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的使命丨智庫觀察

未來擺在馬克龍總統面前的任務，是效仿1960年代戴高樂所採取的方式，實現黑格爾超然存在。法國需要德國充當社會市場經濟典範，創造新的非政府工作。而德國需要法國來維護自己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包括安全形度。

中間派候選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法國總統大選首輪中的勝出，有望重振歐洲。與其他候選人不同，馬克龍不僅意識到需徹底改革歐盟；且支持通過集全歐之力來使之成真。但馬克龍的普選勝出得票有限，更大比例的法國選民支持著迥然不同的政治願景。

這是馬克龍將在第二輪投票中直面的一個懷舊、孤立的願景，這個願景由他的競爭對手極右翼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提出。勒龐的口號「在我們自己的地盤」——凸顯出她意圖將法國禁錮在一個國家繭里，以此對抗「野蠻的全球化」。

勒龐並非唯一推崇該願景的人。因獲票數排名位列第四而止步於大選第二輪投票的候選人——極左翼領導人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同樣憑藉著簡易的經濟民粹主義獲得了候選資格。和勒龐一樣，他承諾將降低退休年齡，卻不對退休金來源做出解釋。

此外，兩人都因歐洲債務危機及德國堅持實施財政緊縮政策，而對德國表現出了厭惡。勒龐指責馬克龍一心想成為德國總理默克爾麾下的歐洲副總理，同時自豪地宣稱自己「反默克爾」。而梅朗雄則指責稱，德國受到激進的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人口老齡化經濟利益的驅動。

即使馬克龍如預期贏得了第二輪投票，他還不得不應對超40%的法國民眾在第一輪投票中反映出的反歐情緒。如果他希望重振法國民眾對歐洲的支持，那麼他應當思考，歐洲曾經的吸引力來自於何方，以及它是如何一步步喪失的。

歐洲最具吸引力的時候，是其被認為能清除國家傳統中不好的東西以及腐敗的時候。20世紀50年代，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與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French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著手徹底改造他們各自的國家，審查各國引以為傲的傳統是如何被自己的精英們所破壞的。

德國遭到的納粹主義蹂躪，在阿登納看來是被普魯士貴族及軍國主義者強加於德國的。在法國，按照戴高樂的說法，精英們早在軍事失敗投票推翻共和國之前，就削弱了這個國家。

但是，與今天不同的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反精英強烈情緒並沒有導致國家變得內向。相反，戴高樂認為，只有通過與德國接觸，法國深重的歷史傷口才能得到治癒。正如他所說，「德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曾取得勝利，后又遭到毀滅。法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戰敗后在維希與勝利者建立了聯繫。」他相信只有他才能使德國與法國和解，因為只有他能「將德國從墮落中解救出來」。

然而，隨著歐元危機爆發，和解的局限與國家衰敗一同湧現出來。德國和法國顯然彼此相互需要，但又發現相互難以理解。2010年以後歐洲政策制定事實上成了雙邊事務——佔據主導地位的法國，以及更具主導地位的德國。與1940年事件頗為相似，歐元危機反映出了管理不善與錯誤判斷，並被視為是精英們的背叛。而這次呢，遭到指責的是歐洲的精英以及賦予他們權力的國家精英。

由於對成員國的限制，歐元區成為爭議的焦點。隨著危機進一步發酵，單一貨幣越來越像是一種束縛，選民越來越相信脫離這種貨幣能解決實行單一貨幣時出現的問題。

有趣的是，歐元區的債務人和債權人對此有相同看法。誠然，包括法國在內的南歐國家深陷高失業率及收入增長停滯的低競爭力局面。而即使是北歐國家——尤其是德國，同樣也深感受困。

儘管德國被描繪成了歐元區主要受益國，但德國貿易的實際收益比許多假設數據要低，尤其是南歐國家還在減少從德國貨物的進口。相反，許多德國人看到的是對南歐國家的債權，不斷累計的TARGET2（歐元區第二代泛歐實時全額自動清算系統）餘額。

這種雙方都受制的情況，可以被視作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F. Hegel）所著的《精神現象學》中主奴關係辯證法（master–slave dialectic）的變體：雙方受到同等的制約。奴隸不被視為完整的人或者說不被視為與主人平等的人，並且沒有自由。而主人是自由的，但不被奴隸看作是人類。主人一直為這段關係的脆弱性以及奴隸正在建造的另一個價值觀世界，一個不代表主人價值觀的世界而感到擔憂。

因此，未來擺在馬克龍總統面前的任務，是效仿1960年代戴高樂所採取的方式，實現黑格爾超然存在。法國需要德國充當社會市場經濟典範，創造新的非政府工作。而德國需要法國來維護自己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包括安全形度。

要調和這些經濟、安全訴求是痛苦的，因為這就意味著面對過往的不足與錯誤。但這是必須的。法國與德國必須向對方敞開懷抱。（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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