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中外交流與互動」

圖為大會開幕式現場。記者鍾義見/攝

8月11日，由大連大學歷史學院暨東北亞研究院、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和澳門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的「近現代史上的中外交流與互動」第九屆「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大連舉行。

大連大學紀委書記吳高飛教授，大連民族大學原副校長關捷教授，外交學院外交學系主任王春英教授，澳門大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魏楚雄教授及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旅遊文化學院院長劉貴福教授分別在大會致辭；青年政治學院劉明翰教授，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總編輯李紅岩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宋成友教授，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執行院長魏志江教授及大連大學歷史學院王夏剛教授分別在大會作主題報告。

大會開幕式由大連大學張曉剛教授主持。來自大連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吉林大學，遼寧大學，黑龍江大學，雲南大學，中山大學，日本大學，台灣大學等幾十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餘名專家學者共同出席。

大連大學紀委書記吳高飛教授大會致辭。記者鍾義見/攝

吳高飛教授認為，此次「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能在大連舉辦，意義非凡。本次研討會議題廣泛，其中如大連開港與城市社會變遷等題目與大連近代史關係緊密。大連是東亞近代歷史名城，也是「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主戰場，曾經被俄、日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強佔，成為推行殖民主義的試驗場；解放后，大連為新的工業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俄日佔領時期，大連是所謂的東北亞自由港，成為日本掠奪資源和發動侵略戰爭的後方基地。今天，大連已發展為東北亞航運中心，是東北地區改革開放的窗口和振興老工業基地的龍頭。其本身承載了諸多歷史包袱與時代重任。鑒於此，本次研討會不僅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從理論到實踐的深入考察研究還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結合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對國際政治與外交中出現的諸多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更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為此，各位專家、學者用客觀理智的眼光看待歷史和現實問題，群策群力，集思廣益，不僅能完成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研究課題，也會取得為國家面臨的諸多新挑戰提出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

大連民族大學原副校長關捷教授大會致辭。記者鍾義見/攝

關捷教授指出，關於近代日本挑起的甲午戰爭，國內對甲午海戰研究及宣傳甚廣，相對而言，陸戰方面較為薄弱。其實從朝鮮、遼寧、山東到台灣的陸戰也值得總結。例如左寶貴在朝鮮平壤戰役中血染戰袍，這是甲午戰爭中第一位陣亡的高級將領，聶志成也戰功卓著。遼寧陸戰戰役相當多，除了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請纓赴鴨綠江前線以外，在戰場上長期指揮的是年過七旬的宋慶將軍。戰役中最為典型的是五復海城，每次都是有計劃和有準備的，但卻因準備不充分、或指揮不力、配合不夠、武器窳劣而沒有成功，但並不代表沒有主動的進攻戰役。至於台灣，從北到南，也組織了很多戰役，特別是一些軍事指揮家，也是相當有才華，加之日軍到處受到台灣軍民的阻擊，傷亡慘重。因此，應該對甲午戰爭戰略戰術以及清陸軍將士的抗敵精神進行深入研究，把甲午戰爭研究提高到新水平。甲午戰爭中日軍旅順大屠殺是東亞首次大屠殺，成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樣板，決不能說南京大屠殺是學習清軍入關時的屠殺行為。

外交學院外交學系主任王春英教授大會致辭。記者鍾義見/攝

王春英教授認為，東方外交史研究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國際關係體系起源於西方，古老的東方實際上是被動的融入國際關係體系。所以長期以來，我們的研究是西方的話語體系。國際關係領域有一個普遍比較接受的說法認為，20世紀是大西洋世紀，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這契合了包括在內的東方國家崛起的歷史大勢。另外加強對東方外交史的研究，挖掘我們自己的外交原則，外交制度是很重要的。

澳門大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魏楚雄教授大會致辭。記者鍾義見/攝

魏楚雄教授認為，我們之所以要研究東方外交史，是因為東方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傳統存在不同，這就不免影響到他們的外交政策和方略，這就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和探討。美國學者薩義德認為，東西方的區別，是由於兩者現代化近程的發展先後差距而造成的；一旦東方也實現了現代化，東西方就不會有什麼差別。但我不這樣認為。各國的歷史進程有差別，他們各自的歷史道路也不一樣，各自的文化繼承也不一樣，所以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方式也不會一樣，其對外政策和外交手段也會各不相同。東方各國的外交遺產中有許多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努力琢磨的東西。對每個國家歷史文化傳統的清楚了解，對梳理該國外交政策的形成會有很大幫助。對東方各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以及歷史文化傳統跟外交政策理念和制定的關係的了解，對準確把握各國的外交脈絡，會非常有用。再者，東方各國的外交理念和全球治理，跟西方的也非常不同。比如，古代雖然沒有我們今天概念上的全球理念，但古人的治理「天下」的理念，對我們今天富有啟發意義。古代賢者都主張以仁義道德禮儀教化天下民眾，不同民族可以和平往來，而非武力征服；動用武力是最下下策。實際上，這也是我們今天一帶一路的核心精神。然而，西方自威斯特伐里亞條約以來，便以狹隘的民族國家為國際體系的行為體，以強權政治和權勢平衡為原則，來治理世界，或者說是西方世界，因為這一體系是不包括亞非拉很多殖民地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因為這些國家都是尚未發展成現代化的民族國家。這樣一來，西方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區域性的，並把西方殖民主義合理化了。正由於這一體系存在種種問題，所以它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許多國際問題，所以才會發生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的很多衝突動蕩。我們研究和亞洲各國的傳統文化與外交，也許可以尋找到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治理全球的理念和方法，為塑造當今新型的國際關係和程序提供思路。

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旅遊文化學院院長劉貴福教授大會致辭。記者鍾義見/攝

劉貴福教授認為，清代以來，開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事務。所以是外交走向近代史的一個縮影。從清末起加入海牙國際會議，尤其是第二次海牙國際會議。然後是巴黎和會等，使逐漸走向國際舞台，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會議選擇近代很有意義，因為近代外交很多東西值得總結，比如，兩次世界大戰都是戰勝國，反應了的戰略判斷，很多問題都與外交有著關係。他指出，近代的外交比較複雜，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去展開。各種政治力量與黨派之間、中央與民間、民族意識覺醒、國民外交的興起、報刊輿論、學術界思想界的態度都值得去討論與發掘。近代外交的發展離不開外交官的努力，例如最早的第一代外交官、同文館的第二代外交官到留洋歐美、有世界眼光的第三代外交官對和世界歷史產生很大影響。

大連大學張曉剛教授在主持開幕式。記者鍾義見/攝

青年政治學院劉明翰教授在作主題報告。記者鍾義見/攝

劉明翰教授作了題為《中日關係史上幾個問題的思考與評析》的主題報告。他認為，大化改新和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改革，但其對日本和東亞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日本全面學習中華文化與唐制，通過大化改新確立了封建社會和太平盛世。留學盛唐19載，精通儒學、王道的吉倍真備和堅持六渡東洋盛傳佛教的鑒真大師等都為日本封建社會的鼎盛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協和萬邦」從不以強凌弱的王道思想指導下，中日人民長期友好往來。在脫亞入歐為核心思想和目標的明治維新運動中，雖然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也誕生了日本軍國主義霸道的怪胎，脫亞入歐的主旨富國強兵政策，膨脹了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加速了對東亞的稱霸，屢次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給、朝鮮等周邊國家帶來了深重的苦難。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宋成有教授在作主題報告。記者鍾義見/攝

宋成有教授在題為《狼貪鼠竊：簡評明治前十年的日本東亞外交》的報告中認為，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前十年（1868-1878），突出「歐化」的改革新令迭出，日本社會急劇變化，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拉開與、朝鮮、琉球等東亞鄰國的發展階段差距；日本信奉歐美列強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踐行「雄飛海外」、 「與萬國對峙」國策目標，視之為推行近代日本東亞外交的抓手，主動布局，逐一得手；為顛覆以為中心的東亞傳統封貢體系，另建日本主導的近代不平等條約體系，日本依託歐美列強，對中琉朝三國分別採取不同的外交手段。博弈、鯨吞琉球、蠶食朝鮮主權，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狼貪鼠竊」的「狼貪」，所指貪婪如狼；「鼠竊」，意為狡詐多端，體現了近代日本東亞外交的本質特徵。他指出，對清外交是近代日本東亞外交的重頭戲，目標在於顛覆傳統國際體系。另立爐灶，依託歐美：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前，謊稱日中聯合對抗歐美，誘使清政府締約；談判時以日美通商條約為藍本；締約后後為歐美質疑，試圖改約。 1872年，採用外務省顧問李仙得（Le Gendre）的「台灣蕃地無主論」；得到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等支持，簽訂《中日北京專約》：「日本國屬民」；白銀50萬兩。1879年借重退休美國總統格蘭特。挑戰手段：動用武力，1874年兵犯台灣；外交爭奪，1876年訂《日朝修好條規》；鯨吞琉球，挖斷東南牆角。

宋成有教授指出，日本用武力打開朝鮮國門：1870年2月，日本呼應美法征服行動，提出「征韓論」。1875年9月，製造「雲揚號」事件。1876年2月，將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朝修好條規》，強加給朝鮮。1882年8月訂《濟物浦條約》、1885年1月訂《漢城條約》等，不斷將不平等條約強加給朝鮮，逐步搭建日式近代條約體系。並且挑撥拉攏：利用朝鮮君臣棄舊圖新、追求自主的願望，給朝鮮「自主之邦」，與「日本國平等」的虛幻承諾；款待朝鮮修信使或紳士遊覽團培養青年貴族的親日開化派。1885年4月，伊藤博文在天津與李鴻章簽訂《中日天津條約》，日本獲得與同等的朝鮮半島出兵權。明治政府以為假想敵，加緊擴軍備戰。10年後，甲午戰爭爆發。

宋成有教授總結認為，1、日本在東亞外交舞台上的崛起，得益於明治維新。通過維新變革，日本的人才優勢、觀念更新和制度建設等遠超中、琉、朝三國之上。2、明治初年日本東亞外交的實質，是在兩種國際體系的激烈競中，探索建立殖民帝國之路。日本順應了強權政治的時代潮流，背靠歐美強國，欺凌東亞鄰國，形成近代日本的外交傳統。3、19世紀70年代，邊疆頻頻告警。清政府既缺乏戰略眼光和強有力的支撐，專以「息事寧人」為要，在東亞外交中陷入被動。日本輕易得手，刺激了軍國主義狂熱的不斷升溫，遺患無窮。

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執行院長魏志江教授在作主題報告。記者鍾義見/攝

魏志江教授報告從宋元時代中日韓海上絲綢之路與東亞海域交涉網路的形成進行論述。他認為，從學術上說，宋元時期中日韓交流多是通過海上進行。以前絕大部分學者，均是中韓之間海域的交涉。但是中日海上的交流都存在著很多問題。研究東亞海域的絲綢之路，首先要搞清楚海域的變遷，海洋沿岸國家民族之間的交涉。這幾個方面都是如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部分。十到十四世紀的宋元時代，是中日韓三國和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演變的重要時期，海上航線先後經過北部渤海灣，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至高麗翁津航線（今朝鮮海洲西南）和由明州（今浙江寧波）至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航線的變遷，而中日航線則先後經歷了北路、大洋路和南島路的演變。日韓兩國除了傳統的航線，日韓兩國與和東南亞的海上交涉主要通過大洋路以及以琉球為樞紐的南島路。隨著中日韓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出現了一系列港口群並形成了東亞海上區域貿易網路，從而成為中日韓三國與東南亞乃至西亞、非洲、歐洲海洋交涉網路的基礎。

大連大學歷史學院王夏剛教授在作主題報告。記者鍾義見/攝

王夏剛教授通過對抗戰時期金毓黻先生的論文整理得出結論認為，近代以來，日本學者對東北史的研究較遙遙領先，但具有很強的傾向性，這些別有用心的學者很多結論與著作令人驚嘆。他指出，金毓黻先生的東北史研究，是在濃厚的愛鄉情結、強烈的民族使命感和學者良知的驅動下形成的。他在《東北通史》引言里，就對日本學者的研究抱有警惕，他認為雖然日本學者對東北史的研究材料著作方面相當豐富，但有很強的政治意圖會混淆是非，作為東北本土學者，他很早就注意到東北史的研究，他希望通過研究東北文獻，使人對故土產生敬愛之心。他所撰述的東北史著作，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滿蒙學派進行批駁，揭穿了捏造的謊言，維護了東北自古就是不可分割領土的立場。他所提出的理論框架，為後來學術研究起到奠基作用。

山東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孫立祥教授在報告評議中，首先就1972年9月中日復交談判圍繞歷史認識問題的分歧、鬥爭和經驗等進行原點性探討。他認為，雙方分歧和鬥爭主要集中在戰爭性質和反省態度問題、戰爭狀態結束的時間問題、放棄戰爭賠償的表述問題等三個方面；而中日復交談判則留下了四條值得繼承和運用的寶貴經驗：一是，始終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動向保持高度警惕；二是，用中美關係的緩和推動中日關係的改善；三是，重視「國民外交」在改善中日關係中的特殊作用；四是，幫助日本政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在日本加速「向戰前回歸」和日本右翼勢力全面進行戰爭翻案的當前背景下，孫立祥教授的這一系統總結，對洞悉45年來中日歷史觀衝突的癥結所在以及今後妥善處理中日關係，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孫立祥教授還就史學研究的「層次」即價值問題提出個人見解。他指出，史學研究實際上分三個層次，一是知其然，即回答「是什麼」，屬於「白描式研究」；二是知其所以然，即回答「為什麼」，屬於「追問式研究」；三是拿出解決辦法，即回答「怎麼辦」，屬於「解題式研究」。每位史學工作者都應篩選那些既有學術價值又能現實觀照的課題開展研究，時刻懷揣著向第二和第三個層次攀登的研究意識。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陳奉林教授主持了閉幕式。他在總結中指出，東方外交史研究在的興起與發展，是以等東方國家的整體崛起為深層次原動力的，適應了當前社會發展變革的重大需求，也是學者自覺的理論構建，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是一項不得不做的基礎工作；他還認為，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要學以致用，發揮大變革時代東方外交史的社會功能。

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按照開幕式、主題報告、分組討論和閉幕式四個階段進行。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此次學術研討會主題鮮明，通過研討，「東方外交史」研究將會在學界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和傳播力，為國家智庫建設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參考依據。

會間茶歇交流。記者鍾義見/攝

中日學者在進行交流。記者鍾義見/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