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把事實擺在你面前了，為什麼你還是相信那條假新聞？

作者／Elizabeth Kolbert
翻譯／Kiddo_O、刺蝟

1975年，斯坦福的科研人員邀請了一群大學部生被試參與一項關於自殺的實驗。實驗內容是讓被試閱讀兩篇遺言，其中一篇是隨便編寫出來的，另一篇則是自殺者所寫。被試在看過之後被要求辨認孰為真，孰為假。

有些被試發現自己在辨識真假方面有天賦，他們是高分組，在25次試驗中共正確辨別出24篇真實的遺言。餘下的人則是低分組，認為自己實在愚鈍，只認出來10篇。

當然，和絕大多數心理學實驗一樣，整個實驗過程就是一場騙局。儘管有半數遺言的確為真（從洛杉磯郡驗屍官那裡得到），測試評分則為假。那些被告知基本上都答對的被試和那些沒猜出幾個的被試相比，其實水平相差無幾。

在該實驗的第二階段，實驗者告訴被試他們被耍了，這個實驗的目的其實是觀察他們得知自己對與錯時的反應（當然，這一步還是騙局）。最終，被試們需要估算一下自己真正辨認出幾篇遺言，然後再估計一個被試平均可能辨認出幾篇。

接下來出現的情況就有意思了：高分組的學生認為自己辨認得非常好，好到遠高於平均水平，即使他們已經知道自己的試驗成績不是真實的（即他們完全沒有理由去相信自己是對的）；而低分組的學生則相反，還是認為自己答得很爛，遠低於平均水平（這也是一個沒有任何依據的結論）。

研究員們神情嚴肅地表示：「印象一旦形成，將相當持久地保持下去。」

若干年之後，另外一組斯坦福大學的大學部生參與了一個與上述實驗相關的研究。實驗者給這些被試分發了關於兩位消防員弗蘭克（Frank K.）和喬治（George H.）的個人信息卡。弗蘭克的信息卡中除了基本內容之外，還提到他有一個女兒，而且他熱衷於水肺潛水。喬治喜歡打高爾夫，育有一子。這些信息還包括這兩人在冒險-保守度測試（Risky-Conservative Choice Test）中的選擇。實驗者給被試提供不同版本的信息卡。一個版本的信息卡顯示弗蘭克是一位優秀的消防員，他在測試中選擇的幾乎都是最保險的選項。另外一個版本裡面，弗蘭克同樣選擇最保險的選項，但他卻是一個經常被上級警告的消防員。實驗進行到一半的時候，被試們被告知在先前的實驗中他們被誤導了，他們接收到的信息純屬編造。接著，實驗者要求被試們描述在自己眼中，一個優秀的消防員對待風險應該有怎樣的態度。拿到第一個版本信息的被試認為成功的消防員會迴避風險，而第二組則認為成功的消防員敢於冒險。

研究員指出：「即便人們已經得到了駁斥自己信念的確鑿證據，他們依舊難以適當修正原有的觀念。」這次實驗中，被試「沒有對之前形成的印象做出相應修正」的表現尤其引人注意，因為僅從兩位消防員的數據中歸納出的信息遠不足以用來得出正確的結論。

斯坦福的實驗就這樣出了名。70年代的學術界對「人們無法理性思考」這個觀點感到十分震驚。然而沒過多久，數千個後續實驗陸續證實並闡釋了該發現。基本上任何一個跟進該系列研究的人或偶爾瀏覽《今日心理學》的人都知道，隨便拉一個研究所，給他一個剪貼板，他就能給你演示看似理性的人通常毫無理性可言。這個見解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現實意義。不過問題仍未解決：我們怎麼會毫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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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科學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新書《理性之謎》（The Enigma of Reason）中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分別任職於法國里昂研究中心和布達佩斯中歐大學。他們提出：理性和最先出現於非洲大草原的直立行走及三色視覺一樣，是進化而來的特性，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出發去嘗試理解它。

把所有聽起來太「認知科學」的部分去掉，梅西耶和斯珀伯的論點大概是這樣：人類相較於其他種群的最大優勢是懂得合作。合作很難形成，更別說維持了。對於任何個體來講，吃白食永遠是最優選擇。人類進化出理性並不是為了解決抽象、邏輯問題，也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從雜亂的數據中獲取結論，而是解決在群體協作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

梅西耶和斯珀伯寫道：「理性是人類進化而來的一種適應性特徵，是為了幫助個人能夠適應高度社會化的群體生活。」在知識分子眼裡怪異、傻氣甚至愚蠢的習性，從社會互動這個角度來看則是非常有利的。

再想想「證實偏見」（confirmation bias）——人們傾向於接受符合他們三觀的信息，而排斥與其相悖的。在多種已經被確認存在的錯誤思維中，對證實偏見的記錄最為完善，有整整一本教科書專門講解關於證實偏見的實驗，其中最有名的一例，同樣是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的。在這個實驗中，研究員組織了一群對死刑持有不同看法的學生，一半支持死刑，認為可以震懾犯罪行為；另一半則持反對態度，認為死刑對阻止犯罪行為沒有任何效果。

這群學生需要對兩項研究做出反饋。一項提供的數據支持他們的觀點，另一項提供的數據則質疑他們的觀點。當然你可能猜到了，這也是編造的兩項研究，而且客觀地講，它們均提供看似可信的數據。一開始就支持死刑的學生將認為死刑有效的那組數據評價為高度可信，而認為另外一組數據缺乏說服力。同樣，一開始就反對死刑的學生的觀點正好相反。實驗結束時，兩組學生再次被要求表明他們的看法：原本支持死刑的那組學生更加堅定地支持死刑，而反對的那組亦更強烈地反對。

如果理性最初就是被自然選擇設計用來提供可靠的判斷，那很難想象存在比證實偏見更嚴重的設計缺陷了。梅西耶和斯珀伯在書中提到，設想有這麼一隻老鼠，它擁有和人類一樣的思維方式，然後它一意孤行地認為「周圍不存在貓」，接下來呢？它早晚會淪為貓的盤中餐。考慮到這種證實偏見嚴重到居然能夠讓人類忽視新的或者從未注意過的威脅——比如人類社會中的「貓」，這種特性本該被自然選擇淘汰掉才對。然而我們以及我們的證實偏見都活到了今天，證明它必定帶有某種程度的適應性，而這種適應性就與我們人類的「高度社會性」相關。

梅西耶和斯珀伯更傾向於選擇「自我中心偏見（myside bias）」這個詞。人類可不是會輕易相信什麼的物種。當面對他人提出的論點，我們還是挺擅長發現對方論點的缺陷。然而，我們會毫無例外地選擇盲目相信自己的觀點。

梅西耶和他歐洲的同事最近進行了一項實驗，非常巧妙地演示了這種「雙重標準」。被試被要求回答一系列簡單的理性問題，接著需要解釋自己的答案，這個時候他們如果發現錯誤，可以修改先前的答案。結果大部分人都對自己原先的選擇滿意，只有不到15%的被試在第二步修改了答案。

在第三步，研究員從上述題目中選取一道，附上被試自己的答案和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回答，然後一起拿給被試看，並且給予被試一次修改答案的機會。這裡研究員又耍了個花槍：「另外一人的答案」實際上是被試自己的，同樣，「你剛才的答案」其實是別人的答案。大概有一半的被試發現事有蹊蹺。但是另一半被試這時候突然對「自己」嚴苛起來，以至於其中大概有60%的人拒絕接受他們之前自認為滿意的答案。

根據梅西耶和斯珀伯的研究，這種雙重標準的傾向性恰好體現出理性的進化意義，即防止在群體活動中個體的利益受到同伴侵害。我們的祖先以小集群採獵為生，他們首要關注的是自己的社會地位，確保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外狩獵時同伴不是在洞穴里偷閑。清晰理性的推理對生存的幫助不大，因為大多數時候只要贏得爭論就可以了。

我們的祖輩不會關心死刑的威懾作用，不會在意優秀消防員的理想特徵，也不需要為偽科學、假新聞或者社交媒體上的信息爭論不休。難怪現在「理性」總是辜負我們呢，就如梅西耶和斯珀伯寫的：「眾多事實表明，環境變化太快，而自然選擇卻沒有及時跟上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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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大學的斯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科羅拉多大學的菲利浦·費爾巴赫（Philip Fernbach）教授也是認知科學家。他們同樣認為社會性是人類意識運行的關鍵元素，或者更恰當地說是理性失常的主要因素。他們的合著《知識的幻象：為何我們從未獨立思考》（The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開篇便是馬桶實驗。

幾乎每個生活在美國或者說所有發達世界的人，對馬桶都不陌生。典型的沖水馬桶有一個蓄滿水的瓷罐，當人們按下把手或按鍵，馬桶里的水和裡面所有的殘物一併被吸入下水管道，然後被送進排污系統。然而，這背後的機制是什麼呢？

耶魯大學曾做過一個實驗。首先，讓研究所根據自己對日用品的理解程度進行評分，這包括馬桶、打火機以及氣缸鎖。接下來，研究員要求他們詳細且逐條記下這些物件的運行方式，並再次對自己的理解程度打分。顯然，這個實驗暴露了學生們的無知，因為他們的自我評估分數下降了。（原來馬桶比他們想象得更複雜。）

斯洛曼和費爾巴赫發現，人們感覺到的認知水平高於他們的實際認知水平，他們將這種很普遍的現象稱為「理解深度錯覺（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正是因為有他人的存在，我們才持續擁有這種錯覺。就像馬桶的例子，有人設計了它，造福了我。人類專精於此道，自我們琢磨出合作狩獵時起，就已經開始倚靠他人所長而生存。這或許是人類進化史上的關鍵一步。斯洛曼和費爾巴赫認為，正是因為我們有合作的本能，我們很難分清自己和他人的認知界限。

他們寫道：「我們根據認知活動的本質對腦力勞動進行區分，這就造成了在思想和知識方面，一個人與這個群體中的其他人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思想和知識可以很容易共享。

這種無界性，或者你也可以稱其為混亂性，對我們的社會進步也至關重要。人們因為生活方式發生了變革而發明出新的工具，與此同時，也就創造出了新的無知領域。如果每個人在拿起刀子之前都需要先搞清楚怎麼打鐵，那麼青銅時代就不會發展得那麼繁榮。涉及新技術時，一知半解就起到了促進作用。

根據斯洛曼和費爾巴赫的觀點，當這種現象涉及政治領域時，就會真正造成問題。不知道馬桶的原理卻知道如何使用是一回事，不理解移民禁令就妄加喜惡就不大合適了。他們引述了2014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該調查在俄羅斯侵佔烏克蘭領土克里米亞后不久進行。受訪者被問及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如何應對該事件，以及他們能否在地圖上找到烏克蘭，結果越是對地理無知的人越支持軍事干預。（受訪者壓根搞不清烏克蘭的地理位置，錯到平均偏差在1800英里左右，這大概是從基輔到馬德里的距離。）

一些其他課題的調研也顯示出令人失望的類似結果。斯洛曼和費爾巴赫認為，通常情況下，人們對某件事的強烈反應並不是出於深刻的理解。而現在我們對他人想法的依賴更加劇了這種現象。舉個例子，你關於平價醫療法案的立場毫無根據，而我又依賴你的意見，那麼我的立場也毫無根據。當我與湯姆交談，而他決定同意我的觀點，那麼他的立場也毫無根據。現在我們三人達成了一致意見，而且對我們的共同立場自鳴得意。如果我們從此摒棄一切與我們觀點相矛盾的信息，結果就是，我們選出了特郎普政府。

斯洛曼和費爾巴赫通過觀察得出，「知識共同體就是這樣走向極端的」。兩人在2012年進行了自己的馬桶實驗，用公共政策替代了家庭設施。他們詢問人們對以下問題持有的立場：是否應該有一個支付方式單一的社保系統? 教師的工資是否應該根據績效考核決定？被試被要求根據自己支持與反對提案的強烈程度為自己的立場打分。接下來，被試需要儘可能詳細地解釋實施每一條提案帶來的後果和影響。到這一步的時候，大多數人都開始感到困惑。當被試被要求再次打分的時候，他們將評分降低，不論是同意還是反對，他們的立場都不再那麼強烈。

斯洛曼和費爾巴赫將此實驗結果視為黑暗中的一盞明燈。如果我們自己、我們的朋友或者CNN的專家們少花點精力去煽動情緒，多思考公共政策會產生的影響，我們就會意識到自己的無知，進而修正觀點。斯洛曼和費爾巴赫認為，這是改變人們的觀念、打破這種理解深度錯覺的唯一有效的思維方式。

一種看待科學的方式就是將科學比作一個體系，它可以糾正人們的固有傾向。在一個運轉良好的實驗室，沒有「自我中心偏見」的立足之地，實驗結果必須經過其他實驗室里對結果沒有任何主觀傾向的研究員們來重複驗證。這就是整個科學體系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任何時刻，某一領域都會存在爭議，但是科學方法論總會笑到最後。即使我們自己還在原地打轉，科學卻從未停下前進的步伐。

在《死不承認：為什麼我們總是忽視那些可以拯救我們的事實》（Denying to the Grave: 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一書中，精神科醫生傑克·格曼（Jack Gorman）和他的女兒莎拉·格曼 （Sara Gorman, 公共衛生專家）探尋了科學證實以及自我證實的差距。他們關注的是那些廣泛存在的執念，這些執念不僅有著顯而易見的錯誤，而且有可能是致命的想法，例如，「深信疫苗有害」。當然，真正危險的是不接種疫苗，因為疫苗被發明出來正是為了減少生命危險。格曼父女一致認為「接種疫苗是現代醫學的一大勝利」。但是不論科學研究如何證明疫苗的安全性，證明接種疫苗和自閉症沒有任何關聯，那些反疫苗人士仍不為所動。（現在他們有唐納德·特郎普做靠山，因為他曾說過，儘管他的兒子巴倫已經打過疫苗，但是他和夫人並沒有按照醫生建議的時間表來接種。）

格曼父女認為這種自我摧毀的思維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適應性。他們用很多章節來說明認知偏見的存在理由，聲稱這具有一定的生理因素。他們引用的研究表明，人們在處理與自己的信念相一致的信息時，會瞬間分泌大量多巴胺，從而感到滿心的愉悅——「做自己，錯了沒關係，只要感覺超爽無比就行。」

格曼父女並不滿足於記錄我們犯錯的方式，而是想要糾正它們。他們堅信，一定有一種方式可以說服人們：疫苗接種有益於兒童，手槍並不安全。（這是他們想要反對的另外一個廣為流傳但是沒有統計學證據支持的理念：持槍能讓人更安全。）這時他們又遇到了自己當時提出的問題——給人們提供準確的信息收效甚微，他們根本不買賬。從滿足他們的情感訴求入手說服他們也許更有效，但是如此一來，這又不符合推廣可靠的科學成果（譯者註：經過多位同行評審，證據充分的科學成果）的初衷。他們在書末寫道：「如何去改變將人們引向錯誤科學觀念的思維趨勢，仍然是一項挑戰。」

《理性之謎》、《知識的幻象》以及《死不承認》都成書於去年十一月的大選之前。但是三者都預言了凱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以及「替代事實」的出現。這些天來，可以感覺到彷彿全美都沉浸在一場自發的或是由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譯者註：川普總統的高級顧問）進行的宏大心理學實驗中。理性的個體能夠通過思考找出解決方案。然而，此時此刻，文學故事並不能給我們帶來什麼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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