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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為什麼被譽為「紅軍之父」

提起打仗,提起我軍——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包括志願軍)的光輝歷程,有幾位偉人、將帥和幾次戰役、戰鬥是人們經常談論的。如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指揮的紅軍數次反「圍剿」鬥爭;抗戰時期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捷,賀龍、聶榮臻指揮的陳庄戰鬥,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總指揮,林彪、羅榮桓、陳毅、粟裕、聶榮臻等指揮的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徐向前指揮的太原戰役,劉伯承、粟裕指揮的渡江戰役,彭德懷指揮的抗美援朝,等等。但是,作為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其具體指揮的戰役,在人們的印象中卻較為模糊。

這與朱德的身份有關。作為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總司令,他自然不能親臨前線指揮戰鬥,而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即使如此,朱德指揮的主要戰役,也是史載皇皇,功績昭昭。

在中央蘇區和長征時,朱德任一方面軍總指揮、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是各個戰役的總指揮。中央蘇區的第一至四次反「圍剿」戰役,朱德也是總指揮(毛澤東、周恩來分別為政委)。長征中遵義會議前主要有突破四道封鎖線,突破烏江(此役劉伯承為前線指揮),智取遵義;長征中遵義會議後主要有四渡赤水(此役毛澤東主要為戰略運籌,朱德為實際指揮者),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劉伯承、聶榮臻為前線指揮)、飛奪瀘定橋(林彪、楊成武為執行者)。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為軍委主席,朱德任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司令,在前線指揮抗日戰爭。回到延安後任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與毛澤東一道指揮全國抗日戰爭。曾指揮平型關戰役(林彪為實際執行者)和「百團大戰」(彭德懷為前線指揮),指揮國共軍隊粉碎日軍「九路圍攻」(劉伯承、徐向前為八路軍129師方面指揮員)。

解放戰爭時期,朱德任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前期與軍委主席毛澤東指揮全軍戰略防禦作戰;中期到華北指導工作,進行戰略進攻和決戰的前期準備,指導過清風店戰役、解放石家莊戰役等;後期與毛澤東等謀划運籌,指揮「三大戰役」戰略決戰。

使朱德終身成為人民軍隊總司令的關鍵,是南昌起義后的戰鬥經歷。

北伐戰爭時期的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國共決裂。為了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4月中旬的海陸豐農民起義開始,共產黨人先後發動了80餘次武裝起義。但沒有哪一次如南昌起義這樣,有如此眾多的人民解放軍開國將帥與其緊緊相連。十大元帥中有7人: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十大將中有7人:粟裕、陳賡、徐海東、羅瑞卿、張雲逸、譚政、許光達;上將有5人:周士第、蕭克、陳奇涵、趙爾陸、楊志成;另有中將7人,少將5人。還有許多著名先烈,其英名也與南昌起義緊緊相連:葉挺、彭湃、惲代英、王爾琢、賀昌、周逸群、郭亮、李碩勛、毛澤覃等等。當然,人們最應該記住的是南昌起義的負責人、中共前委書記周恩來。

這次起義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因為保留下了革命火種,終成燎原之勢。而保留南昌起義火種的功臣,首推朱德。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義,是朱德威望和地位的起點。但不論是起義之前還是起義進行中,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都沒有朱德(中共前委書記周恩來、總指揮賀龍、前敵總指揮葉挺、參謀團長劉伯承)。起義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閑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時任起義部隊團指導員)回憶說,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朱德在起義中沒有基本部隊。起義軍主力十一軍轄8個團,由葉挺指揮。二十軍轄6個團,是賀龍的部隊。朱德率領參加起義的,只有滇軍軍官教育團3個連和南昌公安局兩個保安隊,不到500人,只能算一個營。所以,南昌起義計劃中分配給朱德的任務,只是「加強在敵軍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敵軍動態」。起義后另成立第九軍,朱德被任命為副軍長。第九軍當時就是個空架子,沒有軍長,也沒有戰鬥部隊,原是想爭取部分滇軍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來,但未獲結果。

起義部隊南下,途經當時滇軍遍布的江西。為利用舊誼使滇軍讓路,朱德又負責起先遣任務。他曾回憶說:「我從自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

南昌起義之時和起義后一段時間內,朱德的作用確實有限。他真正發揮作用,是在這支部隊面臨失敗危險的時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在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部隊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直奔潮汕;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當地,阻敵抄襲起義軍主力的後路。這就是著名的「三河壩分兵」。

朱德率領的這「部分兵力」,是十一軍二十五師和九軍教育團,共計4000餘人。三天三夜的阻擊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時只剩2000多人。本想去尋找主力,路遇潰敗下來的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采(1928年7月在開闢豫皖邊根據地戰鬥中犧牲)率領的200餘人,方知起義軍主力已在潮汕地區失敗,起義諸領導人都已經分散隱蔽撤離了。

局面困難且嚴峻。這支孤軍與上級的聯繫全部中斷,四面又都是敵人,自己也損兵過半,思想上組織上都相當混亂。到底怎麼辦,只能由臨時負責的朱德作出決斷。朱德就是在這個非常時刻,面對這支並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隊伍,表現出了堅強的領導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動方針的會議上,少數同志覺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壩這點力量也難以保存,提出散夥。朱德堅決反對解散隊伍。他提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去往湘南。在這個異常嚴峻的時刻,沒有基本隊伍、說話沒人聽、不過被作為一個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過了這個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攤子。他以異乎尋常的執著和堅定,為這支困境和混亂中的隊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顧的人們,聽從了他的話。10月16日隊伍走到福建武平,還有2500人;17日擊退追敵,便只剩下1500多人了。到達閩贛邊界的石經嶺附近的隘口,朱德親率幾個警衛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側后發起進攻。粟裕(時任起義部隊班代)回憶說:「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裡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

但局面不會因一兩場戰鬥改變。情況仍在繼續下滑,「谷底」在贛南安遠的天心圩。當時已近冬天,官兵們仍然穿著單衣,有的甚至還穿著短褲,打著赤腳,連草鞋都沒有。雖然擺脫了追敵,部隊卻常常受到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經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營。此時,同上級黨委的聯繫還沒有恢復,饑寒交迫,疾病流行。由於無處籌措糧食,官兵們常常餓肚子。缺乏醫療設備和藥品,傷病員得不到治療。部隊的槍支彈藥無法補充,人也很疲乏,戰鬥力越來越弱。楊至誠(時任起義部隊連指導員)後來回憶當時部隊情況時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裡去?」

走到安遠縣天心圩,從師、團級主官開始,各級幹部紛紛離隊。有的先辭后別,有的不辭而別。南昌起義軍部隊中除各級軍事主官外,在軍、師兩級設有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有政治指導員。這一健全的軍政領導體制在天心圩最後崩潰。師以上軍事領導幹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領導幹部則走得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幹部只剩下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團以上幹部全部加起來,僅剩朱德、王爾琢、陳毅三人。

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伙走。有的還把自己部隊拉走,整排整連地公開離隊。剩下的便要求分散活動。面對部隊隨時瓦解、一鬨而散的勢態,面對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兒火種可能馬上熄滅的局面,朱德在關鍵時刻站了出來。他召開骨幹會議,決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的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的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鏗鏘有力的話語,給大家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

經過熱烈的討論,朱德最後總結出「儘快找到上級黨組織」「保存好這支軍隊」等4條意見,為這支處於絕境、陷入混亂的部隊指明了方向和出路。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朱德沉著鎮定地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朱德講了一個多小時,胸中的信心與激情像火焰一般傳播給了剩下來的官兵,這個最初「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的指揮者,在危難關頭向即將崩潰的隊伍灌輸了高山一樣的堅定信念。

朱德講話之後,陳毅也上去講了話。他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僅經得起勝利的考驗,能做勝利時的英雄,也經得起失敗的考驗,能做失敗時的英雄!陳毅當時去上海、北京、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堅決留在隊伍里,實行自己「只要拿武裝我就干」的決心。

朱德在最困難、最無望因而也最容易動搖的時刻,表現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堅定性,使他成為這支部隊無可爭議的領袖。陳毅、王爾琢成為他的主要助手。儘管300多名軍官和士兵在這次整頓中離隊了,但留下來的都是革命的精華。部隊被改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司令員,陳毅任政治指導員,王爾琢任參謀長。全縱隊共計800人。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隊伍,最後真正保存下來的,就是這點兒家底。這支隊伍後來成為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礎、戰鬥力的核心。南昌起義的火種,從此再也沒有熄滅。

《人民解放軍戰史》評價說,這支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陳毅「為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參加井岡山早期鬥爭的譚震林解放后曾說過,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來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只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兒力量,很難存在下去。這番話,無疑是對朱德、陳毅等人的最高評價。

「贛南三整」是指朱德在江西南部山區,領導南昌起義軍余部進行的三次整頓:天心圩整頓、大庾整編、上堡整訓。「贛南三整」和秋收起義部隊的「三灣改編」一樣,在人民解放軍的建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對人民軍隊的創立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人民軍隊的鞏固與發展產生過更為深遠的影響。

天心圩整頓是在1927年10月中旬進行的。這次整頓,主要是通過思想教育,穩定部隊情緒,鼓舞革命鬥志,堅定勝利信心。大庚整編是在10月底進行的。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整頓了黨團組織,二是整編部隊。上堡整訓是起義軍於11月初到達湘、粵、贛三省交界的山區崇義縣上堡後進行的。主要是整頓紀律和實施軍事訓練。

「贛南三整」是南昌起義軍在轉戰途中,利用行軍、作戰的間隙進行的。前後歷時將近兩個月。時間雖短,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贛南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組織整頓、軍事訓練三者結合起來,這是朱德的獨創。他把整頓看成是完成革命任務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通過整頓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從而在兩個月後,才能再舉義旗,發動湘南暴動,創造出另一個嶄新的局面。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從粵北轉至湘南宜章縣境。朱德了解到宜章縣城敵人力量空虛,就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由地方游擊隊領導人胡少海(共產黨員,出身豪門,身份沒有暴露)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一四○團團副的名義,率領一支先遣隊進駐宜章,穩住宜章的上層統治者后,大部隊隨即跟進。1月22日,朱德化名王楷,與陳毅率部打著國民黨軍旗號進入宜章縣城,將前來歡迎聚宴的反動官吏及豪紳全部逮捕,並解除了國民黨縣團防局和警察的武裝,以智取宜章縣城為開篇,拉開了整個湘南起義的序幕。隨即,朱德、陳毅將部隊整編為工農革命軍1師,並在廣東坪石一帶消滅了前來鎮壓起義的國民黨軍許克祥師。此後,資興、永興、耒陽等縣農民攻入縣城,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起義烈火燃遍了整個湘南。

參加了湘南起義的蕭克將軍說:「在這三個多月(1928年1月到4月)內,以武裝暴動建立了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安仁等6個縣的蘇維埃政府;組建了3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革命風暴遍及二十幾個縣,有100萬人以上參加了起義。」無疑,這次起義是在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領導的所有武裝起義中,涉及地區最廣、參加人數最多、堅持時間最長、軍事上最成功、土地革命實踐最早的一次起義。

3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向湘粵兩省國民黨軍下達了「協剿」湘南工農革命軍和蘇維埃運動的命令。17日,國民黨軍7個師向湘南地區反撲。由於中共湘南特委執行盲動主義政策,亂燒亂殺,損害了人民群眾利益,致使工農革命軍無法在當地立足。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陳毅率部於4月上旬撤出湘南地區,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轉移。不久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開始了「工農武裝割據」。1928年2月新城戰鬥勝利后,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形成。3月上旬,毛澤東派弟弟毛澤覃帶著一個特務連趕到郴縣(今郴州),同朱德、陳毅領導的部隊取得聯繫。3月下旬,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的條件下同敵人決戰,朱德當機立斷,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岡山的重要決策。3月29日,朱德率領部隊完成了轉移的準備,在毛澤覃帶領的特務連接應下,向井岡山進發。4月28日,在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的掩護和接應下,朱德、陳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和湘南暴動農軍,安全地轉移到達井岡山,在寧岡礱市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心情興奮的毛澤東特地換下穿慣的長布衫, 找人連夜趕做灰布軍裝,只為能夠穿戴得整整齊齊,會見大名鼎鼎的朱德。5月4日,根據湘南特委決定,將朱毛兩部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6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改稱為工農紅軍第4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政治部主任陳毅。

井岡山會師極大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保存了一大批堅定的紅軍政治幹部和軍事幹部,聚集了湘贛邊界武裝力量的精華,壯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堅定了邊界黨和群眾建立和發展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信心和決心,在革命史上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朱德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1師是當時所有工農武裝中戰鬥力最強、力量最大、取得勝利最多的武裝力量。該師以及在湘南起義中組建的3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是大革命失敗后我黨創建的重要武裝力量。朱毛井岡山會師時,朱德帶上井岡山的部隊有大約1萬人,而原井岡山部隊則不足2000人;朱德因為有十多年的軍事指揮經驗,曾任滇軍旅長,所以,在成立紅4軍后,朱德任軍長,主要負責軍事指揮,毛澤東則任黨代表,偏重於政治和組織工作。參加過井岡山鬥爭的蕭克將軍後來回憶說:「紅4軍在井岡山時期主要是朱德指揮戰鬥」「部隊對朱德軍長帶點兒神秘式的信仰」 。

1928年到1930年,全國各地的紅軍蓬勃發展起來,其中朱毛紅軍戰績最大、力量最強,其經驗也通過在上海的黨中央傳播給了全國各地的紅軍,從而帶動並促進了全國各地紅軍的發展。

1930年6月,工農紅軍第1路軍(后改稱紅1軍團)成立,朱德任總指揮。8月,紅1軍團與紅3軍團組成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月底,朱德又被中央任命為工農紅軍總司令。1931年11月,朱德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著名史學家金沖及曾經問過蕭克將軍,中央蘇區幾次反「圍剿」的勝利,是誰在前線具體指揮戰鬥。蕭克曾擔任紅4軍第3縱隊司令員、紅一方面軍獨立第5師師長,他十分肯定地說,是朱德在具體指揮。曾跟隨朱德上井岡山、後來又參加了中央紅軍歷次反「圍剿」戰鬥的黃克誠大將也說過:「朱老總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對於紅軍初創時期能夠成為一支堅強的隊伍,是有大功勞的。」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說:「朱德把軍事戰術歸納為這樣幾個要點:一、敵進我退;二、敵駐我擾;三、敵疲我打;四、敵退我追。」劉白羽在《朱德將軍傳》寫到這個著名的紅軍游擊戰術十六字訣時說:「朱德同志是這發明者與執行者。」

「紅軍之父」的意思,就是紅軍的締造者。以朱德對創建工農紅軍的偉大貢獻而言,他是無愧於這個稱號的。1946年11月30日,在慶祝朱德60壽辰時,重慶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稱朱德是「人民軍隊的創造者和領導者」;周恩來在祝辭中同樣稱朱德是「人民軍隊的創造者和領導者」。北京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代表有葉劍英、鄧穎超、羅瑞卿、王震等)集會慶祝朱德總司令60壽辰,會場懸挂著「人民軍隊之父」的賀幛。1955年5月,新華社記者採訪劉少奇時,劉少奇仍然稱朱德「是軍隊的締造者」。

「紅軍之父」的意思是紅軍的締造者,從這個稱呼的最初得名來看,還有另一層更為直白的含義—朱德對紅軍戰士像父親對待兒女一樣,紅軍戰士則對總司令充滿對待父親般的感情。

將朱德稱為「紅軍之父」的最早記載可能來自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她這樣介紹朱德:「戰士們喜歡他,他是他們的父親和母親。」爾後,史沫特萊在她的《的戰歌》中這樣寫道:「確實,他看著就像是紅軍之父。」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后,外國元首紛紛發來唁電,稱朱德是「紅軍之父」「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為爭取人民解放而奮鬥的傳奇式的統帥和戰士」等。這些盛譽是對朱德「紅軍之父」中所含的「紅軍締造者」之意的另一種證明。

朱德在戰士中間的父親形象,並不只是馬海德和史沫特萊才有的感覺,到過延安的西方人,總是很容易地將朱德和「父親」聯繫起來。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朱德,後來他在採訪文章中說:「我永遠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態。」德國友人王安娜描述延安時的朱德說:「他對戰士們像父親般的慈愛。」

紅軍時期和抗戰時期曾任朱德警衛的楊春於回憶說:「朱老總愛兵是出了名的,紅軍戰士提起他,沒有人不敬佩!」在楊春於的記憶中,最難忘的是跟著朱老總一起長征的歲月。行軍的時候,朱老總的馬背上總會掛上幾雙草鞋或者麻鞋,碰到沒有鞋穿的戰士,他便會叫警衛員從馬背上取下一雙鞋給戰士換上。在長征途中,常常會有餓得走不動路的戰士,只要朱德碰上,都會將自己的乾糧分給他們。楊春於說,朱老總懷裡一直有一個小本本,上面記著身邊戰士的名字。警衛連100多名戰士,他都叫得出名字。朱德還多次親自為受傷的戰士擦洗膿血,包紮傷口。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寫道:「朱德愛護他的部下是天下聞名的。自從擔任全軍統帥以後,他的生活和穿著都跟普通士兵一樣,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腳穿著草鞋走路,整整一個冬天以南瓜充饑,從來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喜歡在營地里轉,同戰士們坐在一起,講故事,同他們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軍隊里任何一個戰士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告狀—而且也常常這樣做。朱德向戰士們講話往往脫下他的帽子。在長征途中,他把馬讓給走累了的同志騎,自己卻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據一位老紅軍回憶,戰士們經常由衷地感嘆:「他真像我們的老爸爸一樣啊!」而那些年輕的戰士也就都情不自禁地稱呼朱德「爹爹」。

也許,八路軍總司令部特務團—前身為工農紅軍總指揮部特務團,1945年改稱「朱德警衛團」—的團歌,最能闡釋朱德被譽為「紅軍之父」的含義,最能表達人們在這樣稱呼這位人民軍隊總司令時的感情:

我們牢記,一個英名,

朱德,朱德,敬愛的總司令!

多少次雄壯的進軍,

他的戰馬總在我們隊列前行進。

啊,威武的統帥!

啊,慈祥的父親!

我們是朱德警衛團驕傲的士兵!

…………

責任編輯 李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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