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 | 鄭永年演講實錄：中國改革的現狀與未來

主講嘉賓：

鄭永年，著名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編者按

2017年4月17日上午，著名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做客我院智庫報告廳，做了題為《改革的現狀與未來》的演講，以下為演講實錄，已經本人審閱。

【主持人：張思平】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創新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特別榮幸地邀請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先生給我們做報告。首先我們對鄭永年先生在百忙之中做演講表示熱烈的歡迎！

鄭永年先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問題的專家，但實際上他是地地道道的公民。他長期對問題進行研究，視野開闊，從另外的角度看，因此這些年來他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出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國內外有重要的影響。

今天鄭永年先生將就「改革的現狀與未來」給我們做演講。這個題目是鄭永年自己提出來的。他現在還是我們的公民，在問題研究上一定能為我們的改革提供正能量。

的改革確實到了很關鍵的時候，上個星期我們創新發展研究院在北京發布了《2016年改革報告》，請了60家媒體做了廣泛的報道，光新華社給我們的報道閱讀量就達到80萬。特別是即將迎來十九大的召開，大家對未來的改革都很關注，我相信今天鄭先生的精彩報告一定會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建議。

我們市裡的領導非常重視，專門來聽演講。我們對參加演講的各位嘉賓和各位朋友們表示熱烈的歡迎！下面有請鄭永年先生給我們做演講，大家歡迎！

【鄭永年】謝謝張思平先生。我今天少講一點,之後可以與大家多討論一點。正如剛才張思平先生所說的，我雖然在新加坡工作，但我是人，農民的經歷讓我站在農民的角度看的改革。以前毛澤東同志進行革命時也始終關注農民問題，認為農民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我仍然覺得，農民問題也是當代改革的根本問題。儘管現在很多農民變成城市市民了，但情況沒有根本的改變。雖然他們居住在城市，我認為他們還是抱有農民的心態，而不是城市市民的心態。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的改革和發展仍然會比較麻煩。

今天我首先講講我對改革的一般看法，然後講講十八大以來我們所聚焦的改革問題。

一、改革的路徑選擇

（一）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個都是攻堅戰

我以前寫過一本小書叫《改革三步走》。我認為，從總體上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經濟、社會三大方面。從西方和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成功改革實踐中，我提出一個思路： 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產、再分配、最後才是民主。這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從很多社會包括西方、亞洲日本和四小龍改革發展成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也屬於東亞社會的一部分，我覺得有可能也往這個方向走。

這（三步走）意味著某一階段會有一個主體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階段先經濟改革，但社會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階段主體是社會改革，但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也要配合。如果是革命，那麼可以全面推行，因為革命往往是破壞。改革的理想也是要全面推進，但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一個國家碰到的問題都很多，不可能幾百項改革一起推進，（在一個特定的階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個都是攻堅戰。

從歷史上看，先進行經濟改革有一定的道理。我們現在看到了西方民主，但（很多人並不懂）西方早期是怎麼發展過來的？我覺得還是先發展經濟。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實際上是上個世紀70年代后才開始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發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時候進行的。一戰之前基本上投票權屬於極少數的有財產的男性，工人階級是沒有投票權的，婦女更不用說了。比如瑞典，這個國家被亨廷頓教授視為是第一波民主的典範，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權。再比如我們現在視為最民主的國家美國，歷史上長期實行奴隸制，到了林肯時代才廢除。1970年以後通過（黑人）民權運動，黑人才開始有政治權利。不管怎麼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並不是歷史上就存在的，它產生的時間很短。

實現「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要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就是「先經濟」的時代，是原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以後，工人階級慢慢進入政治過程，到了二戰以後大眾民主才快速發展。根據歐洲的經驗，我們可以認為，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必須在一個國家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則以後就沒有機會建立了。這是事實不是理論。我們從西方的歷史來看，大部分國家的基本國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包括我們所看到的社會政策、社會制度、福利制度等。比如，法國的教育制度是拿破崙時代建立的，德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麥時期建立的。當然，民主化以後，民主政治確實對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有很大的推進。一般上，我把基本的國家制度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民主化以前必須建立的制度；第二類是必須在民主化以後建立的制度；第三類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來，民主化以後會轉型的制度，轉型可以往好的方面轉，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轉。

東亞社會的成功也是經歷了這樣的三步走，先經濟，后社會，再政治。東亞社會在很長時間裡出現了我們政治學裡面講的權威主義政體。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權威主義政體下，新加坡把經濟從「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語），在此過程中再進行社會政策、社會組織、社會福利建設。

很多人說日本是亞洲的經濟奇迹，但是別忘了，日本、亞洲「四小龍」更是一個社會奇迹。日本在經濟起飛的二十多年以後，不僅經濟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會發展上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把中產階級做大到70%多。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當然每一個經濟體在發展中產階層過程中所採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日本採取工資倍增計劃和社會政策，台灣大力中小企業，新加坡發展政府企業和社會政策，香港也是在促進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基礎上推行社會政策。

在社會改革獲得推進后，這些經濟體才開始進行民主化。從簡單的投票行為來說，一個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會可以投票，一個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會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美金的民主行為完全不一樣。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會，就像我們從農村選舉所觀察到的，人窮的時候選票不值錢，一包香煙、一塊肥皂就影響了選票。這不難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時候，大部分人還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時候，投票行為就不一樣了，大部分人已經受過高等的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而小恩小惠就很難影響選票了，至少人們不會採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世界歷史上最為和平的，避免了歐美早期發展所出現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

改革如果按照先經濟、后社會、再政治這樣「三步走」是比較理想的，但是每一個社會不見得一定會按此三步走。比如亞洲和拉美很多國家就不是這樣的，他們在人均GDP很低的情況下，在社會經濟還沒有發展的情況下就開放政治，結果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從理論上看，這些國家都具備了西方所說的那些條件，多黨制、憲政、法制、開放的媒體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實。這些國家實行多黨制，每一個政黨都想分大餅，而不是做大餅，因此社會經濟一直發展不起來。

我們國家這幾年一直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一些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對此進行了調查研究，表明二戰以後一百幾十個國家，只有十幾個國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這十幾個國家裡面大部分是中東那些擁有能源、石油的國家，能源價格漲上去了，人民就富裕起來了。除了這些國家之外，其他的五個經濟體都在亞洲，即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些經濟體就是按照「三步走「進行的，做得非常成功。

上世紀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亞洲有兩個民主的「明燈」或者典型，一個是緬甸，一個是斯里蘭卡。這兩個國家當時開始實行西方式民主，經濟開始發展。但結果呢？到現在，它們仍然面臨很多問題。到了60年代，西方說亞洲又有兩個民主「明燈」，一個是泰國，一個是菲律賓。不過，這兩個經濟體到現在也面臨諸多問題。前兩個國家仍然處於低度發展階段，而後兩個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們應該從理論和實踐上來研究，改革的秩序應當是怎樣的，發展的秩序應當是怎樣的。

（二）自身的改革實踐與路徑選擇

對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階段開放政治。不過，如果從西方的經驗，從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的經驗來看，我覺得還是三個階段論比較好一些。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實際上可能也是在這樣進行改革。我們從80年代開始進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時代，都是以經濟改革為主體。80年代中期也進行過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問題，所以沒有繼續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經濟層面的國家制度建立起來，並且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時候，人均GDP連300美金都沒到，現在已經到了8000多美金。我們的經濟總量更不用說了，從那麼小的一個經濟體到現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像現在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今後十多年裡趕上美國的經濟總量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與經濟優先的GDP主義相伴隨，也出現了環保、社會等很多方面的問題。因此，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兩個重大目標，即「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後，社會改革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通過社會改革來培植社會力量。這個思路，我認為非常正確。

同時，鑒於有效的國家制度是高質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設我們也必須踐行，但制度建設是不是馬上就像西方那樣開放政治呢？我對此持保留態度。我覺得的人均GDP還很低，現階段還是要重視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社會建設。

二、十八大以來的改革進步

這裡，我主要想講講十八大以來我們做了些什麼。十八大以後的改革思路有很多變化，這是積極的變化。正因為此前我們一直抓經濟改革，忽視了政治上的變革，忽視了社會的變革，很多問題積累起來了，尤其在政治上。也不難理解，十八大以來的變化首先發生在政治領域。

（一）以集權推動頂層設計

十八大以來主要做了什麼？一是反腐敗，二是改革的頂層設計，而背後最重要的是集權。「集權」是一個中性詞，不見得是不好的，關鍵是要看怎麼去做。十八大以後，至少有一段時間，集權是非常有必要的。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好幾次，說的改革是先易后難；肉都吃完了我們要啃硬骨頭了，就需要集權一點。以前我們的改革是比較分散化的，現在需要全國一盤棋；要頂層設計，就要集權；要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礙，就要集權。當然，這一波的集權和此前的集權是很不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來集權的表現形式，即在政治局常委這一級成立了幾個新的領導小組。清華的一位教授寫過一本書，說有九個總統，美國只有一個總統，九個總統比較好。從學者的角度來講，現在的集權就是為了糾正這種現象，非常有必要。在任何政治體制中，集權是非常重要的。在現實生活中，九個總統其實到最後是一個總統都沒有的，集體負責就是沒人負責，集體領導到最後就是沒人領導。

在胡溫時代，出現了九個常委，一人一票制，就是人們經常說的「九頭鳥制度」，每個人負責一塊；並且光有分權而沒有協調，這樣就出現了很多問題。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政治責任，誰來負政治責任。我們這樣一個體制下很難說誰在負責。一人管一塊，缺少協調是很不好的現象。這種現象，從學術的角度來說，可以將其稱為「頂層分封制」，一個人分封一塊，在這一塊他說了算。

後來出現了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和郭伯雄那樣的事情，我們就需要做制度反思。這些現象的產生是因為這些人壞還是因為這個制度的缺陷，我認為兩方面的原因都有。制度的缺陷是有的，因為沒有制約機制。比如在政法系統，就是周永康說了算，沒人能夠制約他，他當然會做壞事。就像鄧小平從前說過的，沒有好的制度，最好的人也會做壞事。

當然，十八大以後就有了改進。以前是一人一票，後來成立了幾個領導小組，除軍事方面的領導小組外，習近平是組長，李克強是副組長，其他的幾個常委都分到不同的組裡面，這樣權力的協調性就高。這是一種比較好的協調機制。

也有一些外國朋友在批評，認為設立這些領導小組是不是搞個人集權？實際上，現在成立的四個領導小組跟以前的領導小組很不一樣。以前的領導小組我們在外面是不知道的，很大程度上都是暗箱操作的，不知道誰是組長、誰是副組長，組織成員是誰，他們有沒有開會，討論了什麼，等等，我們一切都不知道。而現在的這些領導小組是正式的、公開的、透明的，每一次開會都會告訴公眾，開了什麼會，做了什麼事情，都會報告給公眾，這是開放的。正式的和開放的組織是可以制度化的。以前的是非正式的，好像是在搞地下工作。這種變化是一大進步，制度化是大家能夠看得到的東西。

就頂層設計而言，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發布的兩個改革文件，海內外一片叫好。三中、四中全會之後我在新加坡做了一個演講，我判斷習近平總書記所計劃的並不是他兩個任期之內的事情，他做的規劃是后三十年的事情。兩個改革文件加起來一共五百多項改革，哪是兩屆能夠做得完的？尤其法治改革是很難的改革。所以，我當時說是規劃三十年。現在看來三十年都太短了一些，是規劃三十五年。毛澤東思想管了三十年，鄧小平理論管了三十五年，習近平在規劃後面的三十五年，剛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百周年。

這個規劃就是頂層設計，一方面深化經濟改革、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這些是發展；另一方面就是圍繞法制和法治的制度建設。

這幾年我們不講「政治改革」了，這很容易理解。一講到「政治改革」，整個國家就會陷入無窮盡的爭論。「政治改革」這個詞本身就已經被高度的意識形態化了。左派有左派的解讀，右派有右派的解讀，沒有一點共識。我認為，四中全會提出的以法治為核心的制度建設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改革，需要好幾代人努力往這個方向發展。近代以來西方也是花了150多年才把法治制度建設起來的，更不用說他們還有古希臘的法律傳統。

（二）反腐敗、反寡頭

反腐敗更為重要。我認為，十八大之所以開得很難就是由於當時的腐敗。儘管這次反腐敗是打老虎和拍蒼蠅，但主要是打老虎。

在政治學裡面，人們會把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和郭伯雄這一類人稱之為政治寡頭。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人會把這幾個案子做案例學習，在新加坡我們是把他們做案例研究的。看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和郭伯雄的例子，他們從中央到地方、橫跨中央幾個部委，是非常典型的政治寡頭案例。軍隊裡面的腐敗更厲害，徐才厚、郭伯雄，兩個都是軍委副主席。

習近平總書記有很好的條件來反腐敗。他反腐的條件是歷史形成的。如果他不反腐敗，那麼這些人在五年、十年之後又會怎樣呢？無論從利益鏈條還是制度化方面就會變得非常牢固，一旦這樣，腐敗就再也反不動了。如果這樣，會變成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或者今天的烏克蘭。這裡要多說幾句烏克蘭。大家都認為烏克蘭問題是由於北約跟歐洲、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其實不是。烏克蘭最大的問題是形成了政治寡頭，一些寡頭親俄羅斯，一些寡頭親西方。寡頭之爭產生了這個國家的民主政治。不過，建立在寡頭之上的民主是最惡劣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不解決寡頭政治問題，烏克蘭很難有好的希望。

還有一個我非常關注的國家是越南。越南政治會怎麼走？很多人認為他們的政治格局比較好。我們的頂層是「三合一」制的，即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合一的。越南的頂層是四駕馬車，人們發現，四駕馬車背後是不同的利益集團，有些親美國，有些親，還有些跟社會力量結合起來的，在很大程度上與烏克蘭特別像。前幾年，因為越南不滿在南海搞石油鑽探，發生了針對的抗議運動。後來越南共產黨還是認識到了，如果再不壓下去，共產黨說不定就要被推翻了。不過，我認為他們寡頭的基本政治架構已經形成了。從這個角度來看，越南也不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要怎麼改？我覺得還是要仔細研究。

反腐敗主要是反寡頭，這個任務要完成。反寡頭就是最大的政治。好多人說現在反腐敗是選擇性的；其實，從世界範圍來說，所有的反腐敗都有選擇性的。反腐敗是一個政治任務，政治就是有選擇性的，有選擇性沒有什麼錯，關鍵是怎麼樣走向未來，是搞制度建設，還是個人專權？

在這方面，俄羅斯就沒有做好。大家現在很崇拜俄羅斯的普京，川普也崇拜普京。但普京之後的俄羅斯會遇到很大的困難。為什麼？俄羅斯從蘇聯戈爾巴喬夫開始就走錯了方向，即搞激進變革。葉利欽時代完全聽西方的，但最終被西方所拋棄。普京有一點做對了，就是一上來就反寡頭。他知道問題的癥結在哪，寡頭也確實被他反下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他用新的寡頭替代舊的寡頭，把不聽話的寡頭打下去了，扶持的是聽話的寡頭。並且所有做的事情都圍著他一個人轉。現在俄羅斯甚至有人說要不要恢復君主制度？普京也不表態。人們覺得普京就是一個現代君主了。這非常危險。他不是像我們這樣搞制度建設，從制度上探索一條未來道路。因此，他一會兒當總統，一會兒當總理，這種做法有些不可思議。

前些天一位英國非常有名的教授（昆廷·斯金奈）在北大演講，講馬基雅維利。我覺得，馬基雅維利這個人能夠回答我們現在所遇到的很多問題。現在世界遇到了那麼多的困難，問誰去呢？我認為一個是問馬基雅維利，一個是問霍布斯。馬基雅維利是搞個人權威的，而霍布斯是要把個人權威轉化成為制度的。普京就是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但他忽視了霍布斯。霍布斯要建立制度。普京反寡頭非常重要，但反寡頭之後呢？建立預防寡頭的制度也同樣甚至更為重要。

現在，主要的寡頭都被反下去了，如果發現了大老虎還是會抓的。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制度建設，預防新寡頭的出現和形成。不過，今天，拍蒼蠅也已經變得很重要。從政治的功效來說，現在打大老虎甚至不如拍蒼蠅的功效大。現在社會對哪一個中央委員被抓起來已經沒什麼特別的反應，但是社會上發生一件事情，比如，山東的高利貸、四川學生自殺等，都會引起全國性的群情激憤。所以，人們希望王岐山書記要把拍蒼蠅也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現在走到哪裡都是「霸」，校霸、村霸、水霸、電霸等等，什麼都是「霸」，非常影響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十八大以來，各方面的改革進程都在進行。但是為什麼大家感到不滿？為什麼「改革」一詞變得那麼敏感了？改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近來也跑了很多省份去看。在很大程度上，我覺得還是跟反腐敗有關係。這是一個矛盾。首先，反腐敗必須進行，因為可持續的發展總不能建立在腐敗基礎之上；如果不反腐敗，我們以後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不過，客觀地來說，反腐敗也會影響下面的很多幹部，進而影響到政府的行為。

現在的經濟改革深化很難，經濟增長出現了一些問題。當然，任何經濟體不可能永遠都是兩位數增長，今天的下行是必然的。但是，我們需要比較穩定的下行，如果從10%到7%到5%，這樣一直下去是非常不健康的。我們要怎麼樣實現穩定下行呢？

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我覺得，經濟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可能只有25%取決於經濟要素，而75%取決於政治要素，一些經濟問題實際上是政治問題引起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一直是四條腿走路，中央政府始終是改革的頂層設計者，真正的具體執行是四個主體，即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但是這些年來這四個主體發生了什麼？國有企業跟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太作為。我上次去一個地方考察，地方領導跟我講了一件事情，說天津發生大火后，一個荷蘭的公司以前在天津，現在待不下去了，想搬到本地，這是一個很大的項目，非常好的項目。他做完了程序，就讓領導去批。領導怎麼說的呢？他說，「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你這種事現在不要做了，這裡有風險。」

反腐敗總體上非常健康，但有些地方有一點做得不好，就是下面的互相舉報。互相舉報是很有效，但互相舉報是讓大家非常心寒的一件事情。因為互相舉報，大家就互相制約不做事情。互相舉報有很多問題。人在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中有不好的心態。競爭並不是說我要比你做得更好，而是我先要把你拉下來之後，再幹活。有好多人都希望別人犯錯誤。這種文化心態也是阻礙我們進步的。因此，好多人現在都選擇「軟著陸」。有些幹部說，反正我不幹活、不接電話，坐在辦公室好好學習。這不是說反腐敗本身不好，而是反腐敗裡面有一些細節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

又如，政商關係非常重要。政府需要用企業家來推動經濟發展。但是，企業家怎麼發揮作用呢？以前的政商關係當然不行了，現行的政商關係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現在也沒有發展出真正有效的新型政商關係來。現在去地方做調查，要跟政府官員吃一頓飯大家要躲來躲去。其實，這個是沒有必要的。你可以規定吃飯的標準。像新加坡，政府只給一個標準，例如午餐一個人可以多少錢，晚餐多少錢，但不管你在什麼地方吃飯，是五星級酒店還是大排擋。這樣做可能更好一點。

（三）意識形態

我跟很多外國企業家交談，發現外國企業家看政治就是看意識形態的變化，他們對意識形態的變化非常敏感。事實上，因為法治程度仍然比較低，意識形態的變化就變得重要起來。我們得承認，我們在法治制度上有進步，但還不像歐美社會那樣制度化。歐美社會哪怕出現了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或者法國式的民粹主義，還是會有對私有產權和財產的保護的。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很成功，就是因為他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鄧小平說，市場經濟是沒有意識形態的，是一種工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能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都有信心搞經濟。但是，最近這段時間又有一些極左的東西出來了，外資見了，就擔憂的未來。

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在批評李嘉誠不愛國，因為他從大陸撤資。但如果你到香港和企業家作些交流，就會發現，李嘉誠的心態其實就是很多外資企業的心態。今天，很多外國資本家都在討論如何從大陸安全撤資的問題，而不像以前那樣討論如何進入市場。國內的這些意識形態看起來只是左右派之爭，可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對國際社會影響非常大。對於國際社會來說，意識形態是人們觀察社會發展的一個風向標，我們內部覺得不那麼重要的事情，到了海外卻非常重要。這是一個大問題，以後該怎麼解決？需要思考。

我們需要意識形態，問題是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我們是沒有什麼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出現真空。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不允許有其它我們不能接受的意識形態進來。但是，我們現在所有的意識形態是怎麼樣的？這個問題恐怕誰也說不清楚。

我跟搞宣傳工作的一些官員交流過。我說，我想象中的宣傳部門跟現在的宣傳部門是不一樣的。我想象中的宣傳部門應當把全國13億人中最優秀的學者集中起來，來討論我們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共享價值觀是什麼，國家意識形態是什麼，而不僅僅是管控。如果是管控，這一功能交給其它權力部門，根據法律來管理就行了。

我們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上，皇帝很重視意識形態。我覺得，在現階段，可以適當地把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分開來。在新加坡，這兩者是分開來的，黨的意識形態放在黨內講。黨的意識形態是精英意識形態，精英的意識形態不可能讓每一個社會人員都接受，因為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可能都像共產黨員那樣有認識。所以，我們建設國家的意識形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社會層面對黨的精英意識形態理解不了，但又沒有什麼能夠讓大部分的老百姓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缺失的條件下，現在農村的各種邪教多得不得了。

前天我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開會，提出了三個關於基層治理的問題：第一，現在的共產黨在不在統治基層？第二，現在統治基層的是不是我們傳統所認識的共產黨？第三,共產黨應當是怎麼樣的一個共產黨？從學術的角度，我們可以提出這樣大膽的問題。我們確實需要想一想，我們需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意識形態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意識形態，我們國家那麼大，出現那麼多問題，怎麼才能把這13億人口整合起來。

現在社會的分裂，比如說台灣社會的分裂，除了經濟、政治、社會外，意識形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現在的左、右派從來不對話，網上吵、互相吵，現實中還約打架。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層面的意識形態內戰早已經開始了。現在是共產黨有能力控制；一旦控制能力變低，社會就會變得非常混亂。

三、改革的未來走向

（一）發展經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在集權，我覺得十九大以後應該做一個轉型了。十八大以來是救黨、反腐敗、反寡頭的政治，十九大以後還是要救經濟。我非常認同「四個全面」的提法，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還是很重要的，也是不容易的。現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們必須逃避這個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情況是很糟糕的。泰國、菲律賓以及拉美的很多國家，現在的收入跟幾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敗、社會衰敗、暴力橫行等現象一直存在，這些都是由於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導致政治社會太過於分化的結果。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中產階級非常重要？我不認為現代的政黨是整合社會的力量，政黨是分化社會力量的，社會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會今天所出現的問題，就是因為中產階級變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為中產階級做大了。現在川普要在美國搞的那些東西，儘管你對他有意見，但我覺得他的判斷是正確的，至於是否做得到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前，美國有70%—75%左右的中產階級，但現在已經掉到了50%以下。這是說不過去的。歐洲也是這樣。從前中產階級很大，社會是一個橄欖形的社會，但現在中產階級普遍變小。如果中產階級佔到75%左右，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要照顧中產階級的利益，就不會走向極端。但如果一個社會，就像泰國，50%是窮人、50%是富人，那麼農民選出來的總理城裡人不接受，城裡人選出來的總理農民不接受，永遠都會是一個鬥爭的局面。

所以，中產階級是一切，今後考核幹部官員的指標的應當是能不能把中產階級做大。珠三角、長三角這些地區人均GDP差不多2萬美元了，但總體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從現在的8千美元到2020年的1.2萬美元，這本身就要保證以後每年6.5%的經濟增長。但是，從1.2萬美元達到台灣今天的水平，即2.3萬美元，仍然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發展還是硬道理。現在老百姓過慣了好生活，如果工資不增加，生活變壞了，就會非常不滿意。為什麼以前抓大老虎的時候大家激動人心，現在不那麼激動了呢？這是因為，對於很多老百姓來說，抓了那麼多的大老虎跟他們有什麼關係？老百姓去找政府辦事情反而不方便了。官員不腐敗了，可是商人們的生意更難做了。很多老百姓支持反腐敗，但是他們也關心自己的經濟生活是不是越過越好。無論對國家還是普通老百姓，今後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從十八大以來的救黨轉型到十九大以後的救經濟？這要求適度地分權。一定要把發展經濟的四個主體——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的積極性發揮出來。如果不發揮出來，中央的頂層設計只能放在上面，很難落地。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他們有利的條件。首先他們的經濟體量小。以前我們說日本的經濟體量很大，但是現在日本的經濟總量連我們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很好的國際環境，他們基本上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美國一直對他們開放市場，沒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龍」上升時期，西方也處於二戰以後長時間的上升時期，它們借了這個世界發展的「東風」，基本上沒有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今天企業「走出去」受到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們的地緣政治搞不好，以後這種阻力會越來越大。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並不好，以後還有可能會變得更糟。

當然我們應當對的經濟發展保持樂觀態度。比起其他國家，我們進行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有很好的人力資源，創新精神強勁。從所有經濟要素來說，我們並不差。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和政策上的調整，重新把經濟推上去。

（二）推進位度建設，發展內部多元主義

不久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強調如何評價我們的制度進步。長期以來，我們光是用GDP來衡量我們的進步。GDP總量和人均GDP，這些當然很重要。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我們在制度上的進步。從國家的長治久安來說，制度進步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到今天鄧小平還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就是因為他對整個國家的貢獻就是制度建設。今天，我們很多好制度都是鄧小平先生建立起來的，包括國家主要領導人兩屆任職、退休制度、集權領導制度等。這些是避免大部分一黨制國家形成個人專制的最有效的方法。還有現在所說的法制和法治，儘管還沒有完成，但也是從鄧小平開始建立起來的。如果鄧小平沒有所有這些制度建設，光有一個「南巡講話」，他就不會對今天的有那麼大的影響力。我們要用制度來衡量。江澤民、朱鎔基時代對經濟制度的建設，胡溫時代對社會建設、社保制度的建設，都有諸多貢獻。

這一代領導人在十八大以後已經做了這麼多事情，所有條件都具備了，接下來就是要大力推進位度建設。實際上，他們也在這麼做。就拿反腐敗方面來說，制度建設這幾年進步不少。從前，的反腐敗並不是沒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設的方向不那麼對，反腐敗機構太多，太分散、太分權了。十八大之後，王岐山書記做得很好，一切權力歸中紀委。現在，我們正在建設一個跟國務院平行的監察委，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監察委是國家廣義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權威和中紀委的政治權力，可能解決雙規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雙規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屬於沒有辦法的辦法。我覺得，共產黨對自己的黨員幹部要文明一點、友善一點。如果共產黨對自己的黨員幹部不友善、不友好，共產黨的幹部對老百姓的態度和方法會更惡劣。黨員幹部也是人，好多問題是制度造成的，並非他們的天性就壞。我們要從制度開始，要友善對待，他們也是人。如果你對他們不好，他們對老百姓肯定不好，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

這麼大的一個文明，整體來說，我們還是要考慮未來政治怎麼走的問題。我在開頭說民主政治是改革要走的最後一步，但要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呢？這也是我思考很多年的問題。

我最近提出一個概念，我把它稱為「內部多元主義」。我把西方的多黨制稱為「外部多元主義」，你不認可這個政黨就可以脫離這個政黨，組建反對黨。我對西方基於「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黨民主持悲觀看法。以前，英國的反對派是忠誠的反對派，英國議會下面兩個政黨，就像傳統的左丞相、右丞相，兩個人提的意見不一樣沒問題，但都是具有建設性的意見。而現在的反對黨，是互相否決的，為了反對而反對，根本不講任何道理。凡是你主張的，我就反對，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所以兩黨什麼都做不成。

90年代初福山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認為西方民主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後的政治制度。但現在福山不這樣認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麼走對西方來說非常關鍵，到現在還沒有明確的答案。

近年來，我們和一些歐洲、美國學者（包括福山）開討論會的時候，也會把模式放進去討論，看看的發展模式。模式怎麼樣解讀？我自己把它稱為是「內部多元主義」，我們走的是開放的一黨制。當然，我們有民主黨派，不過民主黨派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有點像社會組織。共產黨是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我覺得不是。那共產黨是什麼樣的政黨？我覺得現在的「黨權」有點類似於以前的「皇權」，區別在於，皇權是基於個人和家庭之上，而黨權是基於集體和組織之上。我寫了一本書，把共產黨稱為是一個「組織化的皇權」。這個概念並沒有貶義，只是一個分析的概念。這是我們的現實，我們應該在這個現實之上回答未來的問題。

黨內利益多元，這是客觀的現實。以前，傳統的皇權是不可以民主化的，但現在的黨權是可以民主化的，因為它是一個組織。所以，我們說黨內民主要做好。內部多元主義就是黨內民主，黨要開放。像從前一位領導人所說的，黨是鐵打的營盤，而領導則是流水的兵。領導人、黨員都是流水的兵，營盤要對所有社會成員開放；如果不開放，封閉起來，社會就會有很多麻煩。

為什麼現在西方出現了那麼多麻煩？理論上說，民主是有助於開放的，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現在的民主體制下都是強大的既得利益。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有什麼區別呢？他們都是既得利益，也是為既得利益服務的。川普很聰明，他看到了這一點。儘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為了獲得政治權力，他就「脫離」了建制，轉向支持體制外利益。所以，美國的這次總統選舉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競爭，而是體制內外的競爭。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我覺得，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說的「歷史的終結」，而是還會有大幅度的變化。這個我們大家都可以自己觀察，因為任何政治體制的有效性是由其它經濟社會條件決定的。

現在怎麼走？我個人是反對走多黨制路線的。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簡單地說，我們現在根本就沒有這個條件。為什麼我那麼反對寡頭？如果寡頭政治形成了，就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軍閥寡頭政治差不多。我們的制度建設遠遠不夠。我最近在思考我們50后、60后這兩代人的政治責任。我們在經濟發展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麼做制度建設？怎麼實行黨內民主？

現在，我們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這非常重要。鄧小平認為，共產黨體制要求有一個核心，第一代是毛澤東做核心，第二代是鄧小平做核心，第三代是江澤民做核心。核心並不是簡單的權力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誰來承擔政治責任。如果真正認識到政治的邏輯，那麼核心是非常必要的，這是政治的責任。下一步，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核心如何和集體領導找到一個切合點？如何和黨內民主找到一個切合點？這些方面，我們要做很多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

還有中央與地方關係。1994年分稅制以後，中央與地方關係實際上一直在變化。現在，在一些方面，中央、地方呈現一種緊張關係，地方缺少有效的發展動力。毛澤東以前說中央和地方「兩條腿走路」。現在中央和地方也要一起走路，那麼怎麼走呢？現在的體制下，錢都收到中央去了，但是責任卻一直收不上去；中央政府有錢，但是沒有多大的責任，地方政府沒錢但要承擔很大的責任。怎樣責權聯動？從權力的邏輯來說，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要放下來很難，唯有怎麼使中央多承擔一些責任。

（三）重視社會建設，擴大中產階級規模

我們的社會建設這幾年進步並不大。社會建設應該是今天頭等重要的改革領域，決定了下一步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會不會成功。我們現在面臨的困難都是因為社會改革、社會政策沒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夠。我們的經濟一直在說要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社會，建立內需社會才可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那麼，為什麼內需社會建立不起來呢？簡單地說，我們的中產階級太小。我在前面說日本、亞洲「四小龍」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產階級做大到75%左右。我們現在的中產階級有多大？大家對中產階級的定義不一樣，但一般比較合理的估計是25%左右。經濟增長40來年了，增長率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還高，為什麼我們的中產階級比例還是那麼小？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消費社會，消費社會跟中產階級是等義詞，互相可以替換。為什麼中產階級還小呢？因為我們的中產階級沒有社會制度基礎。

比如在英國，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錢主要用於消費。他們幹嘛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錢，讀書不用錢，那麼存錢幹什麼用？這就是社會政策在起作用。北歐社會更是這樣，企業家的稅收很高，達到60%，甚至更高。他們基本上實現了馬克思所描繪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家住的房子差不多，小孩上學不要錢，看病不要錢，富人跟窮人唯一的區別是可能出差坐公務艙，紅酒喝好一點，就這樣一點點的差別。北歐國家的社會政策更是保證了清廉政府。新加坡、香港是高薪養廉，但北歐社會政府官員的薪水並不高，可以說是低薪下的廉潔。這裡社會政策發揮了主要作用。我以前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探討怎麼反腐敗的問題。反腐敗不能光靠反腐敗機構的設置，而是要通過包括公務員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會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來保證一個清廉的社會。朱元璋的反腐敗夠厲害，但是沒用，因為沒有一整套的系統。所以，社會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敗方法。

為什麼現在老百姓仇富仇官？還不是因為貧富差距大，社會不公平。而這也是社會建設問題。實際上，的中產階級很可憐，買了房子變房奴，小孩上學變孩奴，一個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幾乎可以傾家蕩產。而在歐洲，社會被社會政策保護起來了。其實，無非就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就是這些東西，為什麼我們不做呢？我們算過，如果不包括農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況下，存量房就足以讓每一個城市居民有40多平米了。現在還要大蓋房子，為什麼不像新加坡那樣做公房呢？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城市，房價漲得一塌糊塗，而房地產的泡沫仍然巨大。

我最近一直在提倡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個普遍的規律是「窮人的城市，富人的鄉下」。德國的城鎮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萬人口以下的小城鎮。我們過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錯了，即把所有的優質資源全往那幾個城市堆。有一位退休的領導給我說，在優質資源這樣高度集中的情況下，要做好醫療改革，門兒都沒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學，上北京去看病，因為最好的教授，最好醫生都在北京，他們想去北京，這是人心所向，什麼也阻止不了。我們的資源太過於集中在幾個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難破解。大城市的資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繼續往大城市堆了。

農村現代化也勢在必行。如果現在農村的情況繼續下去，農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農民有錢了就到城市去買房子，哪怕家裡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對農村就那麼一點投入，而且沒有社會資本的流入。農村現在是單向地流出。要有雙向流動，讓社會資本也可以到農村去，這樣才會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資本進去了，能好一陣子；政府的資本一抽出來，情況馬上變得糟糕。這不是可持續發展。

所以，社會建設是重中之重。社會建設做不好，以後政治開放更麻煩。中產階級是很好的一個社會主體，但我們現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公民社會」也是很好的一個概念，現在也把它政治化了。總有人覺得「中產階級」一定要跟政府分權，如同在西方。但實際上則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產階級都是支持政府的，因為中產階級是政府培養出來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樣。我們的很多學者和官員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東亞社會，只會把一些現象做簡單的「政治化」。公民社會是很好的，深圳的公民社會就挺好。社會成長了，政府的負擔就會減輕。歐洲的一些國家，幾個月沒有總理也沒有關係。日本大災難的時候，政府並不作為，但老百姓自己很作為。

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就是社會為主體的，但我們老是忘了建設社會。我覺得，我們對公務員、幹部的很多考核，其它什麼標準都不重要，就看看他們的社會建設做得怎麼樣。社會建設好了，我們就會有非常大好的明天。所以我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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