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旅行與話語歸置：中國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話語批判

內容提要：當代文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接受後現代主義理論，在近40年的理論旅行中，後現代主義在當代文論話語中完成了從哲學思想到社會文化再到文藝批評的理論雜糅過程，並以「介紹式」、「概念式」、「套用式」、「運動式」等方式實現了話語歸置，最終導致生硬的理論催生、明顯的理論研究跨界現象、突出的理論的強制闡釋等現象。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拿來理論」，後現代主義使當代文論充分融入「理論的全球化」過程。但經過了理論旅行、話語應用和知識傳播之後，的後現代主義文論話語缺乏問題方式與思想表達上的同一性，造成了思想話語空間的混亂、空疏、簡單和重複，反映了當代文論話語建構的思想板結狀態，影響了當代文學理論批評深入當代思想文化的肌理機制。

關 鍵 詞：後現代主義/文論/全球化語境/經驗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2015年度項目(GD15CZW02)；博士后科學基金第57批面上資助項目(2015M570579)；2015年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15Y19)。

作者簡介：段吉方(1975- )，男，遼寧建平人。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是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文化思潮之一，對當代西方文論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當代文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範圍地接受西方文論，從此，各種西方文論在文論中開始了漫長的「理論旅行」。在這個過程中，後現代主義從不缺席，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拿來理論」。後現代主義使當代文論迅速加入了「理論的全球化」過程，當代文論則以「介紹式」、「概念式」、「套用式」、「運動式」等話語歸置方式迅速與後現代主義話語對接，使後現代主義順利地在當代文學理論研究中實現話語應用和知識傳播。在本文中，我使用了「話語歸置」這樣一個較為中性的概念，「歸置」的原意是整理、歸納、安頓，所謂「話語歸置」就是後現代話語與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之間某種關係的重新梳理，並試圖在這個層面上引入批判和反思。

一、當代文論在何種意義上應用「後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最早被引入當代文學理論批評是在曾經引領當代文化界、思想界風氣之先的20世紀80年代。①近40年過去了，世界範圍內的文學理論研究發生了重大變化，按英國文化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的說法，包括後現代主義在內的理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世界範圍內的文論研究已經走向了「理論之後」。這個說法同樣被學界廣泛接受，並一度引起小範圍的研究熱潮。但另一方面，無論理論落潮的聲音如何強大，我們始終沒有喪失對理論的熱忱。正像伊格爾頓所說的：「毫無疑問，新世紀終將會誕生出自己的一批精神領袖。然而眼下，我們還在利用歷史。」[1]4後現代主義就是如此。西方的後現代主義研究者早就指出：「並不存在什麼統一的後現代理論，甚至各種立場之間連基本的一致性也沒有。」[2]2但這並不影響學界在各種學術問題研究中仍然廣泛應用後現代話語。在相關的學術文章中，動輒冠以「後現代主義視野下的某某問題研究」、「某某作品的後現代主義風格探究」、「後現代主義背景下的某某寫作」等等。熟悉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現狀的學者都明白，這種研究因缺乏基本的問題意識早已過時。這種話語狀況之所以存在，說明當代文學理論批評中，後現代主義話語已經充分符碼化、學科化了。美國後現代主義理論研究者道格拉斯·凱爾納就曾指出，後現代主義理論追隨後結構主義獲得了某種「話語優先」的地位。這種「話語優先」理論發展出了一種「用符號系統及其符碼和話語來分析文化和社會的話語理論」。這種話語理論「把所有的社會現象都看成是依照一定的符碼和規則建立起來的符號性建構物，因而適合用指意模式(model of signification)和指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進行語言分析」。[2]33在某種程度上，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正在實踐著這樣一種話語理論，這種話語理論不是以問題性研究為基礎和目的，而是以某種現象、話語、觀點和立場的描述性為目標。最終的結果是，無論研究對象的實際意義如何，總會在一種相對較為周嚴的論證中賦予其某種後現代的符碼意義，以這種方式，後現代話語不是具體的研究性結論，而是某種話語闡釋的符碼化建構的結果。

如果說，這種符碼化建構是後現代主義「話語優先」理論的結果的話，那麼，在當代文學理論批評中，導致這種符碼化表徵的則是後現代理論的具體應用方式。而後現代主義究竟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應用到當代文學理論批評中的呢？大致有「介紹式」、「概念式」、「套用式」以及「運動式」四種話語應用方式。第一是「介紹式」的。「介紹式」的話語應用方式大概是在後現代主義初步引入當代文學理論批評時期明顯地表現出來的，但又不僅限於這個時期。即使是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某些研究成果僅僅是滿足於某個後現代主義理論家的觀點和思想介紹。我們不否認在後現代主義理論開始引入時，這種「介紹式」的話語應用方式有其理論價值和功能，特別是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的研究者，他們最初的理論貢獻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最早向介紹後現代主義的湯永寬和董鼎山先生，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翻譯家。他們對後現代主義的介紹不是一種理論式的，而是文學評析式的。這種文學評析更多的是從文學體裁和文本的角度向介紹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精神和思想風格，這種介紹是有意義的，與後現代主義的「話語優先」無關。但是後來隨著後現代主義在被大量引進，某些「介紹式」話語就乏善可陳了。這種「介紹式」話語往往圍繞某一個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或理論流派的觀點展開，在資料研讀的基礎上把某種後現代主義觀念照搬進來，學界俗稱「理論販賣」；既缺乏深層觀念和理論譜系的考古分析，又沒有文本或作品的詳細研讀作為支撐，更談不上什麼批評效果。第二是「概念式」的。「概念式」的話語應用方式重在有關後現代主義相關概念、範疇的清理，特別是圍繞後現代的來源、背景及其理論特徵做相關的理論定義，如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多元化、反權威、反基礎主義、反人道主義、非理性主義、非中心化等等。這種方式做的是後現代主義的慣用語史的清理工作，這樣的話語應用方式往往有失浮泛，具體性有餘而問題性不足。對於當代文論來說，應用後現代主義不可能不涉及各種後現代主義概念、術語、範疇，但同樣值得思考的是，「後現代的概念主要是概念的建構，旨在從事一定的闡釋和解釋工作，而非中立的描述用語」。[3]29各種理論概念應用過多而且不加辨析和學理闡釋，往往造成理論研究的「夾生」。第三是「套用式」的。用後現代主義的各種概念術語來套用到具體的研究對象上，以後現代主義來涵蓋「從某些建築風格到某些哲學觀點的一切事物」。[4]1這種後現代話語應用方式重在描述分析，突出思想風格研究，但往往忽視具體現象的實際意義，是後現代主義理論濫用的最典型表現。無論對具體文學現象的後現代分析多麼周嚴，但實際上「沒有本質上就是『後現代的』現象」。[3]28第四是「運動式」的。所謂「運動式」話語就是後現代研究的「一窩蜂」現象。縱觀當代文論研究的基本格局，各種冠以後現代主義的研究是當代文學理論批評中最時髦的問題之一。各種專著、學術論文、博士畢業論文、碩士畢業論文不可勝數，從而出現了後現代主義話語的極度繁榮。大家一股腦地都湧入到後現代主義研究中，但往往是對同一個研究對象，出現不同甚至是截然對立的評價。所以，表面上是後現代主義話語的繁榮，但缺乏基本的學術探討和學術研究的一致性結論，最終是只見理論，不見文本分析的有效性，更缺乏統一的批評立場。結果造成各種冠以後現代主義的闡釋研究不斷出現，但真正的傑作卻寥寥無幾。

值得思考的是，後現代主義話語應用的這四種方式並沒有因缺乏問題意識遭研究界質疑，而是在較長時期內產生了後現代主義研究的「理論景觀」。但話語的時髦與繁榮卻不一定意味著批評話語的有效。所謂「批評話語的有效」，指的是某種理論觀念或思想觀念在應用到具體批評實踐時，確實能產生鞭辟入裡的效果。無論是文本解讀，還是深層觀念和方法論的構建，或者是形成某種批評傳統，理論觀念的應用和批評實踐之間取得了明顯的平衡，實現了批評思想的創造，也就是蒂博代所說的「批評應該在這種創造中意識到自己是一種具有獨創性的頑強的創造力量」。[5]要實現這一點其實是困難的，這需要批評本身是自覺的，話語應用的角度、方式以及最終呈現的效果都要恰到好處才行。這也就意味著以什麼樣的話語方式應用某種理論，可能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批評效應。對於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研究也是如此。正是因為存在著以「介紹式」、「概念式」、「套用式」、「運動式」等話語應用方式，後現代主義在當代文論研究中更多地以理論介紹、概念分析、理論套用和批評運動等形式存在，也同樣是以這些話語應用方式實現與後現代主義的話語對接，出現了「理論為後現代主義文化服務，後現代主義文化也桃李相報」[6]13的現象。在這種「理論景觀」中，當代文論從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究竟收穫了什麼？當代文學批評實踐在哪些方面與後現代主義話語有契合之處？在接受和傳播後現代主義話語的過程中，當代文學理論的理論、方法與觀念有了哪些改變？這些問題不但被掩蓋了，而且在越來越多的研究中被稀釋了。在某種程度上，這四種話語應用方式也是一種「話語歸置」的過程。它使當代文論在理論旅行和「話語的平移」[7]中自覺地降低問題性水準的要求，在符碼化的指意實踐中走向了後現代話語的建構，出現了越是對後現代話語應用得多，越是應用得熟練，就越是步入了後現代主義的概念化、符碼化和建構性的理論圈套。經過了近40年的理論旅行與話語傳播之後，這種理論話語的應用既是一種自覺的話語歸置，同時也是一種方法、觀念至上，問題和思想淡出的研究窘境。在這個層面上，「話語歸置」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覺的，越是自覺，就越能展現出後現代主義與當代文論話語關聯的尷尬之處。

二、後現代主義與當代文論話語的關聯

英國文化學者史蒂文·康納曾分析了後現代主義話語在西方得以確定並迅速傳播的學科內部制約因素。在他看來，「後現代主義」這一術語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出現，大概在70年代成型。它是不同文化領域、不同學科發展的內在原因，包括某些跨學科發展的動因才使學術界逐漸認可並推行這一概念的。史蒂文·康納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觀點：「一是每個學科提供了在各自文化實踐中越來越多的後現代主義存在的證據；第二，實際上更為重要的是，每個學科越來越多地利用其他學科的發現和定義。」[6]12這其實是另一種後現代主義的「話語歸置」。也就是說，對於「後現代主義」這一概念，是多個學科、多種文化領域共同提供存在證據、相互使用並實現概念上的「立體觀測」的結果。其最終的表現就是後現代主義並非為哪一個學科、哪一個研究領域所獨有，而是多個學科、多種文化領域共同將理論話語並置應用到「後現代主義」這個概念上來。這一點，也是後現代主義與當代文論話語關聯的主要形式。因為在具體的概念使用及其理論傳播中，當代文論也是處於對「後現代主義」概念的多學科「立體觀測」過程中的。後現代主義在當代文論中被廣泛應用，也並非是文論研究一家認同和單獨推行的結果，仍然是一種跨學科、多種文化領域共同催生的結果。

當代文化界和思想界如何「共同催生」乃至實現後現代主義的「立體觀測」呢？後現代主義在當代的話語應用不僅在文論界，而是涉及了多個學術領域。最主要的有三個學術領域，分別是社會文化領域、哲學思想研究領域和文論批評領域。這三個領域的後現代主義研究多有交叉重複，在後現代主義話語應用上「相互提供存在證據」，最終實現概念使用上的「立體觀測」。社會文化領域是最早引入後現代主義話語的，後現代主義理論進入最早的著作，如傑姆遜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其實都是針對西方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分析和文化研究的，其中雖然涉及文學和藝術研究，卻不是其最主要的對象。學界接受他們的著作也先是從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研究層面有所吸收，反過來再影響文學和藝術包括文論研究的，這也讓當代的後現代主義文論研究總脫不開社會文化分析方法論的影子。哲學思想研究領域對後現代主義話語接受是最熱情的，傑姆遜、利奧塔、福柯、德勒茲、德里達、波德里亞、哈貝馬斯等人，往往被冠以哲學家的稱號。他們的思想中哲學研究佔了很大的比重，即使是他們強調的文化批判，往往也與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宏大敘事等哲學基本問題聯繫起來，這也構成了後現代主義在當代文論話語應用中主要的哲學基礎和問題形式。與社會文化領域和哲學思想領域相比較，文論批評領域中的後現代主義話語應用是后發的。這主要也是因為後現代主義中的文論批評往往都是建於後現代主義哲學研究與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儘管從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譜系而言，後現代主義的文學研究起源較早，但在，文藝批評領域的後現代主義研究則「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即使是寫過典型的後現代批評之作《喬伊斯、貝克特和後現代想象》的美國文學批評家哈桑，在的名聲遠沒有德里達、福柯、傑姆遜、利奧塔、哈貝馬斯響亮，更不用說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的肇始者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詩人C.奧爾森、I.豪、H.列文了，他們早已是被文論批評界遺忘的角色。

雖然後現代主義在當代文學理論批評中分別涉及社會文化、哲學思想和文藝批評三個主要領域，但當代文論界對後現代主義從一開始就體現了整體接受的特徵。這一方面是由於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本身的複雜性，後現代主義整體上包含了多種理論視域及其思想內涵，難以具體細分各個領域的理論內涵與特點；另一方面還與當代文學理論批評並沒有細緻消化後現代主義理論內部具體的理論內容與差異相關。所以，就文學理論批評而言，後現代主義與當代文學理論的話語關聯既體現在整體觀念、思維方式、理論方法上，還體現在文學形式、文體特徵及文本敘事等其他層面上。我們基本上是把後現代主義當作一種整體的混搭風格加以使用。後現代主義就好比一個概念的、方法的、理論應用的大筐，當代文學與理論研究的各種問題都可以裝在裡面；它還像是一個符碼化的標誌，各種接近它的整體風格的作品都可以貼上後現代主義的標籤。這種整體接受的現象現在看來對當代文論研究具有明顯的理論弊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生硬的理論催生。在對後現代主義話語的整體接受中，更多的是後現代主義理論的標籤化，什麼內容的研究都可以往後現代主義上靠。實質上僅僅是打著各種理論旗號，對具體的文學文體特徵和形式技巧等打上後現代主義研究的印記，最終起到「理論催生」的作用。催生出的是後現代主義理論旅行中的各種有關後現代主義的話題和話語，造成各種後現代主義理論的濫用。其次是理論研究跨界現象明顯。特別是文學理論批評中，各種問題、各種理論思潮都可以在文學理論批評中加以展現，文學理論的泛化、文學理論研究邊界的泛化、消費文化、大眾文化、日常生活美學都可以與後現代主義扯上關係。理論跨界的一個不好後果就是學理性的喪失，造成真正圍繞具體文學理論批評與後現代主義學理研究的作品不多，精品更少。最後是理論的「強制闡釋」特徵突出。「強制闡釋」是當前我們反思西方文論有效性最重要的理論觀念，特別是近兩年來在當代文論研究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②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對後現代主義同樣存在「強制闡釋」，或者說是「強制闡釋的闡釋」。某些後現代主義理論已經具有強制闡釋的意味，而當我們將後現代主義話語應用到某些問題研究之中，就造成了這樣一種效果：不是文本本身具有後現代主義思想特徵，或者說某位作家是後現代主義的風格，而在我們在文學文本研究中強制說成他或她是後現代主義的。這種文論研究不但脫離了的現實語境，而且造成了思想話語空間的混亂、空疏、簡單和重複；不但忽略了真正的後現代主義的問題研究，而且使後現代主義研究本身也成了當代文論界的一大問題，造成一種頹敗而且強橫的邏輯循環，形成一種思想的板結狀態和一種「理論腔」。目前，這種「理論腔」或說「理論主義」是影響當代文論深入文學現實肌理的一大因素。它導致了後現代主義與當代文論研究之間一種糟糕的「互相創生」。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是各種後現代主義文論和批評研究著述、文章鋪天蓋地；另一方面是對問題的迴避和擱置，從而產生更嚴重的問題危機，然後再以這種問題危機為研究對象，從後現代主義那裡尋求答案。可以說，這個層面的後現代主義話語僅僅是一種話語歸置的結果，是各個學科、各種研究領域不約而同地在學科內部將後現代主義的概念推演出來，然後以自身學科研究內容為後現代主義概念提供存在證據。在這種語境下，後現代主義在理論界和思想界是「長征以來最激進的事物」，[4]9但卻未必是最值得研究的事物。由於後現代主義話語應用與文論研究的具體問題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固有缺陷，文論界在後現代主義研究上具有明顯的理論冒進姿態，所以才有了從西方「進口減肥可樂的同時一起進口德里達」[4]139的尷尬現實。

三、我們有過「後現代話語」嗎？

伊格爾頓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談到的後現代主義研究時說：「在天安門的一幅一幅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仍然面無表情地朝下凝視，而在其對面，標有麥當勞字樣的弓形建築則十分耀眼地掃過夜空。」[8]後來在他的《後現代主義的幻象》中又說：「也許對最新流行的無論什麼東西抱有一點懷疑態度總是可取的：今天激動人心的真理是明天陳腐的教條。」[4]2伊格爾頓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說法恐怕早已被人遺忘，人們現在只記得他不斷推出關於「后理論」、「文化與上帝之死」等新的觀點。實際上，伊格爾頓是西方嚴肅批評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家。就伊格爾頓此言而論，也不乏合理之處。無論後現代主義的概念如何多變，內容如何豐富，但作為一個理論概念，不可避免地與它產生的思想傳統與文化語境有密切的關係。這就意味著在我們使用或者研究所謂「後現代主義」的時候，頭腦中、筆頭下一定要牢記這樣一個前提，即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和理論概念的「後現代主義」不是憑空產生或人為製造的，在這個概念的背後及其理論內部，具有複雜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文化與社會心理方面的內容做鋪墊，做支撐；在它的背後，是一片複雜的「概念叢林」和難以釐清的「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我們使用或研究它時，不一定能夠完全還原或考慮這些內容，但一定不要輕易下判斷或貼標籤，脫離上述鋪墊與支撐的後現代話語其實是不存在的。

美國學者埃爾伯特·鮑爾格曼強調，對於後現代主義，「我們必須大膽走到大千世界，發現它的界標，審視它的特點」。[9]5但對於大多數書齋型學者來說，這樣談何容易，大部分的研究仍然是隔空喊話。但鮑爾格曼的話仍然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它讓我們想到，發生在1996年春夏之交的「索卡爾事件」其實已經讓西方後現代研究在西方學界開始逐漸衰退。但為什麼在文論界，經過了幾十年的理論發展，各種後現代主義研究仍然層出不窮？有的研究者曾經不無嚴肅地說，在文論界，15年乃至更長時間不參加學術會議，再出來聽聽會議發言，仍然不會感到跟不上形勢。後現代主義研究就是如此，不妨試驗一下，拿一篇15年前研究詹姆遜、波德里亞、福柯的文章參加時下的學術研討，恐怕仍然會收穫讚許的目光。這體現出學界在話語研究上的超長時期的延續性。這其實是一種話語更新與理論發展不利的表現。就後現代主義研究來說，更是如此。

西方學者在各種研究後現代主義的著作中，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首先，往往不是從後現代主義開始講起，而是曆數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等這些概念的源流，把克爾凱郭爾、馬克思、尼采這些理論家的思想梳理一遍，然後過渡到波德里亞、利奧塔、詹姆遜等理論家的身上，先做漫長的概念的譜系學研究，再提出後現代主義的概念，展開具體研究。這種研究的特點是學理性強，往往從表面看來在很大的篇幅之後才涉及主要內容，但是學理性和知識性的奠基是融合在問題分析過程之中的。其次，重視語境分析和作品分析，雖然是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研究，但仍然把概念的文化語境剖析清楚，引出具體案例。比如，傑姆遜的後現代主義研究就引述很多電影甚至建築、繪畫作品。最後，引經據典的論證較少，個人的觀點較為明顯。典型的如美國學者埃爾伯特·鮑爾格曼的《跨越後現代主義的分界線》，這本書的內容簡單易懂，是一本普通的西方後現代主義研究著作，但他的方法對後現代主義研究有啟發。他提出，要跨越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分界線，那麼，怎麼看到從現代地平線上升起的後現代主義的分界線呢？就好比後現代主義是一片峰巒疊嶂的山脈，我們不能對它進行一平方英尺、一平方英尺的細緻考察，而必須仔細查看山的主要峰巒與溪流，然後選擇其中一些山峰、河流當作我們路程的標誌，最後對這些標誌進行分組分類，描繪一條「圍繞著經濟與文化、勞動與閑暇、科學與技術，以及歷史與哲學之間的曲折迂迴的路徑」。[9]5然後他從現代主義這一概念興起的漫長歷史講起，對「Modern」這個詞做了拉丁文的詞源學考察，分析了「現代」這個詞在中世紀的變化，認為中世紀是現代主義的分界線，現代主義源於中世紀的地方色彩。查理曼大帝把三種因素融合在一起：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文化和學問、德意志傳統的封建秩序以及基督教的精神信仰。在理論上的表現則是現實主義、普遍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出現。接著，他辨析了後現代主義對現實主義、普遍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批評，說明後現代主義是如何在對這三種理論的批評中呈現出來的，然後再展開他的這部書的內容的具體研究。

對於西方學界來說，後現代主義話語應用不是目的，在鮑爾格曼的《跨越後現代主義的分界線》中，他主要是想探究後現代主義是如何在超越現代主義的過程中體現出某種文化和思想上的跨越，這種跨越在經濟、文化中有何影響。可以說，這本身是一個宏大敘事的研究，但他在使用後現代主義的時候，或者說進行後現代主義研究的時候，並沒有將後現代主義直接加以應用，而是先做較為系統的概念譜系學和問題性整理，當然這種整理跟他的研究內容有關。這與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話語應用完全不同。在當代文論中，後現代主義在每個人的手上，幾乎都是一個不用做概念整理的東西，是一種自明的概念，直接拿來用就是了，即使是所使用的後現代主義概念與所談論的問題非常有學理辨析和概念譜系整理之必要。在這種語境下，後現代主義話語在基本上缺乏概念與問題方式上的同一性，仍然處於一種理論旅行和闡釋比較的狀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從話語形態上看，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話語其實更多的是一種整體思潮接受的結果，是一種理論的「大概念」而不是「小零錢」。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研究仍然著眼於後現代主義的整體精神和風格，至於是誰的後現代，何種後現代思想，尚缺乏明確指征。在這種後現代話語應用中，往往沒有明確的批評立場，有些文章儘管具有批判性，但批判性與保守性同時存在。其次，從話語表達方式來看，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話語好像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向，更缺少一貫的批評風格，經常形成關注焦點、熱點的跟風式批評，壟斷話題的圈地式批評，熱衷名詞命名的泡沫式批評等，結果造成一種浮躁的批評現狀。最後，世紀之交，伴隨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當代文論中的文化情結和文化心態是複雜的。一方面，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論的強勢登陸，不排除有艷羨趨同的心態，好像不談談後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就不是學術前沿；另一方面，就後現代主義而言，仍然有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其中交織著認同與疏離、興奮與猶豫、無奈與抗爭以及最終仍然是迷茫和困惑。最終導致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話語是一種非常矛盾和曖昧的東西，也是一種不進行價值判斷的平面話語。不管後現代主義是方法還是思想，是中學還是西學，反正大家都在用。這種話語使用的特點造成了當代後現代主義研究的一個明顯的先天不足，使當代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研究成了一個前現代語境中的「現代性」事件，在一個社會和文化遠沒有進入到後現代的語境中，理論層面上的後現代思維比西方還要後現代。同時，文化上中心與邊緣的問題更嚴重，市場經濟與價值轉換的節奏更快，文化觀念轉型與道德倫理建設任務更深重等人類社會發展的現代性問題又不斷突出。而這個時候，在理論的層面上運用各種後現代主義理論話語，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和思想斷層的表現。這種斷層既來源於文化與社會發展的歷時/共時的矛盾，也來自於自我/他者的糾葛。在一個社會的現代性發展中，不可能不受到外來文化思潮的影響，但如果一受影響就全然失卻本土文化和思想資源的立足之地，甚至以「拿來」為主，主動順應，這就陷入到了思想傳承上的「拿來主義」窠臼之中，理論話語的應用自然也是以「拿來」為主。在這種情況下，話語歸置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一種自然的理論認同過程，無論是哪一種理論話語其實都不是自己的。

四、後現代主義給我們帶來了什麼？

一方面，西方文論中的後現代主義具有明顯的社會語境特徵，與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社會文化現實，特別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事件有密切的關係，具有明顯的「擁抱微觀政治學」[2]31的文化理論色彩，它更多地把「注意力轉向了諸如女性主義、生態學團體及同性戀組織等政治運動」，[2]31伊格爾頓稱之為「保持激進政治生機勃勃的一種方式」。[1]45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基本承續了后結構主義的理論方法，「贊同后結構主義對現代理論的批判」。[2]33微觀政治學、后結構主義的理論方法、符號和符碼化的話語理論、符號學建構等特點，使後現代主義話語更趨向於一種指意模式(mode of signification)和指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簡言之，後現代主義理論與方法其實是指向理論的「外在」現實，它自身的理論建構成分不多。但這種理論確實是一種西方社會和文化的產物，與20世紀60年代西方激進政治現實的發展演變又有密切的關係，再加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確實發展到了一種社會現實中的權力和不同意識形態霸權力量相互抗衡的狀況，正好需要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話語理論起作用。這是後現代主義在西方產生的語境，也意味著後現代主義是一種地道的「西學話語」，它的背景、方法以及批判應用的場域都是作為一種「西方」的方法存在的。

作為「西方」方法的後現代主義其實是一種邊緣突進的思想策略，是一種符碼化非常強的理論話語。其本身缺乏明確固定的內涵，「通常被籠統地歸併到一起的各種『後現代』理論與後現代立場——它們彼此之間經常是衝突的之間的差異，足以令人震驚。在那些接受了『後現代』或被歸屬為『後現代』的理論中，對『後現代』概念的紛亂使用以及理論上的薄弱，也同樣使人震驚」。[2]2後現代主義就是一種考慮問題的方式，是一種思想的原形式。這種思想原形式具有某種哲學傳統方面的來源與依據，所以才有了各個國家各個流派的後現代主義。但有時也是一種知識分子話語，是「80年代的一時狂熱或一種副現象，是知識分子在面對60年代烏托邦希望之破滅、面對他們在新的媒體和技術社會中可能會被淘汰出局以及面對他們在80年代期間的絕望的、犬儒式的處境時，所表現出的無力感和異化感」。[2]378作為「方法」的西方後現代主義就不一樣了，這種理解把後現代主義仍然作為一種實在的理論加以接受，這種應用方式過濾掉了後現代主義的符碼化色彩以及知識分子話語，抽象和保留了它在理論話語層面的內容，這讓後現代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理論」，讓後現代主義的「方法」作為一種普遍性觀念被接受。但問題是，這種作為「西方」方法與作為「方法」的西方在當代文論話語中被極大地混淆了。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成了當代文論話語中的後現代主義的接受特點。這種接受特點讓知識界在接受後現代主義的時候，既缺乏那種思想原形式的理論創構，同時又缺少「接地氣」的批評呼應。這種理論應用的現實狀況使當代文論話語中的後現代主義研究長期以來停留在理論闡釋和重複介紹的層面，缺乏確定的批評觀念和深入的批評實踐剖析。在當代文學批評中，所謂的後現代批評其實僅僅是某些後現代主義理論概念的一般應用，如反崇高、反宏大敘事、解構、平面化等，而在面對具體的文學作品分析時，缺少一種穩定的後現代主義文學觀念。究竟是在什麼意義上使用這些概念的？文學文本中是否真正表達出了後現代主義的思想蘊含？以及批評闡述是否尊重文本基本的敘事？這些問題往往被忽視或擱置，這樣就使批評闡述成了一種理論概念在文本中的自明存在，同時也使後現代主義話語成了一種普遍性的過度闡釋對象，成了艾柯所說的「神秘主義符指論」。[10]47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禁要問，後現代主義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是一種過度闡釋的「神秘主義符指論」的批評樣本，還是一種批評話語材料的實驗性文字？美國學者大衛·格里芬曾對學者說：「可以了解西方國家所做的事情，避免現代化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這樣做的話，實際上是『後現代化』了。」[11]這提示我們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我們如何面對「西方國家所做的事情」(包括後現代主義)；二是我們如何面對問題與經驗，而問題最終的癥結在於，包括後現代主義研究在內，當代文論研究一直都在努力追求「現代化」，努力融入一種理論上的全球化。我們一直以為我們的文論研究不夠「現代」，所以，當後現代主義理論被引入當代文論之時，當代文論研究界幾乎是不假思索地開始尋找它與文學的「相似性」，而根本沒有思量如何避免「現代化」的弊端，更來不及思考什麼問題與經驗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後現代主義在當代文論話語中不僅僅是一個學院派批評的問題，而且是一個現實社會中正在經歷著的文化問題和思想問題，面臨著「經驗」和「問題」的嚴肅考量。

在當代文論話語中，後現代主義研究究竟有何意義和價值？這樣的問題值得重新思考。在西方文化語境和思想範式中，後現代主義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思考問題的思維形式，可以說它並不具備問題性的闡釋任務，這是與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文化理論的發展相關的。特別是西方文論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理論階段，那種問題性的理論研究已經被解構式的和身體性的理論研究所取代，「結構主義、解釋學等等令人頭暈的抽象理論，已讓位於更可感知的後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現實」。[1]52這是西方資本主義進入到后形而上學階段以及后冷戰時代的結果。但在當代文論研究的現實中，卻不一定具備這樣的理論語境。生硬的理論跨越只能產生越來越多的構建理性主義，而忽視了具體經驗分析。當代文論不需要太多的構建理性主義理論，需要的是那種問題式和實踐性的理論研究和文論話語。所謂問題式和實踐性的理論研究，其實就是要以類似後現代主義以及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問題」為批判標靶，提出具體的文學批評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當代文論話語中的後現代主義研究仍然停留在知識論和方法崇拜的層面上，仍然受到某種理論主義的思維禁錮和構建理性主義思維惰性的制約，而缺乏面向問題、面向現象與實在的批評闡釋。在當代文論中，後現代主義傳播影響仍然較為廣泛，後現代主義在文論界仍然不算過時，但恰恰是這種不算過時的理論更應該讓我們警惕。我們仍然還是需要盤點一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是否真的有過後現代話語，還是一種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再敘事」。經過了幾十年的理論熱潮之後，文學理論界還在談後現代主義，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是存在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狀況，這種狀況影響了批評闡釋的品質，更影響後現代主義研究的效力。為此，我們或許還可以從艾柯那裡得到啟發，他在《詮釋與過度詮釋》中說，我們可以藉助于波普爾的「證偽」原則來避免批評闡釋中的「神秘主義符指論」的過度蔓延，那就是「如果沒有什麼規則可以幫助我們斷定哪些詮釋是『好』的詮釋，至少有某個規則可以幫助我們斷定什麼詮釋是『不好』的詮釋」。[10]49確實，當我們難以衡量哪種後現代主義研究是「好」的時候，我們只能首先斷定哪種研究是「不好」的了。

①具體分析見拙文《「后」語境中的當代文學理論研究》，載《貴州社會科學》2009年第10期。

②相關研究和討論可見張江：《當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辨識——兼及文論重建》，《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文藝爭鳴》2014年第12期轉載)；《關於「強制闡釋」的概念解說》，《文藝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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