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李廣益 : 科學、技術與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

摘要

本文以《電世界》為中心，對晚清科幻小說中的世界秩序想象進行了深入考察和評析。討論重點有二：1）作為理想世界建構者和統治者的「科學王」。本文認為，《電世界》中的電王是晚清小說中塑造得最成功的科學家形象，代表著傳統的「聖王崇拜」在科學烏托邦主義興盛時期的復活，對我們理解現代科學觀和科學家觀具有指征意義。2）以科技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重構。本文指出，不同於樹立霸權的鏡像式重構，《電世界》和《新野叟曝言》都試圖藉助先進科技超越民族主義，但最終仍呈現為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纏繞，正是這種情意結成就了文本的情感強度和思想深度。

感謝作者李廣益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電王：

科學、技術與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

李廣益

明清以降，人的世界觀在近代科學和技術持續不斷的衝擊下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天崩地裂」，這既是對傳統地理觀念和宇宙意識瓦解的形象概括，也真切地反映了信念乃至信仰遭到顛覆的士人茫然甚至頹然的心緒；「堅船利炮」，作為西方殖民者軍事優勢的直觀呈現，隨著進化論思想的流布，最終成為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法則的最佳註腳。認識世界關聯著改造世界，在最初的震驚、困惑和惶恐之後，晚清的有識之士很自然地以新知為基礎，繪製新世界的藍圖。除渴求化解列強鯨吞蠶食的危機之外，他們還期待蘊藏偉力的科技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造福國人以至全人類。這既源於「天朝上國」尚未磨滅的自信心和責任感，亦合乎「為萬世開太平」的儒家理想。

誠然，晚清仁人志士的首要關注是變法、改良、革命等迫在眉睫的當下議題。儘管梁啟超等思想者在著述中時時語及人未來勢力大張之際將如何如何，但這種議論只能是碎片化的靈感與豪情。真正承載世界秩序想象的晚清文本是科幻小說，或者準確地說，是科幻小說中的科學烏托邦（scientific utopia）[①]。「科學小說」作為「新小說」的一種傳入時，引介者意在「專借小說以發明……格致學」。[1] 但縱觀晚清各類報刊上的科學小說，巧借故事普及科學知識的為數甚少，大部分作品都展開了恣肆汪洋的狂想，其中頗有跡近「政治小說」者：「著者欲藉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論皆以為主，事實全由於幻想。」 [1] 究其原因，普遍接受過傳統教育的科學小說作者們雖必樂見讀者「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2:164]，但他們並不以科普工作者自居，念茲在茲的仍是經世治國之道。自然，在見識了西洋科技的強悍之後，沒有人會認為僅憑道德與政制便能重振雄風，科技進步成為新與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兼理想、科學、社會、政治而有之」[3:382] 的科學烏托邦便成了晚清小說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短短五六年間連續湧現了《新石頭記》（1905）、《新紀元》（1908）、《電世界》（1909）、《新野叟曝言》（1909）、《新》（1910）等頗有分量的作品。作為劃時代的強音，這些小說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源自其三重屬性：1）突破歷史循環論，暢想光明未來；2）超越傳統天下觀，重構世界秩序；3）摒棄奇技淫巧說，推崇科學技術。其先導文本《新未來記》在前兩點上給了後來者至關重要的啟發，而大量關於未來科技的歡騰想象使烏托邦敘事變得豐滿迷人，充盈著今人讀之亦時時動容的熱烈情感。

本文將以《電世界》為論述核心，兼及其他晚清小說和時論，考察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與晚清科幻研究注目最多、漸成經典的《新石頭記》相比，《電世界》沒有得到與其重要性相稱的關注，一如作者許指嚴身後的寂寥，其實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特別是主角）、情節設置和思想內涵上與《新石頭記》可以說是互有軒輊。在已有的《電世界》研究中，較為詳贍可觀的是石靜遠和塔倫蒂諾（Matteo Tarantino）的論述。[4:88-93][5:185-200]不過石靜遠主要還是從較為常見的民族主義、種族認同等視角切入的，且述多於論，而塔倫蒂諾在比較文化的視野中對中西技術觀的分析更能彰顯《電世界》的獨特價值。塔氏的關鍵詞是「技術崇高」（technological sublime），即「技術體驗中熱烈的集體情感參與」。西方文化將人生存於自然界的艱辛視為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后遭受的懲罰，這一源自基督教的觀念在近代發生了以弗蘭西斯·培根及其《新大西島》為標誌的重大轉變：人將依靠技術征服自然，重建伊甸園。技術的偉力一方面令人驚嘆、敬畏，另一方面又引起恐懼，因為人有被其毀滅之虞——西方語境中的技術崇高便是驚嘆、敬畏、恐懼之交融。而在有「天人合一」傳統的，自然並非上帝之詛咒，人也不需要技術來拯救自己。以機器為代表的技術在近代成為崇高之物，乃是因為技術被認為能夠救於危難之中，使之免遭外侮並重回世界之巔。塔倫蒂諾之說延續了將西方和置入二元對立的刻板論調，他所謂式技術崇高並不包含個人對塵世束縛的超越，可由《新法螺先生譚》等作品輕易證偽；但「技術崇高」的確是理解《電世界》以及相關文本的重要線索，只是其中的政治和文化意涵需要細緻分析。

近代小說家徐指嚴

刊載於《小說時報》1909年第1期的《電世界》署名「高陽氏不才子」，是清末民初小說名家許指嚴（1875-1923）的作品。[②]許指嚴以掌故小說名世，但也作為報人涉獵歷史、言情、社會等諸多題材，所作多在水準之上，可謂多才多藝。這樣的才情，在他公開發表的第一部小說《電世界》中有充分展現。和許多科幻小說一樣，《電世界》的英雄/主角是一位科學家。不過，這位被稱為「電氣大王」的科學家並不是隱居於實驗室、醉心於瘋狂念頭的怪人，而是既善於發明創造、亦長於實業興國，既有科學奇思、亦有政治頭腦的俊傑。小說以說書人（storyteller）的口吻開篇，他於「宣統一百零一年、西曆二千零九年十一月初九日」遊歷歸來，聽聞「亞細亞洲中央崑崙山脈結集地方，有名烏托邦者，新出一位電學大家，自從環遊地球回國，便倡議要把電力改變世界，成一個大大的電帝國」[6:1]。為此宏願，這位電學大家準備開辦附設電學堂的電氣廠，並已發行股票、募得巨資，行將「席捲并吞」從前的各位電氣大王。

這個電帝國，並不僅僅是產業霸主，而是倚仗「電力」稱雄的世界帝國。在帝國大電廠、帝國電學大學堂開幕典禮上，電學大家黃震球——此時已是「廠主兼校長電學大王」——登台亮相，發表了一篇言如其名、足以震動地球的演說，將雄心壯志和盤托出。在他看來，二十世紀雖算得強盛，仍有諸多不足。

「亞洲統一，果完全無缺乎？中央亞細亞、西方亞細亞之土地權，在誰掌握？各租借地主權收回，商戰果操必勝之權乎？汽機製造，礦植、動物原料發明，仍尋舊法，未有一毫勝人處。陸海軍整頓，軍械槍炮與人無異，安見得不致敗衄？」電力的應用將改變這一切。「今鄙人立志欲借電力一雪此恥，掃蕩舊習，別開生面，造成一個嶄新絕對的電世界。說什麼統一亞洲，看得五大洲猶一彈丸也，五大洋猶一窪涔也；道什麼收回租借權，看得萬國的政治布置機關，猶一囊中物也。海陸軍不必多，一二人足以制勝全球，直至勝無可勝，敗無可敗，乃成世界大同和大平等之局。」[6:2]

受《新未來記》的影響，演說情節在晚清小說中頻繁出現。這種面向公眾的西洋式長篇獨白，既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著傳播思想、啟蒙民眾的功用，又每每在小說文本中彰顯人物的不凡識見和風發意氣。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場一石二鳥的演說。小說不僅讓電學大王一鳴驚人，還借親聆演說的說書人之眼，為其塑造少年英雄的形貌：「這位大王生得面如冠玉，山立時行，一種英武秀挺的氣概，令人可敬可慕。年紀不過三十多歲，開口演說，齒如編貝，聲若洪鐘。」[6:2]相比之下，御駕親臨的皇帝雖然也發表了演說，其音容卻不見記載，其言辭亦不錄，整個過程一筆帶過。演說盡顯電學大王的王者風範，同時讓名為至尊的皇帝黯淡無光，這讓我們意識到，在許指嚴的未來想象中，皇帝不過一虛君。類似想象在晚清科學烏托邦敘事中並不鮮見，原因是吳趼人、碧荷館主人（楊子元）、陸士諤等作者多為立憲派，而執著於排滿的革命派相對缺乏憧憬未來的興趣。《電世界》的獨特之處在於，掌握與世界之權柄者是科學家。我們將在後文看到，「一二人足以制勝全球」並非虛言，電學大王既能辦學興業，又能上陣退敵，舉凡科學研究、技術應用、經濟發展、交通運輸、城市建設、社會改良，無所不能，大包大攬。與之相對，《新石頭記》中「執掌政柄，當國五十年」的東方文明，卻因科學家子女不問政事而苦惱：「尚有多少未酬之願，正不知望誰可繼志。兒輩又都恣力科學，無暇及此。」[7:276]

從「科學強國」到「科學家治國」，這中間的差異意義重大，相關探討需要在更加廣闊的語境中展開。在1627年出版的科學烏托邦鼻祖《新大西島》中，國王的存在感同樣稀薄。唯一一次提到國王，是在描述當地大家族的家宴時。在盛大的宴會上，掌禮官帶來國王的敕書，「其中載明賜給家長的禮品、特權、特免權和榮譽」，敕書上蓋的印是「黃金鑄成的國王浮雕像」。[8:24]除了以這種形式露一小臉之外，國王始終沒有出現，並且即便是在這個場合，掌禮官宣讀敕書後，眾人也沒有山呼萬歲，而是齊聲祝福本色列（新大西島人自稱）的人民。國王「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至少沒有實權，只掌管一些事關國民之風俗和禮儀的榮譽性事務，是一國之歷史傳統、生活方式和國家統一的象徵，雖然不乏崇高的威望」 [9:37]。真正掌控這個國家的，是「所羅門之宮」的成員。所羅門之宮是一千九百年前的賢王所羅蒙那創辦的，「它是一個教團，一個公會，是世界上一個最崇高的組織，也是這個國家的指路明燈。它是專為研究上帝所創造的自然和人類而建立的。」 [8:19-20] 1660年成立的皇家學會繼承了培根為所羅門之宮虛擬的宗旨[③]，但培根所遐想的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科研機構。所羅門之宮不僅擁有完善的場所和設備、龐大的研究隊伍、嚴密的科研流程，還掌握著處置一切科學知識和技術發明的權力。從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看，真正驚人的並不是它所研發的種種神妙科技，而是這個科學共同體的自行其是：

我們還共同研究：我們所發現的經驗和我們的發明，哪些應該發表，哪些不應該發表，並且一致宣誓，對於我們認為應該保密的東西，一定嚴守秘密。不過，其中有一些我們有時向國家報告，有一些是不報告的。

我們還巡視和訪問我們全國的主要城市，並在所到的地方發表我們認為好的、有用的新發明。[8:40-41][④]

現實中，我們很難想象哪一國的科學家能夠集體協同秘藏其研究成果、拒絕國家染指，通常情況倒是科學家向國家宣誓保密。至於「深入群眾」發布和推廣自己認為「好的、有用的」新發明，也有越俎代庖之嫌。這樣的事坦然為之，意味著所羅門之宮本就處於新大西島的權力頂點。在培根的敘述中，庶民和官員既不知道所羅門之宮成員的確切所在，也不知道他們因何而來、為何而去。「我們已經有十年以上沒有看到他們了。他這次來是公開的，但他為什麼到這裡來，卻是保守秘密的。」雖然如此，當所羅門之宮的一位元老造訪城市時，對他的歡迎儀式依然極顯尊榮：他本人和侍從衣飾奢華，「戴著樣式新奇的鑲著寶石的手套，穿著桃色的天鵝絨製成的鞋」，乘坐著富麗堂皇的馬車，「車子完全是由柏木製成的，塗著金漆，鑲著寶石；前段鑲嵌著好幾塊藍寶石，四周飾著金邊，後邊鑲的是翠玉」，「車後邊跟隨著全城的官員和首長」，夾道歡迎的人群秩序井然，比軍隊排列得還整齊。[8:30-31]「無冕之王」是這段描述給人留下的最自然的印象。

比較一下《新大西島》和《電世界》，我們會發現電學大王在我行我素、神出鬼沒、獨斷專行等方面與所羅門之宮的智者頗為相似。小說中，西威國組建了一支強大的飛行艦隊，準備消滅黃種。「未盡善也」的國難當頭，深孚眾望的電學大王卻難尋影蹤：「中央政府今朝也有電來催廠主進京，但是廠主近日試驗新槍，到了天山一帶去了，打電去問又沒蹤跡，已經三日不歸。遣人各處招尋，也無下落，只得等他自歸，再行報告。」[6:11]國會議員們憂心忡忡，卻又一籌莫展，直到得知電學大王已經單槍匹馬盡殲西威國飛行艦隊，方才歡呼雀躍，一展歡顏。皇帝亦加封電學大王為電王，「位在諸親王之上」[6:19]。抵禦侵略自是豐功偉績，但回顧來龍去脈，卻有幾處關節不可不察。首先，根據一名軍官對國會議員的轉述，電學大王「二年前便曉得這西威國執著『黃禍』那一句話，要把飛行艦隊滅盡亞洲，方才安心」[6:16]，但他並未將如此重要的情報轉告政界，以至於直到西威國已經屠滅東陰國，兵鋒直指時，方才「忽然上海京城裡得了一個警信」 [6:9]。其次，電學大王兩年間殫精竭慮發明的電艇、電翅、電槍等高科技戰具，國會議員或略知一二或一無所知，緊急議事時連電艇有多少只都不清楚，還要靠充當書記員混入會場的說書人釋疑。再者，無論是在太平洋中部迎戰飛行艦隊，還是趕赴西方除惡務盡，電學大王從未考慮其軍事行動是否需要得到國會授權，戰後也不需要由其追認合法性。綜上而論，電學大王對科技發明和軍國大事都有專擅之權，國會和皇帝甚至連橡皮圖章的份量都沒有。他既可以啟動戰端，也掌握著和平的鎖鑰，因為「全球各國，都來上書，情願和好，求電學大王永不加害」 [6:19]！宣戰議和乃國家主權所系，二者盡操於電學大王之手，的主權者（the sovereign）也就不言而喻。

在《小說時報》發表的《電世界》選頁

電王在戰爭中超人一般的表現跡近荒誕，政治層面上他也堪稱一手遮天。相形之下，《新大西島》中的所羅門之宮由三十六人執掌，遇事開會商議，他們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今天看來也沒有那麼驚世駭俗。儘管如此，兩部創作時間相差數百年的科學烏托邦仍然分享科學專政（scientocracy）這一核心理念，是中西聰睿之士意識到科技偉力之後不約而同的遐想。在培根的時代，這種偉力尚未充分釋放，《新大西島》中的烏托邦仍然孤懸海外，其統治者禁止人民遠航異國，而《電世界》誕生於科學烏托邦主義的全盛時期，許指嚴的世界烏托邦想象大膽甚至狂放。[⑤]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下，電王成為晚清小說中塑造得最為成功、最有光彩的科學家形象。有研究者稱其為「科學宰相」[10:47]，而我認為，以其任宰相之職而行王政之實，「科學王」是更為恰當的稱謂。國家由誰來統治，世界由誰來治理，始終是政治的核心命題。因此，我們不妨將「科學王」與古典傳統和同時代的理想統治者形象加以比較，以便凸顯其異同。

在柏拉圖提出「哲人王」理想的時代，對自然的認識和詮釋仍然是哲學的一部分，因而《理想國》中「既是軍人也是哲學家」的護衛者也必須學習算術、幾何以及天文。但他們學習這些科目，主要是為了行軍打仗和認識世界本質：「軍人必須學會它，以便統率他的軍隊；哲學家也應學會它，因為他們必須脫離可變世界，把握真理。」 [11:291] 至於應用自然原理的工程營造，乃是城邦中的工匠階層需要承擔的低賤技藝，不能「使靈魂的視力向上」，因而為護衛者所不取。儒家的「聖王」理念特重人倫道德，本仁義而立法度，與「科學王」的差異更為明顯。[⑥]但寬泛地講，電王之言行事迹亦合乎「內聖外王」，只是「聖」與「王」有了新的時代內涵。《荀子·哀公》一篇中，孔子對哀公「何如斯可謂大聖矣」的回答是：「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 [12:541] 朱熹雖然揚思孟而貶荀子，但他在註釋《大學》時將「格物」「致知」釋為「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可以說在「內聖」層面上延續了「辨乎萬物之情性」這一認知追求。[13:6-7] 此後成為儒學認識論核心的「格致」並不局限於對自然的考察，但卻容納甚至鼓勵著儒者對自然研究的興趣。及至近代西學傳入，「格致」一度被用來對應science，而這一併不準確的翻譯成為「西學中源說」的重要依據。[⑦]《新野叟曝言》中精於發明製造的文礽自陳其學問來源時就說：「《大學》有格物致知一章，諸位都忽略視之，我不過不肯輕易放過耳。」 [14:79][⑧]《電世界》沒有直白地稱電學肇始於，但電王的一段話卻很有「格致」風味：

電的性質是進行的，不是退化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新生的，不是老死的；是膨脹的，不是收縮的；是活靈的，不是阻滯的；是受力的，不是彈力的；是吸合的，不是推拒的；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是聲聞的，不是寂滅的；是永久的，不是偶然的；是縝密的，不是粗疏的；是美麗的，不是蠢陋的；是莊嚴的，不是放蕩的；是法律的，不是思想的；是自由的，不是束縛的；是交通的，不是閉塞的；是取不盡、用不竭的，不是寸則寸、尺則尺的。所以我們不但用電，而且要學電的性質，方才可稱完全世界，方才可稱完全世界里的完全人。[6:55-56]

顯然，內在其中的仍是以物理明性理，由自然法則到社會法度，「止於至善」的思想。儘管如此，這一段從小說整體來看是孤立的，電王由聖而王的依憑並不是道德，而是以對「物理」的深刻認識為基礎的強大技術能力。他在世界秩序的運作中對道德教化的重視，亦非著落於親身垂範或者道德文章，而是利用技術手段消除不道德的源流，如廣設使用「電筒發音機」「電光教育畫」等新式設備、可容納上萬名學生的學堂，又如讓十歲上下的男女服用不妨礙身體發育的「絕欲劑」，使之到五十歲左右方才春情發動，「這時閱歷深了，主見也有了，那些不道德的事竟沒人做出來了」 [6:41]。《新石頭記》中的東方文明接近於傳統的「聖王」，但他的一生功業亦頗有賴於和「科學世家」聯姻以及子女專研科技。[⑨]正是由於科技帶來的無限可能，式微久矣的「聖王崇拜」才能赫然重現於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

科技是王者造就理想世界的關鍵，中外皆然。威爾斯在《現代烏托邦》（1905）中對世界秩序的構想堪稱系統周密，並同樣將發達的科技視為烏托邦的基石和表徵，如烏托邦人藉助四通八達的鐵路網路，以兩三千英里的時速自由通行於整個星球。[16:27] 不過，現代烏托邦的政體是「群治」，權力掌握在名為「士」（samurai）的統治階層手中。[⑩]「士」與柏拉圖筆下的護衛者類似，由通過了烏托邦教育制度的各種淘汰性考試、身體健康、遵循法典、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女志願者組成。「他們不但是僅有的行政管理者、律師、開業醫生和各種各樣的官員，而且還是僅有的選舉人。……威爾斯的烏托邦是一個由律己的、有社會頭腦的和為人們公認的專家們所統治的世界！」[17:244-245] 不難看出，威爾斯提出的「技術專家治國」（technocracy）延續並拓展了培根的想象（書中提到，超過一百萬人在世界性的所羅門之宮中工作），但他的願景既然是「集體領導」，內中也就不會出現電王那樣充滿了英雄氣質的科學家形象，而事實上後者才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代典型。根據海恩斯（Roslynn D. Haynes）的研究，西方文學對科學家的呈現有六種套路，其中「鍊金術士」（alchemist）、「蠢學究」（stupid virtuoso）、「不近人情者」（unfeeling）、「（對自己的發明創造）無能為力者」（helpless）這些負面形象源遠流長，而「冒險英雄」（heroic adventurer）和「理想家」（idealist）這兩種較為正面的形象在凡爾納的時代開始流行，二戰後方才沒落。[18:1-8] 由於工業革命的顯赫成果和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突飛猛進，培根所開創的、將科學家描寫成英雄的傳統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作家發揚光大，其路數與《電世界》如出一轍：「這些科學救世主們在保護國家免遭侵略的同時，還有一項附帶的任務——掃除人間的貧困與不幸，建立一個嶄新的有道德的科學社會。」[19:36] 換言之，「科學王」的出現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現象。不過，由於文化背景特別是基督教傳統的牽制和干擾以及科學界內部的質疑，西方文學為科學英雄譜寫的頌歌中始終摻雜著不和諧音。威爾斯創作了《現代烏托邦》，但他受恩師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心靈》等科學期刊的影響，更善於塑造冷酷無情的科學狂人。[20:317-339] 即便是對科學更加樂觀的凡爾納，其作品《蓓根的五億法郎》中也出現了舒爾茨這樣的邪惡科學家。而在，科學家形象的發展脈絡有所不同。傳統並不認為探究自然有觸犯上帝所設禁忌的罪過。士大夫可以理直氣壯地從事自然研究，並視之為正統學問的一部分，並且「格物致知」同樣可以「學而優則仕」。[21:62] 而到了晚清，由於科學不僅是富國強兵的關鍵，也開闢了天地新視野，小說中的科學家就承擔了更多的期待，不僅可以興辦企業，從政封王，還能上天入地，「激厲國民遠遊冒險精神」[1]。電王對世界治理銳身自任，開金礦、辟良田、興製造、除疾疫，以「平路電機」築聯結世界各地之道路，以「空中電車」暢飛越五洲四洋之交通，幹得不亦樂乎。但他仍葆有奔放不羈的情懷，時常憑藉電翅和電船獨自外出遊歷，行遍高山深海，甚至險遭暗算。此外，電王探知西威艦隊弱點時「不覺大喜」，得知敵人炸死了一千同胞，「不覺忿火中燒，再也按捺不住」，殲滅敵艦時又「觸著一種不忍之心，連呼殘忍，殘忍」，待到西威國王拿破崙第十屠盡旅西華僑以為報復，「痛哭了一天」，最後飛赴西威京城斬草除根，卻又「暗暗下淚」，見「全球第一的都會」化為「咸陽焦土」，「心中老實不忍，疾忙飛回本國，在廠里嗒喪了好幾天」，實可謂性情中人。或許這些情緒化的表現不符合「聖王」應有的淵渟岳峙氣度，但「無情未必真豪傑」，電王的這些心底波瀾，連同他的自言自語、應接問答、曲折思慮、奇妙夢境，使他不同於西方文學中的同類形象，成為一個有血有肉、充滿了人情味的科學英雄。[⑪]耐人尋味的是，《電世界》對「科學王」並非全無質疑。小說敘述西威國大兵壓境、電王卻遍尋無著時社會的驚惶情狀后，借說書人之口議論道：

黃震球赫赫乎一位電學大王，平時何等盛名，何等氣概，如今這樣天大事情到了，他卻規避得無影無蹤，也絕不替同胞想些法子嗎？……我們除卻黃震球，難道就沒法抵制么？為人最可羞的便是依賴性，從前動不動推著黃震球做主腦，養成這個倚賴性，所以如今應該受這慘禍。同胞呀！同胞呀！從此你們也好嘗著倚賴的滋味了。[6:13]

追問下去，焦點似有可能進一步集中到科學與科學家的可靠性上面。然而，隨著電王終於大顯神威，「從前疑怨黃廠主的心，再也不敢發作了」 [6:18]。科學家的光輝形象，也就巍然不可動搖，從晚清到五四，始終是時人衷心信任並寄予厚望之當代英雄：「一切建設，一切救濟，所需於科學大家者，視破壞時代之仰望捨身濟人之英雄為更迫切。」 [22]的「唯科學主義」乃至後世「工程師治國」的精神遠源，都需要在此找尋。

「一切建設，一切救濟，所需於科學大家者，視破壞時代之仰望捨身濟人之英雄為更迫切。」

——陳獨秀

讓我們把目光再次投向電學大王依靠科技取得勝利的戰爭。對外戰爭在晚清的科學烏托邦中十分常見，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無法想象能夠不動刀兵而擺脫列強的壓迫走向復興。亦因這樣的敘事需要，這些戰爭都以依靠科技優勢大獲全勝而告終。本文感興趣的不是鬥法寶般比拼新式武器的戰爭過程，而是戰後的世界秩序安排，蓋因前者「破」而後者「立」，為新世界制定的規則才是烏托邦的精髓。

鏡像是最簡單的重構。在鴉片戰爭中敗於堅船利炮，既如此，倘使有更堅之船、更利之炮，自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在晚清人士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可謂順理成章，而最有代表性的文本當為《新紀元》。在小說的末尾，領銜的黃種獲勝之後，迫使歐洲白種諸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觀其賠償軍費、設立租界、駐軍特權、傳（孔）教自由等內容，基本上就是現實中的晚清所承受的種種城下之盟的翻版。《新野叟曝言》承其餘緒，故事一開頭就是已然征服歐洲的時代。「歐洲自耶教滅絕後，正學昌明，差喜變夷用夏。」 [14:30] 不久歐洲民族主義大興，驅逐擔任「歐羅巴全洲國主」的士人，卻被派去的飛艦隊輕易鎮壓，連耶路撒冷聖地都被大兵用「淡養甘油」炸掉。嗣後訂立的條約體現了更加嚴厲的殖民統治，「七十二邦俱奉之正朔」，「承認孔教為歐洲之國教」，「耶穌紀年及陽曆月份，當永遠廢止」，「語言文字，各國互歧，殊不適用，嗣後悉皆廢去，改用漢文漢語。有敢仍用歐文歐語，以大不敬論」，「欽派駐歐總監大臣一員，駐治波而都瓦爾國。凡七十二邦內政外交，悉稟該大臣，然後實行」。 [15:31-32] 相對溫和的《電世界》，也設計了不少頗具象徵意味的情節來昭示世界秩序的逆轉。例如，北極白令海地方新建的大公園中，有一座極高的春明塔，塔頂三層是藏書樓，「大約下層是非、澳的書，中層是歐、美的書，最上一層是的書」 [6:43]。又如，西威艦隊的遺屬謀刺電王未遂，被法庭判以終身監禁，卻因「電王特別請求，改為監禁五年，永遠不許游公園的罪」。其後歐工謀反，亦受此罰。「咳！豈不記得十九世紀里上海的公園，有『不許華人入內』那塊牌子嗎？所以到二十世紀里的華人看了，氣得要死，畢竟收回了領事裁判權，這塊牌子方才取消。如今事隔一百年，把這法兒來發付歐洲的罪人，也算對得住他們了。」 [6:46-47] 熟悉近代史的讀者，睹此多半會心一笑。

對於這樣的構想，今人多不以為然，實則不可簡單論之。復仇之舉，源遠流長，中西典籍中不乏對這種氏族社會遺存的認可，如「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禮記·曲禮上》）、「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舊約·出埃及記》）。當然，經籍一方面賦予復讎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對復仇的前提標準、復仇對象、復仇者的範圍及角色、復仇結果提出了各種規定。及至國家特別是司法機構和體制逐漸成熟，私力救濟逐漸讓位於國家法律，復仇就受到進一步的限制甚至禁止。但在實踐中，復仇始終得到禮的鼓勵和法的寬容，綿延不絕，形成根基深厚的復仇文化。[⑫]晚清小說家固然深受浸潤，同時代的章太炎、魯迅等學人同樣不離其道。今人或可譏其狹隘，然而，超越復仇的關鍵，是國家的存在和完備。只有當國家能夠有效地代替個人懲罰奸惡、伸張正義，並避免私相仇殺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復仇才會從根本上喪失正當性和必要性。近代世界可稱為由國家作為基本主體構成的社會，但在二十世紀初，並沒有一個國家之上的國家來為在殖民征服和掠奪中被侮辱和被損害者討回公道。晚清小說家在文本形態的新世界中以「同態復仇」的方式尋求正義，乃是理直氣壯而力有未逮的無奈之舉，滑稽的形式之下，實有萬分沉痛。

魯迅《鑄劍》插畫

當然，復仇僅僅能夠就特定事件實現局部的正義，其分寸亦難以把握，故國讎的報復並不能帶來一種公正的世界秩序。晚清烏托邦思想者皆因祖國迭遭欺凌而憤激沉鬱，進而在「大國報仇，百年不晚」的想象中呈現出糾結的心態：一方面快意恩仇、酣暢淋漓，另一方面對於底蘊深厚的白種/歐人喪權辱國、任人宰割心有不安，料其必奮起反抗。《新紀元》末回標題「終戰事黃白分勝負 定和局世界息紛爭」因此名不副實，因為「歐美各國所有國民都起了大風潮，與這和約反對」。[23:561]《電世界》中電王夢見麾下歐工駕駛捕鯨船圍獵化身鯨魚的自己，亦適為某種憂慮感之投射。《新野叟曝言》中的描寫，更是一石二鳥：

歐洲人民習於自由平等之俗已久，不慣儒教之束縛。有幾個哲學大家把四書五經一研究，說與彼邦先哲蘇格拉第學說相似，遂也不甚重視。加之尚親親，歐洲尚賢賢，以孝治天下，歐洲以公治天下，習俗政教，本已扞格不通，而日京又一以威行之，歐人外雖屈服，心實不甘。有幾個堅忍鷙悍的英雄，暗暗糾合同志，立成一個光復會，歐洲人種族觀念甚深入，人人皆有保衛本族驅除異族的志願。[14:45]

如此寫來，陸士諤筆下頗有欽敬之意。但這段描寫細觀之神似晚清所倡之民族主義，故對小說中歐人的欽敬是表，樹立民族主義典範、褒揚並激勵愛國志士才是陸氏本意。表裡參證，修辭效果甚為奇妙。

恃強凌弱既為不義，則民族平等當行。《新石頭記》中執掌「文明境界」的東方文明所不能釋懷者，乃是有色人種的悲慘命運：「紅、黑、棕各種人，久沉於水火之中，受盡虐待，行將滅種。老夫每一念及，行坐為之不安。同是人類，彼族何以獨遭不幸！」 [7:277]他在萬國和平會上道出的理想，便是民族不分大小普遍平等：

和平會不僅求萬國國家和平而已，單求國家和平，是國際上問題，範圍未免太小，達於極點，不過免兵釁而已。此和平會當為全球人類求和平，而各國政府，當擔負其保護和平之責任。如紅色種、黑色種、棕色種，各種人均當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國民。此為人類自為保護，永免苛虐。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凡我文明各國，無論個人、社會，對於此等無知識之人，均有誘掖教育之責任。[7:283-284]

這一理想可謂誠摯，然觀其表述，有「文明人的責任」之嫌。[⑬]受西方種族偏見影響，吳趼人中時有黑種人「生就了至愚的性質」「蠢如鹿豕」之語，甚至借書中人物之口表示，紅黑人種生性懶惰，可以添補腦筋、增益智慧的新葯「聰明散」用在「他們那種全無思想之人」身上只會「助長野蠻」。[7:278]這般歧視態度下的「誘掖教育」恐怕就不足為道了。

與《新石頭記》中語焉不詳的願景相比，有賴昌明科技的新秩序在許指嚴筆下生動可感，意味也更為深長。大戰之後，電王因財政「漸行支絀」，便招了二十萬歐工到南極金河採金，並在伊蘭（伊朗）高原築了七座藏金大庫。一日，電王盤查金庫，賞賜甚豐：

電王吩咐了幾句勤謹的話，又賞給歐工每人五十鎊金子，統共賞去一百萬鎊，歐工喜歡的了不得。原來電王度量寬大，待歐工也極要好，每天工作不過四小時，工價格外多給，而且准帶家眷，一切聽其自由。如今因為查庫，又賞了每人五十鎊，歐工如何不感激呢？電王常說：「十九世紀里西人虐待華工，已到極點，然而如今得了這樣結果，我何必再學他的壞樣呢？」所以電王事事體恤，沒有一個不頌聲載道的。[6:55-20]

電王舍的豐厚勞力而用歐工，似乎是許氏刻意安排的情節。清季，沿海地區多有被誘騙甚至被擄掠出洋做苦力者，這些海外華工的悲慘境遇在晚清文學中得到了深切的反映，很多作家追求理想世界的烏托邦情懷正是由於耳聞目睹同胞被當作「豬仔」販賣、壓榨、殘害而生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先於1907年發表記述華工血淚、略及海外勝地的《黃金世界》、後於1908年出版《新紀元》的碧荷館主人。電王招歐工遠赴南極採礦，自是世界秩序逆轉之象徵。但細察電王所為，絕非冤冤相報的「推刃之道」，毋寧稱為「以直報怨」。他雇傭而不是奴役歐工，予以優厚的工作條件和待遇，所以工人們歡欣鼓舞；而小說中提到全世界「各資本家道德進步，工價加增，工人合商人貧富約略相等」，可見電王並非對特定群體專行恕道，而是心懷社會主義之仁。他採掘金礦也並不僅是為了緩解的財政困難，而是要在生產力突飛猛進、全球經濟規模與日俱增的時代，以金幣本位制的方式維繫社會經濟的健康運行：

「只因電力發明，工藝發達，而且農產物比前世紀也增出幾千倍之多，所以物產合金錢比例，沒有什麼相差，那物價便不會十分騰貴……物價不致過高過低，人民便也沒有極貧極富，豈非真正大同世界，至治極樂嗎？」 [6:23]

毫無疑問，只有科技才能成就這個不患寡亦不患不均的豐饒社會，而這正是晚清世界秩序想象的要害之處。如果強弱易位是在科技發展普惠世間、生活水準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實現，利益的重新分配便不必拘泥「剝奪剝削者」的革命邏輯，秩序的轉換也就更為平穩。《電世界》中，電力科技的進步推動了工農業生產的興旺，使增加貨幣供應量成為經濟發展所必需。而要到冰天雪地的南極採金，仍需「電力發明」來克服一系列困難：「可坐三萬人光景，一小時進行五、六千里」的空中自然電車往來不息，運送勞工和採金所獲；利用產自印度恆河之濱、用電氣從礦石中析出的鈤質製成的電燈「光力熱力與眾不同」，「竟如太陽一般」，把嚴寒之地變成了「正如春夏之交，又如廣東地面一樣」的樂土，於是歐工「安居樂業，衣食俱足」 [6:20-22]。正是這些交通、能源方面的新技術，使電王得以創造出數量龐大的就業機會，並為歐洲勞工提供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和「格外多給」的工資，使其安之若素，而他們本是世界秩序變動中最容易遭受損害、最容易被民族情緒俘虜的群體。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感恩戴德，前述謀刺電王者便憤言，行刺並非僅僅因為親戚朋友死於電王滅西威艦隊之役，他們所感受到的種族屈辱也是重要原因。「我們人種向來稱地球第一的，如今倒把土地雙手奉人，這種羞恥如何不要洗雪呢？後來又下了北極公園的命令，我們也派在工人隊里，吃了許多辛苦，供給你們黃人的快活，如何不氣憤呢？」其後有歐工結黨，謀划「佔據南極地方，成個獨立國」，大抵心同此理。這兩次反抗雖然都被挫敗，卻不啻為種族-民族主義死而不僵之暗示，小說家言歐人「曉得電光厲害，電學精深，從此不敢輕於嘗試了」 [6:46-47]，反過來看便是不曾心服的意思。如何超越民族主義？《電世界》最後一部分對人類生存困境的凸顯和消解，形成了對這個問題的巧妙回答：

電王聽了這話，忽然想著世界人類增添得這樣的快，不要十年，只怕高的到哀佛來斯峰頭，低的到死海，都填得滿滿了。這樣世界，還有何趣味呢？想到這裡，又覺得這世界上的缺點很多，自己在五十年前創了電艇電車，總算空中可以行得，然而住宅產業能夠離得了地面嗎？鈤燈發明，南北極的寒冷黑暗已全改變，然而殖民闢土能夠撇得去陸地嗎？為人也苦得很，終究給土地限住的。偏偏土地又少，古人說得好，「三山六水一分田」，如今一分的田也得擴充到三分了。只有那六分的水浩渺無情，還是叫我們望洋興嘆。有這缺點，總算不得大同極樂。[6:48-49]

在這樣的表述中，生存空間的逼仄不再是一國一族的苦痛，而是困擾全人類的危機。事實上，小說中電王的開拓都為人類所共享，如鈤燈發明之後北極變暖，冰雪融化，「五洲的國民」「紛紛的情願前赴」，西伯利亞等苦寒之地也都成為人類樂園。陸地上人滿為患，電王遂設計製造了極為堅固，可以自造新鮮空氣、長駐海底的電船，以供人類殖民海底。待到海底已經遍布殖民地，電王又未雨綢繆：「如今海底里做了殖民地，將來人滿起來，連海底一席地都爭不著，叫那些人民怎樣過活呢？」 [6:54]他於是決意「擴充世界」，辭去內閣職務，潛心鑽研，最終乘坐自己發明的「空氣電球」飛向茫茫宇宙，踏上為人類尋找棲息之地的漫漫旅程。這是一次精彩的格瓦拉式身份轉換：電王離開權位，不再受到既有的、難臻至善的政治秩序的拘牽；電王離開地球，亦不再以本國為念，他的遠征是為整個人類謀自由、解放和幸福的事業，正義性不言而喻。

無獨有偶，《新野叟曝言》同樣將人口問題視為由「治國」至「平天下」的關鍵，惟立意更加鮮明，論說更為深入。《野叟曝言》是康乾年間夏敬渠創作的一部奇書，共一百五十四回，約一百四十萬字，是文學史上篇幅最長的通俗小說。此書虛構的主人公文素臣是一個理想化的道學先生，既有滿腹經綸，又兼蓋世武藝，一生建立無數功業，位極人臣，封妻蔭子，兒孫滿堂。陸士諤的續作，一開篇卻讓夏氏的「理學烏托邦」捉襟見肘。原來，海晏河清，人口蕃衍，「孳生快速，不知不覺，人口之多，幾至塞滿大地，過此以往，全國將有不能容足之憂，現在已竟人數大於物數，謀生之難，十倍從前。」[14:9]素臣之妾紅豆獻節制生育三策：禁止早婚、禁止娶妾、家產足以仰事俯畜者方准婚娶。素臣曾孫文礽認為，三策即便可行，也只能善後，不能救急，欲解當下「過庶」之憂，別有二法。「第一當為之代謀生計，必使人人皆足自育方好」，「第二則移密就疏挹茲注彼之法，但此法以鄰為壑，會有窮期，終不如第一法之妥善也」，「勞逸相均，貧富相等，國內之土皆辟，世上之利皆收，而後服御食飲，不憂不給，過庶之患，或稍殺乎？」 [14:12-14] 其實這也正是《電世界》中電王為世間生民謀幸福之法，如運用科技改造環境，於南北極、非洲、澳洲等地新辟大量農場，供人民墾殖居住，又助其殖民海底，開發大海深處各種利源，在在皆是「代謀生計」「移密就疏」之舉。

陸士諤小說《新》

文礽之「代謀生計」不如《電世界》精彩，其「移密就疏」卻寫得搖曳多姿。受近代地理天文之學啟發的晚清人士，不乏效科學小說之言、倡殖民外星者，如魯迅譯完《月界旅行》之後浮想聯翩：「爾後殖民星球，旅行月界，雖販夫稚子，必將夷然視之，習不為詫。」 [2:163] 蔡元培的小說《新年夢》（1904）中，星際殖民則富有象徵意味：「人類沒有互相爭鬥的事了，大家協力的同自然爭，要叫雨晴寒暑都聽人類指使，更要排馭空氣，到星球上去殖民，這才是地球上人類競爭心的歸宿呢。」 [24:242] 正是由於人的力量不再消耗在國與國之間的爭鬥上，人類才能團結起來投身於太空殖民，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生存和發展開闢新的空間。《新野叟曝言》同樣鼓吹星際殖民，全書超出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講述文礽等人駕駛飛艦探索各個星球的殖民冒險，但星際殖民在《新年夢》中是人類的共識，在《新野叟曝言》中卻是人的先進思想。小說借文礽之口點出，人滿為患非獨為然，乃是世界性的問題，而文礽發起的「拯庶會」是針對普遍性問題而設立的機構：

文礽：「……要知人怕事，外國人多事，其原因雖半由政教習俗，而被過庶之壓力逼迫而成者，亦居大半。地方之必需警察者，緣盜賊奸拐詐騙之事多也。盜賊奸拐詐騙之事多者，緣失業之人多也。人之所以多失業者，過庶迫之也。歐洲過庶之患，發現者早，過庶之患，發現者遲，故覺此善於彼。今則無論華歐，均難治矣。……故目下世界之大患，即此過庶兩字，無中無外，無歐無華，莫不皆然。」日京道：「此論通極。照我意思，必須萃世界之奇材，會華歐之英傑，和衷共濟，泯去種族之觀念，方可有濟。」文礽道：「拯庶會原無禁止歐人入會之條款，歐人有志者，盡可來華入會，某等民胞物與，一視同仁，原無什麼種族觀念。」 [14:69-70]

近代小說家陸士諤

既然「過庶」是舉世皆然的危機，是社會諸多亂象的根源，應對這一問題的努力也就成為具有普世情懷的追求。當源自張載《西銘》的「民胞物與」之「民」藉由對人口問題的思考從華夏子民擴展到萬國黎民，以人民為同胞的儒學普遍主義也就完成了自我更新，足令強烈排斥他者的種族觀念黯然失色。有此鋪墊，細讀前述飛艦隊鎮壓歐洲叛亂的過程，便覺有深意存焉。相比《新紀元》中令人眼花繚亂的連場大戰，《新野叟曝言》中的中歐對抗完全一邊倒，飛艦隊僅僅牛刀小試，兩軍尚未交鋒，歐洲便傳檄而定。這並不是因為陸士諤缺乏技術想象力，小說中敘述飛艦建造過程和摹其形貌的文字足有三回之多，對飛艦的外觀、規模、內部結構、儀器設備、物資儲備以及控制、動力、偵察、火力等各個系統都有興緻勃勃的描述。飛艦強悍之至，非歐洲所能抵禦；但此艦之所以如此強悍，是因為其使命本是以星際殖民為目的的太空探險：「金星木星之體積，大於地球，奚啻十倍。苟能設法交通，俾地球之人，得以移植星球，則孳生無患矣。」 [14:72] 預想中的太空殖民地是向全人類開放的：

波而都瓦爾國王陽旦道：「……並不是有心反叛，實緣人民過庶，生計艱難，窮極思亂，不得已而出此。今雖征服，若不代籌出路，終非長治久安之道。元帥以為如何？」文礽道：「過庶之患，中外皆同。礽製造飛艦，目的本不在乎征歐，實欲交通他星球，為世界外再辟一世界。貴邦如患人滿，俟礽辟就新世界后，不妨來旅居也。」 [15:34]

製造飛艦的目的如此宏大，無怪乎「款數過巨」，皇帝亦「格外鄭重」。然而一旦集海量人財物力而成之，它就會是非同尋常的神兵利器：「飛艦一旦成功，則且飛行他星球，與星球人類相劇戰，區區歐洲又何足憂！」 [14:86] 平定歐洲，只是這支超級艦隊遠征太空之前的熱身運動，輕描淡寫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歐洲的失敗，固然是科技層面的失敗，但追索飛艦這一神妙造物的來源，我們發現其失敗更是民族主義的失敗，因為沒有普世主義的關懷，也就不會有足夠的魄力和想象力去展開一項超越時代的、非傾國之力不能為的工程。由此，陸士諤和許指嚴一樣，都表達了超越民族主義的願望。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民族主義是現實可欲甚至必需的，但它既是擴張、侵略、壓迫、殺戮等諸多不義的源頭，自然又是需要「超克」的。要超越民族主義，既需要「兼愛」的普世情懷，又需要在技術層面消除或緩解族群相爭的癥結，亦即生存競爭的壓力。科幻小說具有以人類整體為觀照對象、以科技發明為敘事線索的特徵，正是闡發這種思想的最佳文類。不過，正如我們在前文的討論中看到的那樣，幾乎所有的晚清世界秩序想象，仍然是「愛有差等」的，儘管或隱或顯。[⑭]這是因為，現實中的憤激和理想中的寬厚乃是一體兩面，「如張灝先生所說，世界意識與民族主義雜糅混合是那個時代思想潮流的特色」，「近代士人在述說民族主義時，未嘗須臾忘記在此之上的大同；而其在述說世界主義或其他類似主義時，也往往在表達民族主義的關懷」。[25:72, 103] 這種悖論般的心聲是如此的深切，時隔百年，依然餘音繞梁。

參考文獻及註釋請於文末」閱讀原文「

本文原載於《比較文學》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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