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專家袁行霈：深入研究國學是很有必要的

國學不是要不要的問題：

袁行霈代表一向認為，國學不能救，也不能引導走向現代化。然而，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充分重視的國情，國情既包括的現狀，也包括的歷史，以及的學術和文化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入研究國學是很有必要的。「不管願不�賦腥希膊還蓯遣皇竅不叮頤敲刻於忌鈐謐約汗業奈幕� 傳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著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現代生活。」袁 行霈代表說。所以，對國學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必須認真面對、認真研究，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應當抱著分析的態度、開放的態度、發展的態度來對待國 學。這個過程，是一個漫長的、潛移默化的過程。

人物簡介：

袁行霈，字春澍，1936年4月18日生於濟南，原籍江蘇武進。著名古典文學專家，享譽海內外。現任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年刊主編、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主要社會兼職有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暨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學改革顧問組顧問、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袁行霈的父親是清末舉人，長於詩文書法，后因病不能執筆，遂由他代寫信札詩文，培養了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1953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1957年大學畢業，被林庚教授選中留校任教，從此開始了教學與科研生涯。

1957年至1966年，袁行霈在北大講授文學史，結合備課系統讀書和撰寫論文。同時，他跟隨林庚先生一起主編了《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其間，他多次下鄉下廠下礦勞動鍛煉。從「幹校」回北京后，他參加了集體編寫《小說史》的工作。同時，他獨自撰寫了《山海經初探》、《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考辨》等論文。

1977年高校恢復招生后，袁行霈在北大為大學部生和研究所講授文學史、詩歌藝術研究、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李賀研究、唐宋詞研究等課程。他在教學工作中不斷探索進取，1979年晉陞講師，1980年晉陞副教授，1984年晉陞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主編;1994年兼任大型系列電視專題片「中華文明之光」(150集)總顧問;1999年出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任;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1982年至1983年，袁行霈應日本東京大學的邀請，前往講授陶淵明研究等五門課程，受到廣泛讚譽。1992年至1993年，他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1997年以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並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華盛頓、夏威夷等大學講學。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由於在教學工作中做出的貢獻，1989年袁行霈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優秀教學成果獎國家級特等獎;1991年獲國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稱號暨人民教師獎章;1993年獲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師稱號(公眾推選的十佳教師);1995年獲北京市先進工作者稱號。

袁行霈致力於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兼及詩歌史、文言小說。在對詩歌藝術的研究上，取得突出成果。注意將詩歌理論與詩歌藝術史結合、宏觀的研究與微觀的考察結合，在諸多方面都有新的發現。所撰《詩歌藝術研究》一書於1991年獲北京市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一等獎，於1992年獲國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學校出版社優秀學術專著特等獎。《詩學通論》(與孟二冬、丁放合著)於1995年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教育部授予的全國高等學校第二屆優秀社科成果獎二等獎。主編的《文學史》四卷本於2000年獲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特等獎。此外還著有《陶淵明研究》、《文學概論》、《當代學者自選文庫·袁行霈卷》、《文學史綱要》(二)、《袁行霈學術文化隨筆》;編有《文言小說書目》、《歷代名篇賞析集成》等;整理的古籍有《陶淵明集·附和陶詩六種》。

個人經歷：

袁行霈，出身於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家庭，家庭培養了袁行霈對古典文學的興趣。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7年北大中文系畢業留校任教[2] ，從此開始了教學與科研生涯。

1958年秋先是帶著學生到北京城子煤礦半工半讀，每周三天下礦井挖煤三天上課，持續了兩個多月。接著又到密雲鋼鐵公社勞動了大半年，燒過鍋爐，做過爐前工、木工、鑄工。

1959年夏袁行霈又下放到齋堂公社白虎頭大隊勞動。

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1962年以後那段狠抓階級鬥爭的歲月里，先生被定為全校的「白專」典型。

文革開始后，受到批判，下放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車事故中，從鄱陽湖大堤上摔下來，差一點丟了性命。在壓抑的氛圍中，先生感到動輒得咎，無所適從，「那是我一生中最不開心的時候」。

1977年高校恢復招生后，袁行霈在北大為大學部生和研究所講授文學史、詩歌藝術研究、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李賀研究、唐宋詞研究等課程。袁行霈在教學工作中不斷探索進取，取得較好的效果。

1979年晉陞講師。獨自撰寫了《山海經初探》、《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考辨》、《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古代文藝理論》等論文在1979年發表，開始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1980年任副教授。1982年至1983年，袁行霈應日本東京大學的邀請，前往講授陶淵明研究等五門課程。1984年成為中文系特聘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

1992年，袁行霈兼任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主編。1992年至1993年，袁行霈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1994年任大型系列電視專題片「中華文明之光」(150集)總顧問。1997年以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並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華盛頓、夏威夷等大學演講。1998年再次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1999年出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任。

2000年又出任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2004年任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2005年被北京大學確認為資深教授，享受理科院士待遇，同年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聘為教授(與北京大學聯聘)。此外，先後在日本愛知大學，美國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華盛頓、夏威夷等大學，以及香港大學、台灣大學講學。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2006年1月18日，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學術著作：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主編之一，中華書局，1963年)

《文言小說書目》(合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

《文學史綱要》(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以及元代部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另有台灣版)

《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1996年增訂本;另有台灣版、日譯本、韓文譯本，分別在台灣、日本、韓國出版)[4]

《歷代名篇賞析集成》(主編，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另有台灣版)

《文學概論》(香港三聯出版社，1988年;另有內地版、台灣版)

《詩學通論》(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陶淵明集·附和陶詩六種》(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袁行霈學術文化隨筆》(青年出版社，1998年)

《文學史》(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袁行霈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4月)

《唐詩風神及其袁行霈》(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人物影響： 為人師表

在北大中文系，當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輩教授中非林庚先生莫屬，接下來就該是林庚先生的學生袁行霈了。這固然得益於其研究對象古典文學的熏陶，更重要的是袁行霈們強調知行合一，注重學問與道德的合一，因而這份儒雅是從骨子裡透出的儒雅，不會隨身份、地位的變化而變化。

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已有半個多世紀了。對於一茬茬學子來說，袁行霈的課是很多人的美好記憶。

上袁行霈的課，的確是美的享受。俊秀飄逸的板書書寫始終是袁行霈的習慣，一節課下來，黑板上就是一篇優秀的書法作品。袁行霈把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稱為好友，興起時便在課堂上吟誦袁行霈們的佳作，優美的音質，瀟洒的氣度，陶醉過無數學子。

袁行霈的課是北大中文系最受歡迎的課之一，每當袁行霈上課時，教室內外幾乎水泄不通。袁行霈講授的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等專題，成為中文系學子心中的經典課程，袁行霈本人被視為北大學者風度的象徵。聽過袁先生課的人，只要被問及感受，多半是「如沐春風」，有位學生說：「上袁先生的課，你經常有這樣的體驗，不知怎麼，咦，一節課就過去了。」

袁先生帶博士生時，對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行霈十分注重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課堂上總是鼓勵學生髮表不同的見解。國學研究院博士生曹勝高說：「袁行霈老師很有雅量，儘管袁行霈是一位聲名遠播的學者，但是袁行霈非常虛心，非常坦然地傾聽同學的不同見解。」國學研究院每一屆學生開學典禮時，袁先生在講話中都要提到：這裡的學生要提交兩篇論文，一篇是學術的論文，一篇是個人品德的「論文」。袁行霈要求學生做到學問與道德的統一。正是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袁行霈的學生中才湧現出孟二冬這樣的時代俊彥和學界翹楚。而袁行霈本人先後獲得國家級與市級嘉獎，並於2006年獲北京大學「蔡元培獎」——這是被北大師生公認的「北大教師最高榮譽」。

治學之道

作為一名治古典文學的學者，袁行霈的研究領域偏重於六朝詩、唐詩、宋詞、文言小說，但袁行霈沒有囿於這些，而是由此開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格局。

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報》發表《橫通與縱通》的文章就提出治學主張。

奠定袁行霈學術地位的《詩歌藝術研究》一書，即是橫通與縱通的成功嘗試。後來袁行霈用二十年的時間撰寫了《陶淵明研究》、《陶淵明集箋注》和《陶淵明影像》三本書，把自己的學術能量全部釋放在陶淵明這一個點上，以求突破。又由文學史而美術史、音樂史，繼而從文學史出發，擴大到中華文明史的研究。由袁行霈擔任主編的《文學史》四卷本，先後獲得國家圖書獎，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至今已經印刷了多次;袁行霈與數十位學者一起，經過近7年的潛心研究編輯出版的4卷本《中華文明史》，則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貢獻。此書英譯本將於201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袁行霈喜歡一邊欣賞古典音樂一邊讀帖。袁行霈說：「眼前是二王，顏柳，蘇黃米蔡，耳邊是巴赫，海頓，莫扎特，貝多芬。書法與音樂，和歐洲，頗有可以溝通的地方。巴赫與顏真卿的恢宏，貝多芬與蘇東坡的雄放，肖邦與文徵明的俊逸，往往令我驚異其間的相似。當讀到筆墨酣暢之處，又恰逢五音繁會之際，浸潤在一片不可言說的愉悅之中，如痴如醉，物我兩忘，不知時光之流逝。」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會貫通之境吧。

開門辦館

1999年開始，袁行霈成為繼符定一、章士釗、楊東蒓、葉聖陶、蕭乾、啟功之後的中央文史研究館第七任館長。這固然是袁行霈的榮譽，但袁行霈更視之為社會責任——文史研究館是名流耆宿彙集之地，如何延攬人才，凝聚館員智慧。曾經，在袁行霈的提議下，任繼愈、饒宗頤等6人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文史館面向社會，開門辦館，服務大局，回報人民。當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后，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館精心創作了360餘幅書畫作品贈給災區。袁行霈還將自己書寫的對聯交由榮寶齋義賣，所得收入全部捐贈給災區。袁行霈注意到館員中有很多著名詩人，但一直沒有一本詩選，便經過5年的努力，編輯出版了《綴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詩選》。袁行霈的另一大手筆是編撰國家重點文化項目《地域文化通覽》，全書預計1500萬字，將於2012年出版，可稱為集全國文史研究館之力的「文化地圖」。袁行霈說：「對參加工作的館員和館外專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還是要尊重。」

「常懷感激之心，常存慚愧之意」，這是袁行霈的真情話語，絕非謙虛之辭。從書齋到社會，從教授到館長，袁行霈都以高潔、紮實的道德學問踐行著自己的人生追求。常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大約只有「表裡俱澄澈，心跡喜雙清」如袁行霈這樣的人，才能有從骨子裡透出的儒雅吧。」

家庭成員：

曾祖父袁績懋，字厚安。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曾歷任翰林院編修、刑部主事、福建省候補道台署理延建紹道，后因太平天國之亂，死守順昌縣城，於咸豐八年九月十二日(公元1858年10月18日)城池陷落而死於軍陣之中;被清廷追贈福建按察使銜，世襲騎都尉，入祀京師及陣亡地方昭忠祠，常州府、順昌縣兩城奉特旨建專祠祭祀，謚號文節。曾祖母左錫璇，字芙江。亦是一位文學才女，其作品現存有《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2卷、《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1卷傳世。

曾外祖父曾詠是清朝進士，曾歷任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知縣、江西省吉安府知府，后卒於江西鄙陽任所，被清廷追贈太僕寺卿銜。

祖父袁學昌為光緒五年舉人，曾歷任安徽省滁州府全椒縣知縣、湖南提法使;祖母曾懿為清末著名女中醫暨女詩人，著有叢書《古歡室醫書三種》(內含〈醫學篇〉8卷、〈女學篇〉、〈中饋錄〉各1卷)、《古歡室詩詞集》(內有詩3卷、詞1卷)傳世。

二伯父袁勵准為晚清翰林，光緒二十四年進士，曾歷任入值南書房，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之師、京師大學堂(現今之北京大學)提調、清室遜位後任清史館編修及輔仁大學教授，為清末民初著名的書畫家及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