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學者：「一帶一路」是第二輪改革開放

正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無疑是2017年主場外交最重要的事件，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曾這樣評價"'一帶一路"：（它）是以一種非常積極的方式面向未來，是一個建設性的、開放的未來版圖，將給世界的重要地區帶來更多的安全、穩定和發展。"

記者日前專訪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程誠，其就「一帶一路」的內涵與重要意義，本次高峰論壇的主要目標等問題給出了深入的分析。

記者：有分析認為「一帶一路」是對外的「一號工程」。在你看來，"一帶一路"能否稱之為一種戰略？

程誠：我們可以說「一帶一路」有戰略意義，但是我堅決反對把「一帶一路」稱為一種戰略，它是一種倡議。

戰略是單向性的，是國家制定的未來發展規劃。倡議是開放的，多元的，雙方的，因此「一帶一路」應該是后一種，而不是前一種。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年末提出了「一帶一路」這一宏大的願景，它的意義絕不是在未來的五年、十年，可能二十年會有一個小成，五十年可能會看見一個逐步的狀態。真正實現或取得良好成效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時間，所以它是一個百年大計。

這一次高層論壇最大的意義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由一個發展家設計一個國際重大議題，並且由這個議題召開一個多個國家參與的盛會。

28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出席本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在這個盛會上，作為一個發展家成員，它會設定這個會議的議程，他的意義遠遠不僅限於是，它是對全球體系、全球系統，全球國際結構進行得深刻變革，它既是變革的原因，也是變革的結果，也是變革未來下一步方向的推動力量。

記者：「一帶一路」最重要的核心內容或者說價值在於什麼呢？

程誠：「一帶一路」包含五通，不能把「一帶一路」理解為是一個產能合作的框架或者說是一個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一帶一路」是發展家之間對於發展經驗的分享，它的實現方式是通過全球產業鏈的延展和擴展來實現的，產業鏈包含多種因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它不是簡單的產能合作或者是輸出產能就能解決的。

我們要從三個層次去理解「一帶一路」。首先，「開放性」是理解「一帶一路」的精髓之所在，是絲路精神的核心，它是不設門檻的，任何一個國家以及國家間組織，甚至是次地區組織，都歡迎來參加。不會強制推行其發展經驗與觀念，但如果有意願，雙方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

第二，一帶一路完美的實現了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一帶一路是改革開放的第二輪，經過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速經濟發展，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減貧實踐。

改革開放初期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僅相當於非洲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要去分享這四十年的發展經驗，對自身的發展模式有充足的信心，一帶一路代表著的信心。這一信心不是盲目自大的對於某一意識形態的信心，是基於經驗得出的總結和升華。

理解「一帶一路」的第三個層次是平衡經濟全球化的有益嘗試，任何一個政策與行為一定是有外部性的，外部性就包含積極意義和消極影響。

經濟全球化帶來許多問題，環保問題，勞工權利的問題，收入差異變大的問題，「一帶一路」通過全球產業鏈的延展去實現普惠的發展，包容性的發展，來平衡全球化所帶來的副外部性。

「一帶一路」有五通，決不能把一帶一路僅當作一種政府間的合作方式，或者是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規劃，或者是推動產能走出去的一個政策。

記者：這次峰會更多的是總結和展望，可以這麼理解么？

程誠：我認為談不上總結吧，更多是「定調子」，「一帶一路」到底是什麼。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領導建設辦公室」日前發布了首個白皮書。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個白皮書回答了這樣一個疑慮，即歡迎非洲和拉丁美洲加入「一帶一路」，這是定性的一個內容。

很多人說中俄會因為「一帶一路」鬧起來，因為中俄會爭奪在中亞的主導權，但是俄羅斯現在也來參加了峰會，就說明俄羅斯看清楚了一帶一路的實質，不是要和俄羅斯爭奪在中亞地區的領導力，它是一個全球性的發展倡議，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過來。

本次峰會的核心議題就是一帶一路是什麼，不是要爭奪歐亞大陸的領導權，絕無此意。

記者："一帶一路"戰略涵蓋了不少政治經濟環境並不穩定的國家，請問如何在項目開始前評估其可能面對的政治、操作以及財政等方面的風險？是否做好了規避這些風險的準備？

程誠：恕我直言，這是一種殖民史觀，它把世界分為兩分法，安全和不安全的，把歷史分為兩分法，就是世界的發展過程最後統一導向結果都是歐美的現代化，但在學理上這麼看是偏頗的。

發展和不發展是同時存在的一個問題，那麼我們怎麼看待風險呢？首先，一定要去探尋真相，正確的判斷風險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決不是說這些國家沒有風險，但是風險存在的同時一定意味著機遇，假如巴其斯坦的安全局面、穩定局面、基礎設施狀況、投資環境和新加坡一樣好，就輪不到去投資了。

第二點，要思考的是，落後國家就沒有發展權力了么？就沒有向略為發達的國家學習發展經驗的權利嗎？

第三點，較為發達的國家就沒有這種義務去幫助別的國家發展嗎？作為全球領導者之一，一定不能以一種殖民者的角色去看待所謂的后發國家，發展到現在，其他兄弟國家給提供了太多幫助。

舉個例子，幾十年來，巴其斯坦從國家層面對提供了非常多政治上的支持，從民族感情、兄弟友誼的層面，大量的工程企業在海外經營，其中初級工程師的力量主要是巴其斯坦人，是孟加拉人。

從喀喇崑崙公路，到迦納的布維水電站，大量的工程師和巴其斯坦工程師在血與汗之中結成了深刻的友誼，很多媒體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另外，巴其斯坦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市場，它擁有一個巨大的、快速增長的人口市場，而且這個市場非常的年輕，要錯過么？

從經濟學上來說，經濟的本質是人，沒有人口的積聚，不存在其他的一切，發展理論有一個基礎的觀點，即怎麼去發展。

《國家為什麼失敗》里有一個理論解釋是說，后發國家有很多問題，腐敗、政府行政能力低下，基礎設施落後，法律不健全，低透明度等一系列問題，這種情況下怎麼去發展呢，一部分人主張用休克療法，把所有問題全部解決就能發展了，這是西方的觀點。

第二種觀點是發展模式，許多問題沒辦法一朝一夕的去解決，選擇容忍這些問題的存在，選取一些核心的問題先解決，選取一些地區設立開發區，在深圳、廈門等地先進行改革，通過不斷嘗試的試錯法發現可行措施，逐步推行到全國，再從四五個核心領域擴展到其他領域。

是漸進的試錯的可控的逐步推進的改革，即可控的試錯法，通過一帶一路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自身的經驗，雖然每個國家一定要根據自己的道路找到符合自身的發展方式，但是一定要有耐心，要有選擇性的逐步去推進自己的改革。

畢其功於一役很難實現，這就是為什麼說巴其斯坦這樣的國家有很多問題，但他有巨大的潛力，他如果能採取吸納的經驗去改革的話，很多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所以在看到風險的同時要看到機遇。

我們不能這麼看待后發達國家，在這一過程中應該起一種善意的引導者，堅定的支持者的角色去共同發展互利共贏，而不是以一種導師的角色去看這個世界。

記者：面對印度、新加坡等在政治層面對「一帶一路」遲疑的國家，您如何看待該倡議在地緣政治層面遇到的阻力？

程誠：還是要加強溝通和理解，也不能說印度和新加坡就反感「一帶一路」，或者說是不支持一帶一路，這也是不公允的，昨天我們還在同新加坡使館的高層系統性的探討「一帶一路」，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日本等都在認真思考「一帶一路」。

一個存在的問題是，關於「一帶一路」相關信息的公開仍不完善，儘管政府在數據的公開與處理能力上已經是所有發展家的翹楚了，但是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是非常明顯的，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記者：你剛才提到，本次高峰論壇有定性的意味，從2013年到目前為止，一帶一路都遇到了哪些主要問題？進展是否能算超過預期？

程誠：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原因在於，「一帶一路」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它一定是兼具幾個特點，第一是長期性，第二是複雜性，假如把一帶一路設想為一個參天的巨人，作為首倡者，他的心臟就是在北京，使他能夠流動的血液就是資本，只有實現資金融通到每一個項目，才能夠實現一帶一路項目實現正常的運轉。

對於這樣一個兼具複雜性和長期性的規劃或者說倡議，想要給他設定一個判斷的標準，一定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第三在於互利性，去算一筆投資的經濟回報率是多少是很簡單的，但一帶一路強調的是互利共贏，因此就要計算雙方的盈利，這個計算就很困難了。

第四在於發展性，一帶一路不是純粹追求經濟上的回報率，既不是追求給的回報率，也不是追求給合作雙方的回報率，它追求的是國家在社會層面和經濟領域的協同發展，在社會領域的進展和進步怎麼去衡量呢？一個國家的師資力提高了多少，交通成本降低了多少，這是很複雜的一個計算。

所以嘗試去判斷它成功與否，在一個大的宏觀層面上， 是有點困難的。當然我們可以去給具體的合作項目，對它的成果、效率去進行定性，定量的研究，建立健全評審和評價的標準和框架，但現在還沒有很成型的指標。

本文由星火記者聯盟（微信ID:cctv11227)供稿，於無聲處聽驚雷，敢講話、講真話，是財經愛好者不可多得的內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