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透視二維碼犯罪

文／李斌（無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法學博士）

剛剛結束的兩會中一個新特點就是一府兩院工作報告不約而同都採用了附加二維碼的方式來做內容增值，從日常生活到政務工作，二維碼適用場景越來越多，給日常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由於其製作的便利性、載入內容的豐富性，也給犯罪分子提供了很多便利。

通過對無訟案例中近三年的有關二維碼犯罪來透視犯罪特徵，以期對犯罪治理提供裨益。

• 數據來源：無訟案例2014-2017年全部數據

• 樣本情況：刑事案件中利用二維碼實施的犯罪案件，共計104件276人

• 樣本說明：全部樣本中已經剔除了重複以及與二維碼犯罪無關的案件，數據量情況與文書公開程度有較大關係。

一、樣本整體情況

近三年涉二維碼犯罪持續高發，詐騙類案件增速最為迅猛

從近三年的案件情況來看，涉二維碼犯罪數量指數級增長，2015年較之2014年翻了一番，2016年較之2015年翻了兩番，是2014年的６倍之多。反映出該類案件的發案量急劇增長，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從具體案件類型來看，詐騙類案件增速最為迅猛。2016年涉二維碼的詐騙類案件占同期全部案件數量的五成。

從樣本情況來看，只有少部分省份，如北京、天津、寧夏、山西、西藏、雲南、廣西、海南、上海等地沒有類似案件公開，其餘省份中，浙江、江蘇、廣東三省是此類案件最為高發的區域，另外如安徽、黑龍江、重慶等經濟發展中省份類似案件也較高。

侵財類案件占多數，尤其是詐騙類犯罪占絕大部分

全部涉二維碼案件中，侵財類案件占多數，共計66件183人，佔全部案件數量的62％；其次是傳播淫穢物品類案件，共計10件16人，佔比10％；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類案件，共計11件24人，佔比11％；賭博類案件共計8件10人，佔比8％；侵犯個人信息類、侵犯計算機信息系統類毒品類案件數量分別為3件6人、2件2人、4件4人；佔比分別為３％、２％、４％（因部分案件涉及多個罪名的情況，故統計總數要高出全部樣本數量）。

上述案件中涉財產類犯罪中，平均犯罪數額高達29.5萬元，其中詐騙類的平均犯罪數額最高，每案平均案值53萬元；賭博類每案犯罪數額平均在44萬元左右，盜竊類平均數額在6.8萬元。

從全部樣本來看，平均刑期在27.7個月，其中判處有期徒刑的占絕大多數，將近九成，還有9％左右的被告人被判處拘役，另有２％的被告人被判處管制（基本上都是傳播淫穢物品類案件）。全部被告人中被施以緩刑的佔三成，遠高於緩刑的平均適用率。

從量刑情況來看，利用邪教組織傳播淫穢物品類案件量刑最重，平均為有期徒刑50個月；量刑最輕的是侵犯個人信息類犯罪，平均為有期徒刑8.4個月；盜竊類案件平均量刑為23.6個月（不到2年）；詐騙類案件平均量刑為34個月（不到3年）；毒品類案件平均量刑與詐騙類大體一致，為34.5個月，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類案件相對稍重一些，量刑在3年左右；賭博類案件平均量刑為31.2個月；傳播淫穢物品類案件平均量刑為18.5個月，還有相當部分的被告人被判處管制、緩刑。

二、二維碼作為犯罪手段的表現形態

二維碼以其獨特的大容量、低成本和易製作等諸多優點成為互聯網時代鏈接信息的重要渠道，但同時由於技術門檻過低，二維碼目前處在「人人皆可製作、印刷和發布」的狀態，由此帶來的信息安全風險不容忽視。

比較常見的是在二維碼中載入木馬病毒，通過網上支付手段竊取用戶賬戶財產

嫌疑人利用二維碼生成軟體，將病毒、木馬程序或手機吸費軟體等網址鏈接生成二維碼形式的圖形，偽裝成商品購買需求、返現窗口等，吸引網店賣家點擊、掃描，用戶掃描後手機就會中毒，存儲在手機里的移動支付賬戶信息及密碼就會被盜走，甚至會攔截手機驗證碼簡訊，或屏蔽銀行卡餘額變動提醒簡訊功能，而讓不法分子接收簡訊，並進行非法代操作。嫌疑人控制被害人賬號后即通過支付寶轉賬、網上銀行轉賬、購買虛擬貨幣、網上消費等形式，快速將被害人賬戶中的錢款分散轉出，銷贓迅速。如譚某盜竊罪、詐騙罪一案中（【2014】杭江刑初字第985號），被告人譚某夥同他人以購買淘寶商品為誘餌，通過阿里旺旺向淘寶賣家發送帶有病毒的二維碼，待被害人用手機掃描該二維碼后該手機即中毒，被告人譚某則控制了被害人支付寶賬戶，並獲取了被害人的姓名、身份證號碼及銀行卡號碼。之後被告人譚某將被害人支付寶內的餘額轉至綁定的銀行卡內，再通過其事先註冊的財付通賬戶購買虛擬貨幣，並通過被害人支付寶代充代付、以被害人名義向淘寶申請貸款等方式，在一個月內騙取16名被害人10萬餘元。

根據騰訊手機管家發布的2016年手機安全報告顯示，2013到2016三年的同期數據對比，手機病毒感染用戶數翻了6倍，手機病毒遍布各個省份，危害地域涉及全國，其中華北和沿海省份是重災區，用戶中毒的比例近兩成。支付類的病毒，在江浙、廣東沿海等經濟發達省份傳播較廣，在北京上海等移動支付普及較好的大城市，用戶中毒比例相對更高。

二維碼病毒類犯罪往往與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侵犯計算機信息系統類犯罪相伴而生。

如「王達等信用卡詐騙、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出售公民個人信息案」中（【2015】宣中刑終字第00124號），幾名製作二維碼病毒的被告人與專門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被告人相勾結，通過擔任協警的徐某工作便利，在公安網電腦上，通過全國公安綜合查詢系統、全國人口信息庫、廣東省公安綜合查詢等系統非法查詢獲取公民個人信息2000餘條，使犯罪分子可以根據病毒獲取的手機號、以及非法獲取的居民身份證號，修改支付寶身份認證，達到控制被害人支付寶賬號的目的。

比較常見的是將XX功有關的網站、內容介紹、手機翻牆軟體等製成二維碼鏈接，印製成卡片予以傳播。而且此類案件的地域範圍主要在西部不發達省份，如甘肅、1青海、新疆、內蒙等地，反映出犯罪分子利用科技手段實施犯罪的技巧也是日新月異。如「張某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一案中（【2015】正刑初字第8號），被告人張某系54歲退休職工，其散發有關不法出版物過程中被查獲，隨身攜帶「電腦專用翻牆軟體光碟三張、2014神韻晚會光碟一張，「XX功」護身符十張，手機翻牆二維碼四十張」。

另外還有大量的傳播淫穢物品案件，被告人將淫穢圖片、視頻包裝成優惠券、廣告等鏈接，吸引點擊，從而擴大受眾人群。如「范忠輝、肖兵傳播淫穢物品」一案中（【2016】內22刑終156號），被告人范忠輝利用騰訊微信軟體，在「相約十點半」微信群中向他人發送淫穢視頻並索要紅包，又創建「興趣愛好群」，通過掃「二維碼」繳費及「發紅包」的形式向新進群成員索要費用后發送淫穢視頻文件，共發送淫穢視頻計324個。

主要集中在毒品類案件、淫穢物品類案件中。傳統的線下交易風險較大，故犯罪分子採取微信、支付寶轉賬等方式，更加方便、快捷地可以吸納毒資、賭資等非法收入。如大量的毒品案件中，犯罪分子交付賭資都是直接採用微信二維碼轉賬的方式，避免大額現金交易，也更加具有隱蔽性。如「吳煒麟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2016】粵18刑初37號）一案中，被告人與境外人士商談確定以20000元人民幣外加500元運費向他購買了一磅大麻，並通過微信掃二維碼的方式分兩次向對方付款。微信轉賬的無邊界性，也使跨境、跨地的犯罪成本更低、隱蔽性更高。

從案例中看，支付寶二維碼被使用的概率超過一半，還有四成左右使用微信支付二維碼，另有６％使用網銀、旅遊網站等作為轉賬工具。

微信紅包自2014年問世以來，大大方便了人與人之間的金錢往來和感情溝通，據微信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除夕當天，微信紅包的收發總量達到了142億個，相比去年增長了75.7％，除夕至正月初五，六天時間裡微信春節紅包收發數達到了460億個，同比去年增長43.3％。微信紅包在急劇貼近大眾生活的同時，也在成為新的犯罪形式所借用的工具。如賭博類案件中犯罪分子借用微信紅包作為賭具，由「代車」人員利用發二維碼供參賭人員掃描，收取參賭人員一定金額的「微信紅包」作為賭資，採用定額紅包或者點數紅包等不同形式來刺激參賭人員投注，犯罪數額往往高達數十、上百萬元。如「楊雁群、楊祥旭開設賭場一案」中（【2015】潮安法刑初字第794號），被告人楊雁群、楊祥旭合夥設置「微信紅包」群組，制定賭博規則，招引參賭人員黃某、傅某、楊某４等多人（均已行政處罰）加入該微信群，以搶「微信紅包」方式進行賭博，從中抽頭漁利。被告人楊雁群、楊祥旭雇傭被告人黃澤濤、楊壯平在賭博微信群擔任「代車」人員，收取參賭人員的賭資並與被告人楊雁群、楊祥旭結算。被告人楊雁群、楊祥旭、黃澤濤、楊壯平分別利用多個微信賬號作為「代車」，由「代車」人員利用發二維碼供參賭人員掃描，收取參賭人員每個「微信紅包」金額人民幣228元。被告人楊雁群、楊祥旭從「代車」人員收取的每個「微信紅包」中抽頭人民幣15元，被告人黃澤濤、楊壯平從中抽頭人民幣３元，另抽取人民幣30元作為「微信紅包」群獎池獎金，用於獎勵搶到特殊數額的參賭人員。上述「微信紅包」群共收取、發放微信紅包2908個，賭資共計人民幣663024元，從中抽頭獲利人民幣52344元。

以藉手機掃二維碼為由，騙取手機的情形也較為多發

傳統的借打手機從而騙取手機的犯罪手法，已經被藉手機掃二維碼的新形式所替代，此類案件中當事人多利用被害人輕信、佔便宜的手法，以掃二維碼點餐、換優惠券等名義借被黑人手機后，藉機逃走，從而竊得被害人手機。但需要注意的是，此類案件定性為盜竊、搶奪還是詐騙，在實踐中有一定分歧。大部分案件都認定為盜竊罪，但也有少部分認定為搶奪、詐騙罪。

發票類、票據類案件中偽造二維碼防偽標識的情形也比較多見

近年來，稅務機關和銀行開始大力推廣印有專用二維碼的發票，以便當事人核實發票真偽，由此也催生了偽造發票、銀行票據二維碼的案件。但需要說明的是，此類案件中由於二維碼不能掃描出正確信息，也是被害人能夠及時識破騙局、報案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