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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十周年:美聯儲救市以來已權傾朝野

[摘要] 經歷了次貸危機爆發的本·伯南克被稱為美聯儲運氣「最不好」的主席,接任者珍妮特·耶倫就顯得輕鬆多了。金融危機爆發后,兩位主席與美聯儲怎樣一起走過了這艱難的十年?

時代周報特約記者 郭海

經歷了次貸危機爆發的本·伯南克被稱為美聯儲運氣「最不好」的主席,接任者珍妮特·耶倫就顯得輕鬆多了。金融危機爆發后,兩位主席與美聯儲怎樣一起走過了這艱難的十年?

「老學究」遇上大蕭條

這得先從伯南克說起。伯南克生於喬治亞州的一個猶太裔中產家庭,成長於十分傳統的猶太文化。他決定去哈佛念書時,父母很不放心,理由是他們覺得伯南克去了那裡「會失去他的猶太身份認同」;伯南克和他的妻子Anna Friedmann也是相親認識的。伯南克任教於麻省理工大學經濟系長達17年,是個不折不扣的學院派。

「我很書獃子氣、害羞,喜歡自己一個人想問題。」伯南克這麼形容自己。

美國經濟學學界素有「淡水」和「鹹水」兩大陣營。「淡水」即芝加哥學派,對一切制約市場自由的條條框框持懷疑態度;「鹹水」由如伯克利、麻省理工和耶魯大學等坐落在東西海岸的學府組成,他們認為,政府必須主動對市場進行干預。兩者相當於在經常辯論的張維迎和林毅夫(支持政府干預的林卻是芝加哥大學的博士)。

作為一位專註研究美國1930年代大蕭條的經濟學家,伯南克自我定位為一位新凱恩斯主義者。他和他的凱恩斯主義同行都堅信,通過調整利率、稅收、公共開支,以及運用一定的貨幣政策,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是可規避的。

2006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成為美聯儲主席。當時美國房價飛漲,伯南克保守地認為,這並非泡沫經濟的跡象。事實證明他錯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和貝爾斯登宣布破產,金融危機一觸即發。一開始,美聯儲還是用降低利率的老辦法,但接近0的利率也沒能讓美國經濟有任何起色。伯南克開始意識到,他研究的課題,大蕭條,很有可能在他的任內重演。

溫和的「老學究」被迫採取激進的對應措施,搶救岌岌可危的金融體系。2009年春,一系列令人摸不著頭腦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橫空出世,其中包括伯南克的「殺手鐧」,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即QE)。量化寬鬆即美聯儲通過購買商業銀行債券資產的方式,對其注入現金流。在2009年,美聯儲每月花費850億美元購買各大即將垮台的金融機構的金融產品。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前,美聯儲擁有9000億美元的資產;而到2013年底時,它擁有的資產史無前例地已膨脹到了34兆美元。

配合上超降低利率政策(2008年後美國的利率創下了1950年代以來的新低),伯南克的措施使得美國的房產與汽車工業得以回血,繼續運作。在美聯儲的帶動下,英國和日本也相繼使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應對金融危機。商業銀行打了量化寬鬆這劑強心針后,得以繼續向公司貸款。如此一來,美國避免了企業大範圍倒閉的風險。一切看上去像是虛驚一場,美國人似乎又可以「照舊營業(Business as Usual)」了。

然而,QE畢竟是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它造成的最嚴重問題是道德危機。美聯儲出手救市,造就了所謂的「伯南克對策(Bernanke Put)」:銀行家們預期,在市場不穩定的情況下,美聯儲一定會降低利率並印發鈔票,復活「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機構。這讓原本就不負責任的金融機構愈發肆無忌憚,投資不顧風險。在美聯儲的補貼下,大型金融機構在美國的經濟和金融領域佔據了更強的支配性地位。

美聯儲在美國本就左右不討好,量化寬鬆政策出台後更是成了眾矢之的。莎拉·佩林、蘭德·保羅等共和黨人連連抨擊美聯儲,民主黨的伯尼·桑德斯也曾在2009年3月3日的參議院預算聽證會上公開質問伯南克:「你能否告訴美國人民,到底那2.2兆美元是借了給誰?」伯南克支支吾吾,場面一度十分難堪。2011年,時任得州州長的里克·佩里在一次訪談中就說道:「我們得州人對伯南克沒什麼好臉色,在美國歷史的關鍵時刻玩印鈔票的政治把戲,在我看來就是叛國。」

接地氣的耶倫

終於到了2013年夏天,歐巴馬稱伯南克在位時間已經「超出了他的預期」,宣布任命耶倫接任美聯儲主席。

耶倫是美聯儲第一位女性主席。和伯南克一樣,耶倫是典型的美國凱恩斯主義者,她師從詹姆斯·托賓,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羅·克魯格曼等當代經濟學家一脈相承,也有保羅·薩繆爾森、阿爾文·漢森等古典經濟學家的影子。在政治光譜上,她是個自由民主派,也是伯南克政策的支持者。

美聯儲中有鷹派也有鴿派。鷹派關心穩定通脹,鴿派關心穩定就業。耶倫無疑屬於後者。她從小在紐約布魯克林接觸工薪階級,父母經歷過大蕭條。早在1986年,她就和丈夫喬治·阿克洛夫(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共著了一篇關於「效率工資(efficiency wages)」的論文,認為更低的工資反而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10年後,他們再次共著論文,挑戰那種認為是高福利導致了少數族裔非婚生育率提高的說法;他們指出,未婚母親增多,是因為「奉子成婚」的社會觀念在逐漸消失,因此削減社會福利不僅無法減少非婚生育率,反而會讓美國最貧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和學究派的伯南克不一樣,耶倫的風格沒那麼「脫離群眾」。2014年5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講中,耶倫就說道:「我們的任務是幫助商業街,而不是華爾街。」此番言論一改美聯儲以往高冷的形象。耶倫著重降低失業率,成效也十分明顯:今年1月,美國失業率降到了4.8%;5月的數據更降到了4.3%,是金融危機以來的新低。

擴大金融監管

耶倫最重要的任務是保持金融改革的航向。她所接任的美聯儲,對美國金融機構有著史無前例的監管權:全美最大的兩家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為了獲准得到美聯儲的貸款,在金融危機后被迫轉型成了銀行持股公司(bank-holding firm)。這意味著美聯儲有權監管全美最大的6家金融機構:摩根大通、高盛、大通銀行、花旗銀行、美國銀行、富國銀行。

同時,耶倫也是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堅定支持者。這條於2010年通過的法案規定,銀行必須通過「壓力測試」,以證明他們的生存意志;美聯儲的監管權還不僅限於銀行範圍,對奇異資融、英國保誠和美國國際集團(AIG)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也持有監管權;美聯儲還享有所謂「加州旅館條約」:任何接受美聯儲特別資助的大型銀行需永久接受美聯儲監管。

耶倫在加息問題上十分審慎,今年僅加息過兩次,被譽為是「用嘴加息」的美聯儲主席。但過於手緊也成了她飽受詬病的地方。量化寬鬆政策實施后,美國的消費物價通脹遲遲未有上揚。根據傳統經濟學,失業率下降與消費物價通脹是有因果聯繫的。當失業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時,工人們會要求更高的工資,更高的購買力理應會使通脹上升。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今年6月的聽證會上,耶倫也承認,她並不確定,為什麼消費物價通脹沒能達到美聯儲預計的2%。

分析家認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美聯儲監管過於嚴格。這導致了許多被「搶救」的銀行根本不敢把美聯儲借給它們的錢花出去。雖然耶倫今年6月決定提高短期利率至1.25%,從歷史數據上看,這樣的利率水平依然非常低。很顯然,對於美國的經濟是否確實恢復了元氣,耶倫持保留態度:貿然提高利率,會促進銀行借貸,可能會使危機重演。

美聯儲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也成了耶倫與川普的分歧所在。川普主張去監管化和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認為過於嚴格的金融監管使得銀行借貸給公司時過於謹慎,阻礙了它們為美國實業輸血。不出意外,今年會是耶倫最後一次參加傑克森霍爾的全球央行會議。耶倫在會議上,隻字未提加息和縮表,而是反覆強調金融監管對穩定美國乃至世界金融市場的重要性。

這無疑是在與總統唱反調。美聯儲在金融危機后對銀行施加了各種監管條約,川普一直不滿。目前,最有可能在明年2月繼任耶倫的是川普的親信加里·孔恩。他不是個激進的保守派,曾多次正面評價美聯儲的政策。雖然他不至於支持川普大選時提倡的金本位制,但應該會讓美聯儲的監管有所放鬆。

但不管怎樣,美聯儲已權傾朝野。這個在1913年由美國銀行家們成立的非國有央行機構,在2007年危機過後,對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白宮、國會和財政部。在《權力的遊戲》中,培提爾·貝里席曾說過,「混亂是階梯」。伯南克和耶倫很好地演繹了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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