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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實體經濟 防控金融風險 深化金融改革 「三位一體」構建現代金融體系

服務實體經濟 防控金融風險 深化金融改革 「三位一體」構建現代金融體系

魏加寧

一、金融最大的風險就是脫離實體經濟自我循環

日前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三項基本任務: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對此,有金融機構感到十分困惑:一邊要我們防控金融風險,一邊又要我們服務實體經濟——到底如何是好,有些不知所措。

但如果我們深入思考就會發現,二者其實並不矛盾:金融資金的回報理應來自實體經濟所創造的利潤,否則,金融市場的交易行為就變成了零和博弈。脫離了實體經濟,金融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金融自我複製,自我循環,自我膨脹,最終必然會形成金融泡沫。是泡沫遲早都要破裂。金融泡沫破裂之時,就是金融危機爆發之日。

二、金融風險上升的直接原因是資源配置效率下降

金融風險為什麼會持續上升?一個重要現象就是,現在連許多實體企業都熱衷於金融交易,美其名曰「資本運作」。比如,一些國有企業憑藉國家信用到國有銀行拿到低息貸款,然後加幾個點兒轉貸給民營企業,從而扮演影子銀行的角色。

問題之一是,銀行存款尚且有反洗錢措施,對來路不明的資金要進行盡職調查;對於貸款的去向卻為何不進行追蹤監督?而國際慣例是商業銀行必須追蹤監督貸款去向。

問題之二是,由於信貸資金不能夠更加直接地以更短的路徑配置到效率更高、資金需求更緊迫的民營企業,於是就只好在金融市場上繞來繞去,鏈條越拉越長,而且層層加碼,不斷加重最終需求者——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

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專家常說的潛在增長率在下降,但是為什麼會下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投資效率在下降——如果資金能夠直接配置給高效率的民營企業,投資效率不就提高了嗎?潛在增長率不就提高了嗎?

目前,民營企業無論是在經濟效益方面(比如利潤、資產貢獻率等),還是社會效益方面(產值、就業、上繳稅收等),都已經遠遠高於國有企業(人均工資水平除外)。

有關金融監管部門為什麼不對下列數據進行統計並加以公布?比如,在商業銀行貸款中,給國有企業的貸款規模和比重是多少、給民營企業的貸款規模和比重是多少?又比如,在融資成本即利率方面,給國有企業貸款的利率是多少、給民營企業貸款的利率是多少?再比如,在違約率方面,國有企業貸款的違約率是多少、民營企業貸款的違約率是多少、究竟誰的違約率更高?否則,憑什麼說國有企業的信用更高、貸款回收更有保障?

雖然目前沒有上述數據做論據,但是有一個債券市場的指標似乎可做參考。據債券市場人士披露,目前債券市場的違約規模是651億元,其中,國企佔57% ,民企佔23%。而違約后的行為更是大相徑庭:民營企業基本上都會努力還債,還債佔比為86%,破產回收率為25%左右;而國有企業的回收率遠遠低於民營企業。

三、金融風險上升的深層次體制根源在於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雙側軟約束以及政策性銀行與商業銀行相互錯位

(一)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雙側預算軟約束

目前,所謂槓桿率高主要是企業的槓桿率過高;而企業槓桿率高主要是國有企業的槓桿率過高;國有企業槓桿率高源於借貸雙側均存在預算軟約束——借款方(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加上貸款方(國有銀行)預算軟約束,從而形成了最大的關聯交易。

(二)政策性銀行與商業銀行相互錯位

政策性銀行商業化的結果,等於所有商業銀行都變成了政策性銀行,都衝上去給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結果導致地方政府債務迅速膨脹,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交叉傳染。

四、 防控金融風險,對內取決於微觀基礎深化金融改革能否真正到位

金融風險,說到底還是體制風險。不進行體制改革,僅靠加強監管是管不住的。不徹底改革金融的微觀基礎,宏觀監管體制如何加強,如何變來變去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金融風險將會防不勝防。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銀行改革同步推進,從借貸雙側一起強化預算約束。

一方面,國企改革要真正向前推進,要切實調整國有企業戰略布局,把國有資本真正收縮到民營企業不想干、幹不了的領域。凡是民營企業能做的就盡量讓民營企業去做。然而,國有企業的信貸融資來源應當主要依靠政策性銀行。

另一方面,切實深化金融改革,大力發展民營銀行,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戰略布局調整(去國有化),建立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 真正實現政策性銀行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徹底分離;寧可多搞幾家政策性銀行,也不要讓普通商業銀行國有化。

從理論上講,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銀行與民營資本的屬性是一致的,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政策性銀行與國有資本的屬性是一致的,因此,由政策性銀行支撐國有企業,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原則服務民營企業,這樣的銀行組合乃最佳組合,既可以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又可以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還可以達到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的目的。

五、防控金融風險,對外取決於實體經濟轉型升級能否成功

實體經濟轉型升級靠什麼?產業政策優先,還是競爭政策優先?傳統思路是,轉型升級等於產業政策,產業政策等於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結構政策就等於政府「調結構」,政府對企業實行「關停並轉」。

新的思路是,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更多依靠競爭政策,等於營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從而通過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這裡涉及到創新過程中,誰來決定技術路線的問題——政府,還是市場?

案例1:美蘇之間,電子管VS晶體管

上個世紀50、60年代,美蘇兩國圍繞發展電子管還是晶體管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競爭,蘇聯是計劃經濟體制,政府官員說了算,因而選擇了功率大的電子管作為發展方向;而美國是資本市場說了算,結果走向了晶體管——集成電路,現在,IBM生產一個指甲蓋大小的(5nm)晶元可以容納300億的晶體管,而電子管早已銷聲匿跡。

案例2:美日之間,模擬式VS數字式

上個世紀80、90年代,美日兩國圍繞著高清晰電視技術展開了激烈競爭,日本依靠的是產業政策,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選擇的是模擬技術;而美國依靠資本市場,選擇了數字化的技術路線,結果仍然是市場戰勝了政府。

案例3:「華錄」,錄像帶VS光碟、數字化

上個世紀90年代,國家批准設立「華錄」國有企業,引進了最先進的生產線,並且為了保證華錄的「規模效益」,明令禁止其他企業生產錄像帶。然而,等到華錄的廠房蓋好了,生產線也建好了,市場上開始流行光碟,再後來,連光碟都不要了,直接採用數字化,結果,準備吃錄像帶「壟斷飯」的「華錄」企業立刻沒有了市場,只好改行轉型。

案例4:金融,社區銀行VS電子支付

最新的案例就是,此前鼓勵發展社區銀行、村鎮銀行,結果各種電子支付「寶寶」一出來,社區銀行紛紛萎縮,甚至到了不得不關門歇業的地步。

由此可見,政府並沒有市場聰明,政府總是落後於市場變化,落後於技術進步。

因此,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等於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服務。只有金融轉型升級成功,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才能夠取得成功;反之,只有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成功,金融的轉型升級才能夠取得成功。

(作者為本報專家委員會成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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