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棗 一個追求失敗的詩人

張棗是個天才。這最初表現在他的意象派小詩《鏡中》里。寫下這首詩時，他還未滿22歲，而詩中圓潤流轉的語調、唯美的用字、夢幻般的氣氛，足以擊中每一個讀到它的人。這彷彿一聲感喟似的作品，像詩人柏樺所預料的，在八十年代轟動大江南北，與《何人斯》一同奠定了張棗作為一名大詩人的聲譽。

張棗，湖南長沙人，1962年出生。當代著名詩人，先鋒詩歌的代表人之一。湖南師範大學英語系大學部畢業，考入四川外語學院讀碩士，1986年起旅居德國，獲特里爾大學文哲博士，后在圖賓根大學任教，歸國后曾任教於河南大學、中央民族大學。2010年3月8日，詩人因肺癌在德國圖賓根去世，享年48歲。

知音之悅 在詩歌磁場中相遇

1984年深秋或初冬的黃昏，張棗拿著剛寫就的《鏡中》與《何人斯》到好友柏樺家中時，對《鏡中》是把握不定的。這首在張棗的詩中確實也不屬精品。儘管如此，詩中的古風和現代性形成的陌生感，彰顯了張棗的明確詩觀，如他自己所說:「我試圖從漢語古典精神中演生現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啟示。」他的這一寫作追求在不到二十歲時就已開始。

張棗的早熟曾讓他的詩人好友們吃驚不小，個中緣由與他的家庭有關。1962年12月29日，張棗生於湖南長沙「出過些人物」的張氏家族，有著「詩是吾家事」的氛圍。他父親是學俄語的，寫詩，喜歡普希金，常讀俄語詩給他聽。

在讀書上，張棗被目為神童。不到十六歲，他便考入湖南師範大學，專業是英語。語言方面，張棗的天賦很高，不僅英語，德語、法語、俄語都相當精通，還習過拉丁語，這讓他有能力閱讀外語詩，並將在外語詩中琢磨出的精微之處放置在漢語寫作中;還可翻譯他喜歡的保羅·策蘭、喬治·特拉科爾等人的作品。他的譯作雖然很少，但風格獨特，為同行稱道。這是後來的事。

大學期間張棗正式寫詩，且認定了自己「詩人」的身份，對詩歌的狂熱由此而始。那時他經常與韓少功、何立偉等人進行寫作交流，但除張棗外，幾人都以寫小說為主，這交流便讓他不甚快意。張棗是個極愛熱鬧的人，相信「文學是尋找知音的活動」，於是，大學畢業在株洲工業大學教了一年英語后，他終於受不住寂寞，更被當時四川幾近沸騰的詩歌江湖所吸引，在1983年考入四川外語學院。在重慶，發生了他「文學活動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遇到了柏樺。」

1983年10月的一個陰雨天，柏樺在武繼平的引薦下第一次見到了張棗。這不到一小時的匆匆照面，成為日後兩人徹夜「談論詩藝機密」的引子。關於這次會面，柏樺回憶說，他不太情願立即承認有個人與自己的詩風接近，還寫得和自己一樣好，甚至更好，當時他一心只想迅速離開，以後再也不見張棗。

不過不到半年，在一個初春下午，兩人還是「神安排」一樣的再次接上了頭。1984年3月8日，柏樺突然寫了一封信，向張棗發出了召喚，而張棗也一直在等這一召喚。那個春夜裡，兩人抽著煙，綿密的話語從黑夜走到黎明。他們談到詩歌和娟娟(張棗當時的女友彭慧娟)，談到龐德和意象派，談到弗洛伊德和死本能，談到註定滅亡的愛情……

當時，張棗住沙坪壩區歌樂山下的烈士墓，柏樺住市郊北碚，山城交通阻隔，兩人又相距三四十公里，跋涉不易，張棗將兩人的見面稱為「談話節」。兩人為了一起談詩長途奔波，享受著「知音之悅」，直到1986年夏張棗去往德國。從那時起，張棗過起枯燥孤寂的海外生活，沒有朋友，「夜裡老哭，老喝酒」，即便在人生最後幾年返回，孤獨的狀態也沒太多改善。這也是後來的事。

兩人開始「談話節」不久，柏樺就看到了《鏡中》與《何人斯》，之後更有《燈芯絨幸福的舞蹈》《早晨的風暴》《楚王夢雨》等佳作。在那個每所大學、甚至每個班都有詩社的年代，實驗性詩歌層出不窮，詩人們對自己的創新往往猶疑不定，張棗卻對《早晨的風暴》的重要性很是篤定。這首字詞傾瀉如錦緞的詩篇被他的詩人好友傅維稱為曠世之作。

與柏樺一樣，傅維也是張棗那個時期最重要的夥伴。他們辦地下刊物《日日新》，在操場上聊純粹的詩歌，在食堂或街頭聚餐，看麵館美麗的姑娘……一段悠遊愜意的理想時光，也是張棗「最光華奪目的時間」，宿舍常有成批的詩歌愛好者前去拜訪。那時重慶的年輕詩人眾多，提出了「第三代」這一詩歌代際的命名，這一切讓重慶像極了一個詩歌的大磁場，張棗是磁極之一，另一個磁極就是柏樺。

1985年早春，「第二代」詩人代表北島去到重慶，在張棗的宿舍與張棗、柏樺進行了簡短的談話。據傅維回憶，談話在略顯拘謹的氛圍中展開，張棗率先打破僵局，對北島說:「我不太喜歡你詩中的英雄主義。」北島沒有做出正面回答，而是平靜地談起了他妹妹的死。北島到重慶的第五天，張棗、柏樺和北島等人又去重慶北溫泉進行了第二次私談，各自表達著，傾聽著，沒有一次爭論。相比於英雄主義的集體寫作，詩歌的「個人化」(張棗稱為「內傾」)是更純粹、更深刻的方式。北島後來對自己的早期作品也做過反思，有些「感到羞愧」。

天才隕落 將生命投入「生活」

沿著「內傾」的創作道路，也因妻子達格瑪是德國人，張棗在1986年去往德國。他的離國帶有明確的私密目的，用「為銘記一地就得抹殺另一地」的勇氣，去追尋「比我更好的我」:「我特別想讓我的詩歌能容納許多語言的長處……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東西，在原文中吸取歌德、里爾克這樣的詩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種陌生化……知道漢語真正的邊界在哪裡。」

像北島、多多等流亡詩人一樣，張棗試圖用物理上的距離扯開個人與漢語的關係，以更好地理解漢語，用古典漢語精神勾連西方的現代性，乃至「發明一種自己的漢語」，實現現代漢語的古典意義上的現代性追求。

同「發明一種自己的漢語」相符合，張棗提出「元詩」理論，認為作家把寫作本身寫出來的手法是現代寫作的重要特點，即對自身寫作姿態的反思和再現。這一理論強調詩人的語言意識，就像布羅茨基所說的:「語言不再是詩人的工具，相反詩人倒是語言延續其存在的手段。」在《卡夫卡致菲麗絲》《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等詩中，他的創作理論被實踐，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可惜，張棗煙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多，寫得卻太少，生前只出版了僅六十三首詩的《春秋來信》。不過，他是自信的。1996年春節之前幾天，張棗飛抵上海與陳東東見面，手上拿著《春秋來信》的詩稿雛形，喝酒時不止一次對陳說:「我是個大詩人……」

見面之前，兩人一直通信聯絡。在信中，張棗多次向陳東東怨訴德國生活的寂寞。在那裡，他失去了知音，更無掌聲，深覺自己像一塊燒紅的鐵，哧溜一下被放到了涼水裡。在德國生活的近二十年裡，張棗在特里爾大學讀了博士，在圖賓根大學教了五年學，離婚又再婚，有了兩個孩子，擔任在海外復刊的《今天》的詩歌編輯。日子算不上跌宕，更沒有什麼大的創傷，只是鄉愁濃烈。這時張棗的想法與去國前有了轉變，覺得在海外得不償失，開始「渴望生活在母語的細節中」，認為自己作為詩人的命運只有回到祖國才能完畢。

2005年，張棗受聘到河南大學任教，多半時間都在國內;2007年下半年到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任教，算是徹底回了國。在國內的日子，張棗投入到聲色犬馬之中，幾乎沒再寫東西。素有「饕餮」名聲的他回國像回到天堂，狗尋骨頭似的四處找美食，好友陳東東、傅維等人對他愛吃這一點都印象深刻。

關於張棗回國，北島回憶說:「我深知他性格的弱點，聲色犬馬和國內的浮躁氣氛會毀了他。我說，你要回國，就意味著你將放棄詩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說實在忍受不了國外的寂寞。」

儘管回了國，張棗的內心依舊沒有著落，吃喝之後總感嘆「生活沒意思」。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2009年末被查出肺癌晚期。2010年3月8日4點39分，張棗在圖賓根大學醫院去世，享年不足四十八歲。詩歌界和藝術界舉行了紀念會，「今天」論壇從3月9日起改為黑色背景三天，以表哀思。

一生短暫，張棗寫下的詩只百餘首。但他的寫作「如履薄冰」，稍不滿意就銷毀，在這種自我苛求下，詩少是應有之義，也可以說是一個真正詩人的自覺。漢學家顧彬曾說，張棗浪費了自己的才華，然而張棗也早已這樣說:「寫作就是一件無用的事，是浪費生命、青春年華的頹廢行為……就是追求失敗。」

在追求失敗中，張棗一邊慢慢寫詩，一邊將生命投入到「生活」，將生活的甜苦轉換成張棗式的詩性，最後在眾說紛紜中「藏到自己的死亡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