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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是為了原諒:阿根廷「帕羅蒂慘案」的漫長審判

記憶是為了原諒:阿根廷「帕羅蒂慘案」的漫長審判

1976年7月4日,周日的凌晨,相約聚會的幾個街坊路過聖帕特里克教堂,發現有兩輛陌生的汽車停在教堂對面的街角,裡面坐著人。聚會的人中有一個是軍方高官的兒子,於是去警察局報警,警方在知道其家庭背景之後,才派出巡邏警察。幾分鐘后,警車開到了這兩輛車旁邊,進行了交談,街坊們聽到了對話:「我們是來殺左翼分子的。」街坊們心中放鬆了,他們仍好奇地不時探頭看。後來,看到了這兩輛車上面下來兩個人,手裡拿著長槍,進入了教堂,他們並沒有想到,這些人是去殺害神父的。

阿根廷漫畫。瑪法達指著警察的警棍說:「你們看到了么,這就是那根打破意識形態的棍子。」

天亮之後,人們聚集在教堂門口,等待彌撒,而教堂遲遲不開門,人越聚越多,負責彈管風琴的樂手跳窗進了房子,發現了五具屍體,三位是這座教堂的神父,兩位是神學院學生,他們住在這個教堂西側的房子里。屍體上蓋著一張畫布,上面畫著阿根廷當時流行的瑪法達漫畫中的一幅,瑪法達指著警察的警棍說:「你們看到了么,這就是那根打破意識形態的棍子。」牆上還用粉筆寫著:「為我們被炸死的兄弟們復仇,我們會勝利的,祖國萬歲!」「這些左翼分子死了,因為他們的思想被污染了。」「這些人是第三世界教士運動成員。」

人們震驚了,軍政府上台前,也有過個別激進教士被暗殺或失蹤的例子,卻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明目張胆殺害整個教堂所有神職人員的案例。那究竟是誰殺害了他們五個人?為什麼要殺害他們?兩天前,7月2日,聯邦警局被炸,18名警察被炸死,66人被炸傷。根據教堂牆上留下的字跡,應該是警察局的報復行動,那他們如何確定這五個人與這一爆炸案件有關呢?這個問題一直牽引著這個教區的人們,教會和鄰居們開始搜集證據,保存現場的資料,生怕有人回來銷毀任何的證據,期待有朝一日能揭示真相。

聖帕特里克教堂屬於帕羅蒂教派,這一教派是在19世紀中葉由羅馬的文森特·帕羅蒂建立,在愛爾蘭和德國傳播較廣。19世紀初,英國入侵拉普拉塔河地區,大量的愛爾蘭移民聚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聖安東尼奧阿雷科鎮(San Antonio de Areco),於是這支教派也在阿根廷生根發芽。最初教會從愛爾蘭派出神父,後來在阿根廷本土成立神學院,培訓自己的神職人員。1902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貝爾格拉諾社區建立了禮拜堂,1967年成為了聖帕特里克教堂。帕羅蒂派教民人數在全國範圍來說都是相對較少,當時全國只有17個教士,影響範圍也有限,教堂也只面向愛爾蘭後裔或鄰近居民。該教派雖然在國際上有一定地位,在整個阿根廷教會中卻沒有話語權。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和麥德林召開的拉美主教會議的影響下,解放神學在拉丁美洲的教會引發了一次大的浪潮,許多神職人員認同「優先揀選窮人」的觀點,認為教會不能再遠離窮人了,要讓這些受壓迫的窮人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還愛他們,是當務之急。拉美出現了「第三世界教士運動」,主動接近窮人,在貧民窟做著社會工作,其中少部分的成員支持暴力革命。這一運動參與人數很少,其影響力卻非常大,許多神職人員不屬於這個組織,但是認同其觀點。聖帕特里克教堂所在的地區,當時是阿根廷政府官員和軍方高官居住區,經濟比較富裕,思想上比較保守,這裡的教堂神職人員與其他地方的激進思想相比,並不突出,但在這個保守的居民區,其些許的進步思想便凸顯了出來。

聖帕特里克教堂附近的悼念活動。

五位受害者中,三位神父虔誠博愛,配合默契,為帕羅蒂社區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吸引到了許多青年人,組織他們對現實進行分析,定期出版雜誌《相遇》,其中有一期以庇隆為封面。牧師公寓牆上掛著切格瓦拉的頭像。其中凱里(Alfredo José Kelly)神父是該教區主教,在他7月1日的日記中,提到了自己收到匿名信,被污衊為共產主義者,他感覺到,自己和同伴的生命受到了威脅,而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仰,在日記中他寫道:「我哭了很久,請求主將賜我的恩澤賜予那些我愛的人們……我也不是一個必須存在的人,但是我想對他們說……我身體的死亡將是一個神秘的工具,我希望我的靈能傳給我的兩個學生,傳給那些恨我的人……來創造上帝認為社會需要的人。」

被害的兩位神學院學生都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社區居民非常喜愛他們,其中埃米利奧(Emilio José Barletti)是一位非常慷慨的年輕人,他可以隨手把自己的外套給窮人,自己擁有的東西非常少。而他卻是那個被質疑最多的人,因為他參與過「為了解放的基督徒」(Cristianos para la liberación)組織,該組織曾從屬於當時阿根廷最大的游擊隊組織蒙托內羅。但他本人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暴力武裝運動,一直在本社區和貧民社區做著社會工作。

1976年3月,軍隊以結束國內無休止的「恐怖主義」活動、維護西方的天主教傳統為理由,以軍事政變登上了權力的舞台。軍方對待左翼和可能親近左翼的分子一律採取了強硬措施,通過逮捕、關押、刑訊、失蹤、暗殺等等手段,清除所謂的「共產主義者」。天主教會維護傳統價值,教會上層是支持軍隊的做法的,這一時期,民眾也傾向於整肅國內環境,但萬萬沒想到,神職人員會遭到如此的境遇。

軍政府的第一反應是將責任扔給叛亂分子,拒絕承認罪行,各大報紙按照軍政府的指示進行了報道。教會上層和羅馬教皇大使同軍方進行了溝通,軍方私下的解釋是軍隊內部衝突的結果,強硬的一方直接採取了行動,來阻止反對鎮壓的一方猶豫的態度,但這一說法一直沒有公開。教會最終採取了謹慎的態度,規勸大家忘卻仇恨向前看,但是該社區的居民和信徒沒有忘卻,也沒有相信軍方公開的說法,而是不斷收集證據。有目擊者的證詞,有出警巡邏的警察,這位巡警甚至知道當天作案人員的名字,按理這本不是一樁很難破的案子,但上訴之後,遲遲沒有任何審判結果。1977年,案件審理被中斷,直到1983年國家恢復民主之後,才得以繼續。這次慘案之後,軍方還是不斷滋事,對教區的成員和聖帕特里克教堂案發當晚沒在場的其他教職人員和學生進行關押,不斷地問詢和拷打,還用汽車撞死了一名教區年輕人。

勞爾·里卡多·阿方辛

1983年,民選總統阿方辛上台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全國失蹤人員委員會,調查軍政府罪行真相,出版了《絕不重演》的報告,帕羅蒂慘案也收錄其中。並對其軍隊主要頭目進行審判,許多軍隊高官被捕入獄,阿根廷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讚譽。軍政府魏地拉總統以反人類罪被判終身監禁,當他被問及這一案件時,他只說了句:「那是個過失。」

如火如荼的審判和逮捕,卻沒有帶來國家的和平和安定。隨著軍方的抵制情緒上升,幾次三番地爆發政變未遂,審判和懲罰也隨著政府態度的變化而斷斷續續,時進時退。1986年和1987年,阿方辛總統在軍方壓力之下,最終以服從法(ley de obediencia debida )和終止法(punto final)兩項特赦法律,結束了對更多軍官的審判。1989至1990年,梅內姆總統還釋放了部分已判刑的軍官。2003年,基什內爾總統廢除上述兩個法律,重新開始審判。

帕羅蒂社區的這一案件也在歷史的浪潮中浮浮沉沉,在各方的阻撓之下遲遲沒有等到正義,警方的證人不配合作證,目擊證人的證詞被作廢。記者基梅爾(Kimel)深入調查了案件,1989年出版了《聖帕特里克慘案》一書,書中批評審理案件的法官無所作為。1995年,基梅爾因此遭到起訴,罪名是誹謗和侮辱法官,被判一年刑期和兩萬比索罰金(當時比索和美元是一比一)。在這一案件中,唯一被判刑的人是去調查真相的人,真是讓人啼笑皆非。

最終,基梅爾的審判被美洲間人權法庭駁回,要求阿根廷政府撤銷對其的控訴和刑責。2009年,克里斯蒂娜總統取消了刑法中誹謗和侮辱的罪名,認為其違背了新聞報道的言論自由,此種類型的罪名只在民法中實施。而這一案件的審理,仍在繼續之中,人們還在等待正義和真相到來的那天。每年的7月4日,帕羅蒂派教民和周圍的居民都會自發組織悼念儀式,聖帕特里克教堂也會舉辦特殊的彌撒。每周六,教民中的志願者聚集在案發的房子里,進行資料整理工作,向教會申請給這五位烈士封聖,這一手續非常漫長,但他們抱著堅定的信念,付出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堅定地走下去,永不忘卻。

機緣巧合,我在聖帕特里克教堂旁邊,遇到了正在籌備今年7月4日紀念活動的人們,這裡有一條小巷子,以「帕羅蒂烈士」命名,人們熱情地給我講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也給青少年童子軍講述著過去的故事。正如其中一名志願者弗蘭西斯科對我說的:「目前阿根廷的法院並不秉持司法獨立,他們隨著政府態度的改變而改變。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等到審判結果。我們始終堅持追求真相和正義,但我們最終目的是為了原諒。」

故事本可以這樣收尾,但是,在我與他們交談的過程中,他們對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游擊隊組織抱持反對、憎恨的態度,一如軍政府上台之前,大多數民眾的想法一樣。他們對教會與軍隊的結盟認為是可以解釋的,因為這兩者都要捍衛天主教傳統,阻止共產主義思想的入侵。我想起那個去警局報案的鄰居,知道作案者要殺害左翼分子時,還鬆了口氣,巡查的警察也認為這是正常的行為,證明了他們心中對此行為的默許。在當時的政局下,進步思想與革命思想只有一步之遙,允許軍政府去鎮壓游擊隊和左翼分子,就會殃及所有具有進步思想的人,神職人員也不例外,這是一個無解的悖論。記憶是為了原諒,但首先,記憶有助於釐清誰承擔什麼責任,才能去選擇是否原諒,原諒誰,原諒什麼。

原文載於澎湃新聞,作者夏婷婷,責任編輯朱凡。感謝授權海螺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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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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