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口中的「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我父親正在徐州擔任衛戍司令。（此處衛道然先生的回憶不準確，1936年6月，衛擔任的職務是徐海綏靖分區司令官。他是從蚌埠出發坐火車到西安的，而不是徐州） 一天，蔣介石給他發電報，叫他帶上參謀班子到西安開會。他是坐火車去的。到了西安，時間還早，鐵路局長盛情挽留他在車站吃飯，我父親就答應了。當時鐵路是跟英國商人合資經營，餐車上準備的是西餐，很講究。

這個時候郭寄嶠 （郭寄嶠[1899—1998]，安徽合肥人，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在台灣任「國防部長」。「西安事變」時為衛立煌的參謀長） 帶著參謀和警衛在鐵道邊上準備吃飯，他們看到我父親坐的火車在換車頭，結果後面這個車頭一落下來，車廂往前一衝，餐車上為我父親準備的一桌飯統統倒到地下去了。後來郭寄嶠他們都說這已經暗示著不吉利到了頂點，就應該提高警惕。可當時大家一點警惕都沒有。

在西安，我父親住在西京招待所。抗戰期間我經過那個地方，看過他住的房間，玻璃上面有兩個槍眼，那裡的服務員就講，你老子原來就住在這個地方。

12月11日晚上張學良請客，到西安開會的人都來了。張學良一進門就說：「群英會，群英會。」我父親跟張學良以前就認識，張學良過來，他們兩個坐著說說笑笑，講東講西。兩個人年齡比較近，說話很投機。

散會以後，張學良又派了車，跟我父親說：「來來來，我跟你一起。」我父親自己不會開車，但他跟張學良一樣是汽車迷。張學良親自開車，我父親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某某某 （父親告訴過我，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在「西安事變」中也是很有名的人物） 也坐在車上。

張學良喝了很多酒，某某某很不高興，覺得本來有司機開，你少帥喝了很多酒，卻在這兒弄，但想下也下不來。我老爸不怕，但是他會提醒張學良，轉彎要注意慢點什麼的。走到一半，坐在後面的那位實在受不了，就騙張學良說自己到了，一定要下去，因為少帥喝了老些酒，酒後駕駛實在太麻煩了。就這樣，張學良一直把我父親送到了西京招待所。

父親睡到快天亮時，槍響起來了，因為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所以他最初以為是修水管的聲音，還奇怪怎麼這麼早就有人修水管。

於是他起床，穿著一身「衛生衣」（秋衣，當時叫「衛生衣」），準備到外邊看看怎麼回事。門一開，楊虎城部隊的兩個士兵站在門口，拿著名單，對他說「我正找你呢，你甭回去了，穿上衣服吧，到大廳集合」。後來知道，邵元沖 （邵元沖[1890—1936]，浙江紹興人，「西安事變」時為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事變發生當晚，他從西京招待所跳窗逃跑，被張、楊士兵開槍擊中，兩天後在醫院去世） 翻牆逃跑的時候被開槍打死了。

一到大廳，隨蔣介石來西安的軍政大員全在，誰也講不清楚怎麼回事。好了，別講了，都坐著吧。楊虎城部隊的人開始點名，點了一圈，就缺陳誠。一搜查他躲在地下室的垃圾桶裡面，滿身滿臉沾了好些垃圾，很多灰。就把他弄出來，他很不高興的樣子，大家也不吭氣了。本來士兵想把每個人都綁起來，陳誠等人說：「你不能綁我們，你是國軍，我們也是國軍，你有什麼資格綁我們，叫你的長官來。」

正在吵鬧的時候，張學良來了。

張學良一進來就先敬禮，對大家說「對不起，有誤會」。接著，張學良就講「我來兵諫，我要請委員長抗日，要發表一個聲明，請你們大家簽個字，就好解決」。這樣，大夥就說他這個事情做得不對，「你也是軍人，你是副委員長，你有話說也不能綁我們」一類的話，說了半天也沒結果，都是人家的人，大夥已經失去自由了嘛。

講半天，張學良就讓大家在聲明上簽名。第一個就叫陳誠簽名，陳誠是蔣介石的鐵杆 （支持者），也是非常驕傲的一個人，但沒辦法，人家拿著槍在一邊，據說聲明中有幾句很難聽的話，被他劃掉了。大家最後都簽了名。事變平息后，蔣介石說這種情況，槍口下籤名的不算，連陳誠都簽了（當時陳誠等人簽名的是1936年12月12日上午發表的 《對時局宣言》，史稱「張楊通電」。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不算。

然後大家就被圈在大廳，不能動了。有人要回房間換衣服，不行。此時所有人房間里的衣服等，不分你的我的，都被弄到一起，不好分了。張學良就命令給每個人送件長袍。其中還有一個事，是萬耀煌在成都擔任中央軍校教育長時跟我父親講的，當時我也在，聽到了。「西安事變」時萬耀煌是個軍長，他有一個軍在武功，武功離西安很近，他當時也在西安開會。

萬耀煌被抓的時候，他的夫人躲在柜子裡面，楊虎城部隊的一個營長，打開柜子把她抓到了。她是湖北人，話多得要命，吵嚷著要回家。我父親他們就勸她，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講話。張學良來了以後，說她是太太，這事與她無關，就把她放了。

走以前，萬耀煌就跟他夫人講：「回去以後，你就告訴我的部隊，盡量往西安靠，你不要管我的死活了。」然後就問他夫人記住沒有，她說記住了。他夫人被放以後，騎車回到萬的部隊，回去就不得了了，她就告訴部隊，軍長說話了，盡量往裡靠。（衛道然先生此段回憶與萬耀煌本人回憶和通行說法在細節上有諸多不同，種種不同可參見 《萬耀煌邂逅「西安事變」》 [《湖北文史資料》2002年第2期]。）當時西安裡面也確實沒有多少部隊，實際就是個警衛團，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在外面。

這件事是萬耀煌親口講給我父親，我親耳聽見的。

和萬夫人一起被放的，還有國民黨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叫蔣百里。早年蔣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日本陸軍大學本來就不好進，你還弄個第一名，這很困難，所以他很出名。他娶個夫人是日本人，回國以後，就在北洋政府做事，很年輕就做保定軍校的校長，後來成了蔣介石的高參。「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派他到德國去做調查，回國後到西安來彙報，張、楊抓人的名單上沒有他，結果把他也抓起來了。他跟張、楊講「你的名單上沒有我，把我捆在這兒什麼意思」，後來，張、楊跟他道歉，也把他放了。

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后從關外退回來的雖然有七個軍，還有幾個騎兵旅，但都駐紮在京漢線、隴海線沿線，他在西安號稱有一個師，實際上就是一個警衛團。

楊虎城實際也只有一個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十七路軍]當時實際有兩支軍：孫蔚如任軍長的第三十八軍和馮欽哉任軍長的第七軍[1937年初改編為第二十七路軍]。衛道然先生此處的講述不夠準確） 軍長馮欽哉，後來在第一戰區任副司令長官，常在我父親邊上講話，我也認識他。在洛陽，我們常一起吃飯，在飯桌上，他曾聊起過「西安事變」的事。「西安事變」他事先不知道，後來楊虎城打電話告訴他，讓他進駐潼關，阻擋洛陽方面的中央軍，馮欽哉說他在電話中跟楊虎城講，你做出這麼大的事情沒有事先跟我商量，你現在叫我執行命令，我不能執行。楊虎城回答，我是軍人，你也是軍人，軍人就應該執行命令。馮欽哉就說，你正確的命令我執行，你不正確的命令我就不執行。「西安事變」發生三天，馮欽哉就倒戈擁蔣了。

我再講點旁人不知道的細節。

這些軍政大員帶去的警衛，不住在西京招待所，另外住在一個大院子里，是張、楊方面事先安排好的，也有人專門招待。晚上要喝點，弄些酒，弄一些煙，每人發點零用錢，習慣都是這麼樣，晚上這些人聽到槍聲，也不知怎麼回事。第二天早上就不許出門了，只能站在門口，外邊都是楊虎城的部隊，在西安，楊虎城的力量最大，他的部隊負責執勤。

每一個大員帶去的衛隊都有十幾二十人，由一個主任副官專門負責，這些人也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大夥正七嘴八舌議論時，楊虎城的部隊進來了，要這些警衛繳械。這些警衛便問，大夥都是警衛，你什麼理由繳我械？對這些警衛來說武器就是生命。有些人就嚷嚷：「你掛著槍，你也是國軍，你講出理由來。沒有理由，我們槍上要講話了。」當時警衛也有一百多人，兩邊吵起來，都罵對方是共產黨，越吵越厲害，形勢很緊張。

後來楊虎城部隊的頭兒一搖電話，張學良部隊來了。張學良部隊的一個軍官說：「自己不能打自己，絕不能開槍，所有人，現在我站在此地，你們要開槍先打我，我們都是抗日部隊，我們要求抗日，自己人絕不能開槍。」他說了這番話，兩邊的情緒才緩和下來。

接著，他又講上級命令不能繳槍，但要把槍封存起來，我得執行命令。後來他們抬來一個大木箱，這些警衛的槍支彈藥都擱在木箱里，封條打起來。然後，他又跟負責的主任副官講，這些警衛不能出門，在裡面的安全他負責，但出門就開槍。

他拜託主任副官控制下面的兄弟。這些警衛就算想反抗，也沒辦法，人家的機槍架在那裡。就這樣，這些人也在那個大院子里關了很多天，每天好吃好喝，直到事變和平解決。這些我都是聽當年跟我父親去西安的警衛親口說的，頭些年來看我時都快九十歲了，他當時就在現場，講得特別生動。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蔣介石從西安飛南京，到洛陽停下來，他就跟同機的張學良講了這樣的話，大意是「你把我的人統統關起來，人家現在是什麼心情，現在又是聖誕節，部隊的長官都不在，怎麼辦？」張學良就跟蔣介石商量，徵得蔣介石的同意后，決定先放四個人（張學良最先釋放的四人為陳誠、蔣鼎文、陳調元和衛立煌，除衛以外，其他三人均為蔣介石的嫡系或心腹），這四個人都是跟張學良沒什麼衝突的，其中一個就是我父親。

「西安事變」以後，我父親回到南京，我有印象。那次他在家裡沒住兩天，蔣介石的電話就追過來，讓他馬上到商丘，河南邊上，組織成立一個新的集團軍。當時蔣介石一共組織了五個集團軍，對付西安方面。最後對東北軍繳械、改組，如果有什麼反抗，堅決鎮壓。後來我父親這些老人之間談，覺得張學良去送蔣介石，是他的聰明，他要不去送蔣介石，不被關起來，他在抗戰時期估計也活不了了，因為他是少帥，真正叫他去打仗，他沒有那個能力，仗打不好給他加個罪名就非常容易了。

抗戰期間我父親跟萬耀煌、陳繼承等人在成都聚會，他們「西安事變」時都在嘛。大家在飯桌上聊天，我在一邊。我問：「張學良敢不敢殺蔣介石？」大家都說：「不敢。」我又問：「敢不敢殺你們？」他們回答：「沒有必要，我們跟他關係都不錯，他殺我們幹什麼？」

我當時年紀小，問過也就算了。

後來我到香港跟我父親談起「西安事變」，我說：「張學良要真把你們都殺了，或者把蔣介石殺了，這個事不是也就能解決了？」他說：「你們小孩不知道，邊上都是國民黨部隊，這怎麼行呢？」

然後他又說：「歷史上有的，誰都知道，領袖被劫持，如果政府軟弱，那領袖一定被害；政府強硬，領袖就有活的希望，誰都懂這個道理。你怎麼能這麼想？」「香港『左派』報紙很多，都這麼講。」我回答。「報紙是報紙，他要怎麼說那是他的事情，我跟你講的是歷史常識。」我父親對我說。

關於「西安事變」，我從我父親那兒了解的情況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