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編製，你什麼都不是」

在得知自己被天津市某區交通局錄取的消息后，性格內向、被朋友看來甚至有點木訥的吳天君在QQ動態上寫道，「自己的世界終於又打開了一道口子，陽光重回大地。」

從2009年大學畢業后，吳天君共參加了9次公務員、國企和事業單位筆試、面試。其中，為了能通過老家吉林省撫松縣的一家事業單位面試，他的父親動用家庭的存款和向「鐵哥們」借款等方式共籌得20萬來試圖「打通」關係，但也以失敗告終。

為進入「體制」，吳天君的鄰居張，在拿到遼寧省某師範院校碩士畢業證書5個月後則選擇繼續等待。政治學專業出身的她把這5個月來找工作以及實習經歷戲謔為霍布斯式的「戰爭狀態」——「霍布斯總結，人類的初始人性中會因為三件事情而進入戰爭狀態：得利、安全以及名譽。」這場進入體制內的「闖關遊戲」，競爭者就像一個個爭奪城牆上那支鮮紅的旗幟的戰士，只有踏著敵人的屍體，幾個手持旗幟的人才是勝利者。

2016年12月26日，21世紀經濟研究院發布了《2016年投資環境指數報告》，粵蘇魯浙閩位居投資環境前五位，而東北地區是四大板塊中投資環境最差的一個。投資環境落後的十個地區中，東三省佔了兩席，黑龍江則排倒數第一。一項針對七大地區營商環境的調查顯示，在2001—2011年期間，曾在東北開展投資或有實際經營的外地企業中，有66.4%的企業「已停止在東北地區經營」或「在未來5年內有離開意願」。

隨著東北經濟的停滯與民營經濟的不振，留給東北年輕人的選擇並不多。除了到外地尋找機會以外，吃「公家飯」便成了很多年輕人的人生規劃。

2016年7月2日，遼寧瀋陽，一公務員考試面試考點外排起長龍。

關於父母對自己進入「體制」的期望，張提高自己的音量說出四個字：「相當建議」。

張的父母在吉林撫松縣的泉陽鎮國有農場里承包土地，種人蔘。但隨著這幾年價格下跌及假人蔘對市場的衝擊，張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如前。近幾年，她的家人和親戚去往東北經濟較好的大連尋求工作機會。相對於農場收入的不穩定性，「父母希望我能成為教師或者公務員，有個穩定的工作，不用為失業下崗啥的擔心。」

2016年11月的「國考」報名，張選擇了瀋陽海關辦公綜合崗位，367人報名，招錄2人。「實話說沒有底，有種為了報考而報考，我還是把希望寄托在2017年春季省考。」而即使是競爭相對較小的吉林省省考，2016年的公務員考試人數也再創新高，報考總人數達到5789人。

張兩次被「善意提醒」需要找關係。「在前往大連甘井子區（教師招考）報名現場，一個教育局內部的阿姨跟我說，如果你筆試過了，面試一定、一定要找人。」

更早時候，在2009年高中畢業前的一節政治課上，老師在課堂上直接聊到，如果想在大連經濟開發區高中當老師的話，你得準備20萬元，「20萬非常值。」張還記得當時政治老師說話時帶著一種不容分辨的表情。

張的男友，正在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的劉建林對她進入「體制」的目標表示理解，在老家遼寧鞍山海城一個偏遠鄉村多年的生活經驗告訴他，「沒有編製，你什麼都不是。」

劉建林是村裡走出去的第一位博士生。在拿到錄取通知書後，村鄰們對他家表示了短暫的敬意和禮貌。但因父親的一次意外受傷，他發現，「在鄉下，沒有關係，你就是被欺負的命。」

劉的父親沒有正式工作，常年做建築工地小工，只有9月農忙時才在家收玉米。2015年冬天，劉的父親在鄰居家的自建房樓頂砌磚時不慎摔下，左腳粉碎性骨折。在海城市醫院和鞍山市動手術和休養的這近半年時間，花費了近2萬塊錢。

劉建林希望那家僱主能進行賠償，但遭到拒絕。無奈之下，他把僱主告上了法院，最後判決也是民事調解。「開庭前，律師提出治療費和誤工費10萬元的請求，但最後他連一分錢都還是不給。」劉建林很是無奈，「私下協商，他不拿，你完全沒辦法。」

「要想改變命運，我只有希望自己進入大學任教這條路，讓自己身板硬起來。」他說道。

在等待和準備公考的日子裡，張在某教育培訓機構做面試助教，在沒有單獨排課的情況下，公司沒有提供合同、零薪水，「當模擬面試老師的助理，我可以學習面試技巧，平時還有時間備考。」

隨著「公考」臨近，培訓機構的工作量加大，張經常早上6點起來，花一個小時去單位，晚上7點才能下班，「挺遭罪的，大冬天還冷。」據多家媒體報道，如今公務員考試培訓市場產值保守估計在十多億元。主營出國留學考試培訓的老牌教育機構，也在2006年創立了公務員考試培訓中心。

2016年6月剛畢業那會兒，大連某教育集團給張提供了考研政治老師的工作機會，但還是被她拒絕了，理由是學校的商業氣息太重。

26歲的張和男朋友劉建林展望未來的生活。劉建林正努力讀完博士后留在大學任教。在三次教師招考、一次省考失敗之後，張也並沒有打算放棄，即使她現在只能借住在劉建林的博士宿舍里，「等到他也畢業，我們也會有自己的家。」

一位不願具名的市政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於在實權的部門，他的身份儘管只是一名普通的副科級，但找他辦事的人接連不斷，且態度禮貌和藹，「平時，東北大爺估計沒兩句就開始說粗話了」。

「體制內的工作穩定、受人尊敬，那麼多人擠破頭想要進來也是理所應當的。」上述市政工作人員說道。

宋純政的老家在哈爾濱東邊的一個郊縣，距離市中心有100多公里。有時候，在結束市政府「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安排，周末，他還會回老家幫忙照看母親的水果攤點。「冬天，你在哈爾濱室外擺攤一整天，全身都是麻的。」他對各種水果蔬菜的品種和質量瞭然於心，在與供貨商的通話中頭頭是道。

作為一個普通鐵路工人的孩子，現在所有鄰居都知道他在市政府上班。如今，他在哈爾濱機構編製委員會辦公室工作，做著掌管「鐵飯碗」的工作，而單位里還有好些沒有編製的同事也在做著和編製問題掛鉤的工作。

宋純政52歲的父親做了一輩子的鐵路一線職工，在鐵路工務段的老宋負責鐵路路軌、鐵路線路改造和維護維修的工作。在行將退休的年紀知道自己的兒子每天坐著市政府的接駁車上下班，「我挺為自己兒子的工作感到自豪。坐辦公室，他不用再像我這麼辛苦了。」宋的父親說道。

老宋說自己一輩子都奉獻給了國家的鐵路事業，對於兒子的工作，他認為是一種傳承，「現在，我把兒子也交給了國家。」

宋純政本有機會在某BAT哈爾濱的分公司工作，擁有現在兩倍的薪水。「類似於營銷和推廣的企業，薪水高一點，但總覺得不穩定，興許哪一天工作就黃了。我畢業前獲得政府工作機會，這是我和我爸都接受的第一選擇。」宋純政提到。

2012年11月，在宋純政大四那年，關於哈爾濱招有「事業編製環衛工」的新聞熱炒網路。哈爾濱市招聘457個清潔工引來1萬餘人報名，其中近三千人擁有大學部學歷，25人擁有統招碩士研究所學歷。「事業編製」是他們趨之若鶩的根本原因。

宋純政的大學部同學劉文也報考了這個「事業編環衛工」職位，但最後也落選了，只能在社區當服務人員。

「我能考上掃五年大街也比現在強吧？」幾年來，劉文沒能考入體制內，他的工作換了一個又一個，「之前我爸還開玩笑，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就去掃大街啊。」

張回憶，連自己在國有農場里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父親也認為，拿到碩士文憑就是知識分子，掃大街不是目不識丁的人乾的活嗎？「但在編製面前，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在哈工大2017屆畢業生秋季大型招聘會上，根據《鳳凰周刊》記者統計：11月18日的全部448家參會單位中，駐地在東北的僅為93家，其餘的都是東北外的企事業單位，且大部分參會的私營企業都是外地的。這意味著，哈工大學生想要在招聘會上選擇私企，很可能需要離開東北。

主營塑膠和電池的廈門某進出口有限公司是448家參加招聘會的企業之一，當時東北地區去了哈工大和哈爾濱工程學院的招聘會。其負責人張夏清告訴記者，因為公司是人才中心的合作企業，公司會通過廈門人才中心提供的地區、學校表單推薦，再決定去不去現場招聘。「招聘現場好企業還是很多，很多國企都是擠滿了人，我們幾乎是打醬油的。（學生）感覺私企都容易倒掉，其實我們是有信心的，但別人就不這麼看。」

作為東北地區最知名、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吉林大學某學院學生辦公室負責人向《鳳凰周刊》記者提供了兩屆大學部畢業生的就業情況表，其選擇在「體制」外發展的畢業生遠遠低於進入「體制」的人數。每屆140位學生中分別僅有6人和13人入職了民營企業，「其中有5個學生是某大型電器賣場的特招生。」該負責人表示。

吉林大學學生就業創業指導與服務中心管理科科長魯凱認為，進入「體制」一直是全國普遍現象，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的弱勢也間接造成其熱度常年不減。

據該中心發布的《吉林大學2015屆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 2015 屆本專科畢業生就業單位流向中，37.57%選擇進入國企。而同年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進入國企的大學部畢業生比例則分別為19.25%、20.74%、27.28% 、11.56%。

針對上述情況，吉林省就業指導中心主任鄭志宏接受《鳳凰周刊》記者採訪時提到，吉林大學等東北高校的就業情況是東北地區的普遍縮影——「相對於發達地區，民營企業薪水低、崗位少。」

「就國有企業而言，雖然建國以來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普遍採取了單位制，但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空間條件，使得單位體制的諸要素在東北老工業基地出現得最早，貫徹得最為徹底，持續時間最長，其內在結構也更為單一，消解過程也自然非常緩慢，形成了一種別具特色的『典型單位制』。」長期研究東北國企問題的吉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田毅鵬教授說道。

已經開始坐辦公室的趙明有時候也會懷念在礦井的生活，「一大早在空地上開個會、喊個話，一起騎車去工地，然後中午一起回食堂，跟大鍋飯似的，菜也做得很好吃。熱熱鬧鬧，人不可能離開群體嘛。」

「觀念這種東西，一旦適應后你很難去改變它，就好像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那個叫布魯克斯的老頭，出獄后就自殺了。」趙明說。

記者/蔣昌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