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台灣青年的文化傳承 | 單讀一本書

一九四九年，文化版圖因逐鹿鼎革而支離破碎，花果飄零的年代反而因散落民間而為台灣續接著自由的地火，那些渡海登島的民國文人們，被稱為「暗夜傳燈人」。

本期「單讀一本書」為大家推薦台灣作家楊渡的《暗夜傳燈人》，楊渡為我們呈現了他們那一代台灣青年為台灣的文化傳承、民主進程、兩岸和平而堅持不懈的人與事。多年以後，回首我們的時代，暗夜裡的那些傳燈人又會是哪些人呢？到時候，在我們的筆下，又會是怎樣的記憶與書寫呢？

暗夜裡的傳燈人

蕭軼

楊渡的名字如同台灣上個世紀的命運，也寫照了以四九為間隔年的民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當然也如他的文字一樣，如今他的著作逐漸渡海登陸，從《一百年漂泊》到《暗夜傳燈人》，為大陸講述著台灣半個世紀的故事。《一百年漂泊》以家族史來透視百年來台灣農村的生活圖景和向工業社會、商業社會轉型的困頓與艱辛；《暗夜傳燈人》是對台灣民主化一代知識人的記錄與刻畫，呈現了他們那一代台灣青年為台灣的文化傳承、民主進程、兩岸和平而堅持不懈的人與事。全書非常鮮明地展現了台灣知識分子半個世紀內的精神歷程：因鼎革之亂而文化南渡，反而促成了民國知識人渡海傳燈，賡續文脈於台島；噤若寒蟬的禁忌時代下，左翼青年偷食文化禁果而精神越獄，為台灣民主化抗爭積蓄著社會能量；最終，暗夜迎來了曙光，當然也有台島解嚴后左翼知識分子的不同擇棲……

世紀暗夜裡的渡海傳燈

在國共內戰的逐鹿鼎革之下，國民黨失去大陸，退居台灣的同時，制定了「大陸人才搶救計劃」，將民國時代的大批文化人帶到了台灣，如同一張完整的文化版圖被切割成破碎的紙張。在民國時代的板蕩局勢下，知識分子在歷史的彷徨中都曾參與過時代的敘事，甚至有很大一批文化人走進了時代的核心圈，他們以學術和言論等不同方式共同地為的新生做出了至今繞樑的餘響與回聲。

民國時代，很多知識精英都執教於中學，或因戰亂之因，將自由和民主的思潮擴散到大江南北的邊陲地帶，讓外省青年也能夠熏染到他們的精神，「保持知識之燈長明」，而不似當下社會那般呈現出文化高度集中和文化版圖的板結塊壘化。戰爭雖然毀了安定的學術環境，卻創造了學術新領域的開闢，以及促進了學術與社會的認知、實踐的融合，戰時環境也促使學者把學術研究與公共服務相結合，使得學生與普羅大眾在社會、經濟、思想等方面的傳統隔閡開始消除。

他們都沐浴過五四精神的熏染，在局勢的割裂和政治的霧霾下，在這隔海相望的兩塊版圖上，因不同的政治理念而上演著不同的生命敘事。在這些渡海的文人中，有將西風帶進台灣的浪漫幹將梁實秋，有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錢賓四，有治學與辦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傅斯年，也有去台後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的羅家倫、與國民黨恩怨難解難分的雷震，當然也有在精神上經歷腥風血雨的胡適之，以及演繹著自由悲歌的五四之子殷海光……一九四九年遷徙居台的文人學者太多，以致於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在此盪世亂局之下，只能先謀得一份教職棲身，將一生的文化修為和生命敘事傳播給下一代。遷徙到台的那些文化人，散布和深植於台島的民間，他們就職於師範、中學、職校乃至國小，將地火傳遞給下一代人。唐君毅所言的「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反因此而將文化的血脈帶到了最偏遠的社會角落，透過教育下一代人，深深植入了台灣這個彈丸之地。

因「花果飄零」而反向促成了文脈賡續的實證，只需看看楊渡的母校台中一中便可知曉，在此中學執教的老師有楚卿、楊念慈、蔡仁厚、齊邦媛等文化大家。對此，楊渡在書中道：「他們可能是來自北大、清華、杭州藝專、南京中央大學等等，無論過去如何輝煌，如何凄惶流浪，現在已飛入尋常百姓家，在教育領域默默奉獻。」寂寞執教，卻讓自由的思想、獨立的思考、批判的理性和人本的精神傳遞給了台灣的下一代，為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提供了民間基礎，為台灣接下來的民主抗爭和社會發展醞釀了一個即將來臨的世代，才有了台灣威權時代、戒嚴時代、白色恐怖下的社會抗爭。回望過去，「花果飄零」築就了一個凄涼而又悲壯的渡海傳燈，承前啟後地讓台灣社會出現了被楊渡稱為「暗夜掌燈」的陳映真等一代左翼抗爭人士……

在本書的開篇《1949，渡海傳燈人》中，楊渡列舉了諸如齊治平、台靜農、姚一葦等遷徙居台的民國文人，甚至還有諸如在西藏遇到那仁波切而想起的聖嚴法師，因國共內戰導致的家國裂變而隨國軍到台灣，從而傳播了的佛教文化。這類「一九四九渡海的文化人，在戒嚴下的小小縫隙中，寂寞而默默地生長，終於在遙遠的海峽之外島嶼上，開出新的花果」，楊渡回想自己遇到的那些民國走來的文化精英在台灣的失落生活時，如此感慨。楊渡自己便受惠於那些渡海傳燈的民國知識精英，遇到了渡海而來的歷史老師齊治平，從而使得這位農家子弟的人生得以改變。在日後的民主抗爭時代，他不畏強權，披露政治犯名單，寫下多篇報道，成為一代名記，用言論挑戰著陰鬱的黑夜。在日後的人生中，楊渡甚至還穿上過黨爭的戰袍……

暗夜傳燈，濡沫取暖，大陸有自上而下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斯文掃地；海島有因民國文人渡海導致島狹精英多，眾多知識分子不得不淪落民間以糊口，反而讓更年輕的一代人自中學起便接受到更好的自由、民主乃至審美等方面的教育，存了地火。經受過五四精神熏染的他們，有著高貴的身份卻又脆落的尊嚴，在堅硬的政治鐵幕下以道抗世，自由的思想與民主的精神，在厚厚的政治塵埃下刺破時代的陰霾。

禁忌時代下的精神印記

在 1989 年 6 月布拉格的一次出版會議上，有位捷克出版界人士曾說，當代捷克文學包含三個方面：官方文學、流亡文學和「薩米亞特」文學，在座的人全都熱烈鼓掌。對於東歐作家群體而言，尤其在 1968 年布拉格之春后，作家和藝術家失去了公開寫作和發表的權利，要麼在天鵝絨監獄中繳械投降以乞麵包而食，要麼通過地下手抄本的形式流傳和傳播。在一個不能自由表達的年代，他們曾經表現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樣。前年去世的捷克小說家、記者和《兩千個詞》起草人盧德維克·瓦楚利克曾指出，「薩米亞特」不僅是為了文學，也是為了給後人留下一代人的記憶，成為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精神資源和情感慰藉。

由於失大陸而退台島，小島政權風雨飄搖，加之情報間諜等方面的滲透和二十世紀中後期的東亞動蕩，讓台灣社會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民國左翼文人的著作作品在台灣被禁絕。在禁忌時代，禁書通知反而是最佳的圖書宣傳，哪怕是舉廷府之力而全面批判，也誠如刀爾登所言：「設想文革果然進行到底，孔孟之書銷毀無遺，後人還可通過批判文章了解他們想法。正如孟子力拒許行，許行的觀點竟賴《孟子》以傳。」台灣社會亦復如此，左翼思潮反而在地下燃燒起了熊熊大火，諸如陳映真等左翼人士創辦的左翼雜誌和左翼著作，被禁后以地下翻印和私下傳閱的傳播方式，在肅殺的暗夜裡逐步形成了新的社會抗爭力量，不斷撕開台灣社會的呼吸空間。

盜版翻印是思想的風向標誌，禁書閱讀是精神的越獄方式。從偷讀到共讀，從私下穿越到暗地翻印，無論何種禁書，在任何禁忌時代都是一代人的精神印記，哪怕這些書並非是因思想問題、政治問題而遭禁。以自身為例，讀小黃書的學生時代，在課堂上偷偷閱讀過無數本被班導收繳過的艷情小說，事後讓我們看到大胸翹臀細長腿就眼冒綠光。那些粗製濫造的盜版書在缺乏性教育的學生年代，被我們撕成多份后又被傳閱得稀巴爛，日後寫作模仿和閱讀體會到的意識流或心理描寫，很大程度也得益於這些書的功勞。越是被重點禁止的，越是對精神的成長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在被抓被收繳被批評的危險下，禁忌和悸動共存，開啟了我們內心的種種念想，也滋生了豐富的想象，它們在那個年代是下流的黃毒，在日後卻成了不可忽視的精神養分。當然，更有來自於南昌文教路上的那些舊書攤，大量的盜版書讓我有機會接觸更多正常渠道無法得閱的書籍，開啟了我叛逆的心靈，讓我在消費主義流行的天鵝絨監獄時代，尤其是諸如草原部落叢書和哈維爾等，以及一些曾經出版隨後被禁的圖書，懂得何謂「生活在真實中」，何謂「生活在細節中」，引領著我逐步告別了「幽靈生活」，告別了漂浮的精神境況。

回蕩在台島的異議聲響

而在楊渡的記憶里，曾經的李敖是一代人的文化偶像，這位被台中一中認為「最有才華的人」，因為「思想有問題」而批判當政者，被關進了監獄，這讓年青一代紛紛以閱讀他的書為自豪，甚至在借閱圖書的時候，在借書卡上看到李敖的名字便激動不已。跟著李敖讀書和讀李敖讀過的書，會在心底油然生髮一種精神上的高貴和身份上的驕傲感。當然，還有那些散落在台灣民間各個角落的文化精英們的言傳身教，他們沐浴過的五四光芒和民國時代的自由理念，還有曾經閱讀過的那些民國文人的書籍，都深刻地影響著台灣本土年輕人的精神成長。朱大可說，讀禁書是心靈練習，為思想飛躍提供了隱秘而堅實的支點；在恐懼與戰慄之中，提前實現靈魂覺醒。上一代人靠偷窺禁書自我啟蒙，正如這一代人靠翻牆上網獲取認知，不過是新一輪靈魂越獄和精神探險的社會運動。

隨著歲月的洗禮和時間的流逝，當年偷讀禁書的讀者們轉身成為撰寫禁書的一代人，一方面在暗夜裡傳遞著自由的思想，一方面在時代中扮演著抗爭的力量。由此而言，無論是盜版禁書還是撰寫禁書，對於禁忌時代的人們來說，盜印扮演的不僅僅是掙脫禁錮的表達方式和傳播媒介，強烈道德感所促成的強有力的社會批判武器，不僅拓寬了言論空間，還為渴望得到精神資源的讀者群體帶來了饑饉時代的精神食糧，也讓這些精神共同體凝聚成了生活的捍衛者和時代的批判者，不斷地觸發著社會大眾的心理變化，最終成就了台灣社會的抗爭時代，把這個小小的島嶼築就成了亞洲的民主燈塔，構成了東亞民主化的華人經驗。

儘管，楊渡在這本書中說，由於政治的霧霾導致台灣文化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因政治禁忌而導致左翼思想被禁止，台灣社會成為一個缺少左眼的社會。然而，對於大陸讀者來說，台灣恰恰因了左翼的抗爭精神而迎來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並且台灣的左翼圖書後來被用作宣傳之用而渡海登陸，成為大陸一代人的閱讀記憶和思想記憶。

不同方向的社會力量

除去那些默默根植於民間社會的智識精英外，還有一部分智識階層，或以諸如《自由》這類雜誌為依託，呈現群體性的政治抗爭中，哪怕冤陷鐵獄；或因政治異見而遭全面封殺，鬱郁終生，含恨而終。但無論是雷震的辦刊，還是李萬居的組黨，台灣民間社會的抗爭香火未曾斷絕，他們在世時未能完成的時代願望，在受他們精神影響的年輕一代中接續了下來，成為了台灣社會的新一代中堅力量。

一九八零年代的社會運動洪流，以報道文學和新聞采寫為主要言論方式，或以《人間》為主要標誌的左翼刊物，以報告文學或時政評論為言論方式，不斷地為時代的話語禁忌拓寬言論的尺度，回頭來看，八十年代的大陸社會，同樣存在大量的報告文學，以及新世紀后從西方引進的非虛構敘事或新新聞主義，然而最終卻只能見證著何謂「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而這些台灣民間力量的興起，與渡海傳燈的民國一代有很大關聯，他們植根於民間所催生的下一代民間力量，春種秋收，香火續接成了台灣民間的社會抗爭力量。在回顧台灣民間抗爭經驗時，楊渡寫道：「大陸有一個看不見的民間社會……要了解，得從民間開始，即使未來的社會要有所改變，也會從民間的底層開始。」

在《荷花池畔長談》一文中，楊渡追憶了他曾經供職的《時報》的創始人余紀忠。余紀忠在大陸經歷過烽火的殘酷，最終在台灣選擇以辦報的形式為社會提供抗爭的力量。包括還有諸如李明儒等人，教會著楊渡如何拿捏新聞的輕重分際，如何通過除去直接採訪之外的方式來獲取新聞內幕，以及如何用曲筆的暗示讓敏感新聞見報，在鋼絲繩上以「貓鼠遊戲」的方式拓寬言論的尺度和呈現事件的真相。

《自由》編委

當然，在楊渡的記者生涯中，諸如黨外雜誌《大地生活》的採訪與編輯，以及事後的走訪采寫里，他記錄了大批的黨外民間力量的興起，以及因社會運動或因言論出事的政治犯們。這就是楊渡後來出版的《民間的力量》一書，還有他陸續撰寫的《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紅云：嚴秀峰傳》等。有些人或許因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流亡在外，或在解嚴之後遷徙北上，比如黃順興最終渡海登陸，這位被國民黨認為是「叛亂投共」的台灣人日後成為北京政府的人大代表，在大陸傳遞著自由與獨立，在三峽問題上投下了讓大陸官員吃驚的反對票，最終觸礁下船。

當然，更有去年去世而重新回歸視野的陳映真。儘管我們不能誅心而論，陳映真作為狂熱左翼的時代標本，我們確實無從知曉其緣何在晚年北上擇棲，因為他自身沒有公開表達真正的原因，我們也就無從真正地去下定論。然而在本書中，楊渡似乎過分地因友情而過度地「同情」了，前一頁尚且還在談論話語德行的重要性，后一頁便在論及台灣文學論戰時，為了替陳映真辯護而話語變得殺伐起來，明顯使用人身攻擊手段，這與他在前半部分所提倡、所讚賞並深情呼喚的德行實在相違背。楊渡在本書中同時寫到了黃順興和陳映真，對比兩人北上的先後遭遇或待遇之異，相信作為八十年代末期特派至北京採訪的名記楊渡定然深知其中奧妙，卻絲毫不見其有商榷之意，更遑論其與陳映真的交情甚篤如斯？如此吃相地為之辯護，已經讓我無法接受僅僅使用友誼這種情感來簡單解釋了……

話說回來，台灣那個世代的年輕人，青春儘管多少有些耗費，但終究還是風發過，很多人當然也中途耽擱了，從創辦左翼雜誌到最初以環保運動為形式的社會抗爭，改變著僵化板結的社會結構。從日據時代、戒嚴時代、黨外時代走來，乃至離島北上，台灣人跌宕起伏的世代經驗，他們有過革命的激情歲月，有過黨外的浪漫時代，終於迎來民主的曙光，照耀著東亞的上空。從少年時代到革命歲月，從獄中受難到民選后的記憶之苦，穿越鐐銬的夢魘，穿過鞭笞的血痕，吹過海島的咸風，台灣那一代人似乎又並未被耗費，反而激蕩著隔海相望的另一代人。

當然，也正如楊渡所言，儘管那些苦苦掙扎於生存邊緣的文化人在流離失所的時候還不忘時代的關懷，但終究問題不在於存在多少這樣的人才，而在於時代給他們留下了多少可以發揮的空間，在於社會是否還存在多大的縫隙和呼吸的空間。這當然得益於蔣介石的「獨裁無膽，民主無量」，至少還能存在如周德偉的兒子周瑜所創建的紫藤廬這樣的地方，在美麗島事件后還能聚攏一批知識分子談論著時代的出路，讓知識分子依舊能夠隱乎亂世而不屈，設若蔣介石以高度極權壓制一切苗頭的禁絕手段，台灣社會再多知識分子也無濟於事，最終只能埋頭低語，甚至因社會空間的逐步擠壓而對朝廷投懷送抱，最終橫掃一切的自由與獨立，迎來的也就不是民主化的抗爭時代，而是萬馬齊喑的無言時代。

閱此書名，「暗夜傳燈人」呈現出這樣一幅景象：在暗夜無邊的時代，一雙雙枯瘦的雙手托舉著微弱的燭火，固執地在寒濕的暗夜裡存續著光明。多年以後，當我們回首我們的時代時，在我們這一世代的精神史檔案里，暗夜裡的那些傳燈人又會是哪些人呢？到時候，在我們的筆下，又會是怎樣的記憶與書寫呢？

《暗夜穿等人》

楊渡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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