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諾 科波拉專訪 | 作為傳奇導演的配偶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我會用更安靜的方式去執導，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是索菲亞啟發了我去拍這部電影。她拍《迷失東京》的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你可以借用自己的經歷去虛構一個源於真實生活的故事。——埃莉諾 科波拉

科波拉家族：弗朗西斯、埃莉諾以及年幼的索菲亞

《教父》、《現代啟示錄》導演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索菲亞·科波拉 成名作《處女自殺》

一說起科波拉，鐵杆電影冬粉都知道那是個非常著名的家族，這還要歸功於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和 索菲亞·科波拉，後者的新作《牡丹花下》將於下周在戛納電影節上進行首映。相比而言，埃莉諾·科波拉 的知名度就要小很多了。

《牡丹花下》電影海報

埃莉諾是弗朗西斯的妻子，今年已經81歲了，1963年的時候，兩人結為夫婦，之後生下了索菲亞，其實，埃莉諾也有著濃濃的藝術魂。她曾擔任過幾部電影的攝影師，寫過幾本書，還執導過幾部紀錄片。 她最出名的作品可能就是曾獲得過艾美獎的紀錄片《黑暗之心》了，這部影片詳細記錄了她丈夫在1979年拍攝越南戰爭史詩影片《現代啟示錄》的過程中遭遇的困境。

埃莉諾·科波拉，彼時與此時

埃莉諾的第一部劇情片《你好安妮》很討巧地從現實生活的境況里汲取了靈感，突出了一種生活在陰影之下的感覺。在這部電影中，黛安·蓮恩飾演女主角Anne，她的丈夫是一位很成功的美國電影製片人，名叫Michael（亞歷克·鮑德溫飾）。在法國參加戛納電影節時，Michael突然有急事，而這時夫妻倆的一位法國朋友Jacques（Arnaud Viard 飾）提出要開車送Anne去巴黎，Michael處理完商業上的事情之後會在那兒與他們匯合，Anne接受了這個提議。本來只要七個小時的旅程，結果變成了一次幾天時間的冒險，一路上，Jacques讓Anne領略了秀麗風光，品嘗了精緻美食，Anne被Jacques的魅力吸引了，並且在內心生出了疑問：自己現在究竟幸福嗎？

近期，時光網在洛杉磯對埃莉諾·科波拉進行了一次專訪，我們談到了她著名的家人們，她向我們講述了生活在傳奇人物的影子之下的感覺，還提到了她的作品《你好安妮》和她女兒的作品《迷失東京》之間的聯繫。

《你好安妮》海報

Mtime：你為何等了這麼久才拍自己的第一部劇情片？這部片子里有你在生活中學到的經驗嗎？

埃莉諾·科波拉：為什麼等這麼久？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想過自己能創作出虛構類作品。我以前拍的都是紀錄片，我天生就是一個觀察者。我習慣於靜靜地在一旁看著，等待時機拍攝一些東西。但後來的確有一次經歷（啟發了我）。當時我跟弗朗西斯一起在戛納電影節，我患了重感冒。我倆一起到了機場，本來應該搭飛機走的，但我覺得這時候坐飛機太傻了。而且我的耳朵也不舒服。送我們到機場的那位先生說，「那個，我要開車回巴黎，你為什麼不直接坐我的車走呢？」這個提議聽起來很合理，但我們上路開了不到三十分鐘，他就說，「好啦，現在該吃午飯了！」（大笑） 當然，我們這頓午飯吃了很久，還喝了紅酒，把該吃的都吃了。在吃飯中間，雖然我不會說法語，但還是知道幾個單詞的，我發現他在預定當晚的酒店，這讓我很震驚。我並不害怕這個人，我認識他，跟他在一起也覺得挺安全的。只不過我們花了兩天半的時間才到達巴黎。他用非常有趣的方式向我這個美國女人介紹了他的國家，他的介紹非常吸引人，因為他很了解歷史，對飲食文化和我從未去過的地方也都了如指掌。那次旅行真的很愉快。後來我回到家，跟一個朋友說到這事兒的時候，她說，「我就想看這種電影呢。」我從沒想過要創作虛構類電影，但我寫過一本書，當時我也正好想找些東西來寫。所以就在電腦上安裝了一個軟體，開始寫劇本了，之後又籌集資金，進行拍攝，一弄就是六年。

《你好安妮》劇照

Mtime：看了這部電影，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下定義，我會說「誘惑」。不論是食物、愛情或者是性，我們在生活中總會遇到種種誘惑。你是想要從電影中不太常見的女性角度來探討這種感覺嗎？

埃莉諾·科波拉：嗯，這個觀點挺有意思。我沒有刻意強調這個詞，但的確，你說的很有道理。我想展現這個女人從原本的生活中脫離出來一段時間——她的丈夫有缺點，這個法國男人也並不完美，到最後，她還是得自己選擇生活前進的方向。她的幸福掌握在自己手裡。跟著法國男人逃跑並不能修復生活的裂縫，也正是這個原因，我並不想找一個魅力無限的男演員（來扮演這個角色）。這是Anne的旅行，是她內心醒悟的過程。

既是生活上的伴侶，也是藝術上的知音

Mtime：你丈夫的電影事業和生活方式對家庭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埃莉諾·科波拉：我和弗朗西斯很快就有了孩子，而且我們發現好萊塢圈子裡的家庭很多都無法保持完整，唯一的法子就是一直待在一起。所以，我們決定，如果他要離開家兩周以上，我們就全家都一起走。我們家就像馬戲團一樣，到處跑。四處旅行在我看來還挺有意思的，生活困難之處不在這兒。難的是我要離開朋友們，放下我的藝術項目，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們所到之處，弗朗西斯身邊總是圍著他的創作團隊，這會讓他感到興奮刺激，而我則要送孩子去學校，或者去買日用品等等。那段時間對我來說很難熬，因為我無法獲得精神上的滋養，而他的精神世界卻越來越豐富。不過我所處的時代，女人們都在扮演支持丈夫和他的事業的角色，我們要撫養孩子，要打理房子。所以，其實我也算家庭美滿了，我的丈夫是一位優秀的製作人，風趣幽默，我的孩子也都在健康成長，我還把家裡打理得不錯。那我的問題究竟在哪？我還找了心理醫生，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其實你也是個很有創造性的人，你也要為自己的創造性尋找養分。」 所以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掙扎著試圖把家庭生活和我自己的天性調和好。

《現代啟示錄》片場照，弗朗西斯·科波拉正在給馬龍·白蘭地講戲

Mtime：在電影的開頭，我們看到Michael的照片被拿走，而Anne被剪下去了。你生活中肯定也發生或這樣的事吧？

埃莉諾·科波拉：是的，有過。（大笑）

Mtime：你遇到這種事的時候是怎麼面對的？你丈夫的名氣會給你帶來困擾嗎？

埃莉諾·科波拉：嗯，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比較難受，因為他的事業很快就發展得順風順水，拍完《教父》之後他就出名了。那時他春風得意，而我卻毫不起眼。但後來我改變了心態，我對自己說，「我可以飽受煎熬，也可以敞開胸懷接受這種境遇。事情就這麼簡單。」這就像你的身體，對吧？你能接受自己的腳碼，也能接受自己眼睛的顏色，因為你無法改變它，所以只能擁抱現實。所以我就試著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現實。不過我能說這種話是因為這樣的事只會發生在某些公眾場合。我們住在舊金山，在那兒，我們走在街上也沒人認識他。但是如果他在戛納的街頭，或者他身邊圍著許多人的時候，就會有人認出他。但我們在南加州的時候，百分之九十七的時間都是跟普通人一樣生活的。

弗朗西斯與埃莉諾

Mtime：現在你跟孩子的關係怎麼樣？

埃莉諾·科波拉：我們的家庭關係依舊很親密。過復活節的時候我們會叫來六個孫子孫女，還有侄子侄女、表親什麼的一起過，復活節午餐有100號人來參加呢，基本上都是弗朗西斯家的人。他很喜歡跟家人在一起。 他出門旅行或到其他地方辦事時，相比去聯絡朋友，他總是更願意跟家人來往，他一直都是這樣。

Mtime：看著弗朗西斯拍他的電影，你有學到什麼能用到《你好安妮》這部電影里的東西嗎？

埃莉諾·科波拉：我們結婚都54年了，所以我跟著他去過很多地方，很多片場。但我從來沒直接參与過他的作品。 更多時候我是站在一個紀錄的視角——觀察著，試圖捕捉一些能做出比較有意思的（關於電影拍攝過程的）紀錄片的瞬間。所以，我並沒有觀察他的導演技巧，因為我沒想過自己會用到那些。不過他一直都有突破障礙，創作出藝術精品的決心，而當我在拍電影過程中遇到阻礙的時候，也有了同樣的勇氣去打破桎梏，度過各種危機。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堅持不懈的決心。

Mtime：你的導演風格跟他有何不同呢？

埃莉諾·科波拉：我覺得他的風格更歌劇化——他的動靜總是很大，像是歌劇的方法。我就比較安靜。我有一個製作團隊（很多都是女性），拍電影的時候不一定要大喊大叫，手舞足蹈的，如果你覺得不滿意，還有其他的溝通方式。我會用更安靜的方式去執導，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是索菲亞啟發了我去拍這部電影。她拍《迷失東京》的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你可以借用自己的經歷去虛構一個源於真實生活的故事。不用拍成關於自己生活的紀錄片，但你可以用自己的經歷作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