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與寬容

一

在今天回想阿倫特的「平庸之惡」，令人別有一番感慨。不過似乎大多數人根本就不清楚什麼是「平庸之惡」，他們有不少倒是知道阿倫特與海德格爾的師生戀。八卦永遠比嚴肅話題更吸引人，這也恰好折射出人性的平庸一面。

「平庸之惡」的原文是「banalityofevil」，如果直譯應該是「惡之平庸」。阿倫特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本來就是針對惡是極端的、惡人是罕見的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看法做一個矯正。

1961年，德國納粹戰犯、猶太人大屠殺執行負責人阿道爾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阿倫特為《紐約客》寫報道，全程旁聽審判，兩年後寫出了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之惡的報告》。在這本書里，艾希曼是一個品行端正、遵守紀律、教育良好到能夠應用康德的人，他犯下滅絕人性的罪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忠於職責，堅決遵守命令，嚴肅認真執行。阿倫特由此分析指出，為惡完全可以是普遍常見的行為。普通人只要放棄自己的判斷力，接受大眾觀點，從眾作為或者不作為，都有可能為惡。

阿倫特不認為自己是哲學家，「平庸之惡」的概念也確實不是一個嚴密的哲學甚至倫理學概念，而是出於對人性的直觀洞察。半個世紀之後，其篳路藍縷之功大概已經沒有人能夠否認，雖然仍有爭議。

換一個角度講，阿倫特雖然提出了問題，卻無力解決，除了反覆強調思考的重要性。然而思考本身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平庸與盲從更具有普遍性，她所說的「平庸之惡」，毋寧說是植於人性之中。

阿倫特是極權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如果了解她的歷史觀，或許有助於了解她後來何以提出「平庸之惡」。在阿倫特看來，經過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nation-state）和帝國主義之後，極權的興起在當代任何地方都是一種可能性，德國和俄國剛好成為範例而已。

我在青年時代曾經讀過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當時印象深刻，如今記不大清了。大抵人們為了利益、為了希望、為了現在與未來的光明確定性，是不惜放棄自由的。阿倫特的角度沒有弗洛姆的自由論那樣恢弘，卻更直觀易懂，並不涉及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界定和評價。

那天和朋友聊天，說到如果能從常識出發就已經不易。然而在信息日益駁雜的當下，人們正在失去關於常識的共識。對人性中理性的一面盲目樂觀，是我們常見的潛意識傾向，尤其對於有著篤信「人之初，性本善」基因的人群。懶于思考、隨大流、依附人群的渴望都是再普遍與真實不過的。人是很容易放棄自己的判斷去追隨別人的，平庸與盲從在生活中常見、在歷史上也是屢見不鮮，而且會一直存在。

阿倫特認為艾希曼並不是一個惡魔，而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平庸的官員、一個命令的執行者。在她看來，艾希曼的罪行不是在反猶太的層面上，而是反人類的。她所關注的是，平庸的人為什麼會在那樣的時代犯下如此罪行？她指出令人悲哀的真實是，絕大多數為惡者並不清楚自己是向善還是為惡。另一方面，身為猶太人的阿倫特對於以色列審判中控訴復仇的一面心懷警惕。她對以色列情報機構在阿根廷秘密綁架艾希曼，無視其主權押回以色列審判的正當性表示懷疑。她進一步指出，納粹治下猶太人居住區管委會對於同胞被屠殺也是有責任的。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阿倫特受到了猶太人的強烈批評，她甚至被認為是猶太叛徒。其實阿倫特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她確實不是從猶太人，而是從知識分子反思分析的角度回望過去。

極具諷刺性的一點是，被貼上「同情納粹」標籤的阿倫特在其代表作《極權主義的起源》里，上溯19世紀歐洲反猶太主義，論述從大陸帝國主義向極權國家轉變過程中種族主義的發生，在第三帝國形成過程中所起到的製造敵人、通過張力的強化凝聚向心力的功用。她在20世紀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自然是那些攻擊者一無所知或者根本不想知道的。

二

28年前的夏天，我在芝加哥大學一個朋友家小住，忽發高熱。三伏天下午，攝氏33度氣溫，在沒有空調的房間里，蓋上兩床棉被卧床。朋友帶了客人回來，我無力起身，連話都懶得說，就一直聽他們聊天。客人一直在講海德格爾，聽著聽著我不知不覺坐起來披著一床棉被聽。穿著短袖的客人講到精彩處，兩眼閃光、額頭滲出汗珠。這位客人就是王慶節學長，他和另一位著名學者陳嘉映都是海德格爾的弟子熊偉先生的研究所，也是我們這一代里研究海德格爾最出色的兩位學者，譯有《存在與時間》、《形而上學導論》等海德格爾的主要著作。那一天他講了些什麼我一點也不記得了，但是海德格爾在我心中一直是20世紀最偉大的幾位哲學家之一。雖然我懷疑自己關於海德格爾的知識，頂多也就是不會把他和的老子聯繫得太緊密，或者去胡亂比較而已。

偉大的哲學家並不見得是道德楷模，這和文品不等於人品是一個意思，本應是常識。不過，一方面喜歡用道德標準去衡量，另一方面關注不道德的八卦，是大眾常見的傾向。海德格爾有過多位情人，當然阿倫特是其中最著名者。海德格爾最為人詬病的，是他參迦納粹那一段歷史，戰後他也因此受到懲罰。在他落魄的時候，阿倫特伸出援手，為昔日的老師與情人奔走。這一段故事日後被傳為阿倫特深情的佳話，然而在我看來，這同時反映了阿倫特的自由判斷與特立獨行。她既可以不僅不諱言，而且譴責納粹統治下猶太領導人與納粹的合作，也可以為了海德格爾的哲學成就而呼籲寬恕他對第三帝國的擁護。

阿倫特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不從屬於任何人群的，而且不憚於批評那些人們以為她應該去維護的人。另一方面，她拒絕妖魔化她反對的人，也不因為一方面的謬誤而忘記其他方面的光芒。

如此的行為方式，在極端化、營壘分明的事件或者時期，大抵是兩頭不討好的。尤其是那些認定她應該是同一陣營的人，往往以為她立場軟弱、站邊不明確甚至站錯隊。就像未必有多少人讀懂她的書一樣，不是很多人能夠看到阿倫特審視問題更多是從歷史與思想的角度，而不是現實與現象的角度。在阿倫特看來，20世紀極權主義的出現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民族國家、政黨政治與帝國主義衰落之下的一種選擇。它的興起需要大眾的支持，一旦成功後為了維持大眾的追隨，把權力浸透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通過意識形態的強制掌控思想。

1941年，在美國駐馬賽副領事賓漢姆的幫助下，阿倫特得以從法國維希政府的難民營逃到美國。賓漢姆曾經安排兩千多猶太難民前往美國，他在世時很少提起，過著平凡的生活，死後有關記錄才被發現，贏得世界範圍的尊敬。

三

阿倫特抵達美國的那一年，胡適先生正在駐美大使任上。從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他一直是確保美國支持抗戰的關鍵人物之一。這年7月，他在密西根大學發表了一篇頗為著名的講演，所論與阿倫特頗有契合：「民主主義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個人主義的。由歷史觀點看來，它肇始於『不從國教』，這初步的宗教個人主義，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觀點。保衛宗教自由的人們，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而反抗壓迫干涉的鬥爭。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歷史上的發端……民主文明，也就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所手創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我們稱之為『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不過就是這般具有『不從國教』的自由精神的人們，為了保衛自由，所建立的一種政治的防禦物而已。」

我寫這篇文章的今天正好是2月24日，是胡適先生去世忌日，55年前他倒在講台上溘然長逝。直到生命清醒的最後一刻，他講的題目仍然是言說的自由。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近30年裡，胡適先生一直被描述成一個反面人物、反動分子，以至於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對他持負面看法，雖然他們多半既不清楚他的生平、也不了解他的著作與思想。與阿倫特相似，胡適先生也是兩頭不討好的。他去世后，蔣介石送了一幅輓聯：「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然而他在日記里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1962月3月3日）

令人欣慰的是，半個多世紀后，至少在學術界沒有人否認，胡適先生對於20世紀的文化有幾乎無處不在的巨大影響。無論是文學、歷史、思想、學術，在許多領域沒有胡適先生的20世紀是不可想象的。

我孤陋寡聞，不知道蔣介石的這副輓聯究竟是親撰，還是身邊文膽代擬，不過其內容大約相當反映同時代人對他的評價吧。胡適先生生前身後，幾乎被所有認識他的人尊重，包括許多他的敵人。這在動蕩的20世紀，極少有人能夠達到。然而，評價他為「舊道德的楷模」又是一個很諷刺的事。胡適先生就是因為「打倒孔家店」的激進，20多歲「暴得大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他對傳統的批判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出於對「我們的固有文化」痛心疾首，他甚至說出過「不亡，是無天理」這樣憤激而且極易引起誤解的話。

不過胡適先生之所以被視為楷模也是其來有自，他固然從不以道德標榜也不以此批判他人，但從25歲任北大教授到去世的45年間，堅持身為公眾人物的獨立性與自律、守護不同思想者的權利，無論怎樣天翻地覆，始終不變。這一份定力，自然不僅因為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事實上他的「樂觀主義」和他的批評精神一樣，來源於他思想的堅韌。胡適先生是新文化一代潮流的開創者，卻不為潮流束裹，而不忘知識分子的本份是「多研究些問題」。他最致力於以新的方法整理國故，所以雖然胡適先生的著作不曾發生阿倫特那樣的影響，但是他在上個世紀思想學術史上屢開風氣，引領群倫。

胡適先生的文筆在民國知識分子里並不突出，文字多是平淡的白話文。文學不是他的擅長，他有過一部《嘗試集》，實在是相當失敗的詩作嘗試。在注重文採的國度，沒有太多人讀胡適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我讀胡適先生原著是很晚的事情，卻是因為直到我去國的1980年代初，他的著作幾乎絕跡。我倒是早就聽說胡適先生的了不起。父親主編《中華民國史》，他當然明白鬍適的重要性。1972年民國史編寫組成立，他請耿雲志先生做民國時的思想文化研究。耿先生1976年寫了《胡適小傳》，1979年為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在《歷史研究》發表了關於胡適先生的文章，這是在批判了胡適多年後第一次有限度的肯定，當時引起很大反響。

199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郊區找到一份工作，開始了早九晚五的生活，有了人到中年的感覺。有時會覺得，那是一桶冰水從頭頂澆下的感覺。下班以後，我保持讀書、聽音樂和偶爾看電影的習慣。那時候中文書不多見，最近的一處是20多英裡外一家小型中文圖書館。裡面書不多，有近一半是武俠小說。文史類圖書里，最像樣的就是胡適先生的集子了。

這也是一段機緣吧，讓我在心如止水時讀到胡適先生。如果是在內心激烈固執的青年時代，多半是沉不下心去讀的。胡適先生晚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容忍與自由》，引用乃師布爾的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如今廣為人知。不過，當時令我有醍醐灌頂之感的卻是：「人們往往都相信他們的想法是不會錯的，他們的思想是不會錯的，他們的信仰也是不會錯的，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

在胡適先生那裡，容忍或者說寬容是一種思維方式，其起點是他終生秉持的懷疑批評自省的精神，更是基於對於獨斷的思想、排他的信仰保有清醒的認識。知識是有不確定性的，真理是有邊界的，僅僅出於信仰的判斷是值得懷疑的。

阿倫特的著作我讀得很少，不知道她是否曾經論及寬容。不過她的「平庸之惡」已經在尖銳拷問人性的同時，顯示出洞察力與寬容。阿倫特對海德格爾的態度，如果僅僅歸因於私人感情，未免低估了她。我更傾向於認為，那是出於對不同思想的珍惜。

對於胡適與阿倫特，批評與寬容彷彿硬幣的兩面，恰恰因為批評的真誠與求實，才有了寬容的理解。在我看來，這是他們最難得的，也是最不被理解的地方。他們在世時如此，身後又如何呢？

找到一張阿倫特年輕時的照片，眼睛智慧而憂傷，不知道她看著身後的21世紀，會有怎樣的感想？

在美國生活近30年，深深體會到美國人大多對本國體制深信不疑，對美國之外的世界缺少關注。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是相信群眾，美國人更多是相信制度。經常可以聽到在美國的華人把二者結合，「相信人民、相信制度」聽上去鏗鏘有力。人一旦無條件地相信什麼，就有了信仰，相信基督、相信菩薩都是如此。不過宗教本是非塵世的，也是人的精神需求與靈魂安放的所在。而相信塵世中的人群或者建制，第一不可靠，因為世事變動不居；第二邏輯上難以自洽，倒暗合阿倫特所批判的對思考與獨立判斷的放棄。

如果說20世紀見證了極權的興起與衰落，這個世紀似乎正在又一次見證民粹的興起。所謂民粹，基本特徵之一就是用美好的諾言動員群眾，取得多數或者自稱取得多數的支持。歷史上的民粹運動領袖，無一不是以反建製為旗幟。他們大多是以強力挾裹、少數通過民選登場。他們上台以後，以破壞乃至摧毀現存建製為己任。他們的目的，在於未來願景包裝後面的權力擴張。他們的終點，在於建立強人統治，雖然也可能是曇花一現。

以前時不時聽到「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學歷史的人有時也會讀到一種感嘆：「美國是世界史的例外」。21世紀過去還不到六分之一，這兩種說法似乎已經很可疑，從內到外，美國漸漸顯出頹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川普應運而生，帶領一個有著極右保守傾向的民粹運動走進白宮。

如果了解歷史，則不難發現太陽底下無新事。就連川普每天發推特語錄這一件事，在我也是似曾相識，所謂「新」只不過在於使用推特這個新技術而已。另一方面，歷史其實不會重複，以古鑒今多少類似分析股票以前的走向去預測未來的表現，多半錯的離譜。

歷史不提供對未來的觀想，甚至也談不上從中汲取教訓。所謂歷史學，是過往之事脈絡因果的追尋。用維特根斯坦式的語言來說，它說出那些可說的，也止步於那些不可說的。

大抵民粹的成功、魅力型領袖的出現，都是在原有的官僚體系統治力下降、人心浮動之際。此時社會經濟本身未必有嚴重的危機，倒是民粹的結果往往帶來巨大的變動與衝擊。魏瑪共和國的失墜，自然有多重的原因，不能僅僅歸因於半總統半議會制的缺陷。由此而來的所謂制度完善就足以防止的觀點，只是一種假設。同樣所謂社會更加開放、教育日益普及、信息越發通暢，這個世界就會更多和平與理性的想法，聽上去也很一廂情願。用良好願望替代思考，是人們常犯的一種錯誤。

在過去的一段歲月里，開放社會在某個意義上因為開放而弱化，教育未必能夠增加人的理性，網路與社交媒體的發達不僅削弱了傳統媒體的公信力，而且直接為民粹運動的興起提供便利。人們很容易把物質成就與技術發展等同於歷史的進步，然而歷史並不像手機那樣更新換代。雖然時光流逝，面臨的問題往往是相似的。

整整一百年前胡適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篇文章原本是他寫給自己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文章，一稿兩投了《新青年》，意外成名。

這篇文章如今讀來，似乎無甚高論，這位先賢此後的人生，如果從他追求的理想來看，堪稱坎坷，抱憾而終。然而他畢竟留下了令我們感佩的一種精神，在面對錯綜變幻的世界時，淡定寬容，常懷省思與希望。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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