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女性知識分子越來越冷峻?

【導讀】我們當然應該抗拒被強迫的多愁善感-但是我們必須小心-不要高估斯多葛主義。雖然女性學者需要轉移在教室、會議上承擔情緒勞動的負擔-但是卻不能卸下自己同情心的重負——雖然這麼做看起來那麼誘人。

「當我等待我的第一輪學生評估結果時，一位女同事告誡我：對學生來說，你要麼是母親，要麼就是壞女人——也就是說，你要麼很友善、善於育人、對他們很有幫助，要麼就傲慢、態度輕蔑、袖手旁觀。」布朗大學英文系博士生菲茨帕特里克(Katie Fitzpatrick)最近在《高等教育紀事報》撰文，談起她初入學院職場的感受，「儘管我最終收到了學生的很多中肯意見，但毫無疑問，他們反饋的核心多是關於我的個性。」

數年來的研究支持了這種感受。1999年，就有一項研究發現，「學生們期望女教授比男教授更友善，不要對他們嚴詞厲色」。最近，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本傑明·施密特(Benjamin M.Schmidt)的調查則顯示，男教授更有可能被稱為「天才」，而女教授被更多地以個性來評判。許多女教師說，學生們經常把她們當作輔導員或社工。女學者，像其他行業里的女性一樣，就是用來處理情感類問題，成為一個團體里的「情感擔當」的。

正因此，戴博拉·尼爾森(Deborah Nelson，1997年曾獲普利策調查報道獎)的新書《咄咄逼人》(ToughEnough，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7)會對投身學術的女性極具吸引力。這本書考察了一眾女性知識分子：猶太思想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作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攝影師黛安娜·阿伯斯(Diane Arbus)、作家瓊·迪迪翁(Joan Didion)，雖然她們各自都術業有專攻，卻可以被妥妥地歸到一個類別里——在看待世事尤其是苦難時，她們似乎都養成了一種很酷的、無情的態度。瑪麗·麥卡錫所說的「冷眼」，不僅僅是她個人對展示情感的厭惡，還支撐了一套道德立場和美學方法。這些女性知識分子大概可以被稱為「冷峻派」。

這樣的態度自然會激起男同事的鄙視，他們認為這些女性「無味」「冰冷」「非人」。其中幾位女性甚至在更廣泛的人群里「臭名昭著」——因為她們在似乎最需要情緒的時刻，採取了不帶情感色彩的口氣。阿倫特批評以色列檢察官在審判阿道夫·艾希曼時使用了過度情緒化的語言；迪迪翁諷刺新左派自以為是的善意；桑塔格則在「9·11」事件后不到兩周，譴責美國官員和媒體「道貌岸然、隱瞞現實的言辭」。

撇去公眾的憤慨和男性的自負，尼爾森想知道的是，這些女性準備通過她們冷冰冰的態度達到什麼目的呢？她書中的結論是，冷峻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倫理、美學和政治策略，也就是說，是女性知識分子們有意為之。像阿倫特和桑塔格這樣的作家，作為戰後獨特知識傳統的一員，她們一直認定，處理任何社會危機的最好方法就是待在現實的冷酷痛苦之中。

20世紀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奧斯威辛、廣島、難民營，都聚焦於創傷經驗和同情表達。這些女性知識分子則試圖不帶感情地處理這些事件。儘管她們身處各種不同的藝術和知識傳統——神學、文學批評和攝影等等，但在表達極度情感的時候，她們都一致傾向於斯多葛主義，表現得堅忍、剋制。

尼爾森證明，不訴諸情感的方法最有助於作家和思想家抵制社會強制的情感表達。在危機時期，知識分子(像其他人一樣)經常被要求放棄其批判性反思和判斷，而轉向對某一特定群體或事業的效忠表達。因此，左派會認為冷峻是抵制民族主義和部落主義的有用策略，如桑塔格批評「9·11」事件后的修辭，避免強製表達愛國歸屬那樣。與此同時，右派也同樣會抵制要求辨認歷史上受害階層的呼籲。因此，實際上「不帶感情」已經吸引了整個政治界的實踐者；如果某些形式的歸屬已經使人尷尬，人們會很容易感受到與這種情緒拉開距離的價值。

但是，這種冷峻是否真的有助於處理問題、呈現思想、支持到自己想要支持的那一方呢？尼爾森引用了阿倫特《論革命》(1963)中的一段，其中反對各種政治情緒。「人心」是一個「黑暗之地」，阿倫特說，所以最好不要放到政治領域：「無論一個動機多麼發自肺腑，一旦被提出來並暴露在公眾的視線內，它就成了懷疑的對象，而非洞察力。」對於阿倫特來說，態度冷峻地處理事件，才能最好地服務於我們的政治立場。然而，這種「無情」同樣也可能大錯特錯。要知道錯得有多離譜，可以看看阿倫特《反思「小石城」事件》這篇文章。

在這篇1957年的文章里，阿倫特批評了NAACP(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與校園隔離的鬥爭，她認為這是一個被誤導的政治目標，因為他們的追求不夠「謹慎、溫和」。她認可在公共服務領域廢除種族隔離的努力，但她接下來的推理令人困惑——她認為學校不完全是一個公共機構，因為學校關涉到孩子，因此同時處在家庭這一神聖不可侵犯的私領域裡；她還暗示說，非裔美國父母由於認定校園融合是體現社會進步的模式，而忽視了更嚴重、迫切的歧視形式。

在後來的一篇序言中，為了捍衛自己對NAACP的批評，阿倫特寫道：「被迫害的少數從來就不能判斷事項的優先順序，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更願意為社會機會而不是為基本人權或政治權利而鬥爭。」在這裡，她那有名的冷峻論調變成了傲慢和侮辱。她並沒有因為(她自己也承認的)對這個話題的無知，表現出適度的同情或謙卑，而是保持冷漠、輕蔑的語氣，在其他著作中更甚。而且，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她對問題成因有何真正致力或同情，這讓她的冷峻風格變得更加不合宜。

冷峻作為一種道德姿態，其成功與否取決於有否對事實做出正確判斷。如果真的把言辭尖利誤認為是感受力敏銳，那就不會抱持什麼好的意圖和對的見解。簡言之，這是非常危險的求知方法。尼爾森寫道：「當冷峻策略成功的時候，它的描述是『清醒』『清晰』『精確』『克制』『一針見血』的。但當它失敗時，冷峻就轉變成冷淡、笨拙、侵略甚至殘酷。」阿倫特的《反思「小石城」事件》就是冷峻遭遇大敗的一個例子。

阿伯斯、阿倫特、迪迪翁、麥卡錫、桑塔格、韋伊都敦促人們對那些讓人自我感覺良好的政治姿態保持警惕——如安撫、寬慰、分散注意力，或者自視為關懷體貼、有同情心、受苦受難的烈士。尼爾森認為，我們應該將「冷峻」也添加到這個誘人的幻想列表中。它會提供虛假的感覺——似乎我們不像歇斯底里的其他人那樣，我們能夠理性、準確、不帶感情地認知。

在這六位思想家中，尼爾森認為只有迪迪翁才顯著地修正了她與情感的關係。在丈夫和女兒相繼離世后她寫就的回憶錄《奇想之年》(2005)和《藍夜》(2011)里，迪迪翁不得不開始使用那些自憐的詞語。迪迪翁曾批評別人只是停留在自己的痛苦裡，還呼籲人們發展一種自力更生的「道德韌性」。但是她逐漸認識到這種態度是不現實的，甚至是不正當的。她意識到，這樣做是自欺欺人。正如尼爾森所寫：「迪迪翁已經發現，在她堅韌、冷峻、未受蠱惑的道德主義里，她已經從痛苦的感覺中畏縮，把自己投射到一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的偽裝之下；她投入的是『偽裝成斯多葛主義的情感的自我放縱』。」

這本書敦促我們質疑「冷峻」這一道德姿態的價值和局限。我們當然應該抗拒被強迫的多愁善感，但是我們必須小心，不要高估斯多葛主義。雖然女性學者需要轉移在教室、會議上承擔情緒勞動的負擔，但是卻不能卸下自己同情心的重負——雖然這麼做看起來那麼誘人。

第二性的壓力始終存在，但實際上，還有一種正面迎戰的方法：已經有學者在處理情緒情感，想把它帶進政治哲學。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瑪莎·納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就一直強調情感在倫理學、政治學中的重要性。在《政治情感：為什麼愛對正義很重要》(2013)一書中，她繼續探索政治情感在維持「體面」的自由社會中的作用。這大概是「女性知識分子越來越冷峻」這一敘事的另一面。（ 編譯：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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