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觀智庫在《中國改革》撰文：讓民企在「一帶一路」發揮更大作用

財新旗下的《改革》雜誌2017年第5期刊登國觀智庫創始人兼總裁任力波、高級研究員陳亮、專職研究員席寧撰寫的文章——《讓民企在「一帶一路」中發揮更大作用》。以下是文章全文：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引向深入，民企的優勢不斷顯現。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源配置的天平依然會逐漸向民營企業、民間資本傾斜。

今後的五到十年中，的對外投資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均年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從國際經驗來講，產業結構就應該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企業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取更多的利潤。

歷史和現狀都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已經正式跨入了對外投資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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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走出去的急先鋒

截至 2015 年末，在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2萬多家企業中,非國有企業（包括有限責任公司、民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資企業、港澳台投資企業、個體經營和集體企業）佔比達到 94.2%,而國有企業僅占 5.8%。

數據顯示,國有企業占對外投資存量的比重從2006的81%逐步縮小到2015年的50.4%,而非國有企業所佔比重從2006年的19%上升到2015 年的 49.6%,已佔「半壁江山」,年均增長 27%。根據這一趨勢,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存量很快將會超過國有企業的存量。

從投資主體上看，民營企業不再局限於小打小鬧的個體戶、背包客，一批資產規模大、管理經營強、國際化程度高、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民營企業逐步湧現，成為企業「走出去」的排頭兵。如華為、吉利、騰訊、阿里巴巴、碧桂園等極具競爭力的民營企業，在全球市場上開始攻城略地。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17年最新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2015年發展中和轉型經濟體中，資產規模排名前100位的非金融類跨國公司中，內地企業有18家入選，比2014年增加2家，其中5家為民營企業——騰訊控股、聯想控股、復星集團、聯想集團、大連萬達。

從30年前的改革零起步，到如今的全球布局，一系列量化的數據都顯示出民企在改革開放歷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進程中，對市場高度敏感、運作高效的民企無疑也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民企——「一帶一路」生力軍

當前，民營經濟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並在對外經貿合作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一帶一路」作為當前對外開放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需要民營企業的積极參与併發揮重要作用。

如果說國有企業是對外投資的主力軍，那麼民營企業就是生力軍。國有企業可以在高鐵、核電等政府間重大基礎設施合作項目上成為領頭羊，民企則可以在境外產業園區建設以及紡織、通訊等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領域擔當領軍人。即便是以「國家隊」為龍頭的重大項目，其配套及相關產業鏈也可以邀請民營企業參與，實現優勢互補、市場化經營。此外，在農業、文化、創新與人員交流等方面，民企可以發揮自身優勢，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具體而言：

1.民營企業有利於發揮市場在「一帶一路」經貿合作中的基礎性作用。

民營經濟具有產權明晰、機制靈活、市場敏銳、高效運作的特點，有利於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民營企業高度重視市場主體間的平等競爭，對於構建更為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有著強烈需求，支持對外經濟體制進一步便利化和自由化。

此外，由於各方面的複雜因素，部分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存在誤解或曲解，對參與「一帶一路」心存疑慮。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淡化有關合作的政府色彩，突出「一帶一路」建設各方平等參與、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理念，提升相關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信心和積極性。

2.「走出去」的民營企業有利於提升國家軟實力，推動民心相通。

當前，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非國有企業已成為「走出去」的主力。根據統計，2015年末，對外直接投資者達到2.02萬家，其中非國有企業佔總數的94.2%。境外民營企業已成為代表的重要群體，展示國家形象的重要載體，各國民眾了解的重要窗口。

民營企業通過在當地的經營行為，為東道國的稅收、就業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闡述了對外投資秉承的務實合作和互利互惠的原則，起到了同東道國和民眾增信釋疑、擴大交流的目的。在亞非拉的工程承包企業，多次在時間緊、任務重、要求高的情況下，按期保質完成了歐美企業都望而卻步的重大工程項目，樹立了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良好聲譽，贏得了東道國的肯定。此外，境外民營企業正逐步加快「國際化」步伐，積極開展屬地化經營，推進經營思維、管理模式、人才聘用等本地化，不但為東道國創造了就業和稅收，還通過當地採購、與當地企業合作等做法，造福當地民眾。民營企業為東道國所做的貢獻，有力闡述了共建「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合作共贏理念，提升了國家的軟實力，為推動相關國家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目標，其中難度最大但影響最深遠的就是「民心相通」。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要實現「民心相通」，提升國家軟實力，需要充分發揮數量龐大的境外民營企業的重要作用，推動其在樹立國家形象、開展公共外交、促進人文交流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使之成為公共外交的參與者和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通過企業間互利合作加強人民間的互學互鑒、相互交流，在相關國家傳播中華文化，講好故事，推動同相關國家的文化交融，鞏固「一帶一路」建設的民意基礎。

在很多國家，民眾對的認知主要源於企業。「一帶一路」帶來了廣袤的市場，而企業也推動著「一帶一路」的建設，通過企業形象樹立國家形象、開展公共外交、促進人文交流等一系列活動，搭建了從「民心相通」到「政策相通」的橋樑，成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方式。

華為、紅豆、碧桂園等企業，都是積極走出去的民營企業中的翹楚，還有更多難以計數的民營企業，在大規模走出去的過程中，悄悄改變著企業海外投資的基本格局，悄悄改變著資本在國際市場的原有天平。

由紅豆集團牽頭建設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

我們可以用近20年的跨度，來考察一下民企走出去的特點變化：

1.從被動出海到主動出擊

在浙江溫州的樂清市，每年春節都會從全球各地湧入近20萬回鄉人口，他們多是20多年前出海謀生的。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的盤纏，就是他們在歐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東南亞等地的創業基金。

而今，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樂清商人，成了新一代樂清企業家的「情報員」和「駐X辦公室主任」。大量更加成熟的樂清企業家、溫商、浙商，帶著自己上市公司明確的發展規劃和海外戰略、帶著技術升級和市場開發的強烈渴望、帶著數以億元產業投資基金的項目需求，通過這些「情報員」和「辦公室主任」，把對外投資的觸角伸向了全球各地。

「一帶一路」倡議發布后，海外市場的潛力在民企老闆眼中不斷被放大。據不完全統計，民企500強中，有超過六成的企業在主動謀划海外發展戰略，在浙江民企群體中，這個比例甚至超過80%。海外投資，已經成為越來越多民企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2.從單兵突擊到集團作戰

單幹，是個體經濟時代的基本價值取向；合作，是全球化時代的基本營商理念。通過合作，增強項目談判的話語權、增強市場開拓的品牌力、擴大產業合作的空間、延伸產業鏈的長度，是越來越多民企在海外投資和發展中嘗到的甜頭。

考察浙商的海外拓展過程，這種集團作戰的組合，從主體上更多體現為民企與民企聯合、民企與國企聯合、民企與政府聯合。

就目前「一帶一路」建設中基建項目的多樣本分析而言，民企與民企聯合，更多是民企間各自優勢的組合，包括信息、技術、人才、資本、資源各個方向的平等合作，各企業打破行業界限，形成「企業聯盟」「產業聯盟」共同開拓海外市場，是較多採用的途徑。民企與國企聯合，更多是民企負責信息搜集、商務開發、關係維護、工程分包等工作，國企負責品牌注入、融資促進、工程總包等工作，民企和國企之間打破體制界限，在開拓海外市場中取長補短。民企與政府的聯合，更多是地方政府有融入「一帶一路」發展的強烈願望，以及中央政府推動企業在國別、產業上形成突破，通過政府搭建平台和投資促進，帶動民企走出去，海外產業園、工業園建設是較多採用的載體。

3.從算經濟賬到算綜合賬

考察以往大多數浙商的海外投資流程，基本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口口相傳（完成投資信息傳遞）——當地資源圈和內部朋友圈論證（完成項目外圍評估）——商業考察（完成項目經濟核算）——投資啟動（在項目運行中不斷完善經濟核算和資源覆蓋）。這個脈絡的特點是，民營企業家更多習慣於依靠商業經驗和資源圈群來完成項目評估。

而今，更多民營企業在開展項目評估中多了一個環節：邀請智庫等專業研究機構，開展對投資目的國的政治風險、安全風險、文化背景、宗教習俗等大環境問題，以及國別戰略規劃、產業發展周期等的系統研究和綜合評估，尤其是在大額投資項目中，這個環節的嚴謹性愈加凸顯出來。這個重要環節的增補，是民營企業從自發到自覺、不斷邁向成熟的重要標誌，也是從大量央企、國企、民企失敗的海外投資案例中總結出來的血淋淋的教訓。

這反過來說明，由於的體制機制問題，在對外投資中的非經濟風險的研究和控制，越來越成為民營企業面對的重大困難，相對於央企和國企而言，這種困難所突顯出來的不平等性愈發成為制約「一帶一路」實施的重要因素。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中的比重正逐步增大，投資日趨活躍。但政府服務體系和民營企業管理能力相對滯后、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專業水平和抵禦風險能力較低、缺乏國際化經營運作經驗的高素質人才等一系列問題都制約著民企的國際化之路。

這其中，既有企業面臨的普遍困難，也有其身份基因導致的特殊困難。

就普遍性困難而言：

1.法規：投資法規不健全，對於企業保護力度不夠

在頂層設計上，截至目前，還沒有一部《境外投資法》，對外投資的主體、程序和標準都沒有明確的規劃。

政府依然強調監管，輕視服務，依然存在著審批程序繁雜、融資渠道不暢、外匯管制過嚴、出境手續難辦等問題，被企業詬病已久的「玻璃門」「彈簧門」和「無形門」等問題並未得到切實的解決。

一些部門行政效率不高，手續繁雜。審批一個項目要經過市、省、國家三級，三上三下，經歷多道門檻，甚至還要通過駐海外機構的商務部門去核准審批，一些重大項目常常要等兩三年才能審批下來。

2.技術、人才、管理軟肋明顯

雖然近幾年民企對外投資增長較快，但在技術創新、人力資源、企業管理等多方面仍有不少軟肋，其自身的競爭力不足往往令企業在海外開展商業活動時遭遇多重風險。

首先，技術創新是很多民營企業的軟肋。雖然有很多優秀的高科技企業成功通過貿易、建廠、併購、合資等方式進入海外市場，但仍有不少企業因為技術創新不足而最終失敗。這些企業或無法在市場上佔有較大份額，或無法與市場中已存在商品產生差異化，僅憑低價競爭而受到同行業抵制與政策限制，甚至導致目標國家政府發起反傾銷訴訟。

其次，在人力資源方面，不少民營企業國際人才匱乏，對當地的商業規則了解不夠，也缺乏應對政策、法律變動的能力。這往往使民營企業在與政府、合作企業的商業談判中處於弱勢，除了成本增加，也易錯失發展機遇。

3.資本：外匯管制在金融安全大背景下出現階段性困難周期

當前，國家出口信貸規模相對有限，貸款利率高，還貸周期短，政策性保險規模較小。在資金方面，缺乏境外風險基金，在出口退稅，利潤退回、稅收征管等方面的政策法規尚不健全。在外匯管理體制方面，在經常項目下尚未實現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尚未完成。人民幣國際化階段性與對外投資階段性並不匹配，導致了一刀切的外匯管制政策，極大地限制了民企對外投資能力。

除了這些普遍性的因素之外，民企走出去還面臨著一些特殊困難：

1.經營規模、融資能力、技術水平相對薄弱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企業「走出去」熱情高漲，但相比國有企業，民企在經營規模、融資能力、技術水平上還相對薄弱。例如，在對投資國家影響力大的承包工程類項目中，民營企業少有上榜。根據商務部數據，2016年對外承包工程業務新簽合同額排名前十的企業中，僅有華為一家是民企。而在合同額前100的榜單中，民營企業不到10家，其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合同總額為1831億美元，民營企業的合同總額為209億美元。

2.政策向大項目和國企傾斜，缺乏對民企的支持措施

在頂層設計上，當前各部門和地方省市在推動各類主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主要通過對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提供優惠的政策、財稅和金融予以支持，屬於創造「政策窪地」。對於如何深化對外投資改革，打造「開放高地」，為各類市場主體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方面做得還不夠。民營企業在核准、備案、融資、用匯等方面收到的限制仍然較多，有關境外投資管理體制還需要進一步自由化和便利化。

在支持重點上，當前各方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政策溝通、設施聯通和貿易聯通相對進展較快，重點推進戰略規劃對接和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領域更適合國有企業發揮作用。對於如何以點帶面，通過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發揮廣大民營企業的作用，具體支持措施還不多。

在公共服務支持上，民營企業總體規模偏小，實力有限，海外投資經營的經驗不足，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依賴較大。而有關部門在領事、信息、安保等領域提供的保障能力，還難以完全達到引領民營企業「走出去」的要求。此外，境外中資企業商協會等中介服務機構還比較薄弱，影響力、規模和能力還不足，難以滿足企業現實要求。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更加深入民心、推進更加進入深水區，民企的作用會越來越顯現，其作為五通中最重要的一環——民心相通的重要載體，對於「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敗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何讓民企在「一帶一路」中發揮更大作用，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結合民企走出去的實際困難，應該在三個方面重點突破。

一是搭平台——信息平台、金融平台

這方面的工作，政府當仁不讓。

信息平台的建設，除了項目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外，關鍵是國別研究體系的建立以及相關研究工作的開展。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國家發改委、國開行、進出口行、國家信息中心等機構都在建立自己的國別研究體系和資料庫，但最大的問題是系統性不夠、共享度更不夠。金融平台的建設，目前還是停留在國家基金層面，民間資本的介入微乎其微。據筆者走訪港澳台等地以及在內地調研過程中了解到，來自大陸、港澳台地區、東盟地區華僑團體，以及澳大利亞、海灣國家的民間資本集團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積極性非常高，他們都在找尋合適的方式和通道，希望推動民間資本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這就需要政府出台明確政策，支持民間資本、海外資本參與其中，並給予相應的平台支撐。比如通過引導基金的形式撬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提高資本槓桿率；比如通過雙幣基金的形式，允許華人控制的海外美元基金參與，改善外匯管制環境；比如通過全球投資併購基金的建立，吸引海外資本參與，提高融資平台的國際性。

二是建機制——對話機制、合作機制

首先要建立民營企業與中央政府的對話機制，通過行業商協會、政府促進會等平台機構，強化民營企業與政府意圖、政府信息、政府平台的對接，解決現階段民營企業在獲取政府信息過程中的能力差、手段落後、方式不明確的問題。

應該鼓勵商會、協會等行業組織來跟政府溝通、與政府談判，提高民企群體和個別有代表性的大型民企在「一帶一路」項目的信息獲取、項目申請、融資支持方面的能力。

其次要在政策和執行上鼓勵民企和央企、國企的合作，鼓勵央企、國企在更大範圍和更多形式中與民企合作，推動兩類市場主體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合作共贏機制。政府有關部門要有「政府搭台、民企唱戲」的遠見和魄力，積極鼓勵民企走到前台來、走進國家去，讓央企和國企逐漸回歸到市場配置資源的本位上來。

上述兩項工作，都需要政府建立一個實體性平台來推動。建議成立「一帶一路國際開發署」，搭建綜合平台、建立有效機制，通過能力促進中心、投資促進中心等機構的建設，推動民企在「一帶一路」中發揮更大作用。

三是防風險——政治風險、安全風險

企業走出去，涉及的風險方方面面。對於大規模、中長期的海外投資而言，除了經濟風險外，最應防控的是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

「一帶一路」建設涉及的60多個國家中，大多是發展家，許多國家國內政治形勢複雜，政局變化頻繁，甚至內戰衝突不斷，法律和政策缺乏連續性。民企在應對政治風險的能力明顯弱於央企和國企，政府更應該通過健全對外投資法規、加強領事保護、搭建對話通道等方式，撐起為民企防範和應對政治風險的「保護傘」。

此外，面對「一帶一路」部分沿線國家的宗教極端主義、國家戰亂和民族內亂、貧富差距引發的治安隱患等問題，企業尤其是民企的海外利益保護日益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和發展難題。政府應通過積极參与國際安全合作，一方面向世界展示海外軍事力量的無害化、非對抗性，另一方面通過與外軍開展務實合作，包括組建新型的國際化安保公司，組織協調更多專業力量保護企業海外利益。

民企在「一帶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雖然前期被低估，但隨著「一帶一路」建設引向深入，民企相對於央企、國企的優勢正在不斷顯現。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源配置的天平依然會逐漸向民營企業、民間資本傾斜，民企作為真正的「穩壓器」「催化劑」，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