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國企賺錢能力很強，為啥還要對其進行改革？

文/周其仁 摘編自《突圍集》

國企改革的經驗回顧

國企改革持續時間長，改革歷程複雜，到現在還沒畫上句號。圍繞國企改革的討論，尤其需要以可觀察的經驗為基礎。

在理論上，國企改革差不多就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部。社會主義體制初建時的構想，是憑藉布爾什維克掌控國家機器，打造出一個超級國家公司，以至所有人都受國家僱用，實行計劃經濟。過去市場理論強調企業之間的競爭，但計劃理論則強調把國民經濟辦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基本是同一個議題。

廣泛地看，金融和其他國有體系，以及地方（政府）公司等，也都是超級國家公司分權改革的產物。當然，由於蘇聯和都不發達，所以「超級國家公司」在實踐中不可能純粹。蘇聯有集體農莊，更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農民集體經濟長期存在，搞不成清一色國有制。不過，農村非國有經濟也服從國家指令計劃，也為國家工業化服務。

農村圍城市，市場圍國企

計劃經濟時代，農村通過價格低廉的農產品支持國有企業的低工資、低物價、高積累。醞釀改革時，在1978年的經濟務虛會上提出權力過於集中導致經濟低效率。當時領導人走出去看世界，發現不僅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加大，就是以前不如的國家和地區，不少在戰後也發達了起來。這使那一代領導人產生了緊迫感，希望經濟能夠加快現代化，也因此提出放權改革的思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四川經驗為基礎，將加強國有企業自主權寫進了《決議》。那就是國企改革的先聲。三中全會對農村部署休養生息，決定用外匯進口糧食來緩解農民的貧困。但實踐結果，安徽、貴州、四川、內蒙古等地農村通過包產到戶成為改革的領跑者，其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形成了「農村圍城市」的改革態勢。在競爭環境里，國企不改就穩不住了。

更大壓力來自開放。早年特區自廣東、福建等「邊陲」開始，把台灣企業、香港企業、日資韓資企業「放」了進來。加上本土的鄉鎮企業和1988年《憲法修正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以下簡稱《憲法修正案》）給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營企業，國內產品市場的競爭激烈起來，再也不是國企一統天下。市場競爭的邏輯很簡單：誰的產品質優價廉，消費者就買誰的賬。過去基本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怎麼說國企優越都行。等到有對手上場，光靠嘴巴說說是贏不了的。更何況，競爭會從產品市場傳導到要素市場，於是，按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新準則登堂入室，一系列市場定價問題提上日程。

其實，所謂資源定價問題，講到底是產權界定問題，因為誰有權叫價、誰有權還價、誰必須承受價格決定帶來的經營壓力，歸根到底都是財產權界定的問題。正是在市場競爭環境里，傳統國企的控制權、經營權，乃至法定所有權的變革，相繼提上改革的日程。

這樣形成國企改革路徑，與蘇聯有很大不同。經驗是先放出一個市場，將國企推入，然後由市場競爭的邏輯推著國企改革向前走。起先人們接受企業經營自主權，後來發現，是產品定價權和要素定價權，最後才深入到企業產權的界定。一拍接一拍，隨著市場競爭深化，人們關於國企改革的認知也不斷深化。

背水一戰，抓大放小

1997年末，越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最後關口。再有五年準備期，就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恰恰在這個時段，國企大面積虧損。挑戰很嚴峻：在有限開放環境里國企尚缺乏競爭能力，一旦入世全面開放市場，國企怎麼生存？ 被逼推進國企改革，拉開了背水一戰的帷幕。

須知當年國企職工人數最高峰值為1億多人。本來國企大面積虧損，從成因分析與工人的關係不大，因為從體制到管理都不是工人們在做決策。但是，到了大批國企包袱過重、積習難改之際，財政兜不起、銀行幫不了、股市容不下，一大批國企非破產、重組不可，涉及「下崗」的工人就達幾千萬之眾。不少老牌國企，很多工人一家幾口都在一個廠子工作，企業虧損、欠薪、下崗，波及千家萬戶的生計。能從那個局面走出來，絕不僅僅只是經濟層面的麻煩，還連帶思想觀念、社會生活乃至政治架構層面的挑戰。

大的招數就是依據不同的國企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同狀態，從實際約束出發尋求不同的突圍之道：絕不能因為都叫國企就按一個套路來處理，而是把國企這張「大紙」，一片一片撕開來謀求實際問題的解決。就是說，要像庖丁解牛一般，把數目驚人的國企分拆開來，各自求解。事後按大類分，第一板塊就是數目最多的中小國企，機制舊、包袱重、競爭力弱，甚至嚴重資不抵債。客觀上，要這類企業全部扭虧增盈，重新以國企的身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佔一席之地，根本沒有可能。辦法就是最早山東諸城出來的那條路：承包、出售、資產債務重組，實現國企轉制，把一批扭虧無門的國企重新「放」回市場，允許國企破產或改成非國有企業，了清歷史債務，在市場環境里重新出發。若問這片紙究竟有多大？大數是100萬家企業、好幾千萬員工。用當時的語言，這是「放小」。

第二板塊，是一批規模比較大的國企，但基本上在競爭性市場環境里運作，經營績效不好，可是用「放小」的辦法也不合適，因為資產規模很大，如以較高價格出手，社會上能接手的企業不多。「賤價出讓」呢？又犯「國資流失」之天條，反正不是用諸城之法說轉制就轉得了的。對這類國企，後來基本是在股份制框架里，允許非國有資本以增量進入，逐步改變全盤國資的結構。

以上兩大板塊改成之後，國企扭虧增盈的壓力基本就減下來了。當然，並不是完全在國企架構下實現扭虧增盈，而是把相當一批國企轉製成非國企，或者改成非純粹國企，才消除了國企大面積虧損。剩下第三板塊，即經由合併重組、在國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釋放小部分股權的大型國企。對這個類別， 在國資委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資產，改善企業治理，並主動與世界500強大公司對標，改出一批國有或國有控股的世界級大企業。

盈利的國企還要深改的理由

上一波國企改革的中心任務是扭虧增盈。這也帶來一種認識，即認為但凡國企實現了盈利，餘下的就是做大做強，再也不需要進一步改革。到了國企普遍盈利，特別是央企的年利潤高達數萬億人民幣、不少名列世界500強時，說國企還要深化改革，聽起來似乎就不那麼入耳了。

我的看法，對央企的盈利還可以做點深入分析。

第一，企業賬面利潤並不完全是經濟學範疇的利潤，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業所佔用資源的租金。譬如資源型企業佔用大量可開採資源，以及國家通信公司佔用通信基礎設施等。這些稀缺程度極高的資源，給誰佔用，都會產出收益。如果開放競爭，非國有企業或非央企公司，誰不願意出一個價來爭相佔用這些資源？這裡所說「出一個價」，是資源租金而不是利潤，應該從央企賬面利潤里扣除，因為它並不代表央企經營決策和管理努力所帶來的真正貢獻。

第二，在市場經濟里，利潤具有資源配置導向的功能，因為不論利潤如何產生，總意味著「需要向產生利潤的方向投入更 多的資源」。換言之，利潤導向與市場准入註定在一起發揮作用，才不斷把企業創新之果「外溢」到整個產業、市場和國民經濟。但是，在現實條件下，部分央企獲得高額「利潤」，但所在市場又不開放准入，其他企業眼見這裡存在超額利潤，也不能進場來競爭一番。這種「關門賺得的利潤」，對整體經濟並不具有正面意義，因為這類「關門賺得的利潤」，其實構成了一切其他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現在大家看到，在全球市場上的成本優勢消失得很快。其中一個原因，是大批企業的成本中含著「硬硬的難以消化的部分」。當下不少央企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資費水平偏高，甚至需要政府領導人出來喊話降低資費，恰恰表明市場不準入條件下的關門利潤對國民經濟不是福音，而是一種成本負擔。

第三，央企的巨額賬面利潤，大部分留存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並沒有全額上繳國家財政，更沒有回饋其產權主人即全國人民。至於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潤或資產划給社保，本質上是對歷史欠賬的一種補償，因為社保缺口主要來自過去低工資時代國企工人沒有，也不可能預扣下的足額養老金。但是，國有資 產並不僅僅來自國企工人的貢獻，全國人民包括農民也對國資形成做出了貢獻，因為多少年低價繳納的糧食稅，也是國資形成的一個來源。

第四，中央巡視組對一批央企巡視的結果，暴露出擁有天量利潤、資產和無數「實際好處」的央企，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隻關在牛欄里的大肥貓。在道義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當然是國企，從而屬於全國人民，但從實際控制權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監督是當下超大型國企的一個普遍的致命傷。

綜上，盈利的國企固然是過去改革的成果，但並不意味著再也不需要深化改革。從緊迫性來看，現在也不亞於90年代上一波國企改革的那個時代環境，因為從機會成本的視角分析，當下盈利國企如不深化改革，代價將不僅僅是某一個經濟部門的，也是國民經濟全局的；不但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和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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