀誤導了

嚴歌苓:我們被「平凡即偉大」的價值觀誤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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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在人民解放軍待了13年,從197112歲入伍一直到25歲部隊裁軍退伍。整整跳了八年舞,演樣板戲《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里的喜兒;演出舞蹈節目《邊疆女民兵》《草原女民兵》《女子牧馬班》,扮演英姿颯爽的女民兵;表演藏族歌舞《洗衣歌》,在《小常寶請戰》(《智取威虎山》)里演邊唱邊跳的小常寶……然後做了兩年編舞,再成為創作員,與筆墨打起了交道。

軍旅生活成了她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灰舞鞋》《白麻雀》《愛犬顆勒》,都以部隊生活為題材,但多是以一個作家的客觀視角來為那個時代的軍人塑像。而她最新創作的長篇小說《芳華》則具有濃厚的個人自傳色彩,是以第一人稱描寫她當年親歷的部隊文工團生活:隱藏在西南都城的一座舊紅樓里某部隊文工團的內景中發生的故事。

《芳華》,嚴歌苓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39.00元

小說講述上世紀70年代,一些有文藝才能的少年男女被從大江南北挑選出來,進入部隊文工團,擔負軍隊文藝宣傳的特殊使命。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蕭穗子在這個團隊裡面朝夕相處,在嚴格的軍紀和單調的訓練中,青春以獨有的姿態綻放芳華。小說用四十餘年的跨度,展開她們命運的流轉變遷,是為了講述男兵劉峰的謙卑、平凡及背後值得永遠探究的意義。

小說是圍繞男兵劉峰因「觸摸事件」被處理這一中心情節而生髮,所以《芳華》原名叫《你觸摸了我》。嚴歌苓的朋友將小說推薦給了馮小剛,馮導演看完后馬上拍板決定改編成電影,並建議重起名字。嚴歌苓想了幾個:《好兒好女》《青春作伴》《芳華》。馮小剛覺得《芳華》最好。他說:「『芳』是芬芳、氣味,『華』是繽紛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的氣息,很符合記憶中的美的印象。」

原來馮小剛也曾是部隊文工團成員。他說:「我年輕的時候在部隊,隊友都是十六七歲身懷絕技的文藝兵,小提琴、長笛、大提琴都水平超高,我想搬上銀幕給現在的年輕人看。那是我們的青春。」

據悉,同名電影《芳華》耗資1.5億元人民幣,將在今年國慶檔期上映。馮小剛曾發文提及片中的一個長鏡頭:「從打響第一槍到結束戰鬥,六分鐘一個長鏡頭下來,每個環節不能出任何問題,炸點,演員表演,走位,攝影師的運動,上天入地,都要極其精準,六分鐘700萬人民幣創造戰爭新視覺。相比《集結號》的戰爭效果,其創意和技術含量都全面升級。《芳華》不僅是唱歌跳舞,也有戰爭的殘酷和勇敢的犧牲。」

儘管我和我的同事對嚴歌苓將女性選擇等同於生物選擇的觀點存有明顯的懷疑,但也許這恰恰是理解《芳華》這本小說及其電影改編作品的關鍵。

《芳華》是嚴歌苓的小說創作中最直接地傾情讚美男主人公的一部作品,飽含了作者代表自己和同代人對當年的愚昧與淺薄深深的懺悔

中華讀書報:《床畔》中萬紅對英雄的堅守,我理解為是價值觀的一種堅守;而《芳華》中小曼對好人劉峰的愛,也是一種高尚的價值觀的追尋和堅守。您對英雄的書寫帶給我們很多的思考。比如《床畔》中女護士萬紅對張穀雨的守護,小說中許多人對陷入昏迷的張穀雨連長從崇拜到視為累贅,漸漸開始遺忘,甚至連他的親人也準備放棄。但是,萬紅沒有放棄,在幾十年的堅守中使自己同樣也成為了英雄。您如此反覆書寫這種堅守,是不是也有英雄情結?不同的時代,是否您看待「英雄」的眼光也有所不同?

嚴歌苓:寫軍隊題材的小說,大概總是離不開英雄情結,《床畔》和《芳華》都是如此。其實劉峰這個主人公並不是真正的主人公,他是一個貌似主人公的映照物,就是說通過對他的態度,以他引起的行為,圍繞他產生的故事,產生的人物命運變遷映照出時代變遷導致的人性、價值觀變遷。劉峰在小說中的功用,大致等同於《床畔》里的植物人英雄張穀雨。儘管我們被「平凡即偉大」的價值觀誤導,我們對人性,尤其女性的人性是從來沒有信服過的。女性的心理基礎,集體潛意識,是百萬年的進化史決定的,那就是雌性生物永遠選取群落里最有力量、最兇猛、最有權威的雄性作為她後代的雄性基因。

嚴歌苓作品《床畔》

我讀過一本影響了國外很多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的書,叫做《道德動物》(The Moral Animal),就是講人類和動物界進化進程中形成的心理學。它激發了我對女性、雌性的心理和行為的推測,就是雌性生物,人類女性對於雄性中的強者(也就是經典意義上的英雄)的追求的集體潛意識——這是關乎與通過自身生育而永遠延續自己物種的生與滅的本能意識。《芳華》中的女兵們儘管對劉峰這個老好人都是在品行上讚賞和擁戴的,但作為擇偶,她們只會屈從雌性集體潛意識;劉峰在群體里無論再「偉大」,但這平凡的偉大,反過來說是偉大的平凡,在女性本能認識中仍然是個弱者。

無論社會賦予這樣的好人怎樣的英雄定義,但這種定義不可能推翻百萬年來女性潛意識裡的對於雄性的價值判斷。所以《芳華》中的獨唱女演員林丁丁不可能愛劉峰這樣的平凡英雄,從而造成整個一場悲劇。應該說,《芳華》主人公是何小曼。何由於自身獨特的身世,選擇了悖逆雌性集體潛意識的情感歸宿。《芳華》也是講述了人性的迫害本能;何小曼是這種負面人性的犧牲品,只有這種犧牲品才能對於劉峰的善良產生強於一切的饑渴。

中華讀書報:劉峰有超乎常人的心靈手巧、超越自我本能的善良和利他心,他以「模範標兵」的姿態在被需要中活得心滿意足,卻因一次「觸摸事件」遭遇人生巨大轉折。他的一生大起大落,令人傷感。

嚴歌苓:是的,假如我們把雌性集體潛意識裡對於雄性的偉大分為:兇猛(群落中與同性角斗的勝出者,以及捕殺獵物的機智和力量)、殘酷(對於敵手的殘酷殺滅)、霸氣、勇敢(挑戰更強者,如大衛挑戰巨人)。對立於這些強者素質的善良是一種宗教理想,在強者素質面前,善良看起來是多麼柔弱!女性必須要為自己的兒女們尋求最安全、最富足的出生和養育環境,善良這項素質是多麼文不對題;善良甚至是有害於女性的兒女們的生存安全的。所以原始社會「駿馬和美女都是酋長的」,過去和當今都存在明或暗的外室就說明了這種集體潛意識。

那是個混賬的年齡,你心裡身體里都是愛,愛渾身滿心亂竄,給誰是不重要的

中華讀書報:《芳華》中幾個女兵的命運,令人唏噓,讓人心痛。雖然明明知道是小說,但還是想知道,小說的幾個主人公,是有原型的嗎?

嚴歌苓:我從軍十三年,人生中塑造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最重要年代,我都在軍營里度過,那也是青春時代最敏感,感情最豐富的年代,因此身邊所有的戰友,都為我提供了生動的細節,不用原型我也有足夠的原材料去虛構人物。我總是強調,細節的儲存和運用是寫活人物的關鍵。《芳華》里只有劉峰、林丁丁和何小曼是有一點原型的。蕭穗子作為故事的敘述者,表述出的所有反思和懺悔,當然跟我本人的真實感情緊緊關聯。其他就都是虛構。

中華讀書報:儘管小曼有各種各樣的缺點,但最讓人心疼的還是小曼。小說中敘述者「我」不停地跳出來發表議論,您覺得這是敘述的需要嗎?

嚴歌苓:假如說《芳華》這本小說的一切都不重要,那麼敘述者本人的詮釋是最重要的。這不是有關青春愛情的故事,而是一個過來人對青春愛情詮釋的故事。這是我現在還存在的良知對我所見證的青春愛情的認識和發現。人對自己過去的認識和發現永遠不應該停止。人的當今經歷和閱世都會重啟對自己和民族歷史的發現和認識。所以我的這份發現和認識要比被發現和認識的事情本身重要的多。

這是我第三次書寫,這一次算我寫得最透徹的一次。我為小曼的行為著迷,為她許多不可理喻的行為感到難為情,但更為形成她那些行為的社會和我們這個集體感到難為情。我痛恨把小曼扭曲成那種畸形人格的社會和集體的偏見和成見,正是這些偏見和成見升溫成了迫害。人群迫害別人是免除自己被迫害,是延緩自己被迫害的時限,從而建立一個短暫的安全期,所以從眾去迫害一個可迫害的對象,是人性中尋求安全的本能。所以我在故事中感嘆:我們那群可憐蟲。

嚴歌苓是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最多的作家。已經或將要合作的導演包括:李安、張艾嘉、陳沖、陳凱歌、張藝謀、李少紅、姜文、馮小剛等。第一部《少女小漁》囊括了台灣電影金馬獎導演、編劇、女主角等幾項大獎。

中華讀書報:您看了電影《芳華》有何感受?

嚴歌苓:電影《芳華》我看了,很感動,有時形象表現的東西,文字是望洋興嘆的。我曾經用了畫家陳川(陳沖的哥哥)的一句話,解釋我的這種感覺:圖像誕生之際就是語言啞然之時。

中華讀書報:這次電影是您做編劇嗎?

嚴歌苓:是的,《芳華》電影是由我自己做編劇的。在做導演台本的時候,馮小剛導演又做了一些修改。

中華讀書報:可否談談您一路寫到今天,是否覺得越寫越好,幾乎不存在什麼寫作的瓶頸或障礙?

嚴歌苓:寫作一本較長的小說,自我質疑、否定、低迷的創作狀態,都是會出現的。人的健康狀態都不可控,何況創作狀態。但我不相信瓶頸,不順利是順利的鋪墊,必須經過這些鋪墊達到神來之筆。

中華讀書報:這麼勤奮的寫作,但我想並非所有的作品您都滿意吧?您衡量「好作品」的標準是什麼?

嚴歌苓:不可能所有作品都讓自己滿意。我很少完全滿意自己任何一部作品。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再寫何小曼的故事。我衡量好作品的第一標準是誠實。誠實的作家才有心靈和精神的自由,而任何一種精神不自由的狀態都不會給我神來之筆。神來之筆就是讓自己的創作反過來「surprise 」我——給我驚喜——這種Surprise 越多,創作就會越自由,反過來也就越誠實。

中華讀書報:您的文學觀是什麼?您希望自己成為怎樣的作家?

嚴歌苓: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百分之百的誠實的作家,就是只忠實於自己的審美價值、道德審美、心靈感受。任何故弄玄虛,嘩眾取寵的語言,造句,不能誠實表達出最準確意思的寫作,都是我不想要的。寫得美,寫得震撼,假如百分之百的「達意」,那麼我寧可不要「傳神」,傳神是錦上添花,達意是雪中送炭。首先雪中送炭了,再升華為錦上添花。很多作家都不先求「達意」,寫得很「飛」,但落不了地。先求達意,就是我所追求的誠實的一部分。

中華讀書報:您覺得軍旅生活對自己有怎樣的影響?

嚴歌苓:軍人經歷是我最重要的經歷之一,其次是留學經歷。這兩段生活奠定了我之所以為我。這兩段經歷都需要堅強、紀律、堅持。所以我的軍旅經歷幫助了我在美國留學時代的生活,沒有軍人的堅韌不拔,我不可能在一年零七個月里考過托福,拿到577分的成績,用這個成績保住了我的全額獎學金。

必須給自己限制,否則生活和思考都會失去自由

中華讀書報:您是在《陸犯焉識》中才用電腦寫作的,感覺如何?為什麼那麼晚才用電腦?現在早已習慣用電腦了吧?

嚴歌苓:我同時感到電腦書寫的優越和弊端,手寫的情緒,手寫的動腦勤於動手的感覺,換作電腦寫作都犧牲了。但現在我手寫一部小說,都找不到稱職的打字員。有時候打出字來,我還要猜,那是什麼意思,因為打字員看不懂我的手寫體,就亂打,還要找來原稿逐頁逐行地對照,更麻煩。長期用電腦寫作,我怕很多字都會忘掉。

中華讀書報:情書在您的小說中是一個特別的存在,現在您還有機會寫情書嗎?

嚴歌苓:手寫的情書肯定和電腦寫出來的感覺大不相同。「情」這個東西是非常有機的,手寫才能保持它的有機性。白紙黑字,把你對對方的感情一筆一劃地書寫出來,是一種定案,筆墨落在紙面上,本身就是儀式,就是結盟,是筆和紙,黑與白,思想、感情跟載體的結盟,是精神實體化的實現。所以,不用筆墨寫的情書,我不真正把它們看做情書。一種可以最後一分鐘寫,下一分鐘刪除的東西,會在心靈上留下多少痕迹呢?

中華讀書報:網路、微信等新媒體在您的生活中佔用的時間多嗎?您如何看待新媒體的傳播?

嚴歌苓:現在我每天花一個小時專門處理微信和郵件,閱讀微信和網路信息。必須給自己限制,否則生活和思考都會失去自由。這些雜七雜八的信息不可能不在潛意識裡影響一個人的思考獨立性。我住在海外,四海為家,就是想保持這種獨立和清醒的思考。

中華讀書報:您的寫作狀態一直特別好,是否與受到寫作訓練有關?如此看來,國內很多大學開設的寫作課,是有必要的嗎?能否傳授一下國際寫作課的經驗?

嚴歌苓:因為居住在海外,生活單純,時間充裕,所以想寫的東西就把它們寫出來了。沒什麼秘訣,只為了自己每天可以有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狀態——工作。不工作,我的生活就缺乏結構,缺乏濃烈度,就像你不去長跑,不去劇烈鍛煉,就不會有鍛煉后的鬆弛和愉悅。所以,完成一天的寫作之後,我變得比較容易跟人相處,跟自己相處。所有人都可以不喜歡我,但可怕的是自己不喜歡自己,寫作之後,我比較容易喜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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