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者琉璃廠買書趣事

胡適哭窮 劉半農躲債 朱自清典當大衣
民國學者琉璃廠買書趣事

作者：楊早

北京晚報

作為文化中心，北京的出版業發達，如今人們購書買書都非常方便。在民國時期以及更早的清朝年間，北京城裡購書買書最好的去處，當屬和平門外的琉璃廠。這個因文人雅士聚集南城而興起的圖書集市，在幾百年的歷史中，扮演著重要的文化傳承的角色。

民國時期，知名學者與琉璃廠書肆的交往，在現代文化史上幾乎俯拾皆是。魯迅在北京的十多年間，留下四百餘次逛琉璃廠的記錄。胡適曾要求他的學生多去跑跑琉璃廠的舊書店，「那裡書店的老掌柜的並不見得比大學生懂得少呢！」

當然，學者與琉璃廠書肆之間的關係，並不都是其樂融融的。琉璃廠畢竟是個商業場所，學者大多還是清寒之輩，面對心儀的舊書，這些大學者們有時也是「捉襟見肘」。

自乾隆以來，琉璃廠書肆的特色就是「學者按圖索驥，賈人飾櫝賣珠，於是紙貴洛陽，聲蜚日下，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矣」（雲間顛公《紀京城書肆之沿革》）。民國時期，這種風氣仍然存在，書肆根據學者們和各大研究機構的需求，到各地去訪書，其規模之大，甚至超過了當年《四庫全書》編纂時的盛況。

書肆下這麼大的功夫和本錢，當然是指望搜回來的書能大賺一筆。不過舊書與新書不同，價格並不固定，它與當時的文化潮流有關。張涵銳（民國學者）描述當年不同的文化熱潮對琉璃廠書肆所賣舊書價格的影響：「一九二四年徐世昌主編晚晴簃詩匯時，廣為搜集清人詩集，而當時一般附庸風雅之人，爭相購取，書價乃隨之陡增。民國三四年間，袁世凱盜國，其子克文廣購宋槧精本，於是宋板書籍，價值奇昂，而嗜此者乃風靡一時。北京圖書館成立后，在民國十五六年間，極力搜集清代禁書，書價亦遂因之而漲……」

據記載，地方志最初由日本人來購求時價極廉，一羅（英制單位，一羅等於144碼，相當於132厘米）才賣一銀元，後來學風轉移，大家越來越重視，價格隨之上漲，到1935年，一部《香河縣誌》就能賣80元。著名學者的提倡也能「抬高」琉璃廠舊書的價格。曾有文記載，胡適在介紹傳記文學時，談到汪輝祖的《病榻夢痕錄》，這本書立刻漲價，林語堂提到了袁中郎（袁宏道），《中郎集》的價格也漲了。

魯迅在《買〈國小大全〉記》中談論到當時的書價：「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刻本的價錢，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於清朝禁書，則民元革命后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

這樣一來，書價對於購書者的壓力就越來越大。胡適作為知名教授，一逢過年過節，也不免在日記里哭窮：「這兩天共還書店債乙百貳十元（原文提到『鏡古四十，文奎四十，帶經二十，松筠二十』，由此可見，乙百貳十元即一百二十元，下同——編者注），現在只欠乙百塊錢的書債了。這個端午節，還虧三日政府發了兩個半月的錢。今天亞東又籌了乙百元給我，更不愁過節了。」 （1921年6月9日胡適日記）

「今天是舊端午節，放假一天。連日書店討債的人很多。學校四個半月不得錢了，節前本說有兩個月錢可發，昨日下午，蔡先生與周子廙都還說有一個月錢。今天竟分文無著。我近來買的書不少，竟欠書債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處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還沒有起來，已有四五家書店夥計坐在門房裡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發完了。」（1922年5月31日胡適日記）

在平時，到書肆買書，不必馬上給錢固然是不錯的風氣，但到收賬時可就不是那麼「風雅」了，據劉半農家人回憶，劉家一到過節，全家都不敢出門，因為門洞里擠滿了來要賬的書販。

據魯迅每年所記日記后的書賬，他在北京十多年，用於購書的費用將近四千元，跟他購買、修整八道灣的房價差不多。朱自清為了買一本14元的新版韋伯斯特大字典，當掉了結婚時候用的一件紫毛水獺領大氅。近代思想家吳虞家人來信，反覆強調「在京可少買書」，理由是「恐馬路不成運回時費力至巨」，但是真實原因是，在這封信中家人提到家中「余錢不過二十餘元，如有錢，希從速寄數十元回家。」周作人稱自己買書「大約十元以內的書總還想設法收買，十元以上便是貴，十五元以上則是很貴了」，文史學家劉大傑在《春波樓隨筆》中稱生平有五恨，其一便是「古書價昂」。

難怪清代詩人潘際雲的絕句《廠橋》，在提及琉璃廠書肆時最常被引用：「細雨無塵駕小車，廠橋東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輿夫語，莫典春衣又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