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何時用統一時間：皇上如何知表準不準

自明代末期，西洋傳教士和商人把鐘錶帶到，就引起了皇帝們的興趣。清朝皇帝自順治開始，就使用鐘錶計時，不離左右。那麼皇上怎麼知道鐘錶是不是準的呢?

皇上的標準時間是交泰殿的自鳴鐘

按照傳統的時間觀點，一天分成100刻，而西洋人認為，一天分96刻，每刻15分鐘，這個非常不符合大清國情。好在康熙皇帝敢於搞體制改革，命令二十名大臣去觀象台測驗，發現用西洋辦法算的時間更符合天象，於是從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開始，清朝官方承認並推行了一天96刻的制度，進一步推廣了西洋鐘錶。

於是在康熙皇帝時，大臣們已經都隨身帶表，以免誤了時間。那麼多鐘錶，自然有快有慢。

乾隆年間的大臣富察·傅恆家裡不僅自己帶表、家裡帶表，就連僕人也都隨身帶表。為的就是互相印證，以免誤時。當時上流社會佩戴鐘錶如此流行，以至於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鐘錶進口市場。

然而表有誤差這事是說不準的，有一天上朝，富察大人的表就慢了，以為沒到時間，晃晃悠悠上班，進門一看皇帝在裡面等著了。據說富察大人「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

對大臣來說，校準鐘錶的對象自然就是皇上，而皇上的標準時間，是紫禁城交泰殿的自鳴鐘。

但對皇室貴族而言，鐘錶更重要的功能不是計時，而是奢侈品。所以他們會要求鐘錶越奢華越好，裝飾越多越好。

乾隆皇帝是鐘錶的狂熱愛好者，他每年要訂購價值3萬到6萬兩白銀的鐘錶，而且「務要是洋做者方可」，必須原裝進口，而且在上諭中要求採購的官員「不必惜費」，不要怕貴。

火車和航船，逼人守時

時間對於的鄉村或者偏僻的城鎮或許無所謂，但是對於其他地區卻不盡然。

例如上海，它是近代的「魔都」，自打開埠后，外國人首先帶來了統一的城市時間。

19世紀80年代，上海法租界當局便在外灘搞了一個木結構的氣象信號台，除進行天氣預報外，還在正午時分利用台頂落球報時。此外，在上海各國租界，外國人還紛紛修起了鐘樓，從英國、美國或者德國進口巨鍾安置樓頂，按點報時，成為統一時間的標準。

當時詩人作詩歌詠：大自鳴鐘莫與京，半空晷刻示分明。到來爭對腰間表，不覺人歌緩緩行。

作為當時的航運中心，上海還出現了近代第一條營運鐵路——吳淞鐵路。也發布了火車時刻表。

相比鐵路事業，航運業的布局同樣不遜色，而且部分地區統一的標準時間正是由於它們的興盛而率先提出。

截止到1899年，依條約規定，大清政府開放了南到廣西北海、北至遼寧營口的31個商埠，並包括若干沿江城市，例如南京、漢口、重慶等。最初進出港口城市的外輪、洋商等，需要有統一的時間來協調。不然貨運遲到、航船早發，大家都得打起來。

於是，1902年海關推出「海岸時」，海岸時「以東經120度經線之時刻，為沿海各關通用之時」。它的便利，讓鐵路事業的工作者們看到了甜頭，也紛紛採用。

人民因為車、輪船的出現，固定時間的運行，不得不搭上了「趕」交通工具的「賊船」，就再也停不下來。

統一時間，還得靠打仗

海岸時畢竟只是一部分地區的標準時間，神州大地其他地方又該如何?

1919年，北洋政府的中央觀象台提出劃分五個時區的方案，以照顧全國人民的感受。

方案中提出，五個時區即中原時區、隴蜀時區、回藏時區、崑崙時區和長白時區，前三時區分別對應世界標準時的東八區、東七區、東六區，后兩時區為半時區，五區換算標準時即8時、7時、6時、5時30分和8時30分。

彼時觀象台還推出時區的套餐——《曆書》，製作了各大城市標準時與地方時的對照表，以便老百姓遵循。

悲催的是，北洋政府是個弱勢的政權組織，操作時間的方案墨跡未乾，就被國民政府取而代之。它繼承了前任的標準時劃分方案，加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報時技術的改善，推動了五時區中，尤其是東八區中原標準時的擴展。例如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可見可聞的電報、廣播，還有人流集中地懸挂的大鐘。

顯然，這個五時區的搞法是非常麻煩的，很快受到了交通事業的挑戰。

20世紀30年代，西北的隴海路、西南的湘桂路的竣工，並且航空事業的橫插一腳，使得大力推動大範圍的標準時成為緊要的事情。

不幸的是，這一時期遭遇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等到政府遷都重慶時，內政部決定自1939年6月1日起，「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它對於推動全國各省市執行標準時是個福利包。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又恢復使用中原標準時，重慶、成都、昆明等地照舊用隴蜀時。

然而，隨著人民解放軍由北至南、西南、西北戰場的節節勝利，不統一的標準時狀況因為協調戰場的指揮而得到統一，那就是使用中原標準時。

1949年9月27日政協會議通過定都北平的決議，十天之後西安人民廣播電台表示，「本台時間以北京時間為準」。(據國家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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