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兵 譚笑 | 公眾理解科學的修辭學分析

作者 劉兵（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譚笑（中山大學哲學系）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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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公眾理解科學的發展和困境

20 世紀 80 年代時，英國皇家學會理事會指定成立的調查小組為了科學和社會的普遍利益而進行了公眾理解科學的調研，此次調研形成的《博德默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Science, 簡稱 PUS）的概念。這份報告中明確了公眾理解科學的重要意義，認為公眾理解科學嚴重關係到國家繁榮昌盛、提高公眾和個人決策質量以及豐富個人生活。（李正偉、劉兵，2003）雖然此前許多國家都展開了關於公民的科學態度的調查，但是直到《博德默報告》才真正較全面地理解並提出了「公眾理解科學」這一概念。而它的形成也正式宣告了公眾理解科學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誕生。這份報告之後，於 1986 年英國皇家學會、英國皇家研究院和英國科學促進會聯合組成了公眾理解科學委員會（COPUS）。這個委員會的成立使得公眾理解科學成為了科學家的一個基本職能和一項正式職業。

《博德默報告》對於「公眾」「理解」「科學」這三個核心概念都做出了全新闡釋。它將公眾定義為科學界之外的普通民眾，並做出了細化的分類 ；認為理解不僅包括對科學事實、科學知識的理解，還應包括對科學方法和應用限度、實際影響、社會後果等的理解 ；而科學則更廣義地包括了除現有的學科領域外的對自然界的系統調查及其知識運用。它突破了原來科學家說著晦澀的行話、而公眾停留於認識科學「黑箱」的外包裝上的局面，在科學、科學家、公眾三者之間開拓了一條溝通的渠道。

但是在公眾理解科學的初期仍然遵循著傳統科普的模式，即科學以居高臨下的氣勢向公眾灌輸。它以公眾在科學方面的無知為基本預設，公眾個體相對於科學共同體的成員總是欠缺科學知識或科學方法，科學家相對於公眾具有一種優越感，採取自上而下的教育以及協調一致的公關策略，在知與信中側重信（劉華傑，2004）, 將公眾理解科學大致等同於公眾讚賞（appreciate）、支持科學。而國內的科普情況亦是如此，樊洪業先生的研究總結表明「傳統科普」的特點是 ：「第一，科普理念，是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中衍生出來的。第二，科普對象，定位於工農兵。第三，科普方針，須緊密結合生產實際需要。第四，科普體制，中央集權制之下的一元化組織結構。」（劉華傑，2004）這種公眾理解科學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國學者杜蘭特的缺失模型。缺失模型簡單地將公眾問題化、科學神聖化，認為公眾理解科學這個關係中出現問題就是在於公眾掌握的科學知識太少，公眾掌握的科學知識越多，越支持科學就說明「理解」得越好。這個模型遭到了很多學者的反對和批判。它塑造了一種錯誤的科學形象，割裂了科學對公眾的意義的語境，對於科學自身的倫理等社會問題也沒有涉及。

但是隨著現代科技給社會生活帶來一系列的危機事件，典型的有瘋牛病、轉基因食品等，這些導致了公眾開始懷疑科學家和政府的角色，開始對科學的發展更加不安。2002 年 2 月英國參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做出的題為《科學與社會》的報告集中體現了公眾理解科學中另外一個方向 ：公眾對科學的懷疑和不信任。公眾不再遠離科學，反而對科學有很高的興趣，但是他們持一種否定態度。主要是由於他們發現科學無論是建制、產生、應用等方面都涉及了許多政治、經濟、倫理等方面的因素，不是那麼獨立或純粹。因此科學失去了它的權威形象。而在現代大科學的情形下，科學事業如果沒有公眾的支持將會受到極大的阻礙和局限。在這樣的新語境下，公眾理解科學如何進行新的研究和實踐？對於這個問題，科學修辭學給出了一個新的視角和進路。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學者開始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研究科學。這兩個領域自古希臘以來便被視為兩個對立的學科。但是隨著科學的神聖形象逐漸被社會學等多種資源解構，越來越多的學者將修辭學引入科學哲學等科學元勘的研究，展現出了一種嶄新的分析視角，也形成了一個新的領域——科學修辭學。公眾理解科學領域同樣吸引了修辭學的關注。在公眾理解科學的過程中，科學家如何將科學文化傳播給公眾，公眾和科學家如何達成共識，這些都是現實的修辭行為，都是修辭學的研究對象。

在科學修辭學領域中，阿蘭 · 葛洛斯首先最明確地提出了將公眾理解科學作為修辭學的一個興趣領域。泰勒和齊曼更明確地將修辭研究和公眾理解的討論聯繫起來，並提出了主要的問題。另一部分社會科學家（如科林斯、平奇、洛克）等人則指出公眾所缺失的不僅是自然科學知識還有社會科學知識。他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都使用了修辭學上關於受眾劃分的兩個對應概念。

從柏拉圖 / 亞里士多德的時代起，就將修辭的受眾劃分為「技術性」領域（technical sphere）和「公眾」領域（public sphere），這是公眾理解科學領域中引用的最早也是最廣泛的一對修辭學範疇。這對範疇對於重新認識缺失模型有很大的幫助。

8.2 對缺失模型的批判

這種結合最初來自法瑞爾（Farrell）和古德萊特（Goodnight）。他們從柏拉圖 / 亞里士多德的傳統出發，提出了對應的「技術性推理」和「社會性推理」。他們將「技術性推理」定義為「那些專業論壇特色的推論模式，其中的話語由於特定的信息領域功能需要而被編碼化，並且依據巧妙程度來評判」。與之對應的是「社會性推理」，它的推論是「通過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偶然性結合緊縮之後促成的，提倡者的論斷實際上附帶著相關者的利益，並且是根植於有能力的受眾一般性認識之上的。」（Farrell and Goodnight,1981）也就是強調技術性推理著重於功能性而社會性推理更多的是偶然性。這與古典修辭學中劃分是一致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技術性領域應該是沒有修辭的而且應該排斥修辭，因為技術性領域是真理的領域，而修辭僅僅是作為花邊點綴在真理之上面向非專業人員、公眾和推理方式沒有受到專業訓練的人。更準確地說修辭的推理是一種不完整甚至不真實的三段論推理，它沒有給出嚴謹的前提、論證和結果，而是空出一些部分依賴於受眾來填補，這一部分正是修辭學大有作為的地方。受眾依賴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知識和推理，而這種推理通常呈現一種非常嚴重的非邏輯特色，日常的談話中不僅不會嚴格遵照邏輯的步驟，甚至連語法都不一定符合。亞里士多德正是看到了修辭推理和日常推理的這種特色，才指出將常識作為一種有效的說服方式的組成部分。這樣的劃分也就意味著受眾相對於專家是缺失的，起碼在推理方式和背景知識上是缺失的。這也正是缺失模型的重要前提和主要弊病。

但是修辭學中認為，一位修辭者能夠出色地說服受眾就在於修辭不止於邏輯，而是要調動更多因素使得受眾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與預期的結論建立起聯繫。因此這種不完全的三段論式不是一種邏輯推導而是一種意象性的建構。（Locke, 2002）也就是說修辭者的任務是要在受眾和他希望受眾接受的觀點之間提供一個鏈條，這個鏈條的構成可以非常豐富多元。而受眾不接受修辭者的論點並不是必然因為他們本身理解或推理是錯誤的，有時受眾的推理能形成對修辭者的論斷的一個嚴肅的解構和批判，關鍵原因是這根鏈條搭建得不夠合適。因此，在公眾理解科學的領域中，科學家對公眾的修辭過程中，公眾不理解科學並不一定是由於公眾在科學知識方面的缺失。所以公眾理解科學不能如缺失模型僅僅將公眾問題化。以阿蘭 · 葛洛斯為代表的一批修辭學家倡導在公眾理解科學領域以語境模型取代缺失模型。

8.3 語境模型的方法論

修辭學最大的特色與優點就在於它將受眾放到了一個中心的位置，強調一種情境性。在現存最早的關於公眾理解也是關於修辭的著作——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一書中就強調了修辭要針對不同的案例和情形、不同的受眾進行不同的修辭。他對三種最主要的修辭情境和行為做了區分和說明 ：情境是慶祝性的，就要應對以辭藻華麗式的（epideictic）；情境是法律性的，就要應對以辯論式的（forensic）；情境是政治性的，就要應對與協商性的（deliberative）。語境模型正典型地體現了這一特色，它主要是一種案例分析的經驗研究方式，強調在案例中分析在具體的場景中現實中的人的行為和事件。在語境模型中，修辭和修辭分析扮演著主要的角色。

但是相對於缺失模型，語境模型面臨著嚴重的方法論危機。因為缺失模型在杜蘭特等學者那裡已經建立了良好的調研方法和統計分析，是一種非常成熟而正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然而語境模型在方法論上則顯得不那麼可靠，因為它依賴於具體案例的分析，但由於各案例的結論的相對性，這種方法被認為不能得到普遍的社會科學知識。約翰 · 斯圖亞特 · 米勒（John Stuart Mill）就明確指出，案例分析的方法不像試驗那樣可以被控制，因此它們不是一種正確的方法，換言之，它們只是累積一個一個的分析結果，而沒有實質性的增加。

事實上，語境模型研究方法的一些具體實踐似乎也印證了這種批評。羅伯特 · 派恩（Robert Paine，1992）的拉普蘭馴鹿牧者的案例和溫（Wynne，1996）的坎布里亞羊的案例都是對於西歐的切爾諾貝利災難的分析，也就是對於同一事件中同一階級的平行分析，並且都是由於政府對地方性需要的漠視而造成了公眾誤解科學。但是它們在認識論上卻不那麼協調，彼此從非常不同的理論出發。派恩研究的案例是在核泄漏事故之後，拉普蘭馴鹿牧者和挪威政府都希望減少對馴鹿的輻射污染。一個辦法是在動物的嘴裡放置化學葯筒，一個是選擇性飼養。政府的專家擔心操作的可能性更加傾向於前者，而牧者則根據自己的地方性知識更加傾向於後者。最後的結果是同意了選擇性飼養。地方性知識取得了勝利。案例的落腳點在於「兩種知識（科學知識和地方性知識）之間的競爭」。而溫研究的案例是在核泄漏事故之後，為了保證被輻射羊群不進入市場，政府根據專家的研究實施了禁令，但是由於污染沒有如專家預期的在短期消失，禁令時間一拖再拖，給農民造成了極大的經濟損失，使得農民在後來如污染源等問題上失去了對專家的信任，甚至猜疑專家、政府和核工業之間的共謀。案例的落腳點在於分析公眾理解科學過程中信任的複雜而多維度的社會基礎。這似乎就表明了這樣的案例分析缺乏宏觀的理論性的探討，不能得出嚴密的社會科學知識。

葛洛斯（Gross，1994）回應了這種批評，他引入了亞歷山大 · 喬治的觀點，認為案例分析雖然帶給我們的是對於事件的細節描述和總結，但是只要對同類的案例進行比較和重構，就能在它們中發現明晰、可檢驗的命題假設，從這些命題假設出發就能展開理論探討。這樣就帶給了案例分析方法一種嚴密性。葛洛斯對派恩和溫的案例進行對比研究發現，即使它們不是引用的同樣的事實，但是它們說服的方式是相同的。派恩的研究中明顯沒能注意到在他所描述的普遍的不理解和相互不信任中有一件成功的例子 ：最後牧者選擇的方式得到了實施，在這一點上實際上達成了公眾理解科學的一種成功。拉普蘭人選擇的是那種他們擁有全部的社會控制以及其應用非常依賴於地方性知識的方法。在這個方法的有效性上，拉普蘭人是信任科學專家的。專家懷疑的是選擇性飼養的可行性而不是有效性，這種可行性正是地方性知識所能準確判斷的。這種勝利既不是地方性的勝利也不是科學知識的勝利，而是二者結合的產物。這其中存在一個這樣的命題假設 ：將公眾理解視為科學知識和地方性知識的結合產物和公眾對政府專家的信心有直接的關係。而挪威切爾諾貝利政策的整體失敗也是有這個假設而得以解釋，也就是僅僅將公眾理解看作是科學知識的貫徹實際上直接導致的就是公眾對政府專家的不信任。溫解釋英國切爾諾貝利政策的失敗同樣也是蘊含著這樣的命題。正是政府專家忽視了地方性知識這一方面才導致了不信任。

因此，語境模型雖然不能達到實驗室中的那種嚴格，但是在認知上是能夠得到社會科學知識的。而語境模型的案例研究模式則正是修辭學分析的重要舞台。

8.4 對科學傳播的具體實踐的解構

首先，修辭學的分析對於處理科學傳播中的具體實踐有直接的指導評判意義。麥克唐納和希爾維斯通的《食物的思考》就是研究在展覽中傳遞給觀眾的科學信息的效果與修辭的關係。在這個案例中，展覽的主題是食物中毒。展覽最後帶給觀眾的總體觀念是食物的安全問題應該是消費者來負責，而不是生產者和處理者，只要食物是科學和工業的產物，那麼它就是安全的，只要它是危險的，那麼責任一定在消費者。在整個展覽中，除了在第三塊展板中以很小的字體中的一段文字提到了工廠的腐壞，沒有在食物中毒和馴養動物被養殖、處理或銷售的方式之間體現任何的因果聯繫，暗示給觀眾的食物中毒的原因是由於洗滌不當而造成的家庭廚具的污染。

在談到食物中毒的危害性上，展板設計得非常喧鬧而且配以與這種氛圍相悖的信息。每塊展板的頂端都是嚇人的骷髏頭和交叉的骨頭，但是在信息上，第一塊展板提到食物中毒的道德問題，卻用的是最小的字體，第二塊展板展示食物中毒的病因學和癥候學，則以不適時宜的漫畫卡通形式來表現。在隱藏的概念框架中實際上就將食物中毒和食品製造加工業分離開來。在物理空間上，展板被放置在「食物和身體」和「工廠中的食物」兩區之間一個短小的走廊上，占整個展區的不到百分之一，很難吸引到參觀者的注意。食品製造過程佔了絕大部分的展覽空間，而且這些空間都是黃金展區。展覽大致的形式類似於大教堂，由兩邊的神殿簇擁形成兩條走道引向中央廣場。對展覽設計時工作人員的顧慮的追問也證實了這一展出方案的本質。當時，一位團隊成員就提出擔心將這個展覽變成對食品製造業的頌歌，但是在最後定稿的時候，另一位團隊成員最後確定了將食物中毒爭論邊緣化的決定，他指出 ：「我們畢竟是在科學博物館里。」最後的展出也正是如此 ：食品加工業及其所支撐的科學成為了一種值得敬畏的對象而不是作為一個可以批評和重新審視的社會性產物。（Gross,1994）

展覽中同樣體現出了設計者希望觀眾理解科學和工業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上保持被動狀態。在展覽中唯一一個所謂的「互動」環節中，就是讓觀眾按一下按鈕打開在家庭廚具中的污染區域的燈，這也暗示著這些污染源是通過「科學」的力量使之可見的，否則便會成為自然界不可見的規律。

這個案例的分析表明在公眾理解科學的實踐中，面向公眾的文本中文字和視覺上細微的差別帶來的傳播效應卻是非常不同的。公眾理解的「科學」會呈現出另一種不同的景象。而這種修辭行為的背後隱藏的是社會和政治的動力學。由於經濟、政治利益傳播者們通過反向的修辭技巧的運用造成公眾誤解科學，從而實踐自身利益最大化。修辭學的文本分析正是能將這種聯繫揭示出來，從而有利於公眾理解科學的實踐的良性發展。

8.5 修辭學分析對社會秩序的解構

修辭學分析不僅能夠對於科學傳播的具體實踐進行剖析，指出其中傳播觀念、傳播方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修辭學通過對公眾誤解的科學形象的解構，推動現實社會秩序的變革。也就是說，在公眾理解科學這一領域中，修辭學的分析不僅能在認知上帶來社會科學知識，在倫理上它也能發揮自身的作用。因為以語境模型為代表的修辭學分析方法是以具體的案例為基本出發點的，而案例中現實的人在現實的情境中必然是符合著倫理要求來進行自己的選擇和判斷的。同時，修辭學中包含著協商、辯論的傳統，這顯然有利於倫理判斷。而這一點在社會科學都追求嚴密性而逐漸放棄倫理的應然判斷時，顯得尤為可貴。

社會學家約翰 · 伽斯菲爾德的一個案例就很好地證明了修辭在這方 面 的 作 用。 他 在《 公 共 問 題 文 化 》（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Gusfield，1981）用修辭學的方式分析了汽車事故的責任問題。他分析了事故的道德秩序的起源，不僅有倫理和法律責任上的文化因素，有政治和社會需要的因素，另外修辭的運用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伽斯菲爾德首先指出汽車事故這個現實問題的原因非常複雜 ：路面交通情況、道路速度限制、汽車的安全性能以及司機的能力。司機的能力本身又是一個複雜的情況，它可能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視野不佳、夜間駕駛、雨雪天駕駛、不良的駕車習慣、年齡大、缺少睡眠，當然也包括服食一些精神類藥物和喝酒。但是即使事故中的司機確實喝了酒，那麼也不能那麼明確地判定這起事故就純粹是由於酒精導致。因為同樣是喝酒，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生理、心理反應，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形下喝酒也會有不同的反應。酒精也許只是一個十分微弱的因素。但是在社會體系中，無論是司法體系還是公眾的常識體系中，只要事故中的司機喝了酒，那麼事故的原因一般都歸於酒精作用，最後事故責任也指向司機。

但是，這樣的判定事實上是對其他因素的漠視，而由於這樣的漠視，也停止了這樣的追問 ：政府允許在夜間甚至在高速公路旁邊進行酒精飲料的消費，甚至提供便利條件是否應該負責？負責汽車安全問題的汽車製造商是否有責任？推而廣之，馬路修建者、酒精的製造和銷售者是否有責任？這些主體都被「醉酒司機」這個主體形象所遮掩，這些「醉酒司機」應該為他們不負責任的行為導致的災難負上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責任。即使是在今天，如果是由於沒有安全氣囊，由於飲酒駕駛、由於超級高速公路或公路失修造成汽車事故，汽車製造商、售酒商、政府也不會招致任何的責難或承擔責任。但是伽斯菲爾德通過分析指出，這其實是一個修辭上的轉換——轉喻（metonymic），即將原因的一個方面挑出來代表整個原因。在大眾媒體中、在日常言談中，「醉酒司機」也往往被塑造成搖晃著、蹣跚著的搞笑的形象，正是這樣令人厭惡而印象深刻的形象加強了轉喻的作用。「醉酒司機」僅僅是修辭手段中用於掩飾一種道德關係的最具戲劇化的創造，它將事故責任從汽車工業、釀酒者、酒吧和售酒店主、政府身上轉移開了。

伽斯菲爾德的修辭分析充分揭示了在被經濟、政治利益以及整個上層建築強烈捍衛的道德秩序之下，存在著一種修辭行為帶來的簡單化和扭曲的科學事實建構。這種解構的認識也最終將導致這個冠冕堂皇的秩序的改變。公眾將更加理性地、更加全面地認識科學技術，並且在技術的社會應用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8.6 小結

將修辭學引入到公眾理解科學領域中，不僅對於公眾理解科學的觀念、方法論以及模型等方面的理論探討有了一種新的視角，更重要的是，修辭學通過案例分析的方式對於科學傳播實踐、技術的道德責任等現實問題有著獨到的批判眼光和實踐推動力。