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開創大國崛起新模式

「一帶一路」是崛起時代的戰略創新

從大國崛起視角來觀察「一帶一路」，可以增強我們發展的戰略定力。我們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從某種角度看，我們處於崛起的時代。有學者從經濟學的視角指出，整個20世紀和剛開始的21世紀，世界經歷了和正在經歷四個重大經濟事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二戰以後「世界範圍內經濟增長的擴散」（東亞經濟增長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帶國家經濟增長的災難），以及正在經歷的「經濟奇迹」。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王賡武教授提出，從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歷史看，今天的正處於第四次崛起之中。其實，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僅僅從城市發展看，我們今天說起世界城市，會想起紐約、倫敦、東京、巴黎，而在古代很長時間，世界最大的城市在。漢代的長安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都市。大約1850年，倫敦才超過的北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一個國家的崛起包括內部崛起和外部崛起，而只有外部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到影響世界的階段，外部崛起的重要性凸顯。「一帶一路」戰略就是世界大國在全球博弈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不光是站在，而且是站在全球的視角，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它不是簡單的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戰略，而是大國博弈的重器。概言之，「一帶一路」是崛起時代的大戰略。

大國興衰是一條歷史規律

從全球視野觀察，大國興衰是一條歷史規律。在人類歷史上，總是會出現一些大的發展機遇，在每一次重大的歷史機遇中，都會產生一些新興國家，也總會淘汰一些原來有影響力的國家，新舊國家更替也是一個世界歷史現象。僅僅17世紀以來，世界版圖就發生了急劇變化。人們看到大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和滅亡；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從強盛逐步瓦解滅亡；英國從偏處一隅的島國膨脹為稱霸世界的大帝國，又在20世紀縮回本土淪為二流強國；美國用100多年的時間從殖民地變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德國、日本一度成為20世紀的法西斯國家（人類付出幾千萬條生命才迫使它們回歸正軌），後來卻一躍成為經濟大國；蘇聯崛起和覆沒也成為20世紀末的悲喜劇；從公元元年到19世紀初，一直處於世界的前列，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20％以上，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但從15世紀以來，多次喪失歷史機遇開始衰落。

現在，有人討論歐洲的衰落。眼下的歐洲受到三大問題的困擾：高福利主義、歐元困境、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不足。也有人寫書探討美國的衰落，比如加拿大籍華人馬耀邦的《美國衰落：新自由主義的窮途末路》。日裔美國政治學家、《歷史的終結》作者福山近期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一文，細剖美國政治制度諸多流弊，感嘆改革無望、「死路一條」（No Way Out）。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指出：「在美國，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想要變成中產階級或者有錢人也比以前難了。主要原因就是不斷擴大的平等差距。現在，平等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白日夢。美國中產階級正在沉淪，低收入階層的規模日益擴大。」

談到大國崛起，從近代以來，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三種主要崛起方式。第一種是挑戰現存大國的軍事戰略方式。德國、日本企圖通過侵略擴張來實現國家崛起，最後導致整個國家崩潰；蘇聯走以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為根本，和美國形成兩極對抗體系的道路，結果是國力被耗盡，走向自我解體。第二種是搭便車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日本在美國的盟國體系內，又採取此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崛起，但這是一種不完整的崛起，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崛起，其負面影響迄今存在。第三種是以經濟利益優先的霸權方式。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採取不主動挑戰英國霸權，以經濟利益優先逐步獲得霸權的戰略，實現了崛起。美國乘著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忙於與後起的德國爭霸無暇他顧，首先打擊早已衰落的西班牙，取得在古巴和菲律賓的戰略立足點；接著借法國財力不足之機，一舉控制了巴拿馬運河；後來又通過兩次世界大戰，使自己的國力大大增強。美國的崛起是近代歷史上唯一成功的大國崛起。

然而，今天的崛起不可能採取以上三種模式的任何一種，因為無論國際環境，還是自身的發展，都決定了她必須選擇一條新路。

「一帶一路」開創大國崛起新模式

從「一帶一路」這個大國崛起新模式的特點，我們可以看出它與近代大國崛起模式的巨大差異。

其一，它是和平型模式。正如習總書記所言，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英國哲學家羅素也說過，「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麼這個民族就是」。常常有外國人會問：是什麼精神支撐人投入那麼多人力物力修築長城？實際上是一種愛好和平、追求和平的精神。而西方文明是一種競爭性、排他性很強的文明，從希臘、羅馬時代的獨立城邦，到中世紀歐洲大陸的封建諸侯，直至近代的民族國家，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實力競爭構成了西方世界體系的基本模式。「力量所及，則儘力擴張」，國家「以實力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國家戰略的核心是在相互衝突的國際環境中如何使用國家權力以實現國家目標和擴張國家利益。而從歷史傳統看，基本是一個戰略內向型國家，國家命運的焦點是天下秩序的崩潰與重建，即所謂「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保護國家不被傾覆，是帝王將相文武大臣的職責；而保護道德價值觀不被顛覆，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一分責任。突出的天下情懷與鮮明的道德意識構成了戰略文化的內在特徵。在歷史上極少出現以掠奪其他國家土地、財富、人口為目的的征伐，而西方國家從古希臘以來就充斥著對外擴張的歷史，古羅馬帝國的征伐就長達100多年，後來的「十字軍東征」長達200多年，14世紀以來，西方對外擴張的歷史更是達到600餘年。

其二，它是文化型模式。以往大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是依靠軍事或經濟力量，而將來對世界產生影響，主要靠的是自己的文化。中華文化是偉大的優秀的文化，我們應該確立這種文化自信。世界歷史上曾出現過20多種重要文明，但幾乎都中斷了，例如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是唯一保持文明連續性的國家，其文化的獨特性也得以延續下，作為其象徵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幾千年未曾中斷。這種連續性、獨特性是中華文化具有創造力、生命力的表現。毛澤東同志說過：「一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長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有其長處和特點。」當然我們也不要貶低別人，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

中華文化有如下主要特點：

第一，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早在古代就有思想家明確地提出「和而不同」，但「和為貴」。中華文化可以將各種類型文明的優秀因子加以粘合，其他文化的種子如佛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能在中華文化的母體內找到自己發展的土壤。保羅·柯文認為，西方文明是最狹隘的文明，西方人從不把其他民族的觀點放在眼裡。而且，西方人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強迫別人放棄自己的觀點。在未來的日子裡，西方必須了解其他國家並向他們學習，不再假定自己擁有根本的優越性。如果西方不能改變自負心態，這將成為其衰落的最終原因。

第二，整體思維方式突出。無論在考察和分析自然現象方面，還是在工程、建築、醫學、藝術等社會實踐中，都充分體現出這種思維的魅力。人類思維的進步、升華，既需要科學的分析，更需要整體的把握，需要二者的有機結合。中華文化中的整體思維和系統方法對推動現代科學技術的整體化、綜合化的發展，對後現代化社會的思維方法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季羨林先生甚至認為，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

第三，人學思想最豐富。中華文化強調人的自我修為、自我提升，注重人的道德的自律與自覺，明「人倫」、講「中和」、求「致和」，蘊含著協調人際關係、講究心態平衡的深刻思想。歐美式現代化提高了人們的物資生活水平，同時也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現夫妻離異、家庭崩潰、人情冷漠等社會現象。隨著西方宗教的社會功能下降，人學思想的價值更加凸顯。

第四，中華文化具有豐富人文精神，比如，天人合一、愛國主義、君子文化、禮儀文化、尚賢文化、忠孝文化以及人道主義精神等。這些都將為道路和人類文明進步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

其三，它是共贏型模式。「一帶一路」戰略，之所以能夠形成廣泛共識，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持，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所強調的互利共贏、平等合作、共同發展等理念，與沿線各國渴望和平與發展的訴求高度契合，與團結協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時代要求不謀而合，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具體體現。

其實，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越繁榮，輸出的「和平」因素越多，帶給世界的「紅利」就越多。1000年前，唐朝開闢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是為了把絲綢、茶葉、瓷器銷往世界，不是為了用兵。唐高祖李淵認為，對周邊鄰國應修德結好，和睦相處。繁榮的大唐派出去的不是強大的軍隊，而是去西天取經的玄奘和尚；強大的明成祖派出去的也不是軍隊，而是給世界送去禮物的鄭和。美國學者牟復禮和英國學者崔瑞德在其主編的《劍橋明代史》中講到了明成祖與亞洲國家發展合作的情況。永樂帝大力培植了與中亞各國的關係。在他統治時期，朝廷接待了撒馬兒罕和哈烈的22個使團、32個中亞綠洲國家的使團、13個土魯番的使團和44個哈密的使團。它們給朝廷帶來了諸如貴金屬、玉、馬、駱駝、羊、獅和豹；它們得到的賞賜是精美的絲綢和其他織品、白銀以及紙鈔以及其他貴重物品。

其四，它是開放型模式。唐朝之所以出現盛世局面，與當時的開放包容的政治社會氛圍有很大關係。唐長安的人口中，外國的商人、使者、留學生、留學僧等總數不下3萬人。當時來長安與唐通使的國家、地區多達300個。一些外國人在朝廷做官。而清朝正是因為閉關鎖國，才錯失了市場經濟的新文明，並與第一次工業革命失之交臂，當西方的堅船利炮到來的時候，根本無力抵抗。所以，一個封閉的文明即使可能表面很輝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別的文明正在興起，就可能處在極端危險、極端脆弱的境地。

真正強大的文明一定是一個開放的文明。我們在推動崛起的進程中，一定要開放胸懷，不斷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進的文明要素並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建設開放型經濟強國的目標任務，並指出，面對新形勢新挑戰新任務，必須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使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結合，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主動，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十八屆五中全會把開放發展作為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發展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與實施，將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促進國際經濟文化交流，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更大作用。

來源 | 人民論壇網

作者 | 郭萬超

郭萬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傳媒研究所所長、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文化產業、當代經濟發展。主要著作有《夢——一個東方大國的成長之道》《當代經濟發展戰略》《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競爭力提升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