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加拿大文學：「無國界」文學和超民族寫作

仰望世界文學的星空，加拿大文學獨放異彩。雖與英美同源，但加拿大文學在歷史、構成、主題等方面卻又獨樹一幟，特色鮮明。例如，加拿大廣袤的荒野和極端的氣候常常成為文學創作的源泉，關於自然、動物、空間、邊界的想象成為加拿大文學的顯著主題，令人耳目一新。在文化上，移民歷史和全球化塑造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思維，以英、法語文化為兩大奠基文明使加拿大被形象地比喻為「雙頭人」。此外，加拿大廣泛認可包括原住民、各移民和族裔文化的平等文學表達，織就了加拿大文學絢麗多彩的「馬賽克」圖案，形成了鮮明的「無國界」和超民族寫作特徵，使加拿大文學成為21世紀超文化主義和世界主義文學的發源地之一。的確，隨著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滲透，任何意欲尋找一個「具有鮮明加拿大特色」的文學的讀者勢必感到失望，因為加拿大文學似乎總是關於「別處」的文學。從2016年加拿大文壇的重要事件中，我們可以管窺文學與社會的互動，一睹加拿大文學的風采。

超國界的想象

2016年在加拿大文壇引起最大轟動的當屬華裔作家鄧敏靈。她的新作《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一舉摘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和吉勒獎兩大桂冠，並獲同年布克獎最終提名，引起國際廣泛矚目。鄧敏靈1974年出生在溫哥華，父母是馬來西亞華人。鄧敏靈的小說《確然書》中文版已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於2009年推出，而她的短篇小說集《簡單食譜》也在翻譯中。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是一部超國界小說，它跨越太平洋，在與加拿大、歷史與現在之間穿梭，記載了一段難忘的歷史，個體生命如同滾滾洪流中的浪花，隨著國家命運的巨濤起伏跌宕。從個體視角看，小說描寫了夢想、熱情與現實的強烈落差，故事講述加拿大華裔數學家瑪麗試圖揭開父親自殺謎團。小說主要人物包括一個鋼琴家、一個小提琴手和一名作曲家。他們都曾經是音樂神童，痴迷於音樂，但隨著理想總是被殘酷的現實所打擊，捲入了無法掙脫的歷史漩渦。瑪麗的父親凱是著名的鋼琴演奏家，他能夠將交響樂作品演繹得行雲流水，把聽眾帶到令人神往的想象世界。然而，藝術的樂音和現實的噪音時時對峙衝突，音樂家們不得不「放大噪音」，在藝術、想象和生活之間做出無奈的選擇，在喪失理性的世界結束生命。小說的敘事正像一部宏大的樂章，如復調音樂那樣緩緩呈現中心主題——歷史和個體的生命並不是按照時間順序向前推進，而是圍繞著一個不斷變化的核心循環往複，以螺旋式軌跡不斷旋轉和重複過去。

鄧敏靈的小說屬於流散寫作範疇，作品中充滿了鄉愁，現實中每每浮現出無法忘懷的過去的影子。少年瑪麗出生在加拿大，隨著母親的故事，她的思緒飄向父輩的，小說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忽跳動忽逗留，最終回到現實中的加拿大，主人公就在過去和現在之間苦苦尋覓著自己的歸屬。對於鄧敏靈來說是遙遠的故土，但在母親的記憶中彷彿近在咫尺，又按自己的想象逐漸構建出它的輪廓。作者把個人、家庭、祖國和異邦的歷史片段連綴起來，用斑駁的色塊塗抹出一幅獨特的歷史圖景。自我的歷史總是無法擺脫過去的纏繞，小說在人物各自的敘述中構建出一層層故事碎片。

小說中瑪麗幾乎說不出一句完整的中文，但故事就是隨著她的講述艱難地行進，並不斷有事件或人物被遺忘和重新撿起。通過碎片式記憶，作者從來自的一堆筆記中「拼湊」出一段段歷史碎片，彷彿暗示歷史本身就是不完整的敘事，是不斷修正和演化著的現實的影子。小說第一部分由八章組成，順序排列；但第二部分的標題卻是第〇部分，按反序排列，從第七章到第一章。小說的尾聲部分則只有短短10頁。故事時間在各章節中輾轉跳躍，圍繞兩個家庭的六個角色展開。與此同時，作者還獨具匠心地採用平行隱喻的手法，穿插了斯帕羅（即「麻雀」的音譯）的手抄本《紀實》所寫的冒險故事。這本來歷不明的手稿暗指司馬遷的《史記》，把小說變為一個神秘文本，沒有故事的確切作者，不知道它來自何方，故事也沒有結局。手抄本只能在民間私下傳播，並隨著傳抄，被不斷地擴充、修訂，更雜糅了虛構與真實、歷史和現在。同樣，小說本身也和小說中的小說環環相套，錯綜複雜。通過這種敘事手法，鄧敏靈暗示，歷史是一個宏大的口頭儀式，由所有普通人共同敘述並不斷加入自己的故事，將它改編成一段共同的命運史。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總督文學獎是國家級文學獎，由加拿大藝術委員會每年評選一次。評審委員會從上千部英、法語作品中選出入圍作品，頒發小說、戲劇、詩歌、翻譯等六大獎項。從1937年至今，總督文學獎已頒給了200多個作家、詩人，但華裔得主寥寥無幾。1985年，弗雷德·華因《等待薩斯卡切溫》首獲總督獎，1996年余兆昌因《幽靈列車》獲獎，直至20年後鄧敏靈再斬桂冠，這表明文化已經成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具有重要的影響。《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同時獲得了吉勒獎。吉勒獎創立於1994年，每年評獎一次，是加拿大獎金數額最多的文學獎。獲獎者包括眾多國際知名作家如阿特伍德、門羅、翁達傑等。鄧敏靈是繼2006年林浩聰后第二個獲得該獎的華裔作家。鄧敏靈的獲獎反映了加拿大乃至北美第三代華裔移民的崛起。他們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在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已經擺脫了第一代華裔的生存窘境，逐步踏入了精英階層。然而，第三代華裔作家已經以英語為母語進行寫作，關於祖國的記憶常常虛無縹緲，甚至發生變形。儘管中加文化的衝突也令他們產生身份的困惑和文化的彷徨，但他們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已經西化，作品中描繪的故國也和現實有不少偏差。流散文學中對故土的想象實際上構造出了一個虛幻的，這加劇了歷史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和文化精神的錯位，使得他們的作品體現出一種超然的混雜身份想象。

烏托邦想象

當代加拿大文學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烏托邦想象。加拿大知識界一直致力於把國家構建成北方烏托邦的形象。廣袤而純潔的荒野、豐富的自然資源在文學中常常成為伊甸園的隱喻。多元文化主義則使加拿大成為全球移民和難民的理想之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眾多移民作家開始湧現，進入加拿大主流文化，如斯里蘭卡裔的邁克爾·翁達傑、印度裔的羅辛頓·米斯垂和M.G.瓦桑吉、義大利裔的尼諾·里奇，等等。後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全球化使加拿大加速步入了世界主義文學階段，超民族和超國界文化元素為之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也為多元文化主義的烏托邦想象提供了條件。作家在表達母國情懷的同時擁抱和抒寫新的加拿大身份，用文學想象加拿大、構建加拿大。因此，烏托邦文學主要關注的話題包括人性、社會、公民身份、自由等。

2016年的一部烏托邦力作出自勞倫斯·希爾之筆。他的小說《非法拘留者》探索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歸屬和公民身份問題。在美國，川普的民粹主義政策受到廣泛譴責，引起知識界的深思：要不要把「外人」阻擋在國門之外？誰才能成為我們的一員？怎樣區分「好人」與「壞人」？然而，種族歧視、排外主義在很大範圍內依然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歐美各國面臨的難民和移民問題在加拿大也同樣突出。不同的是，當美國聲稱關閉大門時，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卻於2016年宣布無限接收難民和移民。勞倫斯·希爾的小說就是對國界和身份問題的探索。他在小說中假想出贊拖羅國和自由國兩個國家。贊拖羅國是印度洋上一個落後貧窮的小國。300年前，自由國曾經盛行奴隸制，依靠從贊拖羅販賣的勞工成為世界上第三大富國。故事發生在不久的將來——2018年。主人公凱塔·阿里是一個黑人馬拉松運動員。他的父親因不同政見被迫害致死。凱塔幾經輾轉逃離了贊拖羅國，來到自由國參加馬拉松比賽，卻被視為「非法」居民，甚至有白人選手告訴他應該「回家去」。在自由國，凱塔遭遇了綁架、敲詐、誣陷，甚至被危及生命。自始至終， 凱塔都在不斷地奔跑和逃離——逃離母國，逃離警察，逃離黑社會。然而自由國的非洲城並非烏托邦，這裡肆虐著邪惡和不公。黑幫、政客、暴徒、騙子統治一切，善惡似乎已經不再重要。自由國繁榮的表象下隱藏著骯髒和罪惡，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擺脫非洲城步入社會上層。希爾描寫的自由國顯然充滿了諷刺，他的主人公有可能是我們中的每一個，而自由國也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排外主義、民族仇恨、宗教衝突仍然是困擾人類文明的罪魁禍首。

《非法拘留者》的流行和加拿大廣播公司《加拿大朗讀》節目的推廣有著密切關係，這從側面反映了希爾的小說在加拿大讀者心中的廣泛共鳴。加拿大廣播和電視媒體在文學普及和傳播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加拿大朗讀》是加拿大廣播公司一檔重要的文學節目。該節目每年一次，自2002年開辦以來已舉辦了15屆。該節目一般在開播前幾個月評選好入圍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共同參加「書籍大戰」，由專家委員會進行評選。由於加拿大廣播公司的受眾面廣，入圍作品得以在全國各地書店暢銷，聽眾需要在節目開播前購買和閱讀並參與評選過程。2016年的評選主題為「變化和第二次機會」，鼓勵作家書寫關於移民和人生抉擇等主題。本年度最後入圍的作品有5部，除了勞倫斯·希爾的《非法居留者》，還包括特來西·林德伯格的《鳥兒》、薩利瑪·納瓦茲的《骨頭與麵包》、邁克爾·溫特的《不管部長》、阿尼塔·勞·巴達密的《英雄的散步》，最終希爾獲得專家委員會和聽眾一致青睞，拔得頭籌。

移民身份問題是當代加拿大文學的核心主題。例如，布克獎得主揚·馬特爾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羅伊·哈吉的《蟑螂》、翁達傑的《貓桌》等都是關於后殖民混雜身份的代表作品。如果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從正面描繪了加拿大的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主義和超民族主義情懷的話，《非法居留者》則從反面敲響了警鐘。這部小說折射出全球化浪潮下加拿大人對公民身份、國家、民族、自由等問題的思考。在關於自我和他者的定義上，加拿大人採取了一種更為包容的自由主義態度。儘管小說中並沒有明示自由國的真實身份，但其種種描寫影射了美國，在把美國作為諷刺目標的同時，加拿大成為一個不在場的反襯烏托邦。這種含蓄的諷刺文學和加拿大人內心深處的文化焦慮不無關係。猶如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一樣，通過把極權社會的背景設置在哈佛大學的校園，作者暗示美國文化無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強權政治。希爾筆下的自由國依靠奴隸製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卻對移民人群關閉國門，字裡行間隱藏著對美國正在悄然盛行的排外主義的諷刺，也同時暗示加拿大人應當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對希爾來說，真正的非法者並非走投無路的難民，而是那些心胸狹隘、盲目排外的人。因此，真正危及社會的並非群體內部的陌生人，而是人們心中的陌生人。小說把故事設置在2018年意在暗示，未來並非遙不可及。面對未來，我們應當關注當下的狀況。未來的烏托邦理想是崇高的，但如果任憑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泛濫的話，未來世界就可能落到反面烏托邦的境地。

超人類想象

多元文化給文學帶來了無盡的想象源泉。伊甸園理想和現實的反差使人們把目光投向人類之外更廣闊的文明和文化表達。自我和他者的邊界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只是人類的文化命題，而成為關於宇宙生命的基本命題。實際上，超人類主義思想近年來在加拿大嶄露頭角，方興未艾。學者坎布瑞麗認為，人們應當在原有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範疇之外重新思考加拿大文學，把它理解為一個多層面的概念——局部、地域、國家、全球相互聯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家開始重新思考地方、空間和非地方之間的關係，文學從對人類本身的關注開始轉向對地方、動物、後人類等新命題的關注。在全球範圍內，關於後人類主義的討論已經如火如荼，超人類主義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支流。加拿大的超人類主義文學是超文化的想象，它關注文化和身份的流動性、互構性，強調人類與他者的相互依存和融合。實際上，加拿大文學有鮮明的超人類想象基礎。阿特伍德的生態災難三部曲《瘋狂亞當》就探討了基因人和科學狂人造成了後人類困境；而格迪·芭芭拉的《白骨》則描寫了一個會說話的大象社會，它們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傳說和社會體系，小說通過大象的視角重新審視了人類與動物的關係。文學想象中的超人類主義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界限，把視角擴大到人類中心之外的他處，作品常常以地方、動物等機器等為主角，探討人類與動物的邊界、文化的本質意義，並藉此展開對社會倫理、人類道德和未來等問題的哲思。這些新命題目前是21世紀哲學界的關注焦點，並在加拿大得到了強烈呼應。加拿大文學進入了嶄新的「他處性」階段。人類社會被理解為一個永遠不斷涌變的社區，它永遠處於過渡狀態，超越了人類自我的範圍。

2016年12月，文化旅途網公布了該年度10本最受加拿大人歡迎的文學作品，位列其中的有鄧敏靈的《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勞倫斯·希爾的《非法拘留者》、揚·馬特爾的《葡萄牙的高山》等，而高居榜首的則是安德烈·亞歷克西斯的《十五條狗》。這本小說集幻想與現實為一體，把多倫多的真實場景和希臘神話相互糅合，虛構出一個獨特的想象世界。小說既繼承了加拿大超文化主義小說傳統，又結合了動物寓言的體裁。小說一開始就暗示了神、人和動物的三種不同生存狀態，但作者選擇以15條會說話的狗來對人類意識和價值進行批判，並試圖回答尼采提出的哲學問題：人性的本質是什麼？人類的苦難是否是人類自己的錯誤？知識和理性是禍是福？

小說一開始，阿波羅和赫爾墨斯打賭，他們決定讓一些動物具有人類的智慧和語言，測試它們是否能夠幸福地終結一生。如果如阿波羅所說，人類智慧只是「一場偶有小益的災難」，最終只會導致人類的苦難，那麼赫爾墨斯就必須給阿波羅當一年的奴隸。15隻獸醫站中的狗由此擁有了智慧，甚至擁有創造語言的天賦。它們如同人類那樣建立起了等級社會，由此引發了關於自由和民主、統一和集中的矛盾。在狗群領導阿迪克斯看來，由於人類思想的存在，狗社會中充滿爾虞我詐，流血暴力不斷發生。小說中的狗具備了一切人類社會的特質，如政治、人情世故、同情。一隻名叫王子的狗甚至文思若泉涌，出口成章。狗不僅會英語，還發明了自己的語言。雖然這語言使它們能命名萬物，但也帶來了混亂和邪惡，它們常常用語言搬弄是非，導致了強烈的反智慧和反理性情緒。知識的獲取更使狗群相互離間，因為個體意識的增強導致了自我中心主義的泛濫。

《十五條狗》本質上是哲學小說，它探索了人、神和動物各自的困境。神的賭注是對人類生存矛盾的試驗，因為人的生存首先是動物性，受到本能的驅動，但同時又是文化和語言的存在。正像被任性的神點化的狗一樣，人類的進化似乎也遵循了一條隨機的軌跡，只是偶然變成了擁有理智的動物。作為靈長類的一員，人類在諸多方面遠不如狗。因此人和狗的關係是共生互用的。在小說中，奧林匹亞諸神也陷入了深深的困境，無法主宰自己的理智、思想和命運。他們對人類的死亡表示出極大興趣，恰恰是因為他們面對死亡無能為力。諸神們不斷地改變自己的賭注和事態發展的局勢，就人類的幸福喋喋不休地爭論，直到最後還試圖加以干涉。小說結尾，正如人類的命運一樣，所有狗都死去了，尼采預言的上帝也必須和人類一起死去，而神則不得不繼續面對困擾他們的不朽生存問題。亞歷克西斯通過人、神和狗的困境探討了文化與自然、上帝與人之間的終極關係問題。

小說情節設計精巧，形式新穎，內容深邃，代表了加拿大後現代主義文學的總體特徵。在形式上，作家虛構出新的希臘神話，借用對狗的描繪暗示了希臘諸神。例如狗群領袖阿迪克暗示雅典的柏拉圖派同名哲學家。其他狗則分別暗示傲慢的阿迦門農、殘暴的埃阿斯、足智多謀的奧德修斯、忠誠的阿耳戈斯。《十五條狗》繼承了希臘神話史詩的傳統，描寫了人類與諸神及命運之間的爭鬥。

《十五條狗》獲得前一年度的吉勒文學獎和羅傑斯作家協會獎，並成為2016年多家媒體和在線閱讀網站最受關注的小說。小說令人聯想到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伊索寓言》，動物會說人話，並成為人類道德圖景的鏡子。然而，《十五條狗》卻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動物寓言。其中的動物並非傳統語言中的摹人論一樣，只是人類的傳聲筒，表達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和道德倫理。作者在一次採訪中談到，他自己只是一個狗類語言的翻譯者，他賦予狗自己的語言，是因為他不願意把狗描寫成受人類奴役和指使的動物。因此，《十五條狗》表面上看來荒誕不經，和現實沒有絲毫關係，但在社會和文化的層面，卻是一個關於現實身份的故事，與《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和《非法居留者》一樣，是表達身份訴求的作品。小說藉助狗的世界描寫了移民群體在新世界和新環境的身份定義困境。亞歷克西斯出生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和國，幼時隨父母移民加拿大，移民對他來說是一種關乎翻譯的現實體驗，這種文化轉換的親身經歷通過人與狗的對照得以體現。作為一個移民作家，亞歷克西斯時刻感到情感與理智間的衝突——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代表了他時刻可以回歸但卻遙不可及的情感世界，而加拿大則是一個不真實的理智世界，充滿了各種現實規則、禮儀和邏輯。通過理智與情感的衝突故事，亞歷克西斯表達了移民作家的身份「自由」，這使他可以在兩個世界之間自由游移。因此，把加拿大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作為兩個對立的狀態是「一種錯誤的二分法」。小說中一隻狗這樣問道：「沒有了懂你的人，你又是誰？」對亞歷克西斯來說，這是一個終極的文化問題，是一個「移民者的問題」。

伊格爾頓指出，文學已經進入了「后信仰時代」。進入21世紀以來，加拿大呈現出去民族化的「國際化」趨勢，文學界不再相信鮮明的「加拿大性」的存在，文學寫作也失去了「中心」，越來越走向國際化，湧現出大量的移民文學、后殖民主義文學，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寫作應運而生。文化界通過反思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逐漸認識到「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對立。對於加拿大這個新生移民國家而言，「加拿大性」正體現在它的世界性之上。文學作品在消解「加拿大性」的同時恰恰表達了加拿大的多元性。諸如烏托邦想象、跨國界文學、超人類主義想象文學之所以在加拿大能夠擁有廣泛的讀者基礎，這同加拿大的政治和現實基礎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