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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俗學的昨天與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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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民俗研究院著名人類學家、民俗學家亨利·格拉西(HenryGlassie)教授應北京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教研室邀請,就美國民俗學和比較民俗學等問題在北京大學做了多次學術演講,本文即依據其演講翻譯、整理而成。

編者按

在介紹有關美國民俗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問題之前,我先要指出幾個簡單的前提。首先,我並不認為民俗學的歷史是已然存在的。我將和你們談到民俗學研究史,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要論及一個全球的民俗學史,我堅持認為民俗學在不同的國家中有極為不同的發展道路,比如說,歐洲民俗學和美國民俗學並沒有一個共同的歷史。對於那些我到過的國家,如印度、日本,我發現它們都有非常不同的民俗學發展史,我猜想也是這樣。因此我想要強調的前提是,我要向你們介紹的不是一般性的,而是一個特殊的、地方性的民俗學史,即美國民俗學史。

位於紐約的美國民俗博物館

其次,我要指出的是,民俗學史並不是由一系列的相互替代的理論階段組成的,民俗學史是一個積累的過程,我相信沒有一種民俗學理論是過時的,沒有一種民俗學理論能僅僅因為它是舊的,就可以被忽略。同樣,我也不認為新的民俗學理論就是好的,有許多新理論並不好。我們的責任並不在於時新、現代,而在於明智地選擇出一些理論——有的新,有的舊,但都是最適合我們的實踐的。

為了使你們更好地理解我所說的論題——當代美國民俗學的理論,我要稍稍回溯歷史,來看看美國民俗學為什麼會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在美國民俗學興起之時,它所面對的是歐洲民俗學開始時同樣的問題,即地方認同。在政治的壓力與暴力以及劇烈的現代化進程的背景之下,美國民俗學家感受到了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壓力,目睹了世俗政府的發展,他們問自己,什麼是我們的地方認同,什麼是我們的地方特點、地方文化?它們應如何描述?如何保存?因此當美國民俗學會建立時,沒有人說他要研究美國人的民俗,根本不是這樣。人們認為他們應該研究印第安人的民俗、非洲裔美國人的民俗、法國裔美國的……,但沒有人認為美國民俗學應該研究作為民族的「美國人」的民俗,因為在一個多世紀前的188年,「民族國家」在美國恰是一個問題,而民俗學研究的正是那些抵抗國家獨立想法的群體、區域和種族。

北美印第安人民俗活動

但當學者們一開始研究地方傳統時,在歐洲發生過的事也同樣發生了,人們很快意識到沒有一種地方性是純粹的,各種傳統總是互相影響、互相糾纏:印第安人從歐洲借鑒民間故事、黑人音樂有歐洲的影響、歐洲的民俗有印第安人的影響、牛仔的民俗和漁民相關、而漁民又與愛爾蘭的民俗有關……這就是職業性的美國民俗學開始時的情況。而在1828年,德國人與愛爾蘭人發現,德國民俗和愛爾蘭民俗有相似之處。從此,人們不再簡單地認為民俗表現了一種特定的地方認同,而是認為民俗其實表現了一種在與其他地方認同關係中的地方認同。因此19世紀民俗學的結論就是——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民俗是不同的區域性地方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民俗確實表現了一個地區的特色,但與此同時,如果你把它們放在一起考察,你就會發現它們的歷史其實是互相關聯的。當我們今天為地方性與全球性的關係而興奮時,我要說,這種關係大約兩百年前就被民俗學家意識到了。民俗學所邁出的第一步,確實是對於地方性與全球性之間的關係的研究,這基於這樣一種看法:民俗是地方性的,它總是和特定的文化相聯,但同時,一旦你開始研究它,你必然要研究它和世界上其他地域性文化的關係。有意思的是,一個叫WilliamJamesThomas的人在1828年就明確指出,民俗表現了人類的「集體無意識」。

至此,我想強調,民俗學在其第一階段致力於歷史性地理解民俗同時具有的地方性與人類共性,這是民俗學的基礎和視界。而第一階段的民俗學者提出的問題就是,這樣的歷史是如何形成的?事實上,民俗學史上最初提出的那些問題,依然是很好的問題,而與之相適應的一些解決方法,也仍然是很好的方法。這中間最出色的也許是以科隆父子和安蒂·阿爾奈為代表的芬蘭學派,也即歷史地理學派的方法。我認為在針對人群與人群的關聯這個問題上,歷史地理學派的方法——對文本做形式分析然後是嚴謹的異文比較,依然是理解人群間觀念上的關聯的有效方法。

19世紀歐洲和美國的民俗學理論受到當時的歷史學理論框架的深刻影響,學者們提出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都是有理有據、可以自圓其說的。但20世紀的美國民俗學出現了思想危機。這源於兩個方面:人類學的研究,與存在主義哲學。在這兩方面的壓力下,民俗學者們開始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我們確實了解到民俗之間的這些關聯,但我們不知道導致這些關聯的人類原動力;我們知道存在一些模式,但我們不知道這些模式是如何被真實的人類活動創造出來的。人類學告訴我們人類文化可以如何迥然相異,而存在主義哲學提醒我們必須去理解真實的、個體的人如何在真實的時刻創造歷史———並非歷史影響個體,而是個體創造歷史。

提出「表演理論」的美國民俗學家理查德·鮑曼

在此背景之下,當代美國民俗學者D.H.Hymes和N.Chomsky提出了場景理論(PerformanceTheory,或譯表演理論、展演理論)。對19世紀的民俗學者來說,從文本1到文本2的過程是歷史的過程,20世紀的民俗學者則要研究這段歷史是如何形成的。場景理論認為文本是一種創造物,學者們研究文本是為了研究人,那些擁有傳統因此得以創造的人,當然這個人也有個體的心理、個性等等。任何一個文本的出現,都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而不是照搬,它總是針對特定的對象,是為了交流。這樣,一個人在他的傳統、文化及個體的心理的基礎之上為了交流創造出文本,這文本就不僅反映講述者自己,也反映出接受者的心理與文化,對方以之為據,又加上他自己的心理與文化傳統創造出新的文本。因此場景理論不僅研究文本,也研究講述者、接受者的文化傳統、個體心理以及整個交流的場景,這其實是一個研究如何創造的理論,它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這樣的一種研究模式也導致了田野作業方面的新的領域:有關創造者的,有關接受者的,有關交流的。更進一步地,這也導致了一種自我意識,因為在很多時候,正是我們民俗學家充當了接受者。我們不僅不應該忽視這個問題,而且應該使它成為我們研究的激動人心的一部分:為什麼我們對民俗感興趣?為什麼我們會捲入這樣一種情境中?不僅如此,我們發現,在我們研究、記錄民俗時,我們自己也是民俗的創造者。在對創造者、接受者及交流場景進行了更多的研究與關注之後,下一步就是要關注民俗學家也是創造者、接受者及交流場景的一部分這種情況。

場景理論的模式代表了美國民俗學界的一些新的發展方向,如關於創造、接受與交流以及我們稱之為反省——在真實的情境中反省我們自己等幾種研究角度。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影響。場景理論模式的概括性,使我們不僅限於考察特定種類的文本,也開始關注任何種類的創造性文本。因此當美國民俗學界還主要關注於民間故事和民歌時,——當然今天我們也依然關注於民間故事和民歌,我們所邁出的重要的第一步是開始考察物質文化,著手研究紡織、陶瓷和建築。這第一步一旦邁出,我們發現任何創造出來的東西都是有價值的,都可以成為關注的對象:人們做電腦動畫的方式、開車的方式、吃午飯的方式、兒童遊戲的方式等等。最終,場景理論使我們有可能關注於人們做的任何事情,因為人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傳統與人的個性、傳統與創造性結合的產物。簡言之,場景理論使我們能夠對任何體現了傳統與創造性的關聯的事物感興趣,正像19世紀民俗學的重要理論課題是地方文化與全球文化,今天,最令人關注的關係是傳統也即穩定性與創造也即變化之間的各種關係。因此當代美國民俗學界幾乎所有的議題都圍繞著傳統與創造性,圍繞著穩定與變化,那麼針對我們剛才提出的歷史是如何形成的,回答應該是歷史就是在穩定與變化的關係中形成的。

而最近最有意思的是對以前一些重要的區分的懷疑。其中的一種區分是有些材料民俗學家是可以研究的,有些材料是民俗學家不應該研究的,而現在我們開始意識到所有這些材料都應該對民俗學家的研究開放。他們可以研究古老的歌謠或神話,但也可以研究現代的各種現象,因為事實上大多數現代現象依然符合這一模式。這樣,人類的任何行為都可以作為民俗來研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忘記了古老歌謠與上網的差別,但今天也許我們對這兩種行為的相似之處而不是差別更感興趣。

由此可以推論,其次,以前我們關注於我們和民眾、和調查對象是如何地不同,但我們應該說在今天的美國,我們關心的是我們和調查對象是如何地相似,事實上,我們也是民眾的一部分,這對於美國民俗學來說確實意味著一場革命,因為美國民俗學已具有了更多的批評和行動的可能性,不僅僅是研究人,而是肩負起幫助人的責任,實實在在地和人交往,滿足他們的要求,解決他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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