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我們文學現代性的癥結

21大學生世界華語文學人物盛典

時間：

2017年6月7日15時

地點：

人民大學文化大廈20層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

（北京市中關村大街59號，人民大學東門北側）

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演講主題：

由於戰爭、經濟等因素，大量華人移民到海外，形成各種華語文化圈，雖仍以華語創作，但風貌各異，單一地區或單一主題的概念，已不足以詮釋這些文學生產的駁雜與糾結現象，「華語語系文學」的議題遂應運而生。王德威教授是此概念的倡始學者之一，其學術著作《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代表近年華語語系文學的風向。

活字君按

作為現當代文學（「華語語系文學」）最重要的評論者和研究者之一，王德威教授的文學史書寫，始終貫穿著自己出入中西內外的開拓視野和獨特角度——這體現在無論是早期「被壓抑的現代性」的提出，還是後來「歷史與怪獸」的表達，「抒情傳統」的發掘，再到如今的「華語語系文學」這一備受關注、也頗具爭議的概念，也體現在王德威教授同夏志清、李歐梵等海外文學學者不斷的接受、反思與對話當中。

本期推送，我們節選了夏志清《現代小說史》（活字文化策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版）中王德威的代序。讓我們跟隨兩位名家的隔空對話，一同進入現代小說的世界。

重讀夏志清教授《現代小說史》

王德威

在「感時憂國」論更深的一層，夏觸及了當代批評論述重新炒熱的話題，即：我們如何分殊個人才具與國族想象間的界限？如何定義國家文學及跨國文化政治的分野？

對首次閱讀《現代小說史》的讀者，印象最深的莫非夏志清的論斷：比起西方傳統，現代小說在行文運事、思想辨難，以及心理深度方面，均遠有不逮。就算夏可稱之為現代小說評論的宗師，他這番議論也引來不少民族主義者或多元文化論者的側目，謂其有自貶身價之虞。

在有名的《現代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一文中，夏寫道：「現代的作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爾斯泰，和托馬斯· 曼一樣，熱切地去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但他們非常關懷的問題，無情地刻畫國內的黑暗和腐敗。」

追根究底，夏的立論受到屈靈的啟發。對屈靈而言，現代文學的特徵之一在於「西方文化對文化本身的失望」，這一幻滅感促使作者對當代文明產生仇視，並劃清界限。但夏注意到現代作家的不同之處。那就是，正因現代作家對家國的命運如此關切，他們反而不能，或不願，深思人的命運與現代世界中「人」的命運間，道德與政治的關聯性。夏認為作家在他們作品最好的時候，展現一種強烈的道德警醒，這在西方作家中是少見的。但另一方面，他也為這一「感時憂國」的精神，付出代價：「這種『姑息』的心理，慢慢變質，流為一種狹窄的愛國主義。而另一方面，他們目睹其他國家的富裕，養成了『月亮是外國的圓』的天真想法。」

▲夏志清先生（1929-2013）

夏依據西方典範，對現代文學的總體表現頗有保留，因此處處強調國際視野的必要。但我們不禁要問，夏本人是否也顯出了一種「感時憂國」的心態？

他和他所評介的作者其實分享了同樣的焦慮：在「現代」文學的競爭上，作家已經落後許多，如何積極迎上前去，是刻不容緩的挑戰。但夏與這些作者不同的是，一反後者專註家國一時一地的困境，他亟欲從西方先進的模式找尋刺激。作家視「感時憂國」為文學（及社會）革命的前提，夏卻認為那是自我設限的藩籬。夏與他評介的作家間的爭議，可以視為現代文學「是什麼」、「能作什麼」等問題的最佳例證之一，而這些問題今天依然是學界關注的焦點。

雖然夏認為「感時憂國」的精神，對現代小說的創作頗有局限，他還是看出有些作家能夠展現個人風格及獨特視野，因此出落得與眾不同。在《現代小說史》的結論里，他列舉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沈從文四人為其中佼佼者，因為他們的作品顯現「特有的性格和對道德問題的熱情，創造出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從這四位出列的作者，我們也不

難明白何以在傳統評者眼中，夏書是如此離經叛道。最受爭議的當是夏獨排眾議，竟貶低魯迅這位現代文學教父的地位。他承認魯迅的抗爭精神使后之來者深受啟發，但卻遺憾魯迅的溫情主義以及對「粗暴和非理性勢力」的默認。由此類推，夏對新文學的名家如茅盾、巴金、丁玲等，也吝於給予過高評價。

▲夏志清最為推崇的四位現代小說家：

張愛玲（1920-1995）

張天翼（1906-1985）

錢鍾書（1910-1998）

沈從文（1902-1988）

夏所推薦的四位作家中，張愛玲與錢鍾書在50 年代的文學史里，皆是默默無聞之輩。張崛起於抗戰時期的上海，原被視為通俗作家。但夏獨排眾議，盛讚張對人性弱點的細密臨摹，以及她「蒼涼」的歷史及美學觀。夏認為，張對人無常無奈的生存情境的感喟，與彼時主流作家的史詩視野大相徑庭；他並推崇《金鎖記》為「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另一方面，夏也欣賞錢鍾書的諷刺藝術，視其為《儒林外史》的吳敬梓以降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錢的《圍城》「是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

我以為夏對30 年代兩位作家張天翼及沈從文的解讀，尤應引起注意。這兩位作者的政治立場、個人特性，以及創作風格的差距，可謂南轅北轍。張是左翼作家，以辛辣諷刺的浮世繪取勝，沈則是和平主義者，以描述鄉土的抒情境界見長。對夏而言，儘管二人頗有不同，他們卻共享一強烈的道德熱情，而且這一種道德熱情並未限制他們對於藝術的琢磨。當沈從文在描寫人性善良面，或張天翼揭露人性邪惡時，他們表現了相同的勇氣與文采。兩人都不願讓眼下的政治考量減損他們對人性各層面─哪怕是最不受歡迎的層面─的探察。

用夏的話來說：張天翼在「同期作家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於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誤，以及邪惡的傾向，有如此清楚冷靜的掌握。」而沈從文顯示「這世界，儘管怎樣墮落，怎樣醜惡，卻是他寫作取材的唯一的世界，除非我們堅持同情與悲憫之心，，或整個世界，終將越來越野蠻。」

由於夏的推薦，張愛玲及錢鍾書的名聲在60 年代急漲直上。過去30 年來張愛玲在台港及海外尤其大受歡迎，聲勢之盛，直追人民共和國前期治下的魯迅；而80 年代以來，「張愛玲熱」也席捲了大陸文壇。但如上所述，有鑒於50 年代大陸文藝氣氛，夏對沈從文及張天翼的詮釋，才更耐人尋味。夏雖然堅守自己的立場，卻能欣賞張對國民黨時期社會的撻伐。如果他只是50 年代美國政治風向的追隨者，他大可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地推崇一位左翼作家，尤其是一位卓有文名的左翼作家。沈從文的例子亦復如此。大陸解放之後，沈被目為反動作家，並因此一度企圖自殺；之後沈放棄寫作事業，以為無言的抗議。在沈被兩岸史家評者刻意忽略、湮沒的年月里，夏是少數記得他並賦予極高評價的知音。

從傳統眼光來看，夏所從事的是文學典律的重新定義。在我們這個多元論及邊緣論大行其道的年代，夏重寫文學的過去儘管頗有洞見，仍難免貽人口實。許多評者立志要摒除文本、種族、性別、政治的「中心」論，迫不及待地奔向「邊緣」，以致今天邊緣人滿為患。夏的大傳統既是以普遍的人性及不朽的傑作為立論基點，《現代小說史》似乎與時下理論背道而馳。

然而夏書也許並不如此簡單；在理論與實踐間他總能另闢蹊徑，一抒創見。話說從頭，當年《小說史》的寫作不正是要把邊緣作家推向中心，並重新思考主流傑作的意義？果如此，我們今天能從此書學到什麼？

再以夏所推崇的四位作家為例。夏發現，在表面的「感時憂國」之下，這些作家的寫作之道錯綜交會，所以能為彼時盛行的寫實主義創造無數可能。他將張愛玲的頹廢都市風貌與沈從文的抒情原鄉視景等量齊觀。他注意張的悲觀人生觀照與她諷刺佻脫的呈現手法，頗呈拉鋸；另一方面，他提醒我們，「除非我們留心（沈從文）用諷刺手法表露出來的憤怒，他對情感和心智輕佻不負責態度的憎恨，否則我們不會欣賞到小說牧歌性的一面」。雖然錢鍾書與張天翼都以諷刺見長，錢的冷雋機智與張的嬉笑怒罵其實頗有不同。

不僅此也，夏也提及張愛玲及錢鍾書都以貴族的立場俯視人生瑣碎，而沈從文及張天翼則能深入生命底層，多聞鄙事。張愛玲繼承了《紅樓夢》的傳統，錢鍾書則沿襲了《儒林外史》的精神。

▲王德威在老師夏志清家中的合影

面對《小說史》內其他作者的取材、風格及意識形態立場，夏也採取了同中求異的策略。他絕少附和現成觀點。比如說，他讚美左派評家奉為經典的茅盾小說《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但他的焦點不在茅盾左翼思想的微言大義，而在茅盾所不經意流露的人道關懷。對夏而言，這一關懷不能用黨派立場來劃分。夏對30 年代寫《激流三部曲》的巴金頗有保留，但巴金在中日戰爭后的作品如《寒夜》等，卻頗贏得他的青睞。至於女性作家，凌叔華以她精妙的女性心理白描深獲夏的好評；相對的，當時大為走紅的冰心卻因其感傷濫情，不能更上層樓。

在「感時憂國」論更深的一層，夏觸及了當代批評論述重新炒熱的話題，即，我們如何分殊個人才具與國族想象間的界限？如何定義國家文學及跨國文化政治的分野？夏認為作家深懷道德使命；在這樣的前提下，「好」的作家應該既能深入挖掘社會病根，卻又能同時體現藝術自製及永恆人生視野。夏的觀點內涵一二律悖反的現象，恰恰呼應了新批評對文本「張力」、「反諷」的訴求。而實際操作上，夏更能隨機應變，衍生種種詮釋。

80 年代以來，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國家視為一「想象群聚」（imagined community）的說法受到廣泛重視。我們不妨重審夏的「感時憂國」說，視其為作家想象「現代」的一種表徵。在革命與啟蒙的感召下，作家急於重理家國的命運，而文學成為一個有效的辯證管道。通過文學，諸種議題如從國民性到國家的未來，都得以付諸對話。這種將國家論述及文學論述相印證的風氣其實可以溯至晚清。我們都還記得梁啟超的名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這一文學／國家論述在五四以後變本加厲，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一段歷史，正可作如是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2015）

及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體》

夏的「感時憂國」論還可以與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論相提並論。21 乍看之下，這也許有點匪夷所思，因為兩者的理念基礎極不相同。對詹明信和他的從者而言，第三世界的文學由於歷史情境的因素，傾向凸顯敘述（narration）與國家（nation）間的「不自然」關係。此一關係在文學表達上引生一種寓言的向度，而與第一世界的文學遙遙相對。第一世界的文學標榜形式與意義相輔相成的象徵（symbolic）關係。象徵望似渾然天成，卻總已暗藏霸權的底蘊。比起第一世界文學，「國族寓言」式的文學也許看來粗糙，但此一形式特徵在在點出其久被壓抑的政治、文化潛意識，公、私領域皆然。

詹明信的理論自謂激進，其實也泄露了再現論（representationism）的迷思。比諸夏志清的「感時憂國」論，並未見有真正突破。更弔詭的，夏視之為感時憂國論的缺點─如筆鋒粗糙、缺乏「象徵」密度─很可能成為詹明信「國族寓言」論歌之頌之的對象。兩人對魯迅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 正傳》等的解讀，恰恰可見端倪。

▲詹明信（1934- ）及其代表作

夏應會同意現代小說含有一種「國族寓言式」衝動，此一衝動督促作者與讀者發泄他們的政治慾望與敘事力量。但夏也應會強調國家文學必須包容別具心思的作者─不僅是那些刻意與「國族寓言」式文學唱反調的作者，更及於那些對各種明火執仗的政治議題漠然無視的作者。

在操作實際批評時，夏顯示沒有任何一種文學理論可以總括（文學）歷史的種種變數。以「寓言」來看待一個國家文學，不論定義如何，終難免畫地自限之虞。國族的想象不必總與歷史情境發生一目了然的連鎖。夏的優勢在於儘管他抱持（保守的）新批評與李維斯主義，他畢竟尊重文學實踐過程里，「始」料未及、多元創造的可能。他顯然相信一個不肯從眾、拒為「寓言」的作者，有時反更能表達一個社會被壓抑的政治潛意識。只是，張愛玲或沈從文，而非魯迅或巴金，反而更能寫出民族面對歷史變盪時的希望與悵惘。

夏書所透露的歐洲中心主義已迭遭異議，毋須在此重複。但如果我們轉而注視他切切要將文學推向國際場域的用心，未嘗不無可觀，而這也正顯示他自己「感時憂國」的意識之一端。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創作永遠都是取決於文本以外的多重因素（overdetermined），那麼作家的潛能就不應受限於政治現狀，更不提一廂情願的風格、主題發展時間表了。作家一旦擺脫「感時憂國論」后，實在毋須臣服於「國族寓言」論的緊箍咒。畢竟兩者都不能跳出第三世界「遲來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一說的窠臼。

夏的方法學因此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學跨國語境與個別特色間的張力。近年來多元文化論者，或出自政治正確性的使命感，或出自理論的自覺，致力於強調在地的、區域的文學。勢力之大，一時沛然莫之能御。相較之下，夏追求世界文學的立場恰與此針鋒相對。他的歐洲中心主義當然有其立論的弱點，但另一方面，他對回歸「在地」文學呼聲下的畛域傾向（ghettoism）及招牌主義（tokenism）的弊病，應算有先見之明。夏的觀點畢竟體現了我們追求文學現代性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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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現代小說史》

唯一正式授權大陸簡體版本

活字文化策劃，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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