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怎樣審判日本戰犯

當年廣州法庭的檢察官說，取證工作非常艱難。第一，時間過了好幾年，老百姓印象模糊，具體是哪一天發生的事情，說不清楚;第二，戰爭期間，當年的老百姓都跑了，再找原始證人非常困難;第三，老百姓不願意打官司，怕事，而且沒有法制觀念。你不可能讓一個沒有文化的人一下寫出符合法律規定的文書來。上海收集了四萬多份證據，廣州收集了一萬多份，但是後來到了法官那裡一鑒定，說上海只有500份能用。這說明審判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能用多少就先用多少。

人能夠具體舉證的，基本上都是日本憲兵特務。因為他們長期在一個固定城市活動，老百姓基本都認識，能叫出名字。所以我們國家各個法庭開庭審理的第一案都是憲兵和特務。法庭上慷慨激昂，老百姓哭成一片。像常熟有一個憲兵姓米村，號稱「常熟之狼」，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一到法庭上，人憤怒控訴，要審4天才能把他結案、定罪、槍斃。一開始的審判也像復仇審判，因為老百姓能夠提供的證據就是這麼多。

把憲兵特務一個個綁赴刑場，那倒是大快人心，但是日本憲兵不服——怎麼我們就成了戰爭罪犯?濟南法庭槍斃一個憲兵，是個大學生。槍斃他的時候，他正了正眼鏡，系好風紀扣，說：我到來擔任憲兵，自然是罪有應得，但是槍斃我之前，我也希望政府學學日本的法律。我們憲兵是個職務，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級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你們現在槍斃我，我固然沒有話說，但是我也希望你們去追究追究，到底是誰給我下的命令。記者把他的這些話都記錄在案，說值得深思。

這樣看，國內的審判一開始就不太上道，還在低層次上徘徊。於是東京審判的班子、美國的大檢察官、國防部組織了一個諮詢組，分頭巡視、指導10個法庭，使法官們豁然開朗，上了一個台階。第一，知道我們的審判的重點應該是針對日本的高級將領。第二，知道怎麼樣去配合東京審判搜尋證據。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兩大爭議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的梅汝璈法官作為首席法官之一出席。開庭審判二十多位日本甲級戰犯，沒有一個認罪的，都認為自己無罪。於是美國大法官就開始宣讀起訴書，讀了一天半，長達上百頁。這個起訴書顯示了東京審判的水平，就給日本戰犯定了三條大罪名：第一，反人類罪。這是從紐倫堡法庭審判得出來的，希特勒德國滅絕猶太人，滅絕一個民族，這叫反人類罪;第二，反人道罪和反和平罪。就是酷刑、拷打，殘酷壓迫勞工;第三，戰爭罪。就是在戰爭期間對軍人、俘虜、非軍人的殘酷屠殺虐待。

用這三條大罪名去套日本戰犯，那就準確得多，就不會拘泥在一些細節上。這三個大方向是對的，但是審判開始之後，立刻就出現了問題。日本也有辯護律師，而且法律水平也都是非常高的。他們首先就說你這是「事後法」。法律最重要的一個依據就是事前法，就是先定罪名，然後你犯這個罪我才能判。但是反人類罪過去國際法上沒有過。這一下就給法官出了個大難題。你要是墨守成規，案子就沒法審。法官和檢察官就說了，希特勒德國屠殺猶太人，還有日本人對進行大規模的屠殺，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正因為他們犯了這樣的罪行，我們才給他定這個罪，所以事後法也是合法的。

日本右翼後來就翻案了，說東京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什麼叫反人類罪?你們美國人扔了兩顆原子彈，殺了我們20萬平民，你們是不是反人類罪?這是一個爭議的焦點。

第二個爭議的焦點，是東京法庭自己給自己造成的麻煩。天皇不追究，那怎麼追究這些戰犯的罪行?於是檢察官就給他們起了個罪名叫「共同謀議」，就是說侵略、侵略東南亞、襲擊珍珠港都是你們這些甲級戰犯共同謀議的。這聽起來有道理，但是這些甲級戰犯立刻就紛紛反駁，說：我們沒有共同謀議，我們彼此之間都沒有什麼私人關係，而且我們所在政府也不是同一屆，我們怎麼共同謀議?共同謀議是東京審判時迫不得已的說法，因為所有的決策都是天皇的「御斷」，而你把天皇放過了。在這方面，日本的右翼學者後來做了大量的翻案文章。

我們學者一開始也是半信半疑，後來我們到日本去查檔案。確實在侵略的過程中，在幾次重大關鍵問題上，是日本基層的一些軍官、一些狂熱的法西斯分子給你生米做成熟飯，自作主張干出來的。像「九一八事變」，主謀有兩個：河本大作、石原莞爾。當時關東軍只有兩三萬人，石原莞爾他們就想以蛇吞象，日本的政府和軍部都認為是不可能的，說完全是軍事冒險。結果石原莞爾他們就敢幹。所以，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初期出現了一個特殊的情況：以下犯上。下面一些狂熱分子幹起來，由於一次一次都成功了，所以日本的政府和軍部就默認了。

東京審判，確實共同謀議的證據不足。但是日本侵華一步一步的方針都是天皇御斷的。最後天皇不是縱容了日本軍部嗎?日本軍部不是壓倒了日本政府嗎?然後不是對進行了全面的侵略嗎?但是罪行你得一個一個地具體算，這樣才能清算每一個具體的日本甲級戰犯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審判南京大屠殺的主犯

審判對東京審判最大的配合就是南京大屠殺的問題，這後來成為日本反人類罪、反人道罪、戰爭罪的最大證據。當時南京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到處去尋找證據，去挖萬人坑。最重要的罪證是在1939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作者是一位英國人，叫田伯烈。書里許多原始資料是國際上第一次看到，這都是因為當時外國人有豁免權，日本人沒敢跟西方人翻臉，所以這些傳教士、記者還能夠到處拍照片。可以說，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對東京審判是一個極大的震撼。

我們國內在南京大屠殺的審判上也是最下工夫的。把這些罪證全部傳到東京的法庭，對東京審判是一個極大的促進。我們抓住了兩個集中的案例，一個是谷壽夫，作為進入南京的四個師團長之一，作為南京大屠殺的主犯受到了應有的審判。谷壽夫在法庭宣判的時候，表現得很從容。他說如果部下造成了那些不幸的事件，自己可以承擔責任。把自己塑造成一個非常壯烈的形象。台灣作家王鼎鈞當時在南京當憲兵，他寫的回憶錄里說，國民政府的審判殺了日本人的身體，沒有殺掉他的靈魂。他不認罪。

另一個是東京審判的工作班子找到的，他們在日本翻報紙來尋找罪證，看見東京的《每日新聞》有一個追蹤報道，叫「百人斬」。兩個日軍少尉比賽看誰先殺100個人。常州、無錫，一直到南京，最後報道說向井殺了106個，野田殺了105個。這兩個傢伙已經遣返回國，回老家當農民去了，要求引渡，美國的憲兵到鄉村把這兩個人逮捕。結果向井和野田一上法庭大呼冤枉，說這是假新聞，我們當時是想當英雄，所以吹大牛，我們根本沒殺那麼多人。的法官怒斥：你們胡說，你們這個報紙是個大報，而且是連續的報道，怎麼可以抵賴?於是宣布這兩個人罪大惡極，判處死刑，在憲兵的押解之下，到南京城外槍斃。

田中久一中將即將伏法

在南京大屠殺的審判帶動之下，的審判逐漸走向了高潮，走向了正軌。審判的重點是將級軍官。在這方面，廣州法庭做得相當好，他們從一開始就抓住了華南派遣軍的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將，他是侵略華南的首要戰犯。取證也非常的困難，日本人在投降之後把所有的證據都毀掉了。怎麼審?我們就從他底下人的罪行開始挖。比如說田中當時要進攻湖南，命令部隊籌糧，日軍就跑到了開平，老百姓把守著碉樓，日軍炸開碉樓，屠殺了一群老百姓。這本來是一個大佐指揮的部隊，但是廣州法庭認為田中久一是首席指揮官，就應該承擔這起屠殺的責任。審到半截，美軍法庭把田中抓到上海，說他對迫害美軍飛行員也有責任，廣州法庭堅決不同意，說那是小罪——這就體現了我們的法律自主權，不能樣樣都聽美國的——結果又把田中抓回來了。一共進行了14次庭審，最後判處死刑，就在廣州執行。谷壽夫中將和田中久一中將，都是在本土被槍斃的官階最高的日軍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