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規避：西方治理模式顯露三個弊端

6 月23 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其他領導人在歐盟峰會上就改革共同庇護制度進行商討，以應對日益突出的難民問題 葉平凡攝

數百年來，世界霸權「接力棒」一直在西方世界內部傳遞：從威尼斯到荷蘭再到英國，再傳給美國……以此為主導的西方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近現代世界。這種模式的生成與存在，對人類文明進步有做出貢獻的一面，但走到今天，其積累和暴露出的諸多弊端，令其遇到諸多難解的困擾。有學者指出，其自始至終就存在三大矛盾：「矛盾累積的困境、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和地緣文化論的困境。」

兩極分化加大致使國際體系失衡

西方國家奉行的是資本主義模式，曾使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使人類社會在短期內創造的財富，比歷史上所有時期創造的社會財富的總和還要多。然而，這種生產方式先天存在兩大結構性缺陷：一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矛盾，造成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二是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兩極分化的矛盾，造成階級階層矛盾持續激化。西方曾主張和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又將這兩大痼疾在更大範圍內複製和放大。

在這種全球體系中，「中心國家」壟斷了知識、技術、資本和遊戲規則，「邊緣國家」只能出賣廉價勞動力和各種原材料，換取「中心國家」所提供的高價值製成品，導致世界貧富差距日趨加大。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60年代確定的101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只有13個國家在2008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世界範圍內貧富分化加劇，造成南北矛盾日益尖銳，並由此滋生出諸多全球性問題。

近年來，經濟金融化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特徵。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金融工具僅占所有投資額的25%，到2008年這一數字已攀升到75%。目前世界石油期貨的價值是實際石油生產和消費的10倍，全球外匯交易量是全球貿易總值的73倍，全球利率衍生合同總額是全球GDP的9倍。金融資本並不創造財富，卻參與實體經濟所創造財富的再分配，由此導致社會平均利潤率進一步下降，從而使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繼續向縱深發展。

在此背景下，金融全球化就有可能將世界帶向更加危險的境地。目前金融全球化的核心仍是美元霸權。而美元霸權體系徹底顛覆了傳統國際經濟體系的行為邏輯：美國生產的是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世界其他國家則生產可以換取美元紙幣的產品。

這種美元霸權對發展家尤為不利：它白白撿走發展家的出口果實。而發展家為穩定貨幣和賺取外匯，只能採取「出口導向」發展戰略，以競相壓低的價格向美國出口美國需要的產品。最後，發展家為防止本國貨幣崩潰，還只得將所有剩餘美元再投資到美國國債上，造成發展家嚴重缺乏資本，教育等各種公共福利日趨萎縮。正所謂，「在金融帝國主義時代，生產者不能從生產中致富，他們被鎖進一個低工資的血汗工廠生產體系。」

因此可以看出，相比於工業資本主義體系，美國主導的金融資本主義體系更殘酷更無情，在全球範圍內造成「1%對99%」的貧富懸殊。目前，世界基尼係數達到0.7左右，遠超過0.4的警戒水平。在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相當於底層90%～95%人口的凈財富，且這一趨勢還在加速。

放眼全球，需要看到資本主義秩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粘合在一起妨礙了世界生產力發展的一面，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受到的一些威脅，也緣於此。數百年來，資本主義為延緩危機，除了新技術革命，還依靠全球化實現資本「空間轉移」。有研究稱，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后，蘇聯70年積累的幾十萬億美元優質資產中，有28萬億美元資產被歐美跨國金融資本以幾億美元廉價收購，西方資本主義秩序內部結構性危機得以極大緩解。

時至今日，「冷戰紅利」早已消化殆盡。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也在這一階段日趨凸顯，國際經濟秩序中的「資本積累賭場化、國際交換兩極化、獲利方式暴力化」病症亦顯露出來。2008年在美國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2011年「佔領華爾街」等諸多事件，表明延續數百年的資本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面臨著系統性危機。改變現行國際經濟秩序日趨成為新的時代要求。

強權政治導致世界日趨動蕩

近現代國際關係本質是西方歷史的產物。相當長時期內，西方各國為爭奪權力和生存資源的紛爭不斷。

源自歐洲的國際政治觀，有不少對人性與現實世界的悲觀和消極論斷。一些政治理論認為社會進化同生物進化過程一樣，是一種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自然過程。西方國家政治家將此引申到國際關係領域，就是崇尚「強權即真理」的強權政治理論。

這種強權政治理論體現在地緣政治領域，就是想方設法對歐亞大陸「分而治之」。比如，英國和美國都是孤懸於歐亞大陸之外的海權國家，其地緣戰略的基本目標，就是儘可能弱化和分化歐亞大陸國家，使之無力挑戰海權大國。英國控制歐洲大陸乃至整個歐亞大陸的基本政策，就是「分而治之」，使大陸各國勢均力敵，並相互敵對，由此使英國可以「光榮孤立」。丘吉爾曾總結說：「英國總是參加不那麼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是哪一個國家。」

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並基本繼承了英國的地緣傳統。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核心目標，就是防止出現潛在挑戰者，阻止歐亞大陸內部整合，為此想方設法製造糾紛、動蕩、衝突，以便使美國從容扮演「離岸平衡手」角色。

布熱津斯基曾說，「美國有必要防止歐亞大陸出現有能力主導歐亞大陸的挑戰者，因為那將對美國構成挑戰。為此，美國應採取兩大基本步驟：首先，美國要找到有可能引起國際權力再分配的歐亞大陸國家，辨別其政治精英的外部核心目標;其次，制定專門的對外政策對沖、協調或防控上述情況。」為實現上述目標，美國在冷戰時對歐亞大陸「超級大國」蘇聯採取了多方遏制政策。冷戰結束后，布熱津斯基等戰略家又希望「歐亞大陸巴爾幹化」，北非-中東-高加索-中亞-印度的歐亞大陸，變成相互征戰的黑洞。

歐亞大陸「巴爾幹化」，符合美國的地緣戰略目標，卻使相關國家內部內訌不斷，無力阻擋西方的霸權干涉。霸權肆虐成了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由「穩定綠洲」變成動蕩淵藪的一大原因，使這些國家成了恐怖主義重災區和全球難民輸出地。目前，北非和西亞內部流離失所者接近1200萬人，是2005年時的5倍，上百萬難民湧入歐洲。這從側面表明，霸權主義仍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源。

西方價值觀前路困頓

近代以來，西方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強大，使原本屬於「地方性知識」的西方文化成了強勢文化。西方文化中的優點，尤其是推崇的理性思維和科學精神，構成了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西方價值觀也存在先天缺陷。

從思維方式看，西方價值觀帶有形而上學色彩。西方文化思維方式帶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特徵。一些西方國家總是不自覺地強調「西方中心論」，將西方文化視為「普世價值」，動輒強加於人，對其他國家進行符合其西方價值觀的「民主改造」，並冠以「文明改造」的面紗。

從文化結構看，西方文明存在道統與法統相脫節的「精神分裂」。西方文明原本有兩大源頭：強調民主、法治精神的希臘羅馬文明;強調倫理和信仰價值的希伯來-基督教文明。二者相互補充，構成西方文化的兩個支柱。然而，人們發現，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西方日漸形成「凱撒的歸於凱撒、上帝的歸於上帝」的政教分離模式，原本相互依託的道統與法統分道揚鑣。

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將這兩個特性分別定義為「宗教衝動力」和「經濟衝動力」。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這兩股力量彼此糾纏，相互制約。而在完成資本主義開發工作后，二者變得相互敵視並害怕對方，資本主義精神只剩下「經濟衝動力」。這種高度物化的價值觀，曾是古羅馬和拜占庭文明墮落的先兆。

長期以來，儘管西方倡導的西式價值觀存在弊端，但由於西方大國在經濟和軍事領域長期主宰世界，有能力將這種「單向度」的價值觀強加給整個世界。近年來，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量已經超過西方國家，西方主宰世界的能力開始由盛轉衰，非西方國家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影響力上升，世界有可能選擇不同以往的新型價值觀和世界治理理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預示著200年來單靠西方文明引導人類社會的道路越走越窄，人類正在尋找更加適合自己的新文明觀。

【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原載於「瞭望客戶端」2017-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