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立文：血脈相連的家國情懷割不斷

點擊上方藍字關注

兩岸同胞血濃於水，骨肉相親，這是文學書寫不能也不該遺落的厚重題材。戰爭帶給小說主人公的不只是一個人的苦難，折射出的是一代人的苦難，是一個民族的苦難。

「這部小說的背景是早已為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歷史內容，而當作者帶領我們進入其所面對和敘述的歷史生活時空，當那些新穎而獨特的情節和人物撲面而來時，便會感到我們對這樣的歷史生活，不僅不是再多一次的重溫與回顧，而是獲得了一種新的感受、認知和發現。」對於作家孔立文的《秋水長天》，評論家汪守德如此作評。我們不免思考孔立文是如何憑著他對歷史生活作出的切入、審視與判斷，為我們寫出如此不同的作品呢？

兩岸同胞血濃於水，骨肉相親，這是文學書寫不能也不該遺落的厚重題材。《秋水長天》的敘事原點為抗日戰爭時期地處湖南某地的孟家莊，遭到日寇瘋狂洗劫的孟家莊獵戶子弟——槍法極有準頭的孟昭忠、孟昭華兩兄弟，於紛亂動蕩、生死難測的年代，陰差陽錯地分別進入分屬國共兩黨的抗日自衛隊和獨立營，稀里糊塗而又仇恨滿懷地走上了抗日的戰場，從此真正拉開了兩人悲喜交加、顛沛流離的人生大幕——

中華讀書報：《秋水長天》書封上的字——「海峽兩岸，一對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這句話有何深意？

孔立文：這句話是小說的眼，或者說靈魂。2015年11月7日，習近平在新加坡與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會面時說：「不管兩岸同胞經歷多少風雨，有過多長時間的隔絕，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開。因為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而《秋水長天》恰恰寫的就是這樣一對兄弟，骨肉分離，終生相望，命運多舛，血脈相連。另一方面它也算是一個隱喻，就來借指兩岸同胞的手足親情。

其實小說最初的名字就叫《血脈兄弟》，後來被編輯改成了《秋水長天》，這個書名更能顯示出民族命運和個人命運的那種蒼茫。

中華讀書報：你第一次寫長篇就觸撞兩岸題材，是有什麼契機嗎？

孔立文：寫一部關於兩岸題材的小說是十幾年前就有的一個想法。2000年深秋的某個下午，在我所在部隊駐地新疆伊寧市巴彥岱鎮的一個郵電局，一位七十歲上下的老人被幾個人圍攏著，顫顫巍巍在看一封信。信是從台灣寄來的。信紙打著紅色豎條格，書寫順序從上到下、從右至左，字是繁體字。

我至今能記起老人神情裡帶著的那份緊張不安。目光狐疑而警覺，說話的語氣打著顫音，好像生怕有人去告發似的。寫信人也是一樣，據說是老人的兄弟，一個隨國軍潰退台灣的國民黨老兵。在信的最後他小心翼翼地強調，信不要輕易讓別人看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彼時已是21世紀的初年，可是，因為政治，因為戰爭，海峽兩岸的這對苦命兄弟卻依然活得如此戰戰兢兢。當時我就想他們一定是有故事的人。我知道，台灣兩百萬老兵的故事，每個人都是一本厚重的書。他們的人生如浮萍，背井離鄉，奈何歲月滄桑，任由青絲白髮。但是，很遺憾，我卻無緣再碰到這位老人。但當時他那種不加掩飾的恐懼感，卻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里。

從那時候起我心裏面開始醞釀一個故事，但是因為工作原因始終靜不下心，期間大多奔波在基層一線，但卻遲遲不敢動筆，這樣一耽擱就差不多五年。後來到軍藝讀研，很自然地就開始了這個小說的創作。

中華讀書報：小說的歷史感很重，時間跨度也很長，從抗日戰爭後期到改革開放之初，大概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對於小說人物與歷史的關係，你是如何考慮的？

孔立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從未走遠。在寫作《秋水長天》的過程中，我更加深切地體驗到戰爭和人性的內蘊，對個人、社會、國家和民族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的理解。《秋水長天》以主人公孟昭忠和孟昭華兩兄弟的離散與苦難為主線，揭開了那個特定歷史階段一代人的無奈與傷痕。戰爭帶給小說主人公的不只是一個人的苦難，折射出的應該是一代人的苦難，是一個民族的苦難。我們有責任把這種苦難講述出來。

中華讀書報：小說對人性的刻畫比較深刻，讀的時候有一種刺痛和震撼的感覺。

孔立文：文學是「人」學，戰爭狀態下的人更為複雜多面，戰爭對於生命、人性、倫理、情感的拷問更為真實，矛盾更為激烈，表現更為徹底。軍事小說更要用豐富的「人性」去展現歷史，而不是脫離開活生生的人，去蒼白無力地表現歷史真實。在作品中，我描寫戰爭本身的情節很少，而將大量筆墨用於戰爭對人的無形戕害，以及戰爭背景下人的飄搖無助。小說努力要展現的，不僅是鐵骨錚錚的血性，更有對家國的熾熱情感。我寫《秋水長天》，就是想站在人性的立場，通過寫戰爭、離別、死亡、思念、故土、歸根，寫出戰爭帶給中華民族的傷痛與苦難，寫出軍人面對外敵入侵所表現出的錚錚鐵骨，寫出老百姓對和平的嚮往，對國家團結統一的呼喚。

中華讀書報：你的作品敘述和結構尤其用心，不知在這方面是怎麼考慮的？

孔立文：我對長篇小說寫作有一種敬重感和儀式感，在我的潛意識裡，長篇小說的敘述和結構非常重要，當然小說所表現的主題思想也很重要，它是小說的靈魂。敘述方式和結構框架決定了長篇小說的藝術特徵和外在審美。某種意義上說，長篇小說就是一件手工藝品，外在美尤為重要。在《秋水長天》的結構上，我採用了共時性結構模式，讓孟昭忠和孟昭華兩兄弟的故事脈絡平行展開，各列一節持續推進，兩個故事同時發生，但又相互關聯。這種麻花式雙線性結構容易使故事的戲劇衝突變得激烈，每當一條主線到了最緊張的時候，就跳轉敘述另一主線，這樣容易製造懸念、意外和扣子。在敘述上，我儘可能做到平靜，簡潔，

中華讀書報：評論家汪守德認為，作品在大的時代背景下揭示人物曲折而悲愴的命運，深刻地反映出以個人的微弱力量難以抗拒戰爭或政治的殘酷環境，歷史中的個體如同隨波逐流、輾轉飄忽的片片樹葉，不知在時代激流的紊亂之力強大作用下漂向何方。通過寫作，您對抗戰有何新的思考？

孔立文：汪守德先生把我作品中想要表達的東西直接說明白了。現在有些所謂的抗戰作品過於注重戲劇性而忽略文學性，雖然故事精彩，懸念重重，但缺乏思想深度，沒有厚重感。讀者感受到的是吃快餐，看故事會，讀完即結束，沒有回味，產生不了思考。究其原因，就在於這類小說一看就假，故事與生活完全兩張皮。作家為了迎合讀者的獵奇心理而編故事，為了編故事而編故事，這樣的作品怎麼能立得久。

中華讀書報：作為年輕作家，你認為如何書寫抗戰題材才能有所突破？

孔立文：我認為抗戰題材最根本的還是「為誰寫」「寫什麼」的問題。拔高人物脫離現實離經叛道不可能出經典，沒有責任意識和危機意識不可能出精品，那些戲說英雄的偽抗戰題材不可能佔據抗戰文學主陣地。《秋水長天》寫了戰爭對人的直接戕害，也寫了后戰爭時代對人的間接戕害。所以抗戰題材的突破永無止境。抗戰文學有其社會功能性特徵，我們必須尊重歷史，立足現實，關注作為個體的人的價值判斷多樣性，塑造真實可信可感的人物形象，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面對和突破抗戰文學的創作轉向。同時，任何時候不能丟掉抗戰文學的精神內核，書寫大寫的民族魂和軍魂。

掃一掃 關注「東方學術講堂」

▼點擊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